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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務與政府誠信(上)兼答CCPCCP
送交者: 馬銘 2006年02月08日13:37:59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這篇文章一周前已經在BBSLAND發表過,不過為了回答一文中涉及些的爭論,特別重新發在天下論壇(在天下論壇這是首發)。

CCPCCP一文涉及了一些很重要的觀點:
CCPCCP的結論是:恰恰是中國政府認為中國百姓是卑賤的,低素質的,不配享受民主和人權的
CCPCCP也談到了歷史上的一些現象,如:
難道那跟隨八國聯軍沖入圓明園大肆搶劫的北京貧民不是土匪嗎?難道高喊刀槍不入,扒鐵路、割電線、砸礦場、燒教堂,殺死無辜教民,甚至任何同西方人有瓜葛的中國百姓的一群人不應該稱之為土匪嗎?既然炸毀八米揚大佛的塔利班是土匪,那麼砸毀文物破四舊的紅衛兵為何不是土匪?

我重發《公共服務與政府誠信》,如果讀者願意耐心地讀一讀,也許會明白我的態度。也算兼答這位CCPCCP先生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共服務與政府誠信(上)
作者:馬銘

我所旅居的這個國家,每當進入冬季,漫天大雪周周有,因此清除積雪成為當地政府的重要任務之一;同時,清雪工作也在數月間也給當地低收入者提供了極好的工作崗位。對廣大市民來說,這項清理積雪的工作,是衡量當地政府的能否提供良好公共服務(Public Service)的重要指標之一。

回想,在北京,2000-2001年交季的那個冬天。這一次北京罕見地下了大雪,道路都被雪遮蓋了。我等上班族,依然照舊騎着不怕摔不怕碰的自行車去工作。在雪天騎車,當然需要技巧的,可是習慣了,從上高中起就是天天騎車去上學,遇上洪水和積雪都不曾停過。可是這次卻大意,在北京新成的漂亮公路上拎着膽子趕路,沒想到後面來的一個轎車,從我前面改線右偏欲出主路,轉得突然又是雪地加滑冰,結果我連車帶人就被帶倒了。幸好雙方的速度都不高,可是就是停不下車來,只好認倒楣。兩天后,主要報紙和廣播都在播放北京市政府的緊急通知,號召各單位組織職工清理門前的積雪和黑冰。降雪事件,不僅影響到交通,而且嚴重地影響了市容。當然,面對此次大範圍內的積雪事件,北京市政府可以爭辯道,北京市多年沒有大規模降雪了,相應的清理機械和應急準備都很不足,根本不可能如那些半年以上時間都在下大雪的國家那麼有經驗。辯解的有道理。不過,從北京此次的降雪事件,是不是可以衡量出一個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和應急水平來呢?

不論冬天積雪問題,咱作為一個小百姓,碰上過並心有餘悸;就是夏日洪水麻煩,咱雖然處在北方城市,也曾數次遇上並且“以此為樂”。上高中和大學那段時期,一到夏天,城市某幾處某幾條街總要被水淹。當時力壯,總是能樂呵呵地扛着自行車行走在過膝的洪水中。真是年輕不知愁滋味,沒認真地想過哪些老人和小兒怎麼辦,也沒更多地關注過南方一些城市漫漫的洪水。談到城市洪水,我的熟知的一位老太太,曾是著名的給水排水專家,就氣不打一處來:兩山夾一川,城市地處這麼一個盆地,道路排水設施是建國和文革時期的,我早就向市長提過建議修整城市排水設施。同時也在當時,開全國之先,辦了兩期城市防洪排水培訓班。可是辦培訓和交報告沒用,市長覺得事態不危急,大學覺得這種培訓班不掙錢,就這麼拖得什麼也沒有了,洪水卻來了。

也許有人說,你現在所在那個國家,政府用的是納稅人的錢,當然要盡心來做這些清積去瘀的工作了,“拿着納稅人的錢肯定要為納稅人做事”。這種流行觀點,在一定程度上講,也沒錯。但是在實際中,卻把公民與政府的關係金錢化庸俗化了。我們知道,現今的人類社會組織化的程度越來越高,流水線作業、分工和合作這些都已經成為大家熟知的概念。而且,政府在組織化的人類社會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所起的作用並不能用金錢來作完全的衡量。

在此多說兩句粗淺的話。在一些人的流行觀念中,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就是一個自由的社會,再加上人權和民主兩個詞,“資本主義是自由竟爭社會”的概念就這麼被根深蒂固地植入一些人的頭腦之中。大家都曾驚嘆,沒想到資本主義在短短的時期內所產生的財富比前面幾個人類社會產生的財富總和還要多得多。而且在驚嘆之餘,不少人把這種成就歸功為自由竟爭和科學技術所帶來的結果。這種認識沒錯,卻忽略一個重要的事實:資本主義不僅帶來新的生產力,更關鍵的是資本主義帶給人類社會的前所未有的高度組織化和制度化,正是這種組織化和制度化造就了資本主義的可觀成果。只要你曾在任何一個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生活過,你就感受到這種高度組織化和制度化給你帶來的影響:種種便利,同時也深刻地感覺到一種“無形的囚籠”時刻在左右着人們的日常生活。(因此,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不會產生英雄的社會,而是大量產生嬉皮士的社會)。這個無形的囚籠是什麼呢?

言歸正傳,一個論點:政府提供公共服務,正是人類社會組織化的需求之一。只有約束資本限制權力,政府才能為民眾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可惜的是,當今的各國政府卻是處於資本和權力的漩渦中心,欲自清而難有作為。

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占統治地位的是資本家(現在大家流行用“資本投資者”); 就象在中國的封建社會裡,占主流的是官僚。資本投資者關心的自然是,能不能自由地贏取投資效益最大化。作為社會個體的他們所具有的這種投資傾向,與社會的組織化有着難以平衡的矛盾。從理論上講,資本投資家是社會大生產的受益者,他們得益於社會的組織化結構,從而可以對勞工進行嚴密組織以獲得最大化的投資效益,他們應該是社會組織化的最忠實的支持者。但是,他們能不能成為公共服務的積極的推動者呢?

事實是,很多資本投資者還不能/不願承認自己的投資與公共服務有直接關係;對他們而言,其首要任務,是作為個體在激烈的市場竟爭中拼殺,雖然我們也經常一些企業時不時組織一兩場“全球化背景下的企業社會責任”等一類的研討會。

公共服務的積極功能與企業的長久發展之間的關係,資本投資者並沒有也不可能及時認清辨明。其中的認識過程,對資本投資者和勞工來說,都是一個充滿血腥和暴力的過程。對早期的工業化國家來說,19世紀是一個生產力急劇發展和勞資嚴重對立的時代;換言之,只有在這個時代才能產生代表勞工利益的馬恩學說。直至1930年代,世界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如美國歐洲及日本等,都發生過大規模的由於投資問題而產生的經濟危機,和同時迸發的急劇的社會矛盾,這表明某種資本主義制度的失敗了。 二戰後,在1950年代,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先後都採用了國家福利政策。諸如全民義務制教育、失業退休計劃、醫療保障制度、農產品保護制度等等,現在大家熟知的社會經濟福利制度竟相出台和實施。 實施這些公共服務,一句話,就是把一些人占有的大量經濟資源,分出一部分來,通過社會公共服務的功能,把這些資源與更多人共享。

對於這種資源分享和社會福利,在此,我強調兩點:

一是這種共享,是勞資矛盾嚴重社會對立加劇時的產物,是主流社會被迫進行自我調整和部分約束的產物。因此,這些社會福利和資本之間的矛盾依然是存在的,二者在政治上的爭鬥也是長期存在的。政治家們必須在不同的時期,根據社會經濟情況,在二者中間保持平衡,不斷進行調節。

二是這些福利制度和公共服務政策,並不是與民主選舉制度同時產生的。即,這些制度與民主選舉制度並沒有天然的聯繫。一個起碼的常識就是,實現了民主選舉制並不一定給全民帶來良好的公共服務制度。但是,是不是民主選舉制度會更好地促進這些制度的實施呢?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民眾對這些保障切身利益的制度,能不能產生強烈的要求並付之與足夠的行動,將是保障這些公共服務制度順利實行的關鍵因素之一。不少人說台灣的選舉制度水平之高在華人世界是罕見的,但是大家更應該看到除了選舉的之外的更多的台灣民生建設的細節:比如,當你打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動保險局的網頁,就會發現不少法規項目描述--從勞工退休金、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到職災保護、工資墊償、農民保險、福利津貼等。沒有這些踏實的公共服務建設,是不可能有成功的選舉制度的。又如,外人除了觀察台灣選舉時的大遊行外,也要研究其他一些類型的遊行――2002年中,幾萬勞工湧上台北街頭舉行“反健保調漲大遊行”,抗議政府不能控制醫療浪費,卻把大量的虧損,以改革健康保險制度為名,調高保費將負擔轉嫁到民眾身上,喊出“執政無能全民買單”。由此可見,民主制度不是僅以民選制度為特徵的,沒有踏實的社會公共服務制度建設,建立在不穩定社會基礎上的民選制度是不可靠和充滿“利用和被利用”的把戲。對中國來說,在將來,很可能會出現以自由選舉為特點的政治遊戲制度,正如早先我說過的,國內權貴(種種既得利益階層)和海外的民主勢力很可能聯合起來,以民主選舉的名義,再次把國內民眾玩弄於股掌之間。

這些社會經濟制度可以說是社會保障、國家福利政,但也可以說是“廣義上的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這些公共服務制度說明了什麼?

這些制度是組織化程度越來越高的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和必然要求:要想產生巨大的財富,人類社會就要組織化; 要想組織化,關係民生的福利制度就必然要實行。公共服務意味着民眾特別是勞工,在可承受範圍內在相當程度上可以享用到直接關係日常生活水平的社會化服務(Affordable Public Services)。

在一些特定的情況下,公共服務對普通民眾尤其重要。暫時讓我們拋開哪些關係民計生存的社會福利制度,單以微不足以論道敘義的公共交通系統為例,比如,在惡劣的氣候條件下,公共交通特別受民眾青睞。2005年下半年以來,油價飆升,不少居民紛紛轉使用公車;因此,提供完備快捷的公共交通網絡是每個市政府的必作的功課之一。當地政府如果能認識到這種公共服務的重要性,也就能下決心實施公交優先的公共政策,至於搞“公共交通專用線”必然是其中本義了,而不是左右為難,眾雲我暈不知所宗了(北京市政府就公交專用線討論已久,但是受方方面的制約長期議而不決。最近傳來好消息,去年開始,已經在個別路段搞起了專用線試點工作)。

在一個缺少公共服務的社會裡,人們膜拜的是金錢,和對作為金錢象徵的資本投資家的崇敬。因為以上這些於普通民眾很重要的公共服務,對資本投資者來說,其生活水平早已超越了這種服務水平,享受社會化服務也根本不存在能承受與否的問題。於是,對普通民眾來說,對公共服務的渴望轉化為對金錢的渴望,金錢有了就能享受到無所不及的服務。

在一個法制完備的資本主義國家裡,資本家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對當地政府說,我建廠投資於你處,提高了當地就業率,又交納了足夠的稅金,你還要讓我們貢獻什麼?反之,我們還很不滿意當地政府的辦事效率和為我們提供的服務。對政府來說,就業率和公共服務是當地社會的左右兩翼,缺一不可:就業率上不去,其他一概不好談; 不能提供足夠的公共服務,在民眾中沒有誠信,市政方面的很多工作又沒辦法做下去。當地政府只好在主流的資本家和非主流的民眾中間儘量維持某種動態平衡。

對一個小小的當地政府來說,這種動態平衡至關重要; 而對整個國家來說,也必須保持“自由的資本投資主義”和“以公共服務為代表的國家福利政策”之間的平衡,這種平衡代表着一個國家的政策走向和公眾的價值取向。

在當代的主要資本主義社會國家裡,政府被迫實行這些國家福利政策和制度; 自由的資本投資主義也被迫接受種種約束。對資本的約束和放開,這是兩種不同的方向,其爭鬥不斷地在國家的政策和選舉等方面表現出來。當今民主制度下的選民們,已經不能簡單地從名稱上來辨別各黨派的主張了。選保守黨還是自由黨,推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必須認真地比較一下這些政黨分別對資本和社會福利持着什麼樣施政綱領,和思考可能帶來的社會變化。

作為竟選活動主角的政治家們也同樣清楚這種爭鬥,要想維持自己的政治生命,那麼必須在保持公共服務和資本中間的平衡。當年美國的小布什總統提出的竟選口號之一是減稅,加拿大的保守黨也在新近的大選中提出響亮的減稅計劃。減稅,特別是收入稅的減少,對富裕階層有積極的意義,但是對中低收入家庭呢?於是選民們要算一算減稅後的實際家庭生活水平能提高多少――收入由於減稅有所提高,但是現在所能享受的社會福利在減稅的風潮影響下,在未來的幾年裡會有什麼變化呢?這是一筆不太能算得清的帳。政客、廣大中低收入的家庭和資本投資者,每個階層都要在心裡衡量一下稅收(國家財政收入與赤字)、社會福利、投資效益最大化之間的複雜關係和預測一下未來趨勢。

以上,從形而上的政治經濟角度討論了當今資本主義國家的公共服務制度;以下,從公共服務的具體實現角度,並以2005年聞名的美國颶風事件為例,來看一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公共服務管理水平。

2005年8月颶風橫掃美國南部墨西哥灣沿岸,受災最嚴重的新奧爾良市,全市淹沒,一度陷入無政府狀態。新奧爾良市地形呈碗狀下凹,平均地勢比海平面低,這個地理特點政府清楚,民眾也知曉。長期以來,資本投資者緊盯的是新市墨西哥灣的石油,於是大量人口持續從四方八面湧入,大片本來位處河海交界,承擔保護海岸線功能的新市的天然濕地沼澤,結果很多都被填平開發成道路住宅商場等。可惜的是,在這次公共危機事故中,密西西比河上游水庫漫壩,兼之沿岸的海水倒灌,新奧爾良市全市淹沒。新奧爾良災難的第一個教訓就是公共設施讓位於資本投資開發,江河過度開發和缺乏管理。

當地政府對此次災難估計不足,此前並未做好防災的準備,隨着颶風加劇災情加重,政府的應急管理和危機控制能力幾乎喪失。而布什的聯邦政府,對當地的災情更是知之甚少。颶風襲擊4天以後,總統布什才到災區視察。新奧爾良市長說:“聯邦政府根本不知道這裡是什麼情況。我們能派兵去海外,卻派不出兵來新奧爾良”。新奧爾良災難的第二個教訓就是政府應變災難意識和能力薄弱,公共服務的實力和應變能力都顯不足。

政府的這種公共服務能力,無論是對實力不濟政局不穩的弱國,還是對當今巨無霸的美國而言,都至關重要。記得2004年底,小布什爭取連任,與民主黨的克里展開激烈竟爭。克里的竟選主張的是宣揚美國應該把精力更多集中在本土事務上,布什卻依然高執反恐大旗謀求勢力對外擴張。結果布什微弱勝出,令一些自由左傾的知識分子大跌眼鏡。據一些美國選民的表態,說誰做的事誰就應該負責到底,所以我們還是把選票給了布什。連任後的布什面對選民選情也不得不更多關注本土事務,2005年的新奧爾良災難更是搞得灰頭土臉。唯一可聊以自慰的就是,在2005年底,伊拉克進行了美軍主持下的民主選舉。

以上談到了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占統治地位的是資本家(他們的長項是資本投資獲取效益最大化),作為比較,我們也可以看一下中國的社會情況。在中國的悠久的封建社會傳統里,占主流的可以說是官僚(他們的長項是權力運用)。在這種封建官僚體制下,政府能不能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呢?

讀聖賢書的秀才們,苦讀趕考,幸運者一日飛天,福及九族。無論出身多麼寒微,書中自有黃金屋。國家財政收入就那麼多,怎麼讀書讀得好當了官,就能變出黃金屋來呢?中規中矩按國家例律行事,謹謹業業地為一方子民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這是不可能從書中掘出黃金屋來的。“唯有讀書高,書中自有黃金屋”,從這個俗語中可以看出,中國這種傳統的官僚體制是不可能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給民眾的。因此,才有以下一些俗語:“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及“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賣紅薯”。 官員們不是因貪污而被法辦,就是退休後作錢財無憂逍遙自在的寓公或者當一回天高皇帝遠一方說了算的老財土皇帝。

現在有人爭論,根據中國的歷史上的土地分配情況,歷史上的中國不是封建制度(與歐洲中世紀國王封地給騎士的封建制度相比); 同時也爭論道,中國曆朝歷代的末國時期之起義和兵亂,並不是因為土地兼併現象嚴重而引發,而是因為苛捐雜稅不堪重負農民而鋌而走險。其實,不論這些細節爭論,從總體上來看,是官僚地主為代表的社會主流,占有大量社會經濟政治資源,但是卻不能/不願提供足夠的公共服務給其它非主流社會。其它非主流社會,要不作人身依附於主流,要不只能鋌而走險。當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官僚們,不取盡義務交納應該的稅金於國家,而是欺世盜名,把這些稅金轉移分攤給占有少量土地的或者根本沒有土地的農民,那麼這些農民必然長期承擔日益沉重的賦稅,直到某一天這個國家轟然倒塌。現代社會以前的諸等社會(不論原始社會,只論社會財富發展到相當豐富階段的人類社會),一個核心特點就是占有大量資源的主流社會沒有與其他階層共享資源的自治力和外部約束力。這種特點,在中國傳統的封建社會中表現很突出。以上的關於中國是不是封建制度及土地兼併的爭論,其實是在為土地私有化張目希望找到有力的理論基礎,關於現階段中國土地私有化的問題,我將在下文加以討論。

在中國封建傳統社會中,官僚及與之相依附的階層,關注的是“權力運用”,圍繞“權力運用”而轉。權力能帶來金錢,能享用到普通民眾不可能想到的種種好處,而且權力是來自上面,因此在權力將帶來一切的潛台詞下,民眾以當官為人生目標,官員只會唯上而不會可能會唯實唯民。從土地的兼併和稅收的泛濫現象,我們可以看出一個特點,就是每個官員都可以自詡為國家的象徵,吞併臣民的土地和指派他人的稅賦,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一個官員運用權力可以掌握一個普通民眾的生計甚至命運。按理說,“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官僚是為被僱傭地來替君王管理王土的,但是“縣官不如現管”,在傳統的中國官僚體系中,官僚利益網是一張龐大的利益網,經常發生君王也耐何不得的情況。實際上,中國君王對朝野的統治有時是流於表面的。對民間底層的統治,君王要依靠龐大的官僚和鄉紳勢力來維持平衡和穩定。於是打着君王招牌為個人或小團體謀利的行為成為流行,這種普遍行為,直到今天還在延續和頻繁地發生;雖然現在 “新中國”的官僚們,改稱自己為黨的幹部並以集體國家的利益為口號來執行國家的改革政策。因此,略知歷史一二的文人,只能感嘆“中國吏治之壞”!

針對官僚階層的這種弄權舞私的特點,中國歷史上多次出現以法治國的呼聲和政策主張,比如戰國後期興起的法家思想。法家思想的起源於對貴族特權的反對。那麼社會主流從貴族轉變成專門僱傭來治國的官僚,是不是就可以實現法家的主張“建法立制,富國強人”?實際上,在法家產生後的2000多年裡,新特權不停地產生,法制不停地被破壞。按中國人的思維,法家的主張是“嚴而少恩”的,行法將使“親親尊尊之恩絕矣”。東漢史學名家班固在《漢書》中明言:“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由此看來,法家思想在中國的不僅實踐中頻頻碰壁,在思想領域也受主流非難。

現代中國,從引進西方法治概念的角度,也大講特講“以法治國”。但是請回頭看一看法家思想在中國的興衰,請分析一下“吏治”及官僚運權的特點。不僅引進西學也要總結自家的經驗教訓,如此,“以法治國”也許不會淪為空談。

在以吏治國的歷史上的中國,當然是沒有公共服務這個概念,但是“安居樂業”這個頗具理想色彩的詞卻深入人心。“民生”“安居樂業”是歷代中國統治者的理想之一。民生安定在統治者眼裡看來,是上層對下面的施與;或者在一些情況是,形勢所逼的權益之計。在缺少公共服務的社會結構中,統治者對民眾的控制只能體現在表面上,正如前述君王要依靠龐大的官僚和鄉紳來維持統治。這種官與民各為皮表的事實,只要看看官方主流文化和老百姓民間文化,兩種風格迥異不時地背道相馳的文化,就可以窺見一二。

既然以封建官僚為主體的政府不能提供足夠的公共服務給子民,民眾只能各想辦法。那麼在這種公共服務缺乏的日子裡,百姓也只能“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形成一種社會冷漠,“處江湖只能各顧各,在廟堂不撈白不撈”,形勢緊急之時“莫談國是”即是保身明言。再以辛苦背誦的讀書人為例,一個典型的現象就是無數成功的讀書人來自於貧瘠的鄉村,可是鄉村並沒有因為這些人而環境發生變化擺脫貧窮,至多增幾處祠堂和添些牌匾。而且,在被懲處的貪官污吏中間,出身寒門的比比皆是。他們並不因曾經貧困過而體恤民生之不易,反而在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心裡有種報復攫取的心態。當然了,在中國的民間文化中,古道熱腸、相互支助也是被世人樂道的傳統之一。但是被分割成一個個自顧不暇的民眾個體,也只能以微弱的力量來維持這個優良傳統的延續。

中國社會中表現突出的裙帶關係,也與整個社會缺少公共服務有着必然的因果關係:既然大的範圍內無法享受公共服務,那麼只能在小範圍內自我實現。這種邏輯的必然表現就是小團體利益往往凌駕於大團體的利益之上。這種無形中形成的消極的中國民間文化意識,在國家不安定的時候,彰顯的特別明顯; 在國家需要民眾出力的時候,其往往起着頑固的侵蝕腐化作用。同時,也有各地豪雄,善於利用民眾的這種自謀出路的思想,施以種種恩惠,在小範圍內提供種種公共服務,攏聚人心,割據一方。

一言之,面對中國傳統社會缺少公共服務反而是弄權的官僚成為主流這種事實,我們後人不可能要求太高,因為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是建立在小農和小手工經濟基礎上的,這種經濟基礎制約着人們的思想意識和對社會改革的要求。但是在此,一個問題是,基本上擁有工業化大生產經濟基礎的現代中國,其公共服務現狀是什麼呢?現代中國人走過一條什麼樣的建國治國之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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