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人人想当官，人人羡慕当官。然而僧多粥少，官位有限，于是乎大家就千方百计地往自己头上戴空“官帽子”---娶媳妇者要被众人戴个“新郎官”的帽子，说书人要给听众戴个“看官”的帽子，哪怕是乡下放猪的放羊的、饭馆里跑堂的也要戴上“猪倌”、“羊倌”、“堂倌”的帽子，尽管这个“倌”字写起来比当官的“官”字多了个单立人的偏旁，但叫起来却与当官的“官”字的谐音一摸一样而神气了许多。

平民百姓如此，有个一官半职的就更是如此了。想当年唐朝刘禹锡先生官运亨通，鼎盛时期曾官拜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的正部级高级干部，然而好景不长，一不小心得罪了皇帝老儿，一下子被贬到安徽和州当了个比和州知县处级芝麻官还小的科级芝麻官通判，而且分配给他的福利房又小又破，刘先生牢骚满腹，一怒之下写下了千古名篇《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廉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但在这洋洋洒洒的高论后面，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刘先生即使在如此穷愁潦倒之时还忘不了驴倒架不倒地端着“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官架子，而不屑与没有功名官位的平民百姓交往。

中国知识份子深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而千军万马地争挤在有望博取功名、加官进爵的科举取仕这一座独木桥上。然而还是僧多粥少，功名有限，名落孙山的倒霉蛋是远远多于金榜题名的幸运儿的。少数金榜题名的幸运儿当然可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唐.孟郊《登第》）了，可是大多数名落孙山的倒霉蛋的心情就大不一样了，悲痛欲绝者有之，自暴自弃者有之，愤世嫉俗者亦有之。最典型的就是北宋才子柳永，他虽然才高八斗，但就是不入僵硬死板的科举考试这一经，科举场上，屡战皆北，心灰意冷之下，填了一首《鹤冲天》词：“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词中口气颇大，说是别看我是一介没有功名官位的白衣百姓，我的才能可是公卿宰相这一档次的。柳永虽然在“白衣卿相”的自我陶醉中获得了暂时的心理平衡，但这对他实际境遇的改善不仅毫无帮助，反而使他的仕途从此彻底的没了希望。据说当朝的皇帝宋仁宗看到柳永的《鹤冲天》后批了一句“何用浮名，且去浅斟低唱”，另有记载宋仁宗只批了四个字“且去填词”，但不管宋仁宗对柳永的《鹤冲天》的御批是让他浅斟低唱还是让他填词，总之柳永孜孜以求的企盼龙颜眷顾的功名官位算是就此彻底地泡了汤。从此一代才子就以“奉旨填词”的自嘲在烟花柳巷里醉生梦死地了却一生。

由此看来，“白衣卿相”也者，只不过是失意文人的一种于事无补的自我麻醉罢了。而且细分析起来，这种自我麻醉还很让人瞧不起，因为在它的平民白衣的下面还深深地隐藏着企盼有朝一日“再得龙头望，明代又求贤”而为卿为相、加官进爵的梦想。相比之下，项羽在看到秦始皇出巡会稽的仪仗时发出的“彼可取而代之（我完全可以取代他）”的进取豪言和刘邦看到秦始皇南巡的仪仗时发出的“大丈夫生当如此（有作为的人活着就应该这个样）”的自励感叹就比柳永的科举功名失意后自欺欺人的酸溜溜的“白衣卿相”自喻强得太多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赞赏项羽和刘邦的进取豪言及自励感叹并不是主张大家都去争取作皇帝，而是认为人生在世人们在精神上都是平等的，不存在精神上谁比谁更高贵的问题，这颇像佛教的最高精神境界是不拜佛的“佛我无别”的意念一样，在俗世上的最高精神境界是藐视任何帝王的“彼可取而代之”的意念。拥有这种意念的人就是主宰自己意志、永不言卑的精神帝王。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精神帝王”中的“帝王”这个名词只是在对自己拥有完全的尊严、自由的意志、独立的人格方面的借用，而丝毫没有对他人专制独裁、残暴奴役、思想禁锢的意思。从这种意义上说，人人都可以作精神帝王，人人都应该作精神帝王。这种精神帝王其实正是具有独立人格、独立思考能力的自尊自强的大国民，而这种大国民精神正是对麻木不仁、逆来顺受、软弱窝囊的中国人劣根性的彻底的颠覆，而这种颠覆则正是重塑国民精神，将中国最终建成一个民主自由、繁荣昌盛的现代化强国的基础工程。

全体中国人民都成为精神帝王之日，必是中国成为民主富强的国家之时。这是毫无疑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