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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實行憲政”口號在民運中意義定向
送交者: 武振榮 2004年11月21日21:56:15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論 “實行憲政”的口號在民運隊伍中的意義定向問題

從“胡公好憲”說起

前些日子,民主正義黨網站發表了陳奎得《葉公好龍,胡公好憲》的文章。這篇文章寫得很好,不但思想卓越,文字也十分優美。它以“葉公好龍”的古典,用辛辣的筆鋒批判了胡錦濤(胡公)的“以憲治國”的謊言,指出了中國實現憲政不能夠指望中共第四代接班人的事實。讀後,令人回味無窮。但是我們只要對於作者的思路做一個了解,並且依據這種了解去理解半個多世紀以來的中國社會的當權派人物的所作所為,那麼“胡公好憲”的事情,也沒有特別的突出的地方和突出的意義。事實是:在此以前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不但有“劉公(少奇)好憲,“彭公(真)好憲”,而且還有“毛公(澤東)好憲”……。據說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當國家主席劉少奇在遭到了紅衛兵的批判時,他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保護自己,對紅衛兵們嚷道:“我是共和國主席,你們不能夠這樣對待我!我是受共和國憲法保護的,你們批判我的行為要合乎法律!”可見,“劉公好憲”也不是沒有根據。所謂的“彭公好憲”不光是彭真在制定共和國第一部憲法(即55憲法)時就是挑大梁的人,而且他對於憲法也是獨有情鍾,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內的一個“憲法迷”,即使在1989年的民主化風波中,他在中央電視台的新聞節目中公開地表態:“要按憲法和法律 辦事”,言下之意,不要按個人的意志和個人的喜好辦事。可見“好憲”之“彭公”已經說到了憲法的“實質性問題”了……

至於說到“毛公好憲”的事情,那麼,你如果熟悉中國共產黨歷史的話,就會發現毛澤東在20世紀30年代就已經是中國“憲政”的吹鼓手了。把這個時期中的毛對“中國憲政”的論述拿出來同我們今天的某些“憲法專家”的文章相對比,一點兒也不見得遜色。又據說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感覺自己的發言權在受到劉、鄧的限制時,他在出席會議時拿了兩本書,說:“這一本是《中國共產黨章程》,這一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我是共產黨員,《黨章》保證我有發言權,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共和國憲法》也給我發言權……所以我說你們不能夠不給我說話的機會和權利”。可見,毛在政治的關鍵時刻也求助於憲法。由此而聯繫毛在臨死前的時刻中,“念念不忘”把自己定義的“文化大革命”(這和我所說的“六六運動”不是一回事)要寫進憲法(用我的話說,這叫“文革入憲”),希望用憲法的方式保持由他定義的“文化大革命”的意義不被“復辟派”所“篡改”,其用心之良苦也已經是世人皆知的了。

以上這麼多的事情說明了什麼呢?儘管“毛公好憲”,但是憲法也沒有能夠在1966年的政治事變中束縛住他的手腳,也沒有在他死後的6年即1982年保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不被鄧小平所“推翻”;儘管也有“劉公好憲”,但是憲法沒有能夠保住他的生命;儘管也有“彭公好憲”,但是憲法在彭真的嘴皮上又能夠起什麼作用呢?——在中國,既然如此有權有勢的人們的“好憲”行為也無助於憲法在中國的實施,那麼中國實行憲法政治的關鍵又在哪裡哩?

去年,在中國也時興了一陣子專家學者們的“好憲”之風,對於這樣的事情我們又當如何看待呢?如果說這種風氣已經影響到我們民運隊伍中來了,那麼我們發現某些民運團體也在附庸風雅的搞“好憲”的事情,想以“實現憲政”的口號取代實現民主的口號。我承認他們這些人的動機也許是好的,但是他們的行為將要產生出的後果,卻絕不會是好的。因此我以為,這樣的問題如果不被及時的糾正的話,就會給中國的民運事業造成損失。

民主政治與憲法政治之異同

憲法政治並不必然是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最起碼的卻應該是憲法政治——這就是兩者之間的最根本區別。了解了這樣的區別,我們在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運動和民主化進程時,就不會迷失方向。正因為這樣,我認為中國實行憲政的問題,是中國民主化運動的一個環節或者目標之一,而不是它的全部。因此,我們不能夠用“實行憲法政治”的口號替代“實行民主政治”這樣的目標。現在中國憲法政治虛偽性的根子是中國的社會還處在專制政治的階段,所以,中國問題的實質是如何儘快地實現民主化,而不是相反,用“實行憲政”的方式去搞民主化。

在歷史上,憲法政治最初是以君主立憲的形式出現的,所以,它是貴族政治的一個政體形式,和後來的民主政治不是一回事。但是,在君主立憲這樣的政治之中出現了一種明晰可辮的法律精神的時候,就為民主制度的出現提供了政治上的可能性。就這樣的歷史線索來分析,美國憲法制定時的“秘密情形”和憲法頒布之後的社會上形成的民主風氣,就值得我們思考。憲法政治首先是一個法律的政治,這樣的政治所表現出的價值是法律的,而非民主的,所以,這樣的情況就決定了某些時期的社會的統治者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接受“法制”而拒絕民主。雖然在理論上講,民主必須是法制,但是反過來,法制卻不等於就是民主。這樣的區別和差別就造成了在今天的情況下,我們中國的民運人士的政治選擇是:第一是民主,第二才是法制。不明白這一點,把以上的兩者混為一談,那才不對哩。

如果,我們現在不是生活在21世紀,而是生活在《欽定憲法大綱19條》的100年前,那麼我們提出中國要“實行憲政”,就可以充當“時代的先鋒”了,又如果我們生活在蔡鄂的時代,我們提出“護法”(保護憲法)的口號,並且為此而投身於一場革命的戰爭,那麼我們也不失為“中華的優秀兒女”,可惜,我們是生活在中國社會已經有了多部憲法的時代,所以,我們把自己的奮鬥目標在定到了“依憲治國”的事情上面,就同“以胡錦濤為首的第四代共產黨接班人”的行為沒有多大的區別了。在中國的目前情況下,我們反對共產黨一黨專政,要帶領中國人民走民主化的道路,就必須要打出自己鮮明的旗幟,就必須提出能夠有力的動員中國人民大眾的口號,而要做到這一點,除了“民主”之外,就沒有什麼可替代之物了!

現在我們是要做成這樣的一個民主的人民政治運動,在這個運動中,我們要把中國人民在一百多年的時間內對於民主的理解和對於民主的訴求用政治的方式表現出來,並且以此為契機建立中國的民主制度。所以,中國民主化任務之於我們只能是廣義上的“人民政治運動”,同一般的非政治的、文化的、經濟的或者社會的運動有所不同,也同專家學者們所主張的“改革”不一樣。

在憲法問題上,專家學者們的意見、看法和民運人士的立場

從哲學的觀點看問題,我們就會發現不同的人對於同一個事物會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比如,在說到我們中國如何可以儘快的擺脫不發達狀態時,不同的專家學者可以拿出不同的意見和辦法,教育學家可以拿出大力發展教育方案,經濟學家可以提出發展經濟特別是發展第三、第四產業產業的辦法,科學家也可以拿出相關的努力發展科學的計劃,甚至連文學家也能夠提出以文學的方式發展中國的建議,如此等等,不可一一論之。我們如果對於上一個世紀初中國社會上曾經出現的“科學救國說”、“教育救國說”、“技術救國說”等等有着一個記憶的話,那麼我們對於以上所提出的問題的就會形成一個明了的看法。因此,我們在說到“實行憲政”這樣的問題時就可以把它放到專家學者們的意見的方面去考察。我們做為中國民主化運動的積極推進者,雖然對於中國必須“實行憲政”的問題以堅決的支持和肯定,但是,我們同時卻一定不要忘記我們不是“專家學者”,我們不可能站在“專家學者”們的立場上去把自己的認識問題和看待問題的行為限制在特定的“憲法專業”之內。

我們一定要明白自己是民主政治運動中的人,我們自己的存在的價值也僅僅的寓於政治運動之中。在沒有實現民主化的今天,我們的任務是建立中國的民主制度,在民主制度建成之後,我們的政治任務也並沒有因此而結束,我們還得用不斷的造就公民政治運動的方式來保證民主的政治不至於變質和腐敗。正因為是這樣,我們在把自己的思想和精神投放在一個很狹窄的“專業”中去的話,就等於自己用繩子綁住了自己的手腳。

有了上述的看法之後,我們就可以調整自己的思路,使我們保證自己行走在民主的道路上不至於偏離。若不是這樣的話,我們硬要進入“專家學者們”的研究領域,使自己也成為“專門家”,那麼,我們就失去人民群眾,最後變成一錢不值的人。憲法問題——如果我沒有說錯的話是一個“專業性”很強的問題,要在這個問題上提出有價值的見解,沒有一定的專門知識是絕對不行的。因此,我們在憲法問題上的正確做法不是使自己變成為憲法“專家”,而是我們能夠以民主運動的身份去提出我在憲法方面的見解;在我們的見解中,憲法問題和憲法政治必然要從屬於民主的政治,最終地構成為民主政治的一個方面,而不象憲法專家那樣要把憲法問題同政治的問題分開來,使憲法在政治之外獲得它獨立的意義。也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同憲法專家們的意見最終還是有區別的,所以,那種把目前中國社會上的具有民主意識的某些憲法專家的觀點誤認為是我們民運人士的“最好的觀點”的看法是完全錯誤的。

在憲法專家們的觀點上,公民政治運動或者人民政治運動原本不都是被當成為有價值的東西看待的,在許多人的觀點中,這恰恰是影響憲法建設的最嚴重的禍害。所以許多的政治運動在他們的看法中,不但不是實行中國憲法制度的動力,而且是它的真正的障礙。當然,這樣的觀點我們是沒有理由贊成的;如果在這個時候,我們贊同他們的觀點,那麼民運的隊伍就只有解散了。前幾天,我在《反對黨一詞的政治意義的研究》的文章中提出了一個看法:那就是我們民運人士在尊重專家學者的正確動機和正確態度的支配下,絕對不能夠走到處處受專家學者們的意見的“奴役”的極端。我們一定要認識到並不是在中國民主運動這樣的問題上,所有的專家學者們的意見都是正確的和高明的。在現代的條件下專門家的領域一般都是非常狹窄的,因此,在這樣的領域中所提出的意見和主張如果 原封不動的搬到“專業”之外,並且不分青紅皂白的要讓人們服從,沒有人不認為是錯誤的。就這樣的情形思考我們面對的問題,我們的態度是什麼?就可以很正確的得到回答了。

專家治國的觀點不是民主的觀點

要看到,目前中國民運隊伍中的許多人是從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的時間中“衝殺”出來的,因此,他們的身上免不了要帶着許多的鄧小平的“烙印”。在鄧小平的所謂“改革”中,有一個大受讚揚的措施叫“為知識分子平反”。在這裡,我不想對這個問題發表自己的全面看法,但是我認為有必要指出,這種所謂的“撥亂反正”的行為也許 有 統治意義上的價值,也許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現出了人的自由對於知識的關切,但是這樣的事情卻完全的沒有民主的性質。所以,我們民運人士在從這樣的“政策”中去總結經驗教訓時,就不能把它當成民主的東西來看待。就自由的這個意義來看,讓社會上有知識的人發揮自己的影響,這當然符合正義的原則,但是這樣的行為若還連帶的引起對於知識分子之外的人民大眾的作為和行為的蔑視式看法,那麼就不是我們所要尊重的價值和守持的價值。除此之外,如果這樣的思想和政策把我們引導到專家治國的地步,我們就不得不起而反對之。

要知道,中國專制社會在一段時間內形成了政治上排除知識分子的現象是專制主義本性的一種要求,也是專制政治的一般的特點的表現,所以,值得我們民運人士對其實行批判,但是這樣的批判如果把以往的人民政治運動的價值也包括進去,那就是我們的不是;又如果這樣的批判把我們引導到專家治國的地步,那就得不償失。可見,我們對這樣的現象的批判若還整理不出獨立的價值,就會把鄧小平的“扶正”知識分子的措施看成是“歷史的進步”現象,所以,若不是1989年的血腥鎮壓使我們中國人民看清楚了當權派“尊重”知識分子政策的本來面目,我們到今天為止,還會以為這些共產黨內的“復辟派”是尊重知識的人哩。

“6、4”之後,中國的統治者們為了掩蓋赤裸裸的殺人政治,無恥的玩起了專家治國的鬼把戲,千方百計的把他們打扮成為治國的“專家”。從江澤民、李鵬、朱熔基到今天的胡錦濤、溫家寶、曾慶紅等,他們之中的哪一個不被說成是“專家”呢?只可惜,有一點——他們之中竟沒有一個人的“專業”是“對口”的,也就是說,他們之沒有一個是法律的專家或者政治學專家。在學校中,他們全是學習“自然科學”的,連一個“文科”的都沒有,因此,他們在以“專家”自居時,都是些清一色的“工科類類專家”,不是“機械工程師”,就是“土木工程師”,連一個“政工師”都沒有,用我們中國的話來講,這不叫“趕着鴨子上架”又叫什麼呢?

在看清楚了上述專家治國的鬼把戲之後,今天,我們民運人士就不能夠也不應該使自己的思想還停留在專家治國的圈子內;我們應當對民主做出真正符合民主本意的解讀,使中國的民主化運動一直沿着正確的方向前進。所有的這一切,意味着我們民運人士在有關中國民主的重大問題上,應該有我們自己的獨立的見解和獨立的觀點。在有的時候,我們往往會遇到這樣的現象:不僅僅我們對某些問題的看法、觀點同異議人士接近,就是同專制分子也有許多的相同之處。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應該如何的行為,這就是我本文中要提出的問題。在這裡,我並不認為我個人就對這些問題有了明確的看法,我只是提醒大家,在這樣的問題上如果拿不出我們民運人士的觀點,而我們的觀點如果又表現不出很高的水平,那麼,民主對於我們就只能是遙遠的。

結論

在本文中,我不是說在我們的民運隊伍中,就不應當提“實行憲政”這樣的口號,也不是說這樣的口號沒有民主的內容可言,而是說如果我們不把這樣的口號所反映的東西組織到中國民主化運動的這個更具體、更偉大、更實際的目標之中去,就有可能發生民主的轉向問題。也正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才提出這個口號在民主運動中的定向問題。

2004-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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