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藤榮作時代，中日兩國政府為實現邦交正常化在水面下曾有過一定的接觸，由於二戰以來日本在外交政策上要瞻顧美國政府的臉色而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一九七二年尼克松的突訪中國使日本朝野大為震驚(Nixon Shock)。在尼克飛往中國的前一日，日本這個美國在亞太地區最親密的盟友才從美方口中得知尼克松即將訪華的消息。

田中角榮首相等匆忙調整左藤內閣的對華外交政策，對中國政府表明：日本政府願意放棄與台灣的外交關係，實現中日兩國關係正常化。日本朝野一致認為既然政府已經決定與中國正式建交，對華戰爭賠償屆時將是談判桌上無法迴避的重要議題。日本人在田中出訪中國之前沒有想過中國政府會主動放棄大筆的戰爭賠償，儘管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曾經主張過不向日本索要戰爭賠償。

對日要求戰爭賠償，對於深受日本侵略戰爭之害的亞洲各國來說是天經地義的事。韓國，東南亞各國與日本講和的前提都是從戰爭賠償開始。這些國家中沒出現一個放棄戰爭賠償的先例。

人們不會忘記中日甲午戰爭後，大清帝國被迫向日本支付了兩億三千萬兩白銀並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和澎湖列島作為戰爭賠償。大清帝國支付的那筆巨額賠款成為二十世紀日本工業化和向中國窮兵黷武的巨大資本。

二戰後中國雖然是個掛名的“戰勝國”，卻是日本侵略戰爭的最大受害國。千瘡百孔的河山需要重建；歷盡滄桑的人民的心靈需要撫慰；現代化建設的起步需要資金；大躍進文革歷次激進的政治風暴所造成的巨大損失需要修補；……百廢待興。不幸的是，這筆巨額的戰爭賠款即將被交送到中國人民的手中之際卻被中共拱手相讓仇邦蠻邦！

放棄戰爭賠款是經毛澤東提議，由周恩來主動向日本政府表明的。田中角榮，大平正芳等聽了，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以為翻譯搞錯了或周恩來講錯了話。經再三核實才確信不疑。由於周恩來沒有向日本人明確說明中國政府願意放棄的只是針對中國政府的戰爭賠償，為以後日本政府拒絕賠償中國民間受害者留下了絕佳的口實。

近幾年來，日本政府，新聞媒介和普通日本國民異口同聲辯解道：周恩來所講的“放棄戰爭賠償”指的是放棄中國政府和民間雙方對日戰爭賠償的要求，因此拒絕對華民間賠償是理所當然。日本人的主張是否合理另當別論。對日本人的這一說法，中共從來沒有站出來反駁過一次，替自己的人民說一句話。把解釋權無條件地交在日本人手中。

中共主動放棄戰爭賠償的善意現在被日本人通常理解為：“七十年代初，中國在國際上處於極端孤立的情形下，為了從日本打開缺口不得不採取的一個外交策略。中國人從中獲得的益處遠遠大於日本”。日本民族就是這樣一個見利忘義的民族，中國人民早該從中日甲午戰爭，日本侵華戰爭兩次血的教訓中認清日本民族的本性。日本在與中國交往的一千二百年中他們的祖先從中華文明中汲取了豐富的養分，獲取了莫大的益處，卻在近代一而再，再而三地蹂躪已瀕臨國破家亡的中華民族。其手段之殘忍和造成災難之巨大超過任何一個西方列強。筆者不明白中共為何把戰爭賠償這樣大的一筆中華民族的血價毫不猶豫地推脫掉，讓日寇得了便宜還要背後嘲笑“之那人”愚蠢至極。難道日本過去對中華民族是恩重如山嗎？

中共對自己的老百姓有這麼好麼？農民為共產黨建政數十年間付出幾千萬人命的代價，中共執政後卻讓他們徹底淪為“農奴”。五十多年至今仍被壓迫，歧視成為在整個中國人數最多處於社會最底層的弱勢群體。中共哪裡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否則就不會把中國人民遭受日寇蹂躪的血債輕易地一僦而棄，完壁奉還給日寇。這一切說明了什麼？中共對日寇的體貼如微遠甚於對自己國民。

共產黨一貫充作“散財童子”在亞非拉各貧窮國沽名釣譽；同時不顧億萬人民生老病死的福祉和千百萬兒童無法就學的悲慘現狀竟然好大喜功，耗盡民脂民膏搞“神五”，奧運，三峽等有名無實的表面工程為自己在國內塗脂抹粉，在世界各國面前出盡風頭。鉗工同學迫切期待着中共“以弄金牌的方式去造東西”，比如“世界一流的數碼相機，CPU，打印設備，大型客機”。哼哼，簡直是白日做夢。雖然這是實實在在關繫到國計民生事業但卻不能大大滿足中共欲涸難填的虛榮心。中共怎麼能願意去搞？要麼不搞，要麼搞出來的皆是“豆腐渣工程，王巴蛋工程”之類。

最近的“高鐵”也是中共好大喜功裝典門面的一項表面工程。自己不願組織人員下功夫研製，就拿出百多億美元的人民血汗來購買。農業生產還處於原始農耕的狀態，要“高鐵”幹什麼？九億多農民又沒錢乘坐，不明明是好大喜功嗎？“高鐵”不是不可以搞，為什麼不能自己搞？不自己搞在技術上永遠要靠人家處於幼稚園階段。自己搞出的即使最初不如人家的先進也無妨，總要有個積累經驗的過程。自己搞出來的不論怎麼看也比不顧國計民生花大錢買進強。近年來日本在戰略上處處與中國為難。東亞石油管線就是遭到了日本暗算而落空。不引以為戒，自強不息卻把一百二十億美元的買賣輕易讓給日本做。又犯了老毛，周恩來等厚待恩待討好日本貪圖日本回報善意的老毛病，這件事向放棄戰爭賠償一樣在中國對外戰略史上肯定又是個敗筆！

擅自放棄屬於國家和老百姓的巨額戰爭賠償，西方民權國家儘管在政體上也有這樣那樣的不完善之處但絕對做不出這樣無視民權，禍國殃民，傷天害理至極的事。世界上找不到一個中共這樣的先例。網上許多國人是好了傷疤忘了痛，中共五十五年的惡行一夜之間就因中共做的一些表面功夫忘個一乾二淨，竭盡全力行為中共歌功頌德之能事。日寇自知侵略戰爭天理難容還知道要賠償清算；中共卻對自身在執政歷史上犯下的罄竹難書的種種重大罪孽和給因此人民帶來的重大災難一概不認帳更不想加以清算。有甚者，中共不僅自己不認帳清算歷史還竭力阻止日寇向遭受莫大戰爭之害中國人民償還所欠的血債，中共比日寇還要可惡兇惡千百倍。放棄戰爭賠償的暴舉是中共在飽受日寇蹂躪的中國受害者心靈上又狠狠地紮上的一刀。

五十五年來中共對人民一貫施行苛政行盡傷天害理之事，卻對曾經屠殺了數千萬中國人民的日寇顯示出無比寬宏大量的“菩薩心腸”。難怪日本曾短時期興起一股莫明其妙的“中國熱”。這是中共對日的“菩薩心腸”換來的一點善意而已。以戰爭賠款的九牛一毛設立一項“日元長期貸款”其實也是出自於日本人良心的極度不安。有許多人質疑中共對日的“以德報怨”做法不可思議，其實沒什麼不可思議的這正是中共獨裁者本性的寫真。到現在仍有鉗工等人在無數鐵的事實面前還沒有認清中共的真實面目，實在是被中共“奴化”到不可救藥的地步。最近此鉗工瘋狂的大有走火入魔之勢。

毛周與日本政府的私下交易，使中國人民向日寇伸張正義討還血債的長久盼望中日恢復邦交的一瞬間化為烏有。毛周在出賣了中國和中國戰爭受害者的根本利益的同時作為中國的領導人卻大大地捍衛了日本的利益。汪精衛，愛新覺羅·傅義等與中共比起是“小巫見大巫”不可同日而語。中共才是中國有史以來名副其實的最大的漢奸賣國賊。全體中國人民有誰願意忍氣吞聲恪守這個中共強加在人民身上的不平等條約呢？

近年來民間興起的直接向日本政府討還血債的正義之舉就是佐證。人民為何不透過中國政府而直接同日本政府交涉呢？人民知道中共是靠不住的不會在關鍵時刻替自己的人民說話辦事。中共若出頭只能變本加厲地出賣損害人民的利益。幾十年來中國人民若在民主憲政之下早就以“公投”等合法合理的形式輕而易舉地推翻了這個中日不平等條約，但是中共政權為維護其專制統治卻百般抵制民主憲政在中國的實現。由於拖得過久而使日本對華戰爭賠償得以履行的可能性變得愈來愈渺茫。

以“公投”的形式廢棄毛周與日本政府達成的“放棄戰爭賠償”之不平等協定是合乎民主主義理念的做法。日本政府無法以“背信棄義”等藉口加以抵賴推脫。國際社會和輿論也會站在中國受害者的一邊。屆時日本政府將被迫重新回到談判桌前，與中國政府重新開啟討論對華戰爭賠償問題。然而，在日本人那裡千方百計沽名釣譽的中共專制政權是靠不住的。一個真正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民選政府的出現是中國人民能從日寇那裡討回血債的唯一期待！

回顧中日關係百年的歷史，中日甲午戰爭大清的戰敗使日本人對中國的看法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直到中日戰爭中日本人對中國人的鄙視達到了頂點。十年動亂後的中國瘡痍滿目，日本人看在眼裡多少產生了一點同情心。就象富老看窮叫花子一樣的心態。然而，隨着近年來中國的崛起日本國民卻漸漸顯露出狹隘的島民心態，唯恐有一天中國超過日本甚至超越美國成為世界老大。於是日本政府已經開始逐年減少對華日元貸款，並揚言不久的將來要完全取消。

中國人在日本是最不受歡迎的外國人，這是在日華人公認的事實。許多日本人認為大量中國人的存在導致了日本社會治安嚴重惡化。筆者根據多年來的觀察，發現這種說法純屬片面之辭。在日中國人固然有一些違反日本法律的人存在，但那些不法者僅僅是其中的極少部分。日本有一億兩千多萬人，犯罪者多數出自日本國民而非是外國人。導致日本社會制安不斷惡化的根本原因是日本自身存在的種種社會危機和倫理道德方面的問題。比如臭名昭著的“東京地下鐵沙林事件”就完全是日本人的犯行，與外國人無關，更與中國人毫無相關。九十年代中期在關西大阪一帶曾發生的多起碎屍案也皆然是日本國民的犯行。把少數中國人的刑事犯罪加以大肆渲染是日本右翼集團連同不斷右翼化的日本國民蓄意醜化中國人一個環節。

中國人出於對日本民族性的不了解常常臆想着大多數日本國民本性是友好和善良的。其實恰恰相反，日本民族從整體上說是一個缺乏是非正義感的民族，故意寐着良心參與或者迎合醜化中國人的普通日本國民比比皆是甚至包括中小學生。魯迅先生曾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描寫道：當電影放映到“之那人”的人頭被砍落時日本同窗歡呼雀躍。筆者雖然不同意日本人沒有好人之說，但在日期間切實感受到現代日本人民族與人所描述的戰前日本民族在本質上沒有太大的區別。只不過日本民族本來固有的那些邪惡的心態在現代文明掩蓋之下表現的稍微含蓄一些而已。不通過長期，細緻和全面的觀察是難以得出正確結論的。對日本文化，歷史及其民族性了解的不透徹往往就會過高評價日本民族對善意的回應。毛周就是典型的例子。

八九年筆者到日本留學時，中日關係已經隨着中國的興起開始冷卻。在那之前是日本文部省曾修改歷史教課書否認南京了大屠殺，中曾根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九十年代初期某橫濱市立大學教授發明了“中國威脅論”，從日本列島渲染到全世界各個角落，使中國因六四天安門事件而惡化的國際環境更加雪上加霜。石原慎太郎，西尾干二，中島嶺雄等日本右翼人士聯合二等皇民極端台獨分子金美齡一起搞反華大和唱，妖魔化中國並醜化中國人的形象，使中日政府民間關係全盤走向惡化。

鑑於隨着中國的崛起而不斷走向中日關係，比較左翼的朝日電視台曾多次舉辦有關中國的電視辯論。最初還有少數有良知的日本知識界人士站出來為中國說公道話。後來因為右翼人士眾多且極為猖狂，這種電視辯論再也無法正常進行下去了。

“日本產經新聞”是日本的一個最右翼的報刊。常常刊登西尾干二，中島嶺雄等日本右翼分子的反華大作。文章不僅極力支持台獨，散布中國威脅論而且用最惡毒的語言攻擊抵毀中國公民的人格，筆者每次讀到時肺子都要氣炸，恨不得馬上去把靖國神社的石碑砸爛或塗上油漆。若不是內人多次百般勸解消氣，恐怕早就做出象後來馮錦華一樣的違法事件。

就是這樣一個臭名昭著的報刊九十年中代有一年中共竟讓它在北京設立了分社向中國大陸公開發行。這個“產經新聞”在中國設立分社之後，反華仇華的囂張氣勢一點也沒收斂。中共究竟是哪裡出了毛病，能以大度容納日本的如此瘋狂的反華媒介，卻不能允許自己的人民和國內媒介有一點點自由的天地？從這件事之後，筆者對中共就完全失去了信心，不再做與虎謀皮的事。希望眾多還有沒有認清中共本來面目的朋友們有一天能夠象筆者一樣醒來吧！為實現中華民族自由平等的理念一同奮力吶喊吧！

美國日本外國人的人性的好壞是他們自身民族性的問題，不是我們中國人所能改變的。筆者指出日本的種種不義不是為了宣揚仇日民情，詣在使國人明白幾十年來人民遭受的種種苦難源自於中共的專制統治。筆者客居國外十五年間，前十年一聽有人說中共不好就猶如親爹挨了罵，脖粗臉紅與人辯論個沒完沒了。後五年終於醒悟過來。受過中共長期洗腦的人就是要有這樣一個漫長的過程。從鉗工的認真勁看到了過去的筆者。咱老百姓(真)，丁春秋另當別論。

2004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