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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新左派
送交者: 佚名 2006年01月17日20:55:18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中國巨大的貧富分化是迫於“市場法則”的說法激怒了許多中國人---一片片高聳入雲的玻璃幕牆大樓,滿城鮮艷炫目的霓虹廣告。北京恍如全球資本主義的新麥加聖地。但在炫耀的背後,對引起社會福利萎縮和二千多萬人失業的無情的市場改革,人們有了越來越多的認識。(????)

在知識分子圈裡,失望的呼聲喚起了一個所謂“中國新左派”的群體。這個鬆散的群體,中間有許多領軍的學者,他們很多在西方留過學且對西方幻想破滅。他們以一種簡單的信念挑戰中國現行的市場改革:20世紀共產主義試驗中慘敗的中國,在21世紀不可能通過擁抱19世紀性質的自由經濟資本主義而復興。(????)

中國“夾在錯誤理解的社會主義和血腥的資本主義這兩個極端,汲取了這兩個制度的最壞的方面,”清華大學文學教授汪暉說。他在自己編輯的《讀書》雜誌上對中國市場改革的大肆撻伐被認為對中國新左派知識分子起了鼓動作用。“我們得尋找另一條道路,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

波士頓環球報常駐北京記者泊察(Jehangir S. Pocha)在美國國家雜誌(The Nation)上發表文章指出,儘管如此,新左派們並無一致的思想或一套連貫的政見。他們當中有的是強硬派,與信奉毛澤東的“中國特色的共產主義”的中國的老左派有共同的淵源。雖然他們說對毛澤東主義的暴力多年前就表示過反對,但他們仍執迷毛時代的社會政治運動,如集體主義。但大多數新左派知識分子屬溫和派,不相信舊的共產主義教條,而只是想糾正中國市場改革的弊端。他們的主要抱怨是,中國的出口導向型的經濟戰略加劇了社會不公,改革的結果只對城市居民和政府及共產黨官員有利。(????)

他們的批評聲引起越來越多不滿的工人和農民的共鳴。“現在是個不公平的社會”,55歲的河南省的一位村長陸舍中說,他過去6年來一直與當地政府鬥爭。為修建黃河小浪底電站,他們整個村子搬遷,但政府卻沒有支付任何補償。“我知道工程的重要,但為什麼在合同履行上欺騙我們?”據官方(包括公安部)報道,公眾對非法拆遷、扣減退休金和腐敗的憤怒,導致2003年五萬多起抗議遊行,是十年前的7倍。(????)

有意思的是,習慣於對抗議行動採取強硬措施且怪罪外國勢力試圖破壞中國穩定的公安人員和警察現在也用新左派的思想來解釋動盪的起因和採取一種更寬容更溫和的態度。“公安系統的數據分析令人驚異地表明,他們毫不掩飾對警察本應鎮壓的工人農民抗議者的同情”,蘭德公司的高級政治學者Murray Scot Tanner在2004年夏天的華盛頓季刊上撰文說。(????)

“在公安人員的報告中,失業的示威抗議者都屬於‘受剝削者’‘被邊緣化人群’‘弱勢群體’‘犧牲品’和經濟競爭的‘受損害者’,是迫於對社會的絕望和自由市場的無情而抗議。他們明白地表示,正是官員勾結、幕後交易使工廠破產或捲款潛逃,才讓許多抗議者成為犧牲品。”(????)

新左派的言論與政府的配合一致的程度的確顯示胡錦濤主席及其班子正心照不宣地支持新左派。胡的目的之一是消除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影響。江為這個國家提出了難聽的“三個代表”理論。這個理論在西方被認為是里根總統的“肥馬經濟”(trickle down economics)(古話說,馬有夜草則肥,馬肥對吃馬糞的鳥兒有好處。里根經濟學的意思是,富人的財富將浸潤窮人。)的翻版而受嘲諷,但卻被寫入中國憲法,儘管人們普遍將這個國家嚴重的兩極分化歸咎於它。(????)

雖然中國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經濟體之一,它也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會。這個國家的人民過去要幾個月的工資才能買得起一輛飛鴿自行車,現在道路上卻塞滿了閃亮的奧迪和別克。但那些沒有抓住經濟改革所帶來的機遇的人們至今還在踏着鏽跡斑斑的飛鴿自行車。免費教育和醫療保健大幅縮減,特別是在農村。土改時打地主分田地,分給窮人的土地如今又讓官員從農民手裡奪給開發商。(????)

將這種變革說成是“市場法則”的說法激怒了許多中國人,導致黨的領導人擔心國家的穩定。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教授和自稱新左派的陳新說,胡錦濤認識到他必須糾正江澤民任期出現的不平,因為民主國家可以通過讓一個執政黨下台或讓過於專權的總統下台,以在極端之間尋求平衡,但“在一黨制的中國,黨必須有自己的平衡機制,否則就會失去與人民的聯繫。”(????)

受這些不穩定因素的激發,1990年代初期就從側面質疑中國市場改革的新左派知識分子加大了他們批評的聲音。汪暉說,是時候了,人們該認識到中國的問題並非僅僅是脫離了市場機制,而是“壞的政策和壞的管理”的結果。他和其他新左派開始通過一系列精心編排的文章教育公眾認識中國改革的毛病。“政府更注重幫助出口製造商而忽視農業和農村福利,而後者關繫到更多人的利益,”新左派思潮的一位首領,清華大學的崔之元說。“國家財政預算中最大的開支不是教育,不是醫療保健,而是對出口者的退稅。所以政府實際上是把錢還給(國內或跨國的)出口商,而削減福利項目。”(????)

隨着允許資本家加入共產黨,新左派知識分子開始挑戰崔之元所稱的越來越猖獗的“腐敗政客、銀行家和企業家以改革之名聯手對國家的肆意掠奪”,雖然汪暉和崔之元都說無疑中國的國有企業(SOES)每年都在大量虧損,但他們仍呼籲一種“制度的更新”,使國有企業重組,而不要轉給私人和放棄對工人的責任。(????)

新左派的反對者,如中國人民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的石茵紅,對新左派的言論不屑一顧,說新左派對當今以華盛頓共識為基礎的全球經濟體系“光會批評,拿不出替代辦法”。汪暉承認新左派的主要目標是建設性批評,但他說新的經濟框架正在產生。“不能因為自己沒有想象力、看不見就說別人的東西不存在,”他說。(????)

新左派的政策建議的核心是他們所稱的三農問題:即農民、農業、農村的困境。據中國政府報告,現在中國的農村平均收入是355美元,中國7.86億農民,占人口的70%,卻只占39%的國內消費和19%的銀行個人儲蓄。政府數字說有5000萬以上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實際數字遠不止於此。崔之元說聚焦三農問題將使中國從國外直接投資型經濟轉向受國內投資驅動的有機增長型經濟,這將提高居民的工資和生活水準。 (????)

新左派說,他們的激烈批評加上農村與日俱增的抗議正在引導政府軟化其政策。例如,中國人民代表大會最近通過了新的破產法,規定當公司宣告破產時,首先要保護工人的權利。對農民的財政支持也增加了,現在進城打工謀生的人減少了。中國低廉的勞工減少了,工廠主開始擔心了。“少關注GDP,多關注人”,這正是新左派所要爭取的發展,崔說。

在中國,政治異議依然是個非常敏感的問題。社會學教授陳新馬上指出,新左派關注的“不是政治,而是社會福利。我們只研究我們周圍發生的問題。我們希望它能幫助和指引政府。”由於中國政府先天地反對任何未經批準的組織,汪暉也強調“我們不是一種團體,只是有類似信念的人的鬆散的聯合。”他還說,“就連‘新左派’這個名稱也不是我們的。它最初是用於敗壞我們的名聲,把我們描繪成老的社會主義者。但我不在意。一種新事物出現時,人們通常總是用舊術語來定義它。”(????)

如果汪對他的反對者顯得寬宏大量,那部分是因為“左”的標記已經對這些人有利。“我讀了新左派的一些文章,我感到非常親切,這些文章使我想其我父母以前常和我談論的價值,”北京林業大學24歲的張瑪莉說。“我覺得中國過於向西方臣服而失去了自我。我們忘記了自己的過去和核心價值。”(????)

鑑於這種情緒在增長,兩年前取代江澤民的胡錦濤對北京的決策採取了不同的語氣。他說,政府除了關注GDP,還要關注環境惡化、區域不平等和失業等問題。河南的村長陸舍中對此不以為然,“那不過是說說,安慰一下不服的人。”但陳新說,在中國,說是行動的開始。“能安撫人心,”他說,“接下來在政策上就會有所變化,然後,經過許多年,在管理和執法上又會有具體的改變。目前,我認為我們已經處於第二個階段。”的確,胡已經調換了大批官員,用年輕的技術官僚取代老的、不得人心的官員。(????)

但即使胡錦濤公開表示他想把中國領向一個更傾向於德國形式的社會責任國家,崔也不完全滿意。“即使是西方左派的政策(如遞進稅制)也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過是應付資本主義制度引起的種種不平衡,”他說。“我們的終極目標是探討新的貧窮理論,發展一種獨立社會,從制度上保證社會一開始就不會出現大的不平衡。”(????)

"雖然看似是反西方立場,崔卻承認新左派所主張的大部分的基本理論來自西方:總成本定價(製造商承擔產品所引起的環境和健康損害的所有代價),全面財政披露(控制潛在的不穩定金融工具如套頭資金),拆除稅法漏洞和避稅樂園(如瑞士等國家),對專利、版權和版稅的新定義(強調他們的生產利用而不是強調所有權人的限制),新的工資方案(強調工資加利潤共享)。這些觀念即使是西方社會也未普遍接受,但這沒有嚇住崔。“中國在找回自我,”他說。“我們有新的意向,建設一種新的社會,一種更好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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