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几代领导人对三鹿事件的批示

玄野

事件发生在现在：

最高指示：执政为民

结果：受污染产品长期占据市场，大量为婴幼儿食用，三名无辜婴儿治病无钱，投诉无门，不幸身亡；上千无辜者依然住院治疗。市长董事长及相关一干人等被免职审查，听候发落。

（以下全为虚构，请勿对号入座）

如果事件发生在十年前：

最高指示：稳定是大局

结果：全国上下波澜不惊，虽有小道消息，但新闻联播出面辟谣，破坏国家安定的一小撮人被收容教育。全国掀起了产品质量检验的新高潮。

如果事件发生在二十年前：

最高指示：步子迈得再大一些，不要怕犯错误。

结果：企业和政府领导受到批评，做检查，但是仕途变得更加光明。

如果事件发生在四十年前：

最高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结果：涉案人员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申诉无门，放屁都得打报告。

当今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还没有真正地回归到尊重生命的价值体系上来。这并非是某个党派的问题，而是全民族的价值观念问题。在涉及的人类的核心价值的时候，中国政府的宗旨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一种政客似的心态。在遇到性命攸关的事件时，总要权衡利弊，左顾右盼，而不是毫不犹豫，当即立断地挽救生命。当我们挽救一个生命的时候，大多数的中国人会问，这有多大的价值。一个国家耗费巨资培养的风华正茂的科学家，当然值得耗资去救，而一个初落人世而父母尚未付出什么的婴儿是否值得耗费同样的金钱呢？危难中，在政府的眼里，一个富豪和一个乞丐是否应该享有同样的获救机会呢？中国历来有人命关天的俗语，而西方基督教世界有天赋人权的教义。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国衰民弱给中国人民的刺激太强烈了，救亡图存和发奋图强的责任意识使得我们暂时地对物质利益赋予了超多的价值与意义。国富民强后如何？相对于占据绝大部分多数中国人思想的辩证唯物主义，其实世界传统宗教在对人类价值上的思考显得要深厚得多了。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当今更迫切需要对传统的回顾了。

一个生命的价值实在不能由另一个或几个同类的生命来定义。为人父母者也许更容易理解这个问题：父母可以偏心偏爱，但是在儿女生命攸关的时刻，要作出一留一舍的选择是任何一个合格的父母都无法作出的决定。无论儿女的美丑贤愚，父母是无法比较二者的价值高低的。那一时刻只有上帝才能做出决断。电影苏菲的抉择就给出了这样一个情景。生命是上天或者上帝赋予的，生命之间是平等的，不存在归属关系，也不可以用金钱或者其他的价值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