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的长孙马思泽，自1953年出生就和祖父共住一个四合院，他对；马寅初的晚年命运有着与旁人不同的解读。（以下文章为马思泽口述内容。）
　　
　　1959年12月，马寅初处境恶劣，对他学术批判已经升级为政治斗争和人身攻击。第二年马寅初被迫辞去北大校长一职。搬离燕南园，来到旧宅院——东总布胡同32号。
　　
　　“爷爷发表《新人口论》被批判是五几年的事，那时我才四五岁，所以直接感受并不强烈。当然，家里气氛的改变我多少有一点感觉。
　　
　　我记得之前每年五一和十一天安门上都有游行，晚上有联欢，爷爷都会带着我们到天安门城楼去玩，我们可以见到很多国家级领导人。但到了1958年的庆典，爷爷却说不去了。那个时候我们很失望。
　　
　　外界传言我爷爷辞职后就闲赋在家20年，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准确。我记得1961年夏天，爷爷说要带我去浙江嵊县莫千山老家。那次去既是探亲，又是考察，他仔细地询问当地相关人员当年新添了几口人，死了几口人。当时他每天晚上会写东西写到很晚。实际上从1961年回家以后，他也没有停止他的研究。到了1966年，书和资料都被烧掉以后他大概才不再研究了。”
　　
　　很快，文化大革命开始、形势急转直下。对马家所住的东总布胡同也暗自起了变化，当时住在这条胡同里的张治中、邵力子等人都被纷纷抄了家。这时，马寅初一家人都觉得有些不安，“当时就觉得这件事早晚会来，就是等着，等着一场暴风雨的来袭。”
　　
　　“我们家一直没有被冲击，但说起来也进来过一次，确实是红卫兵。那天晚上很晚，进来了大概二十来人。他们说来抄马思通的家。我弟弟叫马思东，还有一个弟弟叫马思忠，音很像。但他们都还是孩子呢。所以对他们说‘你们肯定搞错了’，对方听后就走了。这样一场虚惊，也让大家紧张很久。
　　
　　从那之后，我们家就自己开始整理东西，爷爷的学术书籍、珍贵的往来信件，还有一些字画都被烧掉了。爷爷后期那份百万字的《农书》手稿也是当时烧掉的。
　　
　　烧书过后一段时间，派出所的人来说：‘周总理有指示，你家是保护对象，不准任何人闯入，我们负责保护。’因此，‘文革’中我爷爷本人并没有受到冲击，他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多干扰，而且可能是跟总理的关系，他的待遇都一直保留。直到去世前，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和我们住在一起，包括秘书、炊事员。司机和警卫人员等等。”
　　
　　（《环球视野》2010年2月2日第278期，摘自2009年11月20日山东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