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孔子说事
[1]

要在中国思想，绕不开孔子；国学的恢复，也绕不开儒学。这大约是为什么中国不出思想家的一个缘故。等你泡好了茶，准备好了香烟，说思想一回吧，孔子就先跑来了，儒学就先跑来了，堵在你思想的门口，像多么大一座山，让你的思想找不到个出路。
　　
　　 于是，需要先挖掉这座山在思想。山挖掉了，孔子的身影，儒家的身影，又上了你的身，那么大个阴影，压在你的身上，像好大的一场雾。于是，你只有放慢车速，再放慢，甚至时常被禁行，这禁行很有意味，说是为了中国文化安全。这大约是在中国不出思想家，只出权谋家、阴谋家、兵家、政治家的原因。
　　
　　 当下，中国人正在忙着要恢复国学。当然，他们把国学有了个定义：是指包括孔子的儒家在内的所有优秀的传统文化。意思是包括了道家在内，包括了道教在内，包括了佛教在内等。意思好像是说，要把中国文化做成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种文化，那种样子，那种辉煌。特别是曾经有过的那种辉煌，似乎极具有吸引力。
　　
　　 这不，孔子就来了，儒家就来了。一说到恢复国学，恢复传统文化，所有知识分子，首先想到的，当然是孔子，和孔子的儒家，这可是中国两千年正统文化传承，不首先恢复儒家还要恢复什么？
　　
　　 乔鹊桥独自在中国思想。乔鹊桥说，以中国当下知识分子的认识能力，恢复国学，就是以恢复儒家文化为主体。中国知识分子们欢呼雀跃，开私塾，穿汉服，做孔子庆典，读经，一时间显得祥云兆体，凤凰来临。这好啊，读书人又终于有出头之日了，高傲之日了，看他们走路，步子都不一样，小腿迈得高高的，两肩向后，超过了三个臀部的向后度，那小嘴蜜的，像是胡主席给他们嘴里偷偷塞过蜜糖。
　　
　　 乔鹊桥独自在中国思想，很累。说，就这样真的要恢复国学了？上世纪“五四”那一帮人，下那么大劲，把国学往死里整；毛泽东主席又继续革命。1919年到2019年，这眼瞧着就100年，百年功夫，就都白下了不成？乔鹊桥独自在中国思想，五四时期那一代，解放以后那一代，文革中间那一代，最少是三代人哪，三代人的功夫哪，他们，不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吗？

[2]

“五四”以后三代人都错了吗？百年在即，眼看看孔家店真的被推翻，2000年封建文化，好不容易被打扫个干净，你以为容易吗？当时可是连吃奶的孩子都用上了吃奶的劲，就连目前一些办私塾、穿汉服的那几位，别脸红，站出来，当年也是这么用劲的。 好不容易打扫干净了，弄得中国再也没有一点文化了，再也没有一点传统文化的东西了，在邓小平同志开放的春风里，西方文化，才能够畅通无阻地飚扬于华夏大地。容易吗？听说，周灭商朝以后，有不食周粟的人，想想百年反封建、破四旧的不容易，我就想做今日不吃周朝粮食的那个人。
　　
　　 乔鹊桥独自在中国思考容易吗？很难哪，一个眼中噙泪的人！
　　
　　 孔子有什么好？儒家有什么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到了今日，不就是想强盛吗？不就是想向世界强国的位置上摆吗？这跟恢复国学有关系吗？有什么关系？有多大关系？如果也可以没关系，就别恢复国学了，就别招惹那东西了，就别招魂似地再招回来那没出息的东西了，行不，中国？
　　
　　 是不是觉得，中国历史上几个大的朝代，在建国一甲子，做稳了江山之后，都有过一个盛世出现的时期，这个盛世出现或不出现，与能做多少年江山有些联系？是不是？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江山万岁万岁万万岁，我们需要做这么一个盛世起来？是不是？
　　
　　 事情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拿大汉朝来说吧，刘邦开国后，前206年至前143年，出现过文景之治的盛世，当时做出这么个盛世，用的不是儒家的思想，不是用儒家思想做出来的，偏偏是用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给做出来的。这一点，要清醒，一定要清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以后的事，是维持盛世局面要做的事。怎么样，搞清楚，提倡恢复国学不对！提倡恢复国学，把孔子与儒家，带了起来，把束缚人们的思想、统一人们的思想，带了起来。这不好啊，一个国家盛世的来临，需要人们的思想、意识、观念、知识，都是开放状态的，接受状态的，先不要做一统，那样急于一统，是容易把要到来的盛世萌芽给统死的，国家阿！

[3]

当然，盛世之中，还有个唐朝。好像唐朝初期那些年，李家的天下，要认道教始祖的老子做祖宗，把道教往高出捧，也没见单独高抬孔子，高抬儒家。汉唐盛世，相应的文化，都有这样一个形成过程：先道后儒的过程。都是有道教无为而治，让民生息，才出现的盛世，形成的盛世。不知当代怎么就造成了一种“盛世必尊孔”的错觉呢？怎么就造成了呢？
　　
　　 当代则不同，刚提出要恢复传统文化，恢复国学，儒家的子孙们就起来了，咋呼起来了，热闹起来了，把官方也给搞懵乎了。一些官员也到祭孔的现场露脸去了；拿着秘书写的讲话稿，到大学讲四书五经去了；官方的新闻工具，也在把握分寸地讲起了《论语》。问题是，这不符合大国开盛世的规律，不符合，绝对的不符合！要真想开盛世，就应该实实在在追随着汉唐那么先道后儒的方法走。先道后儒，按照个顺序来，别搞错唠。只有先道后儒，无为而治，思想生息，文化生息，之后，在用儒家来拿捏他们。
　　
　　 不道先儒，很危险，开不了盛世。
　　
　　 或许只是思想一统的翻版。
　　
　　 况且，孔子没有那么伟大。要注意的是，我说孔子的坏话，是在孔子身上下过功夫之后才敢说的。先堵一堵一些人的嘴：别说我不懂孔子批孔子。1995年，孔子热还没有完全起来，我就在孔子身上做了些功夫，用的时间是10年，这个10年，是完全的10年。是放弃工作与任何事情后的10年。10年时间，我走进了古庙，吃斋饭，无淫欲，用10年时间读儒家的四书五经。其间，重走了孔子周游列国的路。如此下真功夫研究儒家与孔子的，我相信，中国唯我一人。
　　
　　 我实在是太敬重孔子了，太热爱孔子了，好孔子，他可以做我的兄弟啊！我说的是，我敬重孔子那样求道的精神，追求文化的精神！是的，为了追求道，我下的功夫，不比孔子小——这是我学习孔子的方式。

[4]

有人这样感叹：“哎，理解，但才疏学浅，难有作为阿。”一个演员，活得不得意，出家去做尼姑，可以调动国人的关注热情；一个诗人，写不出好作品，用身体写一下，可以引起国人的关注热情；一个为了走出农村吃上城市商品粮的人，照顾了已经死去妻子的丈人数十年，可以引起官方的关注；一个好人好事，可以被新闻炒作得满天下。——这些重要吗？而为了寻找民族之道，文化之道，对于道的复兴，我入山林，进寺庙，在路上。不过，我不发出这样的感叹：“哎，理解，但才疏学浅，难有作为啊。”我不发出，我很坚决，有孔子在上，有孔子在前，困于陈蔡，如丧家之犬，为了道，孔子也寂寞，孔子在世时，不容于世，不被社会所理解。
　　
　　 孔子说，到死的时候，如果还不能把名留在世上，是很不安的事情。我不这么理解，我想，得道，是很个人化的事情。我的人生，由于追求道，得到道，而显得充实，而显得有了自己一个自在的独立世界，这就可以去了。
　　
　　 是的，我想以平等的姿态看孔子，议论孔子，批孔子。你们可以说，先天易，你小子有什么资格与孔子平等？你小子也太自大了？你小子也太让人笑话了！你们怎么说，无所谓，只要孔子不从坟墓中起来说我，就行；只要你没有到得也像孔子那样的水平后再来说我，就行。
　　
　　 孔子这个人，确实有点坏。他出生在鲁国吧，对于孔子来说，鲁国是他的祖国。（其实宋国是孔子的祖国，这是死人都知道的事情）研究孔子，看透孔子，这一点不敢忽略。这鲁国是周公的封地，这是孔子之前600年以前的事情。孔子出生后，鲁国的掌权者，依然是周公的后人。孔子这棵苗，就是被种植在了这块地儿。这对孔子一生的影响，是很大的，是绝对的，是方向性的。
　　
　　 天哪，孔子，多么优秀的资质啊，多么优秀的种子啊，这颗种子，有没有种错了地儿？如果孔子不是生在鲁国，是生在楚国，他会研究楚文化吗？以他的天才，他会不会成为另一个老子？如果中国历史上有过两个老子，中国的历史会是什么样子？中国的文化史会是什么样子？如果孔子出生在他真正的祖国宋国，天才孔子会研究什么？
　　
　　 这几个连续的假设，是不是不成立？孔子、佛组、还有西方的苏格拉底，几个厉害家伙，好像生活在前后相差不远的历史时期，孔子为什么成了孔子？不是因为他出生在了中国吗？佛祖为什么成了佛祖？不是因为他出生在了印度吗？苏格拉底为什么成为苏格拉底？不是因为他出生在了欧洲吗？
　　
　　 如果你是出生在美国，你现在讲的是美国文化，不是中国这里的恢复国学。

[5]

“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儿童的时候，玩的就是这些，就是礼、礼器。厉害吧？一个人，如果不笨，如果聪明，如果又正好是天才脑子，如果这个人一生又只做一件事，会做出什么样的结果呢？孔子厉害的地方，在这里，在于一生“一以贯之”。人家是从儿童时候就开始了礼的研究，一辈子没有放弃过。孔子的天才，来自这里。立志，重要得很。立志，要立对，不能错。还要少立志，有那么一两会，就足够才行。
　　
　　 错把他乡做故乡的孔子，不，实际上，比这要严重，严重得多。孔子这个人哪，是把仇国做祖国，是把敌国做祖国了。这个问题严重得不得了，成为中国文化错综复杂的源头，矛盾交织的源头，多元化的源头，内斗优先的源头，隐痛很深的源头。孔子这个人，就由此开始，一步一步地走下去了，深入进去了，张显开来了，被继承下来了，成了中国的人文传统。我啊，独自重走孔子周游路的时候，有很多次，想把孔子喊回来，喊醒。孔子说，敬神如神在，我走孔子周游路，也一路上假想：我是与孔子一起走。
　　
　　 孔子错了，周朝，没有那么好。孔子他老人家由于喜好，过分地粉饰了周朝了，过分地美化了周朝了，过分地抬高了周文王、周武王、周公那几个人了。
　　
　　 研究孔子，研究儒家，研究儒学，可以不研究周朝吗？特别是西周时代，西周文王、武王、周公时代。我上面有过一大堆假设，其实，历史是绝对拒绝假设的。我们要彻底认识孔子，就必须认识周朝，就必须认识作为孔子心目中的圣人周公这个人。认识了孔子圣人心目中的圣人周公，才能够知道，孔圣人是怎么练成的，孔圣人是怎么练成圣人的。
　　
　　 没有凤凰，孔雀为美。
　　
　　 孔子时代，绝对是没有凤凰的时代，这是孔子圣人自己也感叹过的，自己也承认的一个事实。那么孔子是什么？我们可以把孔子比做什么？孔子与孔雀，一个姓，我们拿孔雀比孔子吧。拿孔子比孔雀，孔子，就显得确实是文化的化身。孔雀开屏，美得惊人，文理丰富，色泽华贵。文，也确实是孔子一生心目中的审美点，着眼点。孔子懂得夏朝的礼是什么样子的，懂得商朝的礼是什么样子的，只是由于“杞不足徵也，宋不足徵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这个孔子，是“观殷夏所损益”后，说：“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商代的礼，质朴；周代的礼，具有文采，好看。因此，孔子就致力于恢复周礼了。
　　
　　 孔雀虽美，别转过屁股来。

[6]
孔子所极力赞美的周朝初期，似乎很有问题。比如周武王的功勋，比如周武王两次出兵，就只是灭纣，不是灭商。并且，周人，是把灭商叫做灭中国。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尚书》。《尚书·周书·梓材》中讲：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达大家，以厥臣达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师师、司徒、司马、司空、尹、旅。”曰：‘予罔厉杀人。’亦厥君先敬劳，肆徂厥敬劳。肆往，奸宄、杀人、历人，宥；肆亦见厥君事、戕败人，宥。
　　
　　 王启监，厥乱为民。曰：‘无胥戕，无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属妇，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养引恬。’自古王若兹，监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陈修，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涂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朴斫，惟其涂丹雘。斋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怀为夹，庶邦享作，兄弟方来。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为迷民，用怿先王受命。已！若兹监，惟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
　　
　　 以上这段话，是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讲的。是周成王讲给即将被派去东土做诸侯的自己的弟弟封的一段话。讲话的背景是，周武王灭商以后4年就去世了。周武王去世前，安排了太公、周公、召公、毕公几位顾命大臣。太公就是传说中的姜子牙，这个人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记载，在《尚书》中无记载。《史记》中记载，武王灭纣之后，分封功臣，说太公的功劳最大。太公这个人不是周王室家族内部的人，武王灭纣后基本上没有什么作为。
　　
　　 据《礼记》记载，周文王97岁去世，周武王93岁去世。周文王去世时周武王已经83岁。周武王84即位，至93岁死的时候，在位整10年。周武王87岁领兵伐纣，过黄河盟誓后又退回了陕西。88岁的周武王得到80多岁的姜子牙做军师，89岁再次领兵东进伐纣，两个老头儿取得了成功。
　　
　　 周公与召公是武王的兄弟，同太公一起，参与了周武王的灭纣战争。战争结束，武王去世，周成王继位。周武王与他的父亲周文王，年龄仅差14岁，继位的成王却年龄还小，缺少资历，顾命大臣中的周公，便实实在在地顾起命来，在朝中大权独揽，与后来代汉之前的王莽、曹操、司马懿的作为类似， 甚至比王莽、曹操、司马懿有过之而无不及。周公比照商代初期的伊尹放逐太甲的故事，将成王放逐到桐宫去了。就是让周成王给周武王守墓去了。伊尹放逐太甲3年，周公狠了点，赶走成王，一去就是7年。
　　
　　 周公这么做，引起了宗室不满。武王灭纣，牧野一战，殷纣王自焚而死。纣王死后，武王封纣王的儿子武庚为殷王，让周宗室中的管叔、蔡叔做监国。周公独揽周王室大权后，管叔、蔡叔便纵拥、辅助武庚起来反对周公。于是周公又带兵东进，进行灭商。周武王时期灭纣，显得很轻松，千里行军，一战而胜。周公灭商，用了3年时间。
　　
　　 《尚书·周书·康诰》中记载：周公既伐武庚、管叔、蔡叔，战争胜利后以殷余民封给武王、周公的另一位兄弟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以殷余民封康叔”，这才是真正的灭商行为的完成。武王灭商时，由于商族百姓“民皆箪食壶浆以迎之”，周部落军队抵达商朝的疆土后，“秋毫无犯”，就是说没有对商部落百姓下手，仅仅是翦灭了殷纣王个人及其嫔妃，得到目的后，将商王朝的统治权依然交给了商王朝后人，然后就退兵，马放华山了。
　　
　　 第二次灭商，武王的兄弟，也是周公的兄弟管叔、蔡叔，是与武庚一起被消灭的。“殷余民”，我们可以直接理解为战争之后余下的人。周公的第二次灭商，才是真正的周部落针对商部落的灭族行动。周灭商与商灭夏的过程不同。商汤王灭夏，是在先征服了夏王朝的诸侯国，把夏部落孤立后，一举消灭夏部落的。武王灭纣时长途远征，只针对了商王纣一人，没有针对商王朝属国与周边诸侯，甚至没有针对商部落本身。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九年，武王献祭天上主管战争的毕星后，带兵东进，到了盟津，今河南洛阳的孟津县。当时，诸侯在盟津结盟者，有800诸侯。盟誓之后，诸侯们说：“纣可伐矣。”也都自然认为，既然盟了誓，就应该进兵。武王却说：“你们不知道天命啊，还不可以进兵。”乃还师归。

[7]

“诸侯不期而会者800诸侯”，后人历来以为800诸侯是一个很大、很多的一个数字，其实不是，商朝时期，具体有多少诸侯，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800诸侯在当时的诸侯总数中是一个较小的数字。 这也可能是周武王第一次会盟后，已经渡过了黄河，已经盟过了誓词，已经做过了战前动员，却毅然退回陕西去的主要原因。老年人不做无把握的事情，87岁的周武王，看到了自己的力量还弱小，还远远不够。
　　
　　 此后两年，纣王又趁机做了更多的坏事。杀王子比干，就是被挖掉心脏的那一位。比干是一个爱逞能的人，总是认为自己没有不懂得的知识，看着纣王不住地做坏事，找纣王去理论，把自己比作知识圣人，激怒了纣王要挖出他的心脏看看所谓的圣人是不是比普通人多一些心窍。比干死的时候没有心脏，心脏被挖掉了，后代制作的铜钱中间有个窟窿，也没有心，于是死后的比干被后人认为是臭铜钱的化身，死后就去做起财神爷来了。财神爷无心，求财的人，一定要理解透这一点，才能够从财神爷手中得到钱财。
　　
　　 囚箕子。箕子是殷纣王的叔父，见纣王昏庸，乱杀忠臣，想以装疯卖傻躲避灾祸。与比干、箕子齐名的，还有个微子，见纣王把国家糟踏成了这样子，不做官，跑到山里隐居去了。微子自己走掉还不算，还拉拢太师疵、少师彊一起走掉。太师疵、少师彊舍不得不做官，没有跑到山里去隐居，抱起自己掌管的王室祭器、乐器，跑周武王那里去了。箕子虽然疯了，纣王怕他是装疯，一不小心也让他跑周武王那里去，于是把这疯子关进了监狱。
　　
　　 殷纣王那边，微子、比干、箕子3位忠臣都不起作用了，武王又得到了姜太公，于是再次出兵。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武王的部队有4万5千人。武王所带领的“西土之人”有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孔安国说：“八国皆蛮夷戎狄。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纑、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汉之南。”括地志云：“皆古蜀国。陇右岷、洮、丛等州以西，羌也。姚府以南，古髳国之地。戎府之南，古微、泸、彭三国之地。濮在楚西南。有髳州、微、濮州、泸府、彭州焉。武王率西南夷诸州伐纣也。”这就是武王的力量：所谓4万5千人，800诸侯。
　　
　　 而当时殷纣王尚能够组织起来的军队是70万，70万应该有多少诸侯？

[8]
牧野，在今天的河南省新乡市一带。放眼望去，一马平川，历史上也没有商周牧野之战用计谋的记载。在平原大地上两军对垒，70万对4万5千，简直不成比例。实在是纣王太不得人心了，厮杀一开始，商朝的军队就“倒兵以战”，不攻击武王而攻击纣王。纣王自己亲自出马，部下暗使绊子绊纣王的战车。这哪里还叫做战斗？纣王明白了自己的处境，纣王跑掉了，“反入登于鹿台之上”，《周书》里讲，甲子日那一天晚上，纣把一些最好的玉裹在身上，自焚而死。
　　
　　 89岁的老头儿周武王，高兴得发狂，找到纣烧死的尸体，挽弓搭箭，对着尸体亲自射了3箭，又用剑砍杀，之后以黄钺斩下纣的头颅，悬挂在一面大白旗上。妲己于另一个妃子也已经自杀，武王也各射了尸体3箭，用剑砍杀，把妲己的头颅砍下来悬挂在另一面小白旗上。白旗，是商王朝的国旗。
　　
　　 周武王胜利后立即退兵。商周牧野之战，类似于今天美国进攻伊拉克使用的战术，长驱直入，只对元凶，得到目的就撤兵。这里也就应该纠正的一个历史认识上长期存在的一个错误是，武王伐纣，不能够叫做武王伐商，武王伐纣战争实际上并不是灭商战争，并没有灭掉商部落，并没有消灭掉商王朝的存在。武王伐商，只能够叫做“武王伐纣”。那仅仅是一次周武王带领周部落替商部落消灭掉了殷纣王的义务战争行动。4万5千人，长途驱驰，牧野一战，实际上只消灭了3个敌人：殷纣王、妲己和另一个妃子。商王朝的70万大军，还在，动都没动；商部落下属国及诸侯国，都还在。借武王的手新扶植的商王朝的国王，是殷纣王的儿子，商部落统治者还在。
　　
　　 历史上历代对周武王牧野之战的灭纣，写了过多歌功颂德的篇章，这实在是一种太久的历史的或传说的错觉，维持这个错觉长久存在的，一是由于周王室后人对先人的称颂，千百代不朽的《诗经》的力量；再就是由于孔子对周代的称颂，以及儒家被后世的确认所造成的。在2000年的儒教为正统历史上，圣人崇尚的，怎么会有错呢？真实的历史是，武王伐纣，被搞成了一场闹剧，周王室远远没有得到目的。武王伐纣，是武王与姜太公，俩老头闹着玩了一回。
　　
　　 伐纣表面上的成功，与实际上没有得到目的，是武王自己也承认的事实。《史记》讲，武王伐纣，回到陕西镐京后，那是夜夜睡不着觉呵，忧心这一仗竟然白打了，未能够得到天下。周公旦问武王：“为什么睡不着觉？”武王说：“告女：维天不飨殷，自发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飞鸿满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
　　
　　 已经有60年了，60多年来，商部落不断地发生兽灾、虫灾等自然灾害，是天不保佑纣王，我才能够成功。然而，商朝的什么都没有被消灭，商部落中还有360个贤人，在整个灭纣过程中，都只是保持沉默态度，以至我不敢取商朝的天下。我没有得到商朝的天下，怎么睡得着啊？
　　
　　 武王又说：“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得到天下，这是符合八卦九宫图，所显示的天道的！对那些商部落中的贤人，找他们的错，消灭他们，不让他们去辅助新的商王武庚。
　　
　　 到了明代，有人写了一部叫做《封神演义》的小说，写西周怎么样与商王朝争夺能人术士，写的就是这关于商王朝部落中的贤人的归宿与结局。不过小说受历史影响，写错了时间背景与事件背景，《封神演义》故事不是武王伐纣中的故事，而是武王伐纣后4年，去世后又4年，周公3年灭商过程中有过的故事。
　　
　　 武王灭纣，一战而纣王退走，鹿台自焚，商部落70万大军依然在场，当时的情势，或许是迫使武王祭祀商部落祖社，拜谢商部落人民，封纣王之子武庚为新的商王的不得已行为。武王的胜利与胜利后立即退兵，“纵马於华山之阳，放牛於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这使得周王室赢得了民心，才真正瓦解了商王朝的诸侯国。才使得周公二次灭商，能够只针对商部落本身而不及于其属国与诸侯；才使得周公二次灭商能够成功。

[9]
　　当然，周公二次灭商，还在于有了武王灭商后取得的胜利果实，获得的战利品，壮大、充实了周部落。赏赐、收买了商部落下属国与诸侯，孤立了商部落。武王灭商后，“命南宫适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命南宫适、史佚展九鼎保玉。”“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8年之后，周部落已经不是武王时期的周部落，已经是用武王伐纣的战利品武装起来的周部落，已经是拥有较多的诸侯归属与支持的壮大了的周部落。
　　
　　 即便如此，即便到了这时候，《周书·多士》中，周成王依然自称小国：“非我小国敢弋殷命。” 而称商部落为“大国殷”：“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或为“大邦殷”：“天既遐终大邦殷之命。”“多士”，商部落有很多知识分子。这些都是针对殷人所讲的，针对商部落人民众多、人才众多所讲的，针对以上武王灭纣后睡不着觉、耿耿于怀的商部落还存在360个贤人所讲的。自称小国，称商部落为大国，这大约不是一个战胜国对战败国的谦虚之辞，是不得不承认的当时的现状。
　　
　　 无论是《尚书》还是《史记》中记载，周朝初期，无论是武王还是周公还是成王，他们始终自称周部落为“西土”、“西土之人”，称中原为东土。周朝初期的周部落，并没有把自己做中原民族看待。“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上天把商朝部落的人民与土地给了我周部落。这里，是把商部落的人民，称做中国人；把商部落的疆域，称做中国。
　　
　　 这里讲清楚了“中国”的出处，与“中国”原来指的是商部落的地方。
　　
　　 中华民族的叫法中，有华夏的叫法，指的是夏朝的历史文化影响；有中国的叫法，指的是商朝的历史与文化的影响；有汉族的叫法，指的是汉朝的历史与文化影响。为什么没有与周朝有关的叫法？这大约是因为汉代使用的是孔子的儒家文化，孔子的儒家文化来自周朝，周朝在历史上的政治、武力、经济等方面都不如汉朝，因此，用汉不用周。而中华的叫法，则是夏朝与商朝影响的合称，即中国与华夏。

[10]

周武王之后，周公灭亡商朝的战争，是为了文化而战。是灭绝文化的战争。
　　
　　 周武王有“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的遗志。完成周武王这一遗志的是周公。这使得周公第二次灭商的目的十分明确。武王说：“告女：维天不飨殷，自发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飞鸿满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消灭商部落360个有名的人才，知识分子，“悉求夫恶”，想办法找他们的错，消灭他们，“贬从殷王受”，不允许他们追随商朝的统治者。这是周武王死后周公期待发动的战争。
　　
　　 毁灭文化，只有民族之间的战争才会发生。在中国历史上，有过，有过3次，周王朝是第一次，周武王与周公，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消灭文化的始作俑者；第二次是秦朝的焚书坑儒，有是从陕西起来的朝代干的事情，与周王朝曾经的消灭文化，有某种继承吗？第三次是清朝。这三次文化劫难运动，秦朝最为失败，周朝与清朝取得完全成功，他们成功的经验是：不允西敌对面拥有文化，但我要拥有文化，把敌对面的文化拿过来，为我所用。秦朝没有这么做，秦朝失败了。少说了一次，就是文革这一次。
　　
　　 早在3000年前，周王室就具有了打一场文化战的意识。今人有关于世界文化格局与文化取舍的争论，听一听3000年前的历史深处周武王与周公的那次对话，有民族意识、祖国意识的人，能睡得住觉吗？周公是怎么样一个人呢？《尚书·周书·金滕》记载的是关于周公的一件事情：
　　
　　 灭纣的第二年，武王病了，治不好。二公说：“我门应改为武王认真地占一卦。”周公说：“是啊，上天不可以抛弃我的武王？”于是周公亲自谋划监督，筑起三坛，在坛上做法。坛位于都成南方，周公面北而立，执璧秉珪，向祖先太王、王季、文王祷告。
　　
　　 这是被史官记录在册的事件。祝辞说：“你们的元孙武王，病得很重。如果祖宗三王是想要武王去陪伺你们，就让我周公旦代武王去吧。我有仁义和功勋，又多材多艺，能通鬼神。你们的元孙武王不如我周公旦多材多艺，不会通鬼神。就让他在人间做王，开辟四方，他能够定你们子孙的天下于下地。四方之民没有不畏惧害怕他的。啊！不要毁弃上天降给周王室的天命，我先王列祖的灵魂也才会永远享受帝王规模的祭祀。今天我问卜于元龟，你们要答应我，我以玉璧与玉珪归你们受用；你们要是不答应我，我就毁掉玉璧与玉珪不让你们受用。”
　　
　　 龟卜三次，全都是吉兆。打开珍藏的《易经》对照爻辞，书中显示的一并是吉辞。周公说：“好啊！武王不会有灾难的。我已经沟通了祖宗三王的灵魂，他们会把武王保佑到底，会长期保佑的，祖先能听从我的祷告的。”
　　
　　 周公后来把这件事迹的祷告辞记录在册，让史官收藏在金滕的箱子中。武王第二天病就好了。
　　
　　 周武王终于还是去世了。武王去世以后，周公独揽大权，管叔等一帮兄弟到处说：“周公将对继任王位的武王的小儿子成王不利。”周公告诉召公与毕公说：“我如果那样，我无脸面对我们的先王。”周公摄行政当国的第二年，管叔那些兄弟们更嚣张了，把话送到了成王的耳中。周公亲自写了一首名叫《鸱鸮》的诗，向成王表白自己。成王也没有敢说周公什么。
　　
　　 秋天，庄稼成熟了，还没有收割，遇到了大雷灾与大风灾，田里的庄稼都倒伏了，大树也被狂风拔掉，整个国家的人民都处在对灾害的恐惧之中。成王及朝中大夫要求史官打开保存《易经》的金滕之书，查看灾害的原因，金滕之书打开后，看到了周公原来愿意代武王去死的祝词。召、毕二公及成王问史官与有关人员为什么不公布这件事情，来证明周公的大义无私？史官回答说：“相信我，唉，是周公不让我说出来。”

[11]
　　
成王被感动得捧着书哭起来，说：“这是不得不让人敬穆的祷辞啊！过去，周公为王室做出过很大的贡献，是我年龄小不知道。今天，是上天以暴雷狂风发威，以彰显周公的人格品德吧？！我新做周王，国家的礼乐，也需要他周公来制定。”
　　
　　 大风过后，成王到郊外去，看到天已经下起了雨，刮起了相反方向的风，倒伏的庄稼都被自然扶起。二公又让人们所有刮倒的大树给以坚固。当年，依然获得了很大丰收。
　　
　　 周公摄政，并且把继位的武王的儿子成王赶走，让成王给武王守墓去，是完全掌控了周王室政权，这在当时人们的眼里，是与篡位没有什么区别的。开始的前两年，周公也并没有为自己分辨，“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等到“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的时候，周公需要去东土平叛了，才发生了这么一个“金滕启书”事件，来证明周公并不是篡权，是一心一意为了周朝的天下，尽忠于周王室。
　　
　　 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群弟，是说并不仅仅是管叔、蔡叔二人。周文王留下近百个儿子，这是一个典型的多子的案例。有名有作为的是武王、周公、召公、毕公、管叔、蔡叔、康叔几个。文王的儿子，武王、周公这一代，兄弟们太多了，周公“篡权”，应该说，当时周公的势力，仅仅在周文王众多的子嗣中，也是极其孤立的。
　　
　　 《史记·周本记》记载，武王灭纣，“封商纣子禄父殷之馀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邶、鄘、卫是。邶以封纣子武庚；鄘，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我们知道，武王灭纣归来后，日日夜夜睡不着觉的问题，是没有真正的灭掉商朝，按照武王这样的思路，留在东土监管武庚的管叔、蔡叔，也应该是很有能力的人。管叔、蔡叔与武庚联手起来反叛周公，力量也应该是十分强大。
　　
　　 在很多兄弟都怀疑周公想篡权的背景下，周公恐怕只有亲自出马，去讨伐武庚、管叔、蔡叔。在朝野上下怀疑自己“篡权”的背景下，周公如果远征东土，朝中会不会有什么变局？于是有了“金滕启书”事件，用这样一个事件，来打动成王的心，来稳住成王，来稳住大本营。史官说：“信。噫！公命我勿敢言。”是不是显得做作？是不是显得像导演好的故事？而故事发生在周公不得不东征的关键时刻，就更显得是巧合与作伪。
　　
　　 自古相传，形成于周代早期的《周易》，是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按照《周书·金滕》记载的情况，《金滕》之书，就应该是《周易》。周代初期并不把《周易》叫做《周易》，而是称作《金滕》或“金滕之书”或“金匮”，就是保存在金滕箱子中的书。按照这里的记载，《周易》是被保存在史官手中，并不是时时在周公手里。只有需要的时候，才由史官打开箱子，取出书籍，对照卜辞上的意义。这里的问题是，如果《周易》爻辞的作者是周公，周公手中怎么可以没有自己拥有的《周易》呢？为《易经》作爻辞，那可应该是最少要付出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心血，才能够完成的经典性的传播千秋万代的作品。

[12]

从现代对商代与周代考古发现情况来看，周代远远不是一个像商代那样，时时事事都要占卜的迷信朝代。这与《周书·金滕》记载的情况类似。商代，是一个血与火的时代，白骨与青铜的时代，占卜与巫舞的时代，人殉与重葬的时代。给人们留下的映像，带了更多的残酷。相对来说，周代给人留下的映像，要理性得多，文明的多。可能正是这一点，影响了孔子研究与继承方向上的取舍与选择。却忽略了整个周代600年，建筑技艺上的退步，青铜冶炼技术上的退步，手工业与商业上的退步，易经应用与文化上的退步。
　　
　　 在周王室中，《周书·金滕》并不是经常打开的书。而周公的“多才多艺”，在于他是一个可以做到“通鬼神”的人。“公乃自以为功，为三坛同墠。为坛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很像是《三国演义》中描写的诸葛亮七星禳命的场景。或许《三国演义》中罗贯中正是借用了这里的周公故事。人们说《三国演义》中描写的诸葛亮“近妖”，《周书·金滕》记载的周公，是不是也近妖？或者《三国演义》的作者，本意指的就是周公，不敢直言孔子肯定的圣人，才嫁接到了诸葛亮的身上。诸葛亮禳命未成功，周公为武王禳命也未成功，结局何其相似。
　　
　　 民俗中，算命行业对《周易》的通俗叫法是“文????卦”。然而，文王却没能混到算命打卦这一行业中敬奉的正神，正神是周公。周公才上升到了神的地位，周公与一位女神桃花神，俗称桃花女、桃花娘娘、桃花，才是数千年来算命行业香火所祭享。在民间传说中，桃花女是周公的师傅，周公自己“通鬼神”的本事，来自于“纵马於华山之阳，放牛於桃林之虚”的桃林中的一位女巫，不是继承了商朝的《易经》。”
　　
　　 “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其中的“天室”，也叫做天球，就是后来的九宫八卦，它是商代的产物，它演绎为后世的浑天仪。在商代，在日常的应用中，是不能够使用天球的，它起的是模型的作用，样本的作用。若同我们今天搞预测试验，要依据每个人的命卦，另外画出一个九宫八卦来，有多少人预测，就要画出多少个九宫八卦。这些各不相同的具体的九宫八卦，是怎么画出来的？依据什么画出来的？就是依据世传的九宫图画出来的。这个世传的九宫图，就是从商代传了下来。商部落的人，善于把一切模型化，比如大量青铜器之作，比如占卜时不是简单地写在甲骨上，而药费很大的力气，很多的程序，深刻在甲骨上。商代占卜中龟甲的运用，就是取龟甲上有天然的九宫分区的便利，相传龙马出黄河而有河图，神龟出洛水而有洛书。孔子晚年曾经为此发出一声苍凉的感叹：“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后人因此形成龟具有灵气的观念。
　　
　　 在谈到周部落中有《金滕》，即《周易》的时候，司马迁的记载是：“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史记》校注者的按语已经讲道：“太史公言‘盖’者，乃疑辞也。文王著演易之功，作周纪方赞其美，不敢专定，重易故称‘盖’也。”这里的“盖”字，可以直接理解为今天的“大概”的说法。
　　
　　 后世之人，如果谁想要做皇帝了，就看有没有得到世代相传的作为当皇帝的标志的玉玺的命。上古商周时期，不看重玉玺，看重的是天球。得天球者得天下，得天球者知天命，得天球者理万民。天球，就是河图洛书。当然，得到天球、得到河图、洛书的人，还要能够推演得了，会运用，运用得动，才算是真正得到了天球。
　　
　　 “西伯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是说周文王知道河图、洛书了。“定天保，依天室。”“洛书中推导出我周部落可以得到天下啊，要这样去奋斗，去努力，去实现天命所在！”我这里只用了“周文王知道河图、洛书”，没敢说他们懂得了河图、洛书。在史料中，在考古发现中，从周朝王室的历史运程中，我还没有看到过他们会运用河图、洛书的有关资料。
　　
　　 说周公作卦辞，也只能是盖了。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发现，使我们知道，《易经》应用得最热的时候，是在商代。龟甲烧灼，分宫出象，出象后的吉凶认定，必定有个统一的依据的。这个统一的依据，就应该是《易经》卦爻辞得存在。“西伯囚羑里。”周文王住监狱的地点，不是在陕西，是在今天河南省安阳市南边的汤阴，这地点正好是殷纣王新修的“朝歌剧乐部”所在的地方。可以认定周文王得到的《易经》，是商部落的《易经》，知道的洛书天室运转中有周部落的天下，也应该是在这里。《易经》中有64个卦，有很多的卦，讲的是商部落的历史故事。比如夬卦与渐卦，讲商部落直系始祖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故事；比如需卦、大壮卦、旅卦，讲商部落又一个祖先王亥，贸易牛羊，“丧牛与易”，“丧羊与易”，与北方少数民族部落王子的女儿偷情约会的故事（牛郎织女的故事）；比如履卦、革卦，讲开辟商部落天下的汤王的故事；比如升卦讲商部落具体祭祀祖先的内容；比如涣卦讲商部落为什么经常迁都等。《易经》，是商部落的历史，是有商一代的文化史，是当时的“中国”的文化的总源泉。
　　
　　 不知道周公是不是对商部落的历史、文化根底有以上那样的了解与把握，能够写出这样一部有关商朝的历史与文化著作来？

[13]

周部落的文化，取自商部落，取自中国。应该说在周文王之前，周部落还根本就是一个完全没有文化的部落，未开化的部落。
　　
　　 周的始祖为后稷，名弃，因所居之地为周原，而称作周。弃小时候游戏，好种树麻、菽。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以便稼穑。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封弃于邰。后稷死后，皇甫谧曰：“冢去中国三万里也。”后稷后是不窋，不窋末年，夏太康失国，废稷之官，不复务农。不窋以失其官而饹戎狄之间。不窋后是鞠。鞠后是公刘。公刘仍在戎狄之间，南渡渭水。《诗经大雅》中有歌颂他的诗篇。公刘后是庆节，国於豳。庆节后是皇仆。皇仆后是差弗。差弗后是毁隃。毁隃后是公非。公非后是高圉。高圉后是亚圉。亚圉后是公叔祖类。公叔祖类后是古公亶父。古公亶父时，遭薰育戎狄攻打，古公度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古公后是昌，是为西伯，即周文王。
　　
　　 古人早就认为，这是一篇很不完整地记录。毛诗疏云：“虞及夏、殷共有千二百岁。至文王千余岁唯十四代？”
　　
　　 这是周王室兴起后编造的纪录。
　　
　　 关于弃这个人，历史上有过有关弃的动人的传说。“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適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
　　
　　 《诗经·大雅·生民》也是周人歌颂先祖弃的诗篇：“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
　　
　　 这里记载的是相同的内容。“姜原为帝喾元妃。”在《尚书》和《史记》的注释中，古人早就讲过实际上不知道弃的父亲是谁，讲不清弃的父亲是谁。1200年，只有14代人，怎么也无法把姜原安排做帝喾的老婆的。
　　
　　 弃出生后，被扔来扔去地没人要，是一个很可怜的孩子。扔到路上，没有被牛马踩死；向远处扔到山林中去吧，山林中正好有人，换个地方在扔；扔到了结冰的沟渠上。也真是一个命大的孩子。
　　
　　 除了做私生子的猜测，还有别的解释吗？有，那就是用母系社会婚姻关系中“人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社会现象。这样解释，依然讲不通。即便是人知其母不知其父，既然有母亲，就不至于无人养。因此还只有用不知其父母的私生子，能够解释得通一些。

[14]

　　周代祖先到了不窋的时候，是夏朝太康失国的时候，“废稷之官，不复务农。”“不窋以失其官而饹戎狄之间。”周代的祖先们，就生活到西北边陲的少数民族中间去了。因此，自古至今，始终有人认为周部落建立周朝，是第一次少数民族统治华夏的历史时期。
　　
　　 到了周代祖先中很有名的公刘时期。“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
　　
　　 “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这几句话，要与《尚书·周书·梓材》放到一起去理解：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达大家，以厥臣达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师师、司徒、司马、司空、尹、旅。”曰：‘予罔厉杀人。’亦厥君先敬劳，肆徂厥敬劳。肆往，奸宄、杀人、历人，宥；肆亦见厥君事、戕败人，宥。
　　
　　 王启监，厥乱为民。曰：‘无胥戕，无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属妇，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养引恬。’自古王若兹，监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陈修，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涂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朴斫，惟其涂丹雘。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怀为夹，庶邦享作，兄弟方来。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为迷民，用怿先王受命。已！若兹监，惟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
　　
　　 看出来了没有，周部落不同于西北纯种戎狄，不是马上部落，草原奔驰的那种。周部落是一个“砍柴人的部落”。
　　
　　 已经是周成王时期了，周公时期了，周部落的统治者，为宗室分封大臣送行时，用于教导他好好治理邦国的的理论知识，依然是怎么样砍柴，就怎么样治国的道理。“砍柴人”的痕迹，已经在周部落的血脉里了。

[15]

周部落用砍柴的方法治理国家，与商部落用冶炼青铜器的方法治理国家，形成一个对照。《周书·洪范》虽然被列入到了《周书》的范围内，实际上是商部落中箕子的作品。像周部落太爱砍柴了，就用砍柴功夫来讲道理一样，商部落的人太爱冶炼青铜，就那冶炼青铜讲道理：
　　
　　 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
　　
　　 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従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従革作辛，稼穑作甘。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従，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従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日宾，八曰师。
　　
　　 四、五祀：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
　　
　　 五、皇极：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无虐茕独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尊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
　　
　　 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十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従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従，龟従，筮従，卿士従，庶民従，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汝则従，龟従，筮従，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従，龟従，筮従，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従，龟従，筮従，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従，龟従，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八、庶征：曰雨，曰旸，曰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庑。一极备，凶；一极无，凶。曰休征；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旸若；曰晰，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征：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乂用民，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従星，则以风雨。
　　
　　 九、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
　　
　　 “梓材”，指的是怎么样砍柴，怎么样在砍柴的时候，先坎哪一部分，留下哪一部分；“洪范”，指的是冶炼青铜器的时候，用的范。《梓材》与《洪范》是两篇很典型的作品，都是那个部落最熟悉、最常见的工作，来讲解治理国家的道理，然而对比一下，就看出了商部落浓厚的有文化，周部落、周成王、周公未退净的山林气息。

[16]
能够说明周部落是砍柴人部落、山林部落、山民的，还有关于“金滕”的资料。金滕是什么？应该说就是用山林中的荆条编制的箱子。周王室就是用荆条编制的箱子，来保存他们得到的《易经》典籍的。我们知道，在山林人家的家中，往往一切都是由山货组成，用具、家具、衣箱、衣柜，什么都是山上的，木头的，他们善于荆条一类的编织。
　　
　　 周部落的起源，很类似于20世纪后期依然存在的东北原始森林中的居民，他们以砍柴、伐木、狩猎为生。当时周部落的婚姻习俗，也大约应该近似于东北原始森林中的居民，普遍存在野合，与野外生育现象。这是周始祖弃的故事的**。即便到了周文王时期，周文王有近100个儿子，也是野合现象的继续发生，而不是后世才有的后宫壅塞，嫔妃三千的结果。这一点，在明代小说《封神演义》中也有所透漏，在一些战争的紧要关头，就跑出个周文王并不知道的儿子出来。
　　
　　 3000年前的大西北，大约有过一个类似于后来大东北一样的被原始森林覆盖的自然环境，随着原始森林的被破坏，周部落一步步东迁，到的今天陕西的西安一带。东迁的原因，还有周部落始终不容于戎狄的现象。从周始祖到公刘直到平王东迁洛阳，周部落始终在戎狄的驱迫之下，从来没有过于戎狄融合的现象。这也说明周部落从来就不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西北少数民族族群。
　　
　　 历史，好像总是在画着那么一个不大被人们认识清楚的圆圈。周部落应该属于奴隶制社会出现之前的一个原始部落遗民，这个原始部落一步跨过了、隔过了奴隶社会时期，结束了奴隶社会时期，开始了近3000年的封建社会。历史，真的有意味的很，开始这个封建社会的，是大西北原始森林中的山林部落，结束这个封建社会的，是从东北大森林中走出的满清山林部落。历史，只是从西北转到了东北，那么画了一下。封建社会灭亡了，继之而起的，是现在的“中国”。
　　
　　 现在的中国与商代的中国，是不是又是一种呼应？我们的现代社会，不是来自封建社会，是来自商代的奴隶社会？带有更多的技术社会、文化社会、经济社会、奴役社会的痕迹，带有更多的血与火、青铜与白骨、商业与城市、模型与深刻。
　　
　　 那个总让人看不清晰的圆，是八卦九宫的哪个圆吗？是洛书的哪个圆吗？又像不是一个完全的圆，是s形状的，太极图形状的哪个圆吗？
　　
　　 拿周朝比清朝，会越说越像。都是边远民族入主中国；入主中国前，都是还处在蛮荒部落时代，神巫时代；商灭国前遭遇的自然灾害，与明朝灭国前遭遇的自然灾害的时间长度与承受度，都显得相同；周朝灭商时的部落人口数量与商部落人口数量的比例，也就是满清灭明时的部族人口数量与明朝人口数量的比例；周灭商时周与商的武力对比，与清灭明时清与明 的武力对比很类似；灭敌国，得天下后，所采取的文化灭绝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更是惊人地雷同。当文明也吃人的时候，文明显得比野蛮更野蛮的时候，野蛮战胜文明，就成为必然发生的事情。

[17]

《尚书》记载：“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
　　
　　 司马迁的《史记》记载是这样的：“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武王亦丑，故问以天道。”
　　
　　 武王访箕子，留下《洪范》，也叫《洪范九畴》，也叫《洪范九类》，无论是在什么情形下的访问，都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一次不朽的行为。它是我们对商代民族文化，对商朝时的“中国”文化，有了一次比较清晰地接触；它是我们知道了春秋战国，特别是到了汉代兴盛起来的天干地支、阴阳五行、太极八卦等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有所传承，全是出自商代。在整个《尚书》的《周书》部分中，《洪范》是一篇最具有文化内涵与实质的文章。
　　
　　 “唉！箕子，都说天与人有一种关系，天与人和谐相处，人民才能够安居乐业，可是我不懂得这是怎么样意中关系？是怎么样一种秩序？”周武王有能力灭纣，而不知道什么叫“天子”？不懂得怎么样建立天与人、人与人之间的秩序？问个问题，如果周文王、周公已经能够将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已经能够为《易经》的每一卦都配上千秋万代不可推翻的爻辞了，周武王怎么还会不懂得什么叫天、天道、人道这些呢？
　　
　　 周武王确实不懂得，才有了《洪范》。有了《洪范》，才有了周代初期的文化建设。箕子给周部落留下《洪范》，应该说功勋卓著，应该就是周朝国师的地位。历史上的人们，也都这么认为和看待，于是有箕子封王于朝鲜，箕子不必进贡等，我想了想，这里面有问题，朝鲜，可不是一个月两个月可以走得到的地方，那么遥远，如果周武王当时很看得起箕子，需要箕子，国家草创，制度的建立、文化的确立，周武王身边，朝夕之间，怎么能够里的开懂得《洪范》的人？ 然而，周武王让箕子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箕子愿意去吗？《诗经》中留了一首箕子的诗，题目叫《麦秀》，写游子回“中国”的感伤心情。

[18]

孔子学礼是从俎豆开始的。什么叫俎豆，就是一种用木头做的礼器，分等级，大夫用的，诸侯用的，天子用的，有不同的装饰。如诸侯用的礼器要用象牙装饰礼器的足部，天子用的要用玉来装饰等。孔子小的时候拿这些东西玩，做游戏。小脑子会思考问题的时候，不仅仅是玩了，就想弄清个为什么？这大约是小孩子到了对什么事情都爱刨根问底的年龄。
　　
　　 周公治礼的时候，用的不是俎豆，用的是陶俑。陶俑来自哪里不可考，陶俑的摆放位置、级别与序列，陶俑的站立或稽首姿势，陶俑手中所持礼器等，却应该是商社中的祖先神像与神位。我们今天的人们，哪怕是普通百姓，自己在社会上的行为，可以毫不讲礼节次序，但在敬奉神灵的时候，在神灵的排列秩序上，往往要讲究，很留意。人的意识深处，还存在这种意识现象。至于神灵手中持器物，现今藏传佛教诸神，还有很好的演示。
　　
　　 周公治礼，始作俑。他应该不是把商王室家族祖庙中的陶俑偷回了陕西，是回到陕西镐京后，自己烧制了一套。然后在陶俑们身上，注写上王、公、臣僚、诸侯的姓名、职务，安排好秩序地位，用手提动陶俑，演习他们进退的步法身形，这就是周公始作俑者，这就是周公演礼。
　　
　　 商代，重鬼神，轻人事。在祖庙里，神灵与祖先的地位轻重，为之前后左右，祭祀等级，物品多寡，那是一点也马虎不得的。在朝堂上，王与大臣，人与人，要宽松的多，没有过多的讲究。周公发现的，是商部落内部鬼神的秩序。像我们今天的考古，发现古墓中摆设的物品，就往往认定那就是当时的社会样品一样，并且成为无力推翻的结论。周公的发现，就类似这样，把鬼神的秩序做了人的秩序。
　　
　　 周公摄政，赶走了成王，王不在位，出现混乱状态，当时周公急于需要秩序。这是周礼产生于形成的又一个动因。真正的动因，是任何少数民族统治华夏，都首先把功夫下在牢牢地抓住统治权上，这是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事情。也是周代造车技术不再进步，造城技术不再进步，青铜技术不再进步，龟甲技术不再进步，文字、文化部在进步，唯有礼治，出奇地发达的真正原因。少数民族统治华夏，总是以牺牲文化科技的进步为代价，来巩固其统治权的。
　　
　　 至今人们对商朝最有异义的是人殉。用活生生的人为死者殉葬，并且有时候一来就是数百人，太血色了。孔子也说，你看，周朝多好，用的是陶俑殉葬，断绝血腥，首开文明。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前面我们讲到，商部落已经是奴隶社会后期，用活人殉葬，他们有的是殉葬奴隶。周部落还生活在奴隶社会之前的原始部落，还没有进入奴隶社会，周部落本身，没有奴隶，没有奴隶可以用来殉葬。当然，无论当时条件是什么，周部落改活人殉葬为用陶俑殉葬，是一大文明。
　　
　　 周公的陶俑陪葬，后来发展为秦帝国巨大的陶兵马俑坑，也是陕西人继承陕西人的传统。由制陶俑演礼，怎么搞到殉葬上去的呢？

[19]

西藏藏传佛教密宗的寺庙，最初叫密寺。也就是秘密的寺庙的意思。这在现在的城市或乡村，依然存在。文革破四旧那几年更多。也就是在不允许建寺庙的地方，有人偷偷建了寺庙，或以非寺庙的形式从事寺庙里的活动内容。藏传佛教的秘密寺庙，起始于唐代的唐武宗灭佛，当时，灭佛的事件很严重，寺庙被坼毁，信徒被充军或驱散，西藏来的僧尼被赶走。同文革期间一样，一些虔诚的佛教徒，便以其他方式作掩护，从事地下的佛教活动。
　　
　　 这是形式上的密寺。佛教进入中国，在遭受几次沉重的打击后，温柔的佛教也暴怒起来。要反抗，就需要具有反抗力量。于是一些佛教徒开始改造佛教，去掉一些和平的手段，增加一些暴力手法。同时一些高僧如不空和尚等，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历程，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反思。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马克思主义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空和尚说，佛教要真正地在中国落地生根，就要中国化，就要能够融入到中国传统文化根脉中去。否则是不行地，也是不幸地。
　　
　　 现在，说起西藏藏传佛教，人们知道的，是心密、手密、语密这三密，也就是灌顶、观想及手印和咒语。现在又传出藏传佛教，有阴阳交合秘密。藏传佛教中，到底有多少秘密，如此诱惑着人们？
　　
　　 有两种秘密却是连现在的活佛喇嘛们，也已经不知道了，失传了。一是藏传佛教中唐卡的出处，他们知道的是唐卡出自唐代，他们不知道的是这唐代的卡片，最初也是唐人的，汉人的东西，是汉人才有的，是汉人的内容，是汉文化的内容。是汉族文化中世代相传的《八卦九宫图》，是汉族文化中世代相传的那幅《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图》。唐代的高僧们改造了它们，遮掩了图上的原来的内容，发挥了图上原来的功能与作用。唐代的高僧们，把佛教文化真的安置到了汉文化的根基上。西藏藏传佛教的根本，已经是汉文化，不再是印度的西来文化。他们把印度的西来文化，与中国文化结合得很成功。以至中国文化中失传的部分，在西藏，在藏传佛教中隐藏的很深。
　　
　　 佛教的寺庙，搞的是汉文化，这是藏传佛教的根本秘密。
　　
　　 密寺在秦始皇时期就有了。与佛教寺庙秘密敬奉别人的文化一样，秦国的寺庙里，秘密敬奉其他六国的祖先，其他六国祖先的神像，是陶俑制作成的，是开国光的，是写清楚了六国先祖的姓名的，秦人的祝词，不是祝六国的先祖，保佑六国后人的江山千秋万代，不被他人夺走，而是祈祷六国先祖，让他们在他们的后人心中作祟，把六国的江山，都奉献给秦朝。
　　
　　 秦朝密寺是跟周公学来的。武王伐纣，周王自焚，武王朝拜殷社，周公记下了一切，回镐京，制陶俑，起殷社，敬奉商部落祖先，祝辞是：“你们的末孙殷王，很不争气。荒废宗庙，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三正，离逷王父母弟，断弃其先祖之乐，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不献牺牲，不敬香火，就让我周公旦来奉献于你们吧。我有仁义和功勋，又多材多艺，能通鬼神。你们的末孙不如我周公旦多材多艺，不会通鬼神。你们要保佑我在人间做王，开辟四方，得到你们的疆土和人民，我能够做到让你们的灵魂永远享受帝王规模的祭祀。今天我问卜于元龟，你们要答应我，我以玉璧与玉珪归你们受用；你们要是不答应我，我就毁掉玉璧与玉珪不让你们受用。”
　　
　　 用现在的话说，得民心者的天下。用宗教的话说，得鬼神者的天下。周公的密寺，只能是非常机密的。
　　
　　 听说霍英东家的里非常有钱，台湾王永庆家里也可以。你想多的他们家族的钱财吗？也学周公，建密寺，经他们的祖先，试一试，祝词吗？把周公那样的祝词，改一改就行了。
　　
　　 孔子说过一句话：“神不愔非类。”是说他心目中的圣人周公，居然也有卑鄙得不得了的地方吗？

[20]

“定天保，依天室。”周部落对商部落的天下，志在必得。“我未定天保，何暇寐！”武王灭纣后未完成的心愿，周公要替他完成了。周公讨伐武庚、管叔、蔡叔的战争，有着三重巨大的意义：既是消灭反叛者的一场战争，又是一场真正征服与消灭商部落的战争，更是一场与文化有关的战争。
　　
　　 周部落消灭商部落的过程，先后把商部落撕裂了三次。第一次，是周武王伐纣那一次，“封商纣子禄父殷之馀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注解中正义地理志云：“河内，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邶、鄘、卫是。邶以封纣子武庚；鄘，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帝王世纪云：“自殷都以东为卫，管叔监之；殷都以西为鄘，蔡叔监之；殷都以北为邶，霍叔监之：是为三监。”
　　
　　 第二次是周公灭商成功后：“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开代殷后，国於宋。正义今宋州也。颇收殷馀民，以封武王少弟封为卫康叔。”
　　
　　 第三次记载在《尚书·洛诰》中：“我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以居邶、鄘、卫之众。”《尚书·多士》中也记载：“成周既成，迁殷顽民。”成周，就是今天的河南省洛阳市。当时的成周，集体位置在“洛阳故城在洛州洛阳县东北二十六里，周公所筑，即成周城。”《舆地志》云“以周地在王城东，故曰东周。敬王避子朝乱，自洛邑东居此。以其迫厄，不受王都，故坏翟泉而广之。”《史记》注解中讲：“武王灭殷国为邶、鄘、卫，三监尹之。武庚作乱，周公灭之，徙三监之民於成周，颇收其馀众，以封康叔为卫侯，即今卫州是也。孔安国云“以三监之馀民，国康叔为卫侯。周公惩其数叛，故使贤母弟主之”。
　　
　　 有了这三次被割裂、分解，殷商部落，哪里还是殷商部落？哪里还有殷商部落的土地？哪里还有殷商部落的人民？哪里还有殷商部落的国家？原来的殷部落，被分成了三块：为国一块；宋国一块；洛阳一块。
　　
　　 说孔子是商部落的后代，说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长徙曲阜，仍号阙里。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说“孔子，宋微子之后。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让弟厉公。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罒幸}夷。{罒幸}夷生防叔，畏华氏之逼而奔鲁，故孔氏为鲁人也。”“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就是孔子的父亲。
　　
　　 孔子是宋国的后代，宋国是商部落的后代，也因此说孔子是商部落的后代。而宋国，是商部落的屈辱之地，是被赶离商部落的祖国后驱逐、流放到宋地的。不知道孔子周游列国，周游到宋国时，是什么样的感慨？

[21]

洛阳这座古城，最初是周公建造的。《尚书·周书·召诰》中记载了这件事情：“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洛阳城的建造，使用的是战败国商部落的遗民：“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旅王若公诰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呜呼！曷其奈何弗敬？”
　　
　　 当时，建造洛阳城的殷商遗民，是这样的情形：“天既遐终大邦殷之命，兹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后王后民，兹服厥命。厥终，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携持厥妇子，以哀吁天，徂厥亡，出执。”把你们的智慧也用出来吧，你们想保护你们的妇女儿童不那么哀号吗？你们向逃跑吗？会把你们捉回来！
　　
　　 为什么要建造这座洛阳城呢？“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周书·洛诰》中也记载了建造洛阳城的事情：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洛诰》。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复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东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来相宅，其作周配，休！公既定宅，伻来，来，视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贞。公其以予万亿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诲言。”
　　
　　 这里也记载了建造洛阳城的原因：“伻来毖殷，乃命宁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则禋于文王、武王。惠笃叙，无有遘自疾，万年厌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叙万年，其永观朕子怀德。”
　　
　　 早在周武王的时候，就已经有关于洛阳的使用了：“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雒、伊，毋远天室。”
　　
　　 《史记》记载：“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成王既迁殷遗民。”
　　
　　 西周时期，周部落建造洛阳城，并不是为了做都城，没有把都城东迁洛阳的打算。而是为了把商王朝的那些顽民，迁移、集中到这里来，以便于管教，或者直接说是以便于劳教。洛阳城最初的建造开辟，是以今天我们所说的劳教所的形式建造的。

[22]
　　山西有一座五台山，是中国内地唯一正宗的藏传佛教密宗道场。对于我们今天的藏传佛教信徒来说，除西藏圣洁的神山圣水之外，在内地，五台山就是心中内地的圣地了。五台山成为密宗黄教道场，始于清代。入主中国的清王朝，“宏启宗门，藉资控驭”。康熙年间，清廷将统辖内蒙古、青海佛教事务的大活佛章嘉呼图克图迁住五台山镇海寺。康熙皇帝曾赴五台山五次，敕建寺院五所。康熙二十二年(1683)将五台山10座汉传佛教寺庙改为黄庙(喇嘛寺)，和尚也一并改为喇嘛。
　　
　　 “宏启宗门，藉资控驭”，是以宗教的手法来实现的。入主华夏的满清统治者，开国初期，为了坐稳江山，为了能够坐得住江山，除政治手法、文化打压外，迷信手法（也属于文化手法）也赶紧用上。改五台山汉传佛教寺庙为藏传佛教黄教喇嘛寺，就是因为满清统治者与黄教喇嘛认为，五台山是大汉民族的风水穴位，需要把它镇住，才能够使大汉民族永世不得翻身。于是大活佛章嘉呼图克图迁住五台山镇海寺，就在他的屁股底下，就在他的寺庙低下，依唐卡，建坛城。
　　
　　 无论藏传佛教密义，是否已经失传，用他们的方法选定的汉民族的风水穴位，是否准确，让满清、喇嘛，深入中国，选穴镇穴，五台山都是民族的耻辱。
　　
　　 不敢想象前年古都洛阳也是这样。是早在西周初期周武王、周公选定的“定天心，镇中国”的屈辱之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王宾杀禋咸格，王入太室，裸。”
　　
　　 城市建造成了，周部落进行了“王宾杀禋咸格，王入太室，裸”的封镇仪式。“惟告周公其后”，说明了两个问题，一、西周部落初期，更本没有想过要把都成搬迁到洛阳，没有这样的计划；二、这件事情的机密只有周公知道，只允许周公的后人知道。周公的封地，在鲁国，不再洛阳，为什么最初营建洛阳的事情，可以让周公的后代知道呢？是不是想让周公的后代，世世代代担当镇压洛阳风水与商顽民的责任？镇压中国的责任？
　　
　　 周公去世后，不去藏到他的封地鲁国，周公自己提出藏到洛阳去，周公死后，周成王把他藏到了岐山。大约关于洛阳的事情，洛阳的秘密，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了。到了“幽王爱襃姒。襃姒不好笑，幽王为烽燧。”西周灭，平王迁洛阳，作都城，一方面是不得已，再就是有谁还知道洛阳原来的作用。

[23]

　　“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消灭或收服商王朝的士，消灭或收服商王朝的知识分子，2000多年前，有过一场关于文化的战争。“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武王灭纣过程中，商部落的知识阶层的沉默现象，引起武王的高度警觉与重视。这让我们看到近3000年以前的人，就已经意识到了文化在战争中的作用，文化在统治权中的作用，文化与民族兴灭的关系。

要消灭一个部落，要消灭一个民族，要消灭一个国家，就必须灭绝其文化。这是武王死前留给周公的话。后世的蒙元打天下的人们，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失败了。后世的清朝打天下的人，他们明白了这一点，他们成功了。毛泽东也懂得这一点，在文化上狠下了一番功夫。当代的东西方文化之争，也是一场在进行中的文化战争。所谓的东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的中西结合，文化互补，文化融合，都是根本不了解文化本质的糊涂言论，糊涂观念。

王国维早就有过一个极其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中国历史文化之变，莫剧于殷周之际”。

历史小说《封神演义》，没有《三国演义》、《水浒传》写的成功。作者让这场关于文化的战争脱离了周公，他是为了吸引读者眼球，把时间搬到了周文王、周武王、姜子牙身上，还是为了为周公开脱罪恶，洗涤血腥，已经不可知晓。但作者已经意识到了那一场战争的性质，就是消灭士，就是消灭人才，消灭知识分子。你是商朝的知识分子吗？你愿意为我周朝服务吗？你必须为我周朝服务！你为我周朝服务，我就允许你存在，你不为我周朝服务，我就消灭你！你为我周朝服务，我就封你为神，为善神；你不为我周朝服务，我就让你做恶神！做恶神，也就是毛泽东时代的牛鬼蛇神。

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只要你是商部落中的士，属于“登名民三百六十夫。”就要“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做善神还是做恶神？做神还是做鬼？掌握知识，掌握文化的目的，需要做出抉择吗？需要明确长大后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吗？需要经过谁的洗礼吗？做神还是做鬼，直接指向了人的灵魂。这大约是有史以来，知识分子第一次经受心灵上的创痛，精神上的灾难，人格上的分裂。小说《封神演义》的作者，生活在明季，是因为经历过元代的异族统治，有过这种选择的经历，才意识到早在周公的时候，就已经这么这么折磨过人。作为汉人，做过元朝宰相的许衡，死后让葬者把自己的棺材用铁链子吊起来，悬在墓穴的空中，心灵上的隐痛，因为文化的隐痛，致死也不落底。

王国维说“中国历史文化之变，莫剧于殷周之际”，指的是这些吧？指的是从周公开始，从此文化必须为政治服务，为政权服务，为统治者服务。从此文化必须有这种抉择，从此没有了文化的独立性，从此没有了自由知识分子。王国维是从自身处境，意识到了周代、周公有过的作为吗？阶级斗争时期，知识分子在阶级选择上，又经受过这种经历。

　　［２４］　

　　文化，往往痉挛得让人不敢大声说话，怕再一次招动它的深层隐痛。商周两代，有这样一种现象：商代，盛于占卜，也败于占卜；周代，盛于巫术，也败于巫术。

　　从今天的殷墟考古发现，我们知道了商代在最为兴盛的时候，钻灼龟甲的响声很繁忙；到了殷纣王，他的名字叫受，“受”字在甲骨文中频繁出现，“受年”或“不受年”等，在商代的占卜中，遇吉祥占卜，称之为受；与不吉祥占卜，称之为不受。殷纣王这个人做商朝的王，也是取决于占卜的，是占卜说这个人可以做王，这个人做王可以得到吉祥。在周文王一天天坐大，威胁到商王朝的时候，殷纣王喊出过一句话：既然占卜说天命在我，谁还能够把我怎么样！这难道不是商王朝结束之际，一句最响亮的对商文化、对天命、对占卜的反问吗？

　　周公登上历史舞台，是从他为周武王禳命开始的。有了那次做神巫，他才能够摄政７年，才能够二次灭商奠定周部落天下，才能够把鬼神秩序搬到人间事上而成为礼乐。周公这个神巫，以让天下知识阶层做出抉择稳定了周朝的统治。到了周厉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的后代穆公虎做卿士，谏周厉王说：“民不堪命矣。”厉王怒，得到一个卫国的神巫，让他来监视说社会主义坏话的人，并且用的是神巫的方法，用神灵去发现谁在诽谤朝政，他说是谁就是谁，“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这难道不是周公灭绝文化的必然延续吗？西周，缘此而亡。

　　 孔子，我们的孔子，你怎么了？居然以这样一个首开灭绝文化先河，灭绝文化自身天性中具有的独立性、自由性，首先把文化与政治捆绑到一起的周公做榜样？周公所灭绝的，不是你的先祖商部落的文化吗？不是你的祖国商部落的文化吗？不是你心中的“中国”文化吗？你出生在了鲁国，打小看到的，是周公庙堂中享用的礼的辉煌与威严，那时候，你还小，长大以后，周游列国以后，临死前，当你明确了你是商部落的后人后，孔子，你怎么只落泪，不说出什么？你没有哪个胆量说出自己一生追求错了？

　　“三命兹益恭，故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亦莫敢余侮。其恭如是。”这是纪录的宋国孔子直系祖先考父的为人。从这里我看到的，是商部落中知识分子被整扒了的情形，心有余悸的情形，已经在骨子里血脉里形成遗传的情形。走路沿着墙根走路，吃饭只能吃稀粥一类，也不敢说出自己的主张，自己的见解。文革期间被整的、下放到乡下的知识分子，有过这种情形。我们这一代，从无文化状态回归文化容易，要让有文化的人们走回无文化，不敢有再一次。孔子血脉里，有他祖辈的血。心目中敬奉了２０年、３０年年、５０年的圣人，心目中营造了２０年、３０年、５０年、一生的圣殿，他会起来推翻吗？

　　［２５］

　　周以后，从此没有中国文化，没有中国的原生文化。周以后又被孔子张扬起来的中国文化，是被周公割裂、缝缀后的中国文化。这同清代文化尽管也宣扬的是孔孟之道，张扬的是儒家旗号，实质上已经绝对不是中国的汉文化一样。

王国维曾经认识到了“中国历史文化之变，莫剧于殷周之际”。我知道的是：“中国历史文化之变，莫剧于孔子之时”。

　　周公旦不懂得易经，以神巫代替占卜，以蓍草代替龟甲，把人间社会作鬼神社会，将商部落的鬼神序列礼器音乐，搬过来，改造为人间社会中人与人的秩序，这是一次创造，大的创造，了不起的创造。治人民如治鬼神，周公让人间分出天堂、地狱，起到很好的效果：“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史记》集解何休感叹：“颂声者，太平歌颂之声，帝王之高致也。”周公之后６００年，那孔子，依然醉心于周公的这个时代。

　　周公所进行的是社会实践，丛理论上完成周公事业的，是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