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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現代中國憲政運動發韌的國內環境
送交者: 陳小平 2006年01月17日15:49:59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1904年,慈禧在讀了《日本憲法義解》後認為日本有憲法於國家甚好,在出使考察政治大臣上諭發布後,她說:“派各臣工到各國調查之後,果無弊害,即決意實行。考察政治五大臣之一的戴鴻慈在其日記中曾經提到:在出使大臣被吳樾投炸彈後,慈禧曾經“慨然於辦事之難,悽然淚下”(轉引自候宜傑著:《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第71頁、57頁、59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她在遺詔中說“前年頒布預備立憲詔書,本年頒行預備立憲年限,萬機待理,心力具殫”看來並不是自我標榜;

作為慈禧和光緒的繼承人載灃,“平生喜讀西書”,在1906年政府討論立憲問題時,他就是積極的贊成者,1908年國會請願時,他呼籲確定開國會期限,以使國民灰心。(轉引自侯宜傑著:《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第216-218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在宣統皇帝繼位的第二天(1908年12月3日),便替小皇帝發布上諭,宣布“凡先朝未競之業,莫不敬謹繼述”“屆時即行頒布欽定憲法”,“仍以宣統八年為限,……期在必行”(《重申仍以宣統八年為限實行憲政諭》,《憲檔》上冊,68-69,)1909年3月6日,在頒布的上諭中,清政府再次重申預備立憲。“國家預備立憲,變法維新,疊奉先朝明諭,分年預備,切實施行。”(《重申實行預備立憲諭》,《憲檔》,上冊,71頁)“居喪期間,他經常召集軍機大臣和會議政務處大臣籌商預備立憲之策,特別指示他們,凡是”朝廷交議的有關憲政事件,要首先研究,議復不得超過5天。他認為諮議局是立憲的基礎,非常重視。他關心羅致憲政人才,……應端方之請,(1909年6月年)開復了支持光緒變法的翁同和以及原湖南巡撫陳寶箴原官。他不時敦促督撫認真籌辦憲政……即使在普通的謝恩折上,他也打破常規,加以批示,諄諄以憲政為囑”(侯宜傑著:《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第221-228、470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為了表示政府的立憲決心,1909年6月23日,清政府以陝甘總督升允奏阻立憲開缺,從而打破了立憲以來處分地方大員的記錄。(韋慶遠等著:《清末憲政史》第280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1906年8月28日,醇親王載灃、軍機大臣、政務處大臣、參與政務大臣袁世凱等奉旨召開會議,討論載澤、端方奏摺,是否決定立憲。在這次重臣會議上,已經沒有人公開反對君主立憲。只是在推進速度方式上存在區別。奕匡、徐世昌、張百熙、瞿鴻ji 袁世凱及載灃贊成立憲,只有鐵良、榮慶及孫家鼐略表反對或擔憂。這次會議導致了1906年9月1日的仿行立憲上諭的發布。

在體制內支持憲政改革的群體中,駐外大臣是最有力的群體之一。

最早是出使日本大臣李盛鐸倡議君主立憲。1901年6月,在變法條陳中寫道:“查各國變法,無不首重要憲綱,以為立國基礎。惟國體、政體有所謂君子、民主之分,但其變遷沿改,百折千回,必歸依於立憲而後底定。”“橫覽世界,殆無無憲之國可以建立不拔之也,而幸致富強者矣。”(《時報》,1905年11月28日

1904年3月24日駐各國使臣孫寶琦(駐法公使)、胡惟德(駐俄公使)、張德彝(駐英公使)、梁誠(駐美、墨西哥、秘魯大臣)等聯名電請宣布立憲。“仿英德日本之制定為立憲政體之國”,明定憲法,“先行宣布中外,以固民心,保全邦本”,否則“外侮日逼,民心驚懼相傾、自鋌而走險,危機一發,恐非宗社之福”。(《出使各國大臣孫(寶琦)上政務處書》,《東方雜誌》第一卷第七號)孫的上書給國內的立憲派活動及地方督撫的立憲要求以巨大影響。

1904年4月,出使法國大臣孫寶琦奏請立憲:“欲求所以除壅蔽,則各國之立憲政體洵可效法”。“應仿英、德、日之制,定為立憲政體之國。”不僅如此,他還鼓動端方和張之洞說服朝廷立憲。(《東方雜誌》第一年第7期,轉引自候宜傑著:《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第49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905年出使日本大臣楊樞奏請仿照日本立憲政體。(《光緒朝華東錄》總5286-5288)

出使美國二等參贊吳壽全“竊以為現當預備立憲之際,一時未能舉憲法之全體而實行之,惟有將憲法規則迅速宣示,使天下咸知法律範圍,自由權限,固有萬不能稍為侵越者。……擬請旨下憲政編查館詳細審核,應如何條列憲法規則,迅速請旨宣示,以別權限,而端人心,似於立憲之道,尤為當務之急也”(《憲政編查館大臣奕匡等代遞吳壽全請宣示憲法規則以杜民氣囂張折》,《憲檔》上冊,315頁)

1905年1-5月,俄國陸海軍相繼在旅順口、瀋陽、對馬海峽遭到日軍的毀滅性打擊,這一事件,再次推動了中國的立憲運動的發展日俄戰爭後,駐法國大使孫寶琦首先以變更政體為請,

1905年11月,出使美國大臣梁戒、新任英國大臣汪大燮與前出任英國大臣張德彝、前出使法國大臣孫寶琦、前出使比利時大臣楊兆jun ,前出使德國大臣蔭昌、新任出使大臣劉式訓、新任出使德國大臣楊晟入奏,強調保邦致治,非立憲莫屬。期以五年,改行君主立憲。為了立憲,亟應實行三事:第一,“宣示宗旨”,將朝廷立憲大綱列為條款,使全國人民奉公治事,一以憲法意義為宗,不得稍有違悖。第二,布地方自治之制,第三,定集會、言論、出版之律。(侯宜傑著:《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第61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907年與1908年之間,駐外使臣孫寶琦、胡惟德、李家駒等奏請開國會。(韋慶遠等著《清末憲政史》,第71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3年版)

在駐外大臣群體以外,1902年夏,翰林院侍講學士朱福詵在通過他人呈遞朝廷的札記中,言:“處盡日而欲挽回世運,收拾人心,固非立憲不可。……惟有改定憲法,以移天下之耳目,震懾薄海之心思,使凡平權自由流血革命之徒,一皆回視返聽,而樂為我用。”(《時報》,1906年2月26

1902年8月,翰林院編修趙炳麟呈遞“防亂策”:“欲固國本,必達下情;欲達下情,必行憲法。”“憲法既行,一切用舍舉廢兵刑財賦皆秉公約,君以民為心,民以君為心,安有革命之說搖惑眾志哉!”(轉引自候宜傑著:《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第29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考察政治上諭發布後,御史顧瑗、刑部侍郎沈家本和出使朝鮮大臣曾廣銓又奏請實行地方自治,1905年朝廷令奉天和直隸試辦。

清廷決定派遣出使考察政治大臣考察後,針對當時政府對立憲的決心尚未敲定,周馥、袁世凱和御史趙炳麟又奏請立憲,請求政府將立憲政體確定下來。

日俄戰爭後, 清朝親貴中的一些人也開始公開主張立憲。陸軍部尚書鐵良“於憲法亦粗有討論”,商部尚書貝子載振支持端方,於是慈禧在時局艱難、內外壓力下,被迫同意實行立憲。

由於清末立憲是被迫之舉,因此,在體制內主張立憲的當然有人云亦云者,特別是在人必言立憲後。但在一系列對立憲的詔令的議論和條陳中,反映出清末體制內一些人對憲政的理解已經超出了同時代許多人。例如,暫署廣西提學使李翰芬的條陳反映出他是體制內對憲政有些心得之人。他的條陳主張五年預備憲政,宣布憲法,建立上下兩院,建立對君主、議會負責的內閣,並提出為保護皇室之崇高,親王不宜擔任內閣總理大臣。(《署理廣西提學使李翰芬條陳五年預備立憲及速立內閣等事宜折》,《憲檔》,上冊,299-304,轉引自韋慶遠等著《清末憲政史》,第222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3年版)

御史黃瑞麒主張:“宜先統籌全局,分年確定辦法”(《御史黃瑞麒奏籌備立憲應統籌全局分年確定辦法折》,《憲檔》,上冊315-320)清政府後來的《欽定憲法大綱》和《逐年籌備清單》就吸取了他們的意見。

考察憲政大臣達壽在奏摺中,力倡改良政體,立憲是世界發展趨勢和潮流,違背這個趨勢,則對外“必召陰謀”,在內是“終成暴亂”(《考察憲政大臣達壽奏考察日本憲政情形折》,《憲檔》上冊,第25頁)

在清末的體制內推進憲政改革的力量中,端方、載澤是最值得注意的兩位。作為清末憲政化過程中的出使考察政治大臣,他們對憲政內核的理解不僅超出了體制內的同僚,而且明顯超出了同時代的其它人。他們是體制力主憲政化改革的及包括設立責任內閣在內的官制改革的先鋒代表。載澤、端方在接受慈禧召見時,“皆病陳中國不立憲之苦,及立憲後之利。”(《立憲記聞》,《辛亥革命》,四,第14頁)這兩位當時的考察政治大臣的開明程度令人吃驚:他們呈遞慈禧的奏摺大多出自“曠代逸才”楊度之手和尚在通緝的“欽犯”梁啓超之手。最著名的是載澤的《奏請宣布立憲密折》和端方的《請定國是以安大計折》。此外,官制改革草案也是梁啓超代為擬定的。《請定國是以安大計折》是端方設想的政治改革的總體方案。他期望政府能夠在15-20年內,頒布憲法,開國會,實行一切立憲制度。端方認為,洋務運動之類的改革是“但效其末而不能效其本”,本末倒置。“悉心觀察”“乃知其所以致富強者,不當於其外交之敏捷求之,而當於其內政之整理觀之。夫世固未有政治不修,而其國能富、其兵能強者,亦未有內政不修,而外交能制勝利者。欲判其內政之能修與不能修,此不必問它,但問其政體之為何而可判之矣。”。“世界各國政體有專制與立憲之分,“專制之國任人而不任法,其國易危;立憲之國任法而不任人,故其國易安。”民主立憲與君主立憲“不在君主與民主之別,而在專制與立憲之別。”而專制與立憲之別,首先在於有無憲法。(此等對憲政的理解在現代中國的體制內恐怕也無幾人能出其右)“臣等以考察所得,見夫東西洋各國之所以日趨強盛者,實以採用立憲政體之故”……“蓋商戰恃乎明智,兵戰恃乎民力,欲民智民力之發達,而以專制政體臨之,無異欲南行而北其轍,必不濟也。由此論之,則中國欲國富兵強,除採取立憲政體之外,蓋無他術矣!”(《請定國是以安大計折》,《端忠敏公奏稿》卷6)端方從梁啓超和楊度那兒得到了一套全面的憲政改革計劃。在他上呈的《請改定官制以為預備立憲折》中看出,他主張官制改革的主要內容是設立責任內閣,取消自1729年雍政皇帝時期確定的軍機處,劃分中央與地方的權限,適當加重省級地方官的事權,對中央及地方各部門進行行政改革,人事制度改革、以及設立獨立的司法機構。由次觀之,他欲使官制改革與國家機構近代化相結合,符合實行憲政的要求。實際上是要對政體進行全面設計。

在端方的《請定國是以安大計折》奏摺中,端方的六項建議具有相當的“自由主義”內涵。

第一:確定法律目前人人平等原則。“舉國臣民立於頭等法制之下,以破除一切畛域。”

第二:設議政機關:“國事采決於公論”,“順民意而收輿情。”

第三:向發達國家學習:“集中外之所長,以謀國家與人民之安全與發達”,“不存中外之見,惟以是非為準。”

第四:皇族與國家分立:“明宮府之體制。”

第五:反對中央集權及倡導地方自治。“定中央與地方之權限”“先行演習”地方自治。

第六:建立預決算制度。“公布國用及諸政務”

出身於滿族皇族的載澤在清末的政壇上具有與端方不同的身份和地位。這使他在清末的立憲過程中幾乎扮演了設計師的角色。他的奏摺同樣反映出他對憲政的認識程度。特別是他對憲政化過程中可能帶來的各利益階層的干擾看得十分明白。他說“……憲法之行,利於國,利於民,而最不利於官。若非公忠謀國之臣,化私心,破成見,則必有多為之說以熒惑聖聽者。蓋憲法既立,在外各督撫,在內諸大臣,其權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比如往日之優,於是設為疑似之詞,故作異同之論,以阻擾於無形。”(轉引自韋慶遠等著:《清末憲政史》第138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載澤在出訪英國時就其公事之外單獨上奏陳請立憲。歸國後,在1906年7月24日,慈禧召見時上奏請立憲。強調東西各國富強“莫不以憲法為綱領”中國新政“卒未能卓有成效者,則以制治之末得其要也”“今日之事,非行憲法不足以靖人心”。請“破群疑以決大計,秉獨斷而定一尊,明發諭旨,布告立憲,酌定若干年為實行之期。”“並令考察政治館博採各國憲法擬定草案,廣興教育,改良法律,整頓財政,實行地方自治,以為預備立憲。”(轉引自候宜傑著:《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第68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在考察政治大臣回國後,端方等考察政治大臣徵求地方大員對宣布立憲的態度,反對立憲的呼聲又高漲。原先主張變法的署雲貴總督丁振鐸對立憲轉而反對,張之洞認為民智未開,反對宣布立憲,岑春煊主張預備立憲以10年為限,只有袁世凱、周馥和奉天將軍趙爾巽主張宣布立憲。1906年8月23日,載澤單獨上奏,當時被輿論認為是“吾國之得由專制而進於立憲,實以此擇為樞紐。”(《憲政初綱》,“奏議”第7頁,轉引自候宜傑著:《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第68頁,民出版社1993年版)

載澤在奏摺中不僅對反對立憲的勢力和觀點進行抨擊,而且也反映出他對立憲的深刻認識。他在立憲過程中幾乎榜樣了設計師的角色。他對憲政實行可能帶來的利益階層的阻擾看得十分明白。他說“憲法之行,利於國,利於民,而最不利於官。若非公忠謀國之臣,化私心,破成見,則必有多為之說以熒惑聖聽者。蓋憲法既立,在外各督撫,在內諸大臣,其權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比如往日之優,於是設為疑似之詞,故作異同之論,以阻擾於無形。彼其心非有所愛於朝廷也,保一己之私權而已,護一自之私利而已。”載澤認為立憲有三大有利之點:“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和“內亂可弭”。針對有人認為立憲利於漢人而不利於滿人,載澤說:“方今列強逼迫,合中國全體之力尚不足以御之,豈有四害一家自分畛域之理?至於計較滿漢之差缺,競爭權力之多寡,則所見甚卑,不知大體者業。”(《鎮國公載奏請宣布立憲密折》)

(二)地方力量集團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地方政府在中國社會近代化的過程中占據相當分量,相當一部分政治權威不在中央政府,而在地方大員手中。地方政府成為憲政化的重要變量之一。 自戊戌變法以後,湖南成為“政治特區”。陳寶箴、江標、黃遵憲、陳三立等人,在推行湖南新政,在全國產生很大影響。自新政以後,地方督撫便以積極姿態活躍在立憲舞台。幾乎歷次中央政府的重大立憲舉措的決定都包含了地方督撫的不可忽視影響。

新政上諭要求中央各衙門大臣及地方督撫對有關國政、朝章、吏治、民生、軍制、財政等各抒己見,詳盡議論。袁世凱率先於1901年5月,提出新政意見十條,1901年7。8月間,劉坤一、張之洞提出著名的變法奏議三折。新政初始基本就是按照上述重要地方大員的意見進行的。當時有一種說法:“海內主張辦新政者,南為師相(指張之洞),北為袁世凱”(《湖南文史資料》第九輯,197頁)新政諭旨發布後,兩廣總督陶模即奏請設立議院。這是地方大員中最早提出涉及憲政體制內容的上奏。暫署廣西提學使李翰芬的條陳主張五年預備憲政,宣布憲法,建立上下兩院,建立對君主、議會負責的內閣,並提出為保護皇室之崇高,親王不宜擔任內閣總理大臣。(《署理廣西提學使李翰芬條陳五年預備立憲及速立內閣等事宜折》,《憲檔》,上冊,299-304,(韋慶遠等著《清末憲政史》,第222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3年版)

1904年5月,張謇給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魏光濤撰寫了一篇《擬請立憲奏摺》,隨後,又攜另一立憲派名流湯壽潛找張之洞商量要求立憲。張之洞囑咐他探測袁世凱的態度。張謇致書袁世凱,對袁以日本明治維新時期著名政治家大久保利通“相期”。動員他支持立憲,袁世凱經過一段猶豫後,也贊成了立憲。一時立憲在內外大臣中議論開來,成為時代的潮流。(李宗一著:《袁世凱傳》第129頁,中華書局 1980版)

清立憲的關鍵一步是派考察政治大臣出國考察。在這次決策中,地方大員和中央決策層合作,8位總督中,就有5位奏請立憲。1904年1月19日,暑雲貴總督丁振鐸、雲南巡撫林紹年連電朝廷變法。(王彥威等編《清季外交史料》卷181)在1904年5月前後還在等待觀望的袁世凱在1905年7月2日,袁世凱聯合江督的周馥和鄂督張之洞電奏,請實行立憲政體,以12年為期。7月22日,袁世凱又奏請“考察各國憲法,變通施行”1904年7月初,周馥單獨奏請實行“立法、行法、執法”三權分立和地方自治的立憲政體。粵督岑春煊奏請“欲圖自強,必先變法;欲變法,必先改革政體。為今之計,惟有舉行立憲,方可救亡。”(侯宜傑著:《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第51-54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日俄戰爭後立憲運動高潮到來。在地方大員中,1905年7月2 日,直隸總督袁世凱,兩江總督周馥、湖廣總督張之洞連銜請自12年之後實行立憲,並請簡派親貴大臣赴各國考察政治。湖南巡撫端方入朝召見時,又反覆建議實行立憲。正是在這種地方督撫的不斷立憲壓力下,清政府終於被迫接走上了立憲之路。

清官制改革時就有準備設立資政院的方案,直到1907年6月岑春煊奏請時尚未有動作。1907年6月10日,兩廣總督岑春煊上奏摺:”速設資政院為上議院之基礎,以都察院代國會,以各省諮議局代議院。擬請各府州縣繁盛地方及通商口岸皆設議事會,令官紳商耆集權,附設自治研究會,以講論國民一體,各項選舉,各項徵稅之格令,庶上可膺資政院之保薦,下可成府州縣議會之組織,而範圍保障吾民之效,自可徐收。此皆預備立憲之階級也”(《兩廣總督岑春煊奏請速設資政院代上議院以都察院代下院並設省諮議局暨府縣州議事會折》,《憲檔》,上冊501頁)7月25日,袁世凱奏請迅速設立,以“采群言”,“預備立憲之方,莫亟於此。”)(《直隸總督袁世凱密陳管見十條清單》,轉引自候宜傑著:《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第101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907年7月28日,袁世凱提出十條建議:昭大信;振國勢;舉人才;融滿漢;行賞罰;明黨派;建政府(採用內閣制度);設資政院;辦地方自治;行普及教育。(《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錄》卷575),並提出“派諸大臣赴日詳考憲法”和“派王公近支英德學政治兵備”(《憲檔》,上冊,202-203)9月18日,暑黑龍江巡撫程德全認為資政院“選舉之途略狹,權責之寄太輕”,國會為“憲政之精髓”,不如“徑開國會”,奏請在設立責任內閣的同時,“創立國會,以重監督政府之責。”“竊以今日創行憲政,急起直追,已患不遑,當若漫無次第,則前後倒置,似亦非政體所宜。故就臣所陳各端而言,府縣會其要也,而開設國會尤為最要。……論者多謂驟設國會勢有難,幾不知若無國會以同輿論而參政權,則憲政在精髓不存,新機之萌芽安望。”(《暫署黑龍江巡撫程德全奏陳預備立憲之方及施行之序辦法八條折》,《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第255、258頁,下冊第606頁)上述大員的奏摺對政府於10月19日決定設立省諮議局有很大影響。

在第一次國會請願運動的中,1907年冬到1908年夏,疆臣中有湖廣總督陳燮龍、兩江總督端方、河南巡撫林紹年、四川總督趙爾巽,皆以請開國會為言。使臣中則孫寶琦、胡惟德、李家駒三人……清速定年限,……同以為國會為急”(《東方雜誌》,光緒三十四年第八期,《憲政篇》)

1908年8月,考察憲法大臣達壽歸國後建議設立責任內閣,1910年吉林巡撫陳昭常首先奏請撤銷軍機處,迅速組織責任內閣,之後,粵督袁樹勛要實行中央集權,必須建立責任內閣,建立國會。(侯宜傑著:《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第312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910年初,直隸總督陳夔龍、兩廣總督袁樹勛、奉天、山東巡撫請開國會。

1910年6月雲貴總督李經羲專門上奏,設立責任內閣。要求皇上“乾綱獨斷,親簡大臣,組織責任內閣,使各部尚書同為內閣大臣。即以新設之內閣,為全國行政之總匯,……”(《滇督李經羲請設責任內閣折》,《國風報》,第一年第15期)及至1910年的國會請願之初,地方督撫也只是單個個人參與籲請建立責任內閣,召開國會,如江蘇的瑞澄,浙江的溫韞等。1910年的國會請願運動最早就是江蘇巡撫瑞澄和立憲派領袖之一張謇聯合發起的。1909年10月13日他們最初商議的方案是由瑞澄聯絡地方督撫,張謇聯絡各省立憲派。在隨後,浙江巡撫增韞也參與了張謇的這一計劃。

1910年第一次國會請願期間,巡撫孫寶琦、程德全、陳昭常、丁寶銓、袁樹勛以及出使各國大臣都電政府俯從輿論,速開國會。(侯宜傑著:《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第277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910年6月-1910年11月年的國會請願運動發展到第三階段時,地方督撫開始大規模加入,從而決定性推動了國會提前召開。1910年9月9日,東三省總督錫良和鄂督瑞澄提出借債造路救亡計劃遭到歷來支持憲政改革的原駐外使臣,現為山東巡撫的孫寶琦的反對,時任滇督的李經羲支持孫撫意見,在受到軍機大臣警告的情況下,通電各督撫,將救亡與建立責任內閣和開國會聯繫起來,倡議督撫聯合上奏設立責任內閣制,召開國會。通電得到督撫的強烈反響。1910年10月25日,東三省總督錫良、湖廣總督瑞澄 、兩廣總督袁樹勛、雲貴總督李經羲、伊犁將軍廣福、察哈爾都統溥良、吉林巡撫陳昭常、黑龍江巡撫周樹模、江蘇巡撫程德全、安徽巡撫朱家寶、山東巡撫孫寶琦、山西巡撫丁寶銓、河南巡撫寶fen 、新疆巡撫聯魁、江西巡撫馮汝kui、湖南巡撫楊文鼎、廣西巡撫張鳴岐、貴州巡撫龐鴻書等聯名致電軍機處,希望早日成立內閣和責任內閣。1910年11月1日晚8時,各省督撫聯名發出加急電報,奏請立即組織責任內閣,1911年設立國會。上述地方實力派人物的上書對推動清政府的憲政改革的速度具有決定性意義。因風聞當局決定於1913年開國會,李經羲又與錫良等於1910年11月1日與10月25日通電的原班人馬(略有變動)再電軍機處代奏。攝政王終於決定縮短原定期限,提前召開國會。將憲政改革的時間表提前三年,並於開國會前建立皇族責任內閣。3天后(11月4日)的清廷決定提前於宣統5年召開國會的上諭中說:“……此次縮短期限,系採用各省督撫等奏章,又有王大臣等悉心謀議,請旨定奪,……”(《宣統政紀》卷28,第1頁)

二、體制外因素:

在近代中國社會憲政化歷程中,國際因素的作用、中央權威的衰敗,地方主義盛行,民間社會的活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歷史程度。市民社會的崛起,資本主義的發展,大眾傳媒的普及和新型自由職業的出現和擴大使商人和知識分子成為新一代社會精英和相對獨立的社會群體,基本形成了獨立於政府之外的市民社會群體和不受政府干預的政治自由。人身權、財產權、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及政治參與基本得到了保證,從而能夠形成獨立於政府的思想體系、獨立於政府的財產資源、獨立於政府的行為和不受政府任意干涉的人身自由。這種初步成型的政治多元化的格局為清末體制外力量推進憲政化歷程提供了良好條件。清末立憲派所以能夠自下而上推進憲政進程正是藉助了市民社會和政治自由這雙重有利因素。楊度在設計憲政改革方案時,就將“中流社會”或“上中社會”看成是社會變革的動力(候宜傑著:《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第181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不僅如此,市民社會的發育和成長及制度化的自由空間的獲得也為革命派最終得以成功奠定了有利的基礎。

(一)市民社會的形成: 在自然法時代的市民社會之後,“從黑格爾到馬克思到托克維爾到葛蘭西,市民社會雖不盡相同,但指的都是私域,亦即不受國家直接干涉的領域,人們在其中以私人或市民的身份活動。”托克維爾在分析法國大革命和美國民主經驗後得出結論:“由市民社會不同利益相互摩擦引起的衝突,甚至動亂都不足慮,真正可怕的是民選政府打着‘公意’的招牌肆意擴大自己的職權範圍,最後國家干預達到水銀泄地無孔不入的地步,國家由社會的‘守夜者’變成無所不在的監察者,事無巨細都要插一手的官制者,和喋喋不休的訓道者之日,舊式災難到來之時。”怎樣才能在堅持現代民主制度的同時,防止國家剝奪公民的自由呢?托克維爾的忠告有二:“一是國家機器內部必須設置制衡機制。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沒人能集天下權威於一身。二是為限制國家干涉範圍,在社會生活領域劃出一個領域來禁止國家染指,這個領域就叫作‘市民社會’。”千千萬萬個自願團體形成了一道防止專制國家的公意屏障,除此之外,“市民社會的功能是使人們在團體生活中超越狹隘的我,並逐步認識到合作互助的必要性和優越性。”(王紹光:《關於市民社會的幾點思考》,香港《二十一世紀》1991年12月第8期)

中國社會在近代化的過程中,“滋育傳統社會精英的社會體制瓦解,新的精英階層出現。士紳階層急劇分化,新的職業,如公司、企業、商務、學堂、報館、學會等不斷湧現,知識階層(學紳)和工商階層(紳商)的崛起形成了兩大新的社會力量。構成新型的城市精英集團,並開始發揮新的不同社會功能。清末憲政化運動為其參與及表達提供了機會。他們的思想主體是立憲主義的。”許紀霖 陳達凱主編:(《中國現代化史》第一卷 1800-1949 第152頁,上海三聯書店 1995年5月版)

新型兩大城市精英集團的出現是了近代化過程中的一系列“挑戰與應對”的結果。中國社會近代化的顯著後果之一是國家政權,特別是中央政權權威的逐漸衰微和官僚控制力的下降。白吉爾說:“由於外國的介入和條約口岸,現代資產階級被嫁接到中國傳統社會之中。成為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重要影響和推動力量。”“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資產階級的迅速發展,是官僚控制力下降和租界這個相對安全的庇護所的存在這二者之間的巧合促成的。前者使商人將其能量釋放出來,而後者則將其保持住。”(費正清主編 章建剛等譯 :《劍橋中華民國史》第一部 第77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不僅如此, 十九世紀六十歷代以救亡為主題的洋務運動孕育了中國最早的民族工商業,也產生了最早的民族資產階級。到二十世紀初,中國的“資產階級”獲得了較大發展。“1900年以前,民族資本主義企業約有156家,資本共5000餘萬元;1901年至1911年,全國新設立的廠礦激增至340家,資本達一億有餘,數量和資本總額均為前此的20餘年的兩倍多。”1906年這一年,中國近代資本主義企業的投資額達到2290萬元,創造了歷史最高記錄,比1900年到1905年六年的累計投資總額還多50萬元。(章開沅:《從狀元到資本家的張謇》 《文史知識》1984年第9期)

20世紀初,清政府施行“新政”,獎勵實業,大力提高商人的社會地位,1904年頒行了中國第一部商法———《欽定大清商律》,相繼又頒行了《獎勵商勳章程》、《華商辦理農工商實業爵賞及獎牌章程》,以法律形式承認了商人的社會地位。同時,清政府還鼓勵商人成立商會等新式社團組織,倡導商人在省會和商業繁華地區設立商會,分散的商人得以依託制度化保障向現代發展。商人、資本家這些單個的個體也因此得以集結,成為有組織化的力量。“民族資產階級便以商會為紐帶,形成了一個由大城市直到鄉鎮的巨大網絡,將力量集結起來” 。“到1911年,全國除西藏和和內蒙古外,各省都設立了商會。計有總會56個,分會669個。”(候宜傑著:《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第109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另外的統計較上述統計的數字要多一些。“ 從1904年至1912年,除西藏外全國各地都已成立了商會,總數多達922所,包括商務總會49個,商務分會843個,另有更多的商務分所未計算在內”。(朱英:《清末新興商人與民間社會》,香港《二十一世紀》,1991年2月第3期)白吉爾根據1912年農商部的統計得出的數字是:商會有794個,會員總計196636人,它代表了條約口岸中新的、現代中國的主要精英。這一數字與統治階層的其它集團相比,其數字大大超過軍官、學生、留學生、政府官員以及上流社會的紳士數目。(費正清主編 章建剛等譯:《劍橋中華民國史》第一部 第78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商人團體“ 另一個引人注目的新式商人組織是商團。1905年上海商人首先成立五個體育會,……到1911年春,上海商團成員已達數千人,擁有數量可觀的槍支彈藥。……及至辛亥革命前,無錫、杭州、寧波、武漢、安徽、江西、重慶等地的商人,也都相繼建立了類似商團的組織”(朱英:《清末新興商人與民間社會》,香港《二十一世紀》,1991年2月第3期)1907年在上海參加商法討論會的商會代表倡導成立華商聯合會。(候宜傑著:《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第109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近代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的結果是產生了國家政權之外市民社會中的”私域”。首先,商會自身通過民主程序建立及運作,根據多數規則產生商會領導和決定商會事物。“社團自治”在商會中首先實現。商會還超出“私域”範疇介入更加廣泛的社會事物。“清末商人還成立了學務公所、教育會、商學會等文化教育與學術研究性質的團體,以前所未有的積極姿態,活躍於文化教育領域。各種致力於地方自治的社團,則是商人為爭取市政建設與管理權而創辦的新式組織”。“清末新型商人階層崛起之後,……在城市社會生活的諸多領域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首先在城市建設和管理等社會公益實業等方面,新型商人通過自己的對方自治團體,掌握了相當的權力,成為推動城市向近代化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商團成立後,在維持社會治安方面成為一支重要的補充軍事力量。……商辦教育的出現,則使商人在清末近代教育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占居舉足輕重的地位。……在經濟生活中,新型商人更為活躍,影響也更顯著。”(朱英:《清末新興商人與民間社會》,香港《二十一世紀》,1991年2月第3期) 不僅如此,民族資產階級還開始介入傳統上屬於國家的政治行政職能。商會承擔了商務訴訟、處理破產。受理設立公司、申請專利、進行文契債券的公證等原來由國家政權機構承擔的職能。1905年上海資本家李書平等創立上海內外城廂總工程局,職權包括“收取捐稅、浚河滇浜,興辦學堂,編練巡警、處理違警事件。從封建地方政權中分享了地方稅收、社會治安、民政及公用事業管理權。”(候宜傑著:《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第67-68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在更大的範圍上和意義上二十世紀初,民族資產階級還在參與了抵制美貨、收迴路權和礦權的運動。1907年。上海商務總會和預備立憲公會等團體共同發起制定商法活動,並通過商法草案,1910年,清政府據以修訂成《大清商律草案》。(朱英:《清末新興商人與民間社會》,香港《二十一世紀》,1991年2月第3期)通過商會,商人在立憲運動中發揮了積極作用。“1907年國會請願運動期間,商人們認為:‘今日最有利於商民之事,莫國會若矣’。資本家可以參加議員選舉,當選的越多,對商業的改革越有好處,商民欲增加商界勢力,就應要求速開國會。”(轉引自候宜傑著:《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第189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910年4月的國會請願運動中,請願代表散發給商界的呼籲書中就是這樣闡述商人與憲政體制關係的:“今日世界無不以工商業為立國之根本者。夫商人既以躍而居國中最重要之地位,則國中之政治之得失自與商人有特別利害之關係,故吾國今日國會請願之事,尤應以聯絡商界為中堅”。(候宜傑著:《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第282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此外,在1909年地方諮議局的選舉以及四川湖南、廣東等地的保路運動、辛亥革命都有商人的參與。很顯然,在二十世紀初,民族資產階級作為獨立力量開始在各個領域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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