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服務與政府誠信(下)兼答CCPCCP |
| 送交者: 馬銘 2006年02月08日13:37:59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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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一周前已經在BBSLAND發表過,不過為了回答一文中涉及些的爭論,特別重新發在天下論壇(在天下論壇這是首發)。 CCPCCP一文涉及了一些很重要的觀點: 我重發《公共服務與政府誠信》,如果讀者願意耐心地讀一讀,也許會明白我的態度。也算兼答這位CCPCCP先生了。 ———————————————————————————————— 公共服務與政府誠信(下) 從中國歷史上來看,政府能不能提供公共服務,能不能在民眾心中建立起“保證公共服務的誠信”,不僅關繫到民眾能不能安居樂來,也直接關繫到整個政府國家的穩定和安危。在中國的歷史傳統中,經常可以見到這麼一種現象:政府沒有這種誠信,但是還要維護整個社會的穩定有序,那麼在官僚們的邏輯中,必然要全力依靠國家暴力機器了。從意識形態到治安穩定,從文字獄到錦衣衛,這種邏輯不停地在中國曆朝歷代重複上演着。 家與國民與官,全靠政府的誠信而維持一種動態的平衡。有學者說,在1840年代以前,中國人心中根本沒有國家概念。從一定程度上來講,說得對。沒有國家概念,集中地反映出中國長期以來缺少是公眾概念,更不用說公共服務了。但是也說得不盡然,歷史上雖然沒有明確的提出公眾國家等現代概念,但是,中國長期以來的“社稷為輕,民為重”和“處江湖之遠,思廟堂之安危”這種政府與民眾的積極互動思想還是源源流長的,直至身處亂世的中國人不得不喊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歷經各國侵華,共和初現,日寇入侵八年,國共內戰,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際,應該說“國家”的概念幾經苦難,還算是進入了每個中國人的心裡。 說到近現代中國歷史,很多人很關心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這30年的歷史,那麼如何看待這段歷史呢?如果從國家概念,從政府的公共服務概念上來講,這段歷史是中國人對如何建設現代社會而進行的一種積極探索,並且卓有成效。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之本,對百姓來說,就是三個法上:土地法、婚姻法、教育法。法都不大,卻意義深遠,帶給中國百姓現代社會的觀念。作為形而上的憲法、人民代表大會制、多黨合作制,給普通百姓的影響卻是並不很深刻。我這是為這段歷史唱讚歌,與相當一批人唱反調。 有人批評道,建國30年卻有數千萬人被餓死和文革十年的社會陷於崩潰的邊淵,這又作如何講? 首先,我不知這數千萬的數字有何確鑿的證據,反而我認為是“誇大多於事實”。比如,在海外,有時可以見到某大法的遊行隊伍打出橫幅“中共殺害了8000萬中國人”,不知這個數字從何而來,也許是出自某個不被民眾所知的故事或者秘密檔案(居住在英國的張姓女作家著書-Mao, the Unknown Story)。歷史就史實,豈能以“故事”來譁眾取寵。其次,如果基於歷史常識來作判斷,在短短的一兩年內餓死數千萬人(那麼饑民就應該是上億了或者更多了),竟然沒有引發大面積的社會動亂而且中共能隨後迅速地彌補上這個大窟窿而沒有導致國亂權亡,堪稱奇蹟。我們知道,在中國歷史上,因大面積饑荒而導致一個國家崩潰的事情不止一例。其實,我們完全可以不必相信什麼社會歷史統計專家的數字,只要直接或間接地多問一問周邊的親朋好友也多走幾個地方作個多種手段的調查,就可以做出個基本的事實判斷了,因為親歷當年三年饑荒的中國人大多健在,他們的年紀不過60歲出頭而已。對有關的歷史研究者來說,作社會歷史研究調查時,放着這麼一大批活生生的歷史見證人不用,卻希望通過什麼數學統計模型來得出歷史真相,難道不是本末倒置嗎? 至於文革十年,中國社會陷於崩潰的邊淵。我看,這更是80年代傷痕文學/文革文學等作品教育出來的歷史認識。如果說崩潰,依我看,是流傳了千年的傳統的中國官僚體制,在文革期間,處於崩潰的邊淵(當然了,最終是沒有崩潰而且隨後生機勃勃,此是後話,待後再談)。文革期間,官將不官,被批鬥的不成人樣,不僅官員受整,而且文人也跟着受罪。這種文革中產生的獨特混亂,這是很有悖於傳統的中國傳統社會結構(上上下下尊尊卑卑)。從這個角度來看,這絕對是社會大動亂,如此尊卑不分,那麼必然可以想象出並得出結論,說當時社會各方面如經濟如治安處於崩潰的邊際了。拋開中共內鬥不說,拋開多少名人知客被整不說,通過親身經歷和探問親友而知,文革的中國社會,是穩定的,並沒有因為多少人被整而停止了生產,普通百姓的生活也沒有遭受多大影響。當時的中國在外交、軍事、經濟等方面應該做的事也沒少做多少。 通過對以上兩個事件的解釋,我並不想在此辨析歷史真相究竟如何。反而是通過這兩個事件,想從側面說明,當時的政府在中國百姓中是有威信的或者說是表現出了誠信。如果沒有當時政府的誠信,如果沒有當時政府的所提供的中國百姓從末享用過的公共服務,三年饑荒和十年文革,這兩件中的任何一件放到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時代,都要產生極其可怕的後果並導致政府的崩潰和更朝換代。但是新中國的這短短的30年歷史告訴我們,新中國並沒有因為這兩件可怕的事件而停止了建設,反而是取得重要的成就,奠定了中國現代化的重要基礎。不管歷史細節如何,我只能對這段歷史和所處其中的人物,表示敬意,是他們咬着牙勒着腰帶,把這個國家建設起來的。作為後人,不能隨意按自己的心思來塗抹和修改這段重要的歷史。 從1949年到1980年這一階段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建立的政權,基本上是一個威信很高的政府,一個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超前的、提供了力所能及的社會公共服務給民眾的社會。可惜,這個政權和社會體制是建立在革命熱情、艱苦奮鬥和領袖威信的基礎上的,可以說是不穩定的。那麼隨着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累積,一個必須面對的問題就是這個不穩定的社會能不能保持這種公有制的社會結構。說白了,就是普通民眾有沒有能力來制約日益膨脹的官僚權力機構,約束官僚階層和新興的企業管理階層對巨大財富的貪婪侵蝕。 但是30年的時間太短,新中國能完成艱苦的經濟軍事等打基礎的任務已經表現很不錯了,想建立一個完善的社會制度(一個與前朝歷代完全不同的社會制度),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是根本不夠的。文革是一種社會制度革命的嘗試,操作者想利用個人威望和運用權力來達到社會改造的目的,文革證明這種操作思路是行不通的。民眾被呼醒去監督官僚階層,普通民眾相應的態度是被動的。在當時的社會,民眾是沒有切實的利益驅動的,也不太可能積極能動地參與到社會改造的活動中去,這種被動的熱情和產生的效果是不能持久的。 旁話少敘,言歸正傳,讓我們回到現代政府所應具有的公共服務能力和誠信態度討論中來。 文革後進入80年代,中國的社會進入第二輪快速發展期。第一輪快速發展期可以認為是1950和1960年代。怎麼評價第二輪快速發展期呢?首先,羅馬不是一日建成的,即這一輪快速增長期是建立在第一輪的發展基礎上的。就象1840年以後的中國並不是因有外敵入侵而馬上就變得窮困潦倒的,而是經過多年的外敵內患,在1900年以後,中國人積弱成習一下子就再也站不起來了。其次,讓我總評這第二論發展期,如果從政府誠信的角度和政府要提供公共服務的角度來講,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倒退的時期,和民眾心中“國家概念”變質的時期――隨着新中國建立國家概念駐入人心,隨着改革開放民眾對國家概念逐漸冷漠。 重振旗鼓的官僚體制。在形勢混沌末開的1980年代初,各層次的官僚機構還沒有完全進入角色,反而是困惑於外泊而來的種種經濟管理學新名詞,和自由世界的政策體制。因此,1980年代初期,最有影響的是有關自由化的討論,這種現象很好理解,當人處於困惑之時,更多關注的是形而上的思考,其中不乏年輕的民間的揚溢的熱情和對神聖的憧憬。但是到了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這種困惑對官僚們來說,被一掃而光。面對着經濟改革帶給權力的種種機會和直接好處,最務實的中國人根本沒趣討論形而上的東西了。權力的好處,最初只是給了高一級的權力階層,如以高乾子弟為主體的利用雙軌制而產生的官倒。到了後來,隨着減負放權政策,各級實權幹部,從部長、省長到鄉長、村長直接品嘗到了權力的好處。於是權力的分布和相應的欲望,就以相當快捷的速度地把重點放在了龐大的國家資產和資源上來。這也沒什麼奇怪的,權力的運作和欲望軌跡往往就是這樣呈幾何級發展的。 1980年代的特點是承包製,到了1990年代,形勢明確了,開始了通過承包製來實行私有化的進程;同時在1990年代也出現了“更現代化的更高級的”股份制度,如今是2000年代,那麼一個特點應該是通過股份制來實現私有化。前兩年出現的MBO(企業高層管理層持股)新現象,由於民眾不滿而暫時停止實行。但是行政命令式的暫停,無法阻擋這種“最新的改革”浪潮。於是見到2006年初,國家資產管理委員開始放話,說要對“國有大型企業管理層持股解禁”,這是不得已的事,事實是各地國有大型企業的管理層持股已愈演愈烈,國資委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加些限制條件談談從嚴控制,根本不可能做到“國資不流失反而增值”。 隨着上層權力的擴張,普通民眾中間也彌散着一股情緒:在普通百姓看來,對於改革,有一點令他們感到奇怪,為什麼一說改革就變成了“推包袱”的政策。有保障的工作崗位沒了,藉口是提高效率,為了國家四化發展大業,為了國家利益,大家要忍一忍為政府分一分憂。既然上升到國家利益的高度,百姓也就認了。這些下崗分流人員學識不夠,整體效率不高,又跟不上形勢,與之相以一部人卻又能承包又能上市,一夜間集體的產業變成了私人的產業。特別有一點,普通民眾就是想不通,建國初期,大家都能國家利益為重。哪個時候,說國家利益,哪真是有號召力,因為大家干差不多的活享受差不多的待遇。這批人應吃的苦都吃了,該流的血也流了,可是到了改革的年代,為什麼國家剛打了點基礎,就被當做包袱給推掉了呢? 看來,前述的“中國傳統的官僚體制是無法提供足夠的公共服務給民眾的”這一論斷,好象放在今天,也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範圍內成立。再說得遠一點,現在的中國特點是什麼呢?是不是有點“半封建半資本社會”的味道?在沒有更多公共服務承諾的半封建半資本社會,其經濟發展的軌跡是什麼呢?試看兩例: 一例是對資源的瘋狂開採。在中國的一些資源大省,這種掠奪式開採現象特別嚴重。因為來錢來的快,所以根本不顧當地環境資源的承受能力。資本投資者發財後,也根本不願在當地投資。報張上經常可以見到煤老闆在外地大肆購豪屋的新聞,而見不到發人命財的老闆們在當地投資其他產業的報道。發了財就跑,何談公共投資和公共服務?資本投資對資源的瘋狂掠奪現象,在當今天的西方主要國家也屢見不顯。比如加拿大西海岸省份的伐木業,在2005年工人死亡人數達數十人,引起當地勞工的嚴重不安,政府被迫介入調查。但是,在現階段的中國,資源業的高死亡率,不僅是由瘋狂的資本造成的,而且相當程度是由於當地政府的不作為,及官員和資本勾結入股造成的。 另一例是招商引資引發的種種弊端。各級地方政府為吸引外商來中國投資,不但地方所得稅3%永久免稅外,而且有些地方利用地方財政收入補貼外商稅收。2004年9月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資企業納稅100強排行榜發布,在這個排行榜上,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資企業納稅總額接近零增長。2003年中國已經成為引資第一大國,很多外企在華都賺得盆滿缽溢,但是為什麼納稅卻並沒隨之增長呢?這不奇怪,既然中國政府自己都不太關注本國國民的公共服務,那麼外商就沒更必要考慮了。中國政府生怕人家不來的引資論調,是在明確地給外商一個信號,這是一個不需要更多考慮公共政策公共服務的投資環境。外來資本,只要來到當地用大量金錢砸向權力部門,敲開一個大洞,就可以盆滿缽溢了,乘興而來興盡而歸。這種大氣氛下,不少地方政府為了創造招商引資“政績”,對侵犯勞工權益的事情聽之任之,甚至與資方合流。不要說指望政府提供公共服務了,基本的勞動權益也不能得到保障。世界上的投資者都不諱言,到中國投資就是看中了中國的勞工和土地成本的低廉。 如果說在現有的半封建半資本的大環境下,中國的私有化進程不可逆轉,那麼對中國來說,現在的當務之急就是,如何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實施“對資本和權力的約束”?在經濟資源上,在社會層面上,使其他階層能夠分享到部分即得利益階層所占有的龐大資源。在人均資源稀少的現實面前,在現在各國竟爭激烈的國際環境下,如何通過公共服務來實現資源共享以促成穩定的社會體制的形成,是現在的中國和未來的中國必然面對的嚴重挑戰。 對眾多普通民眾來說,最迫切的問題是原來建立在工作單位上的種種福利社會保障,隨着下崗分流不知跑到哪裡去了。面對月月異年年新的改革口號,普通民眾心理混亂了失落了。與此同時,本應隨着舊體制完結而建立起來的新的社會保障制度如失業如退休如醫療如教育,直到1990年代中後期才被當回事地擺上政府議事的桌面,開始搞一些試點工作。這些社會福利保障,是政府應該以可承受的價格提供給民眾呢,還是需要民眾花大價錢來買呢?這就是財富時間差,十數年的推包袱不作為,就可以把財富從“這裡”轉移到“那裡”。 以上主要談的是是集中表現在城市經濟改革方面所產生的振痛。那麼最新的“改革趨勢”是什麼呢?是伴隨着農村城鎮化而產生的對農村土地的侵占和對農民生產權利的剝奪。 農村城鎮化趨勢不可擋,但是由此而產生的對作為稀缺資源而存在的土地的需求,和由此需求而產生的巨大效益,以及土地效益如何分配等等一系列問題,直面而來。近年內,連續發生了幾起農村土地徵用血案,對執政者作出嚴重警告並揭示出了土地問題包含着的深刻矛盾。與之同時,在理論界,一些中國經濟改革的主流學者,本着從不考慮政府能否提供公共保障和政府能否約束資本投資惡果的一貫學術研究態度,卻高瞻遠矚提出一個理論課題――今天的中國“是不是應該實行土地私有化”了?有人以台灣土地私有化為例,說土地私有化後促使農民快速地流向城市使其發揮出了更廣泛的創造能力,結果極大地促進了台灣經濟的振興。 這些論調,視而不見台灣土地私有化後,所帶來的一些惡果,迫使政府在法律對土地轉讓買賣作出的諸多限制和約束,目的就是不想因土地而產生急劇的社會矛盾。在此,可以聽一些對台灣土地私有化的批評聲音:“一坪動輒上百萬的土地,絕不可能是一般小市民買得起的,有能力收購國有地的私人,恐怕只是擁有大資本的財團與開發商,以低於市價六成的價格購得國有地之後,轉手出售賺取暴利。國有土地是稀有財,絕非房地產市場的炒作商品,未來國家發展,需要的公共設施用地、綠地、公共建設用地,都需要儲備土地資源,國有土地全面私有化,只會使得國家未來發展需要公用土地時,必須花更多錢向私人或財團買回土地。” 退一步講,即使要實施土地私有化,但是土地私有化如何實現還是一個問題,在當今中國的背景下土地私有化的過程中必然又是新的一輪製造巨富和赤貧的過程。還土地於農民固然是個動聽的理由,但是土地私有化也為大規模侵蝕私有土地帶上合法性的帽子。一個權力濫用缺乏相應制約力量的社會,是很難保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土地交易的公平合法性的。 土地私有化的論調也沒有過多地考慮以下背景,即土地作為稀有資源在中國如此缺乏而以土地為生的農民數量又如此眾多。現在農民每家手中的哪點自留地,可以說是保命留底田,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福利田,為政府承擔一定的公共服務功用。中國農民手中的這種土地,特別在公共服務普通缺乏的中國,起着不可替代的保障基本民生穩定社會的重要作用。政府提供不了足夠的保障,總得讓農民有所依靠想點辦法謀民生。 現在中國農村的土地問題實質是什麼呢?是農民如何面對新一輪的經濟掠奪,農民有沒有條件繼續在父輩留下的這塊土地上繼續墾植?土地使用權能長期穩定嗎,從而可以促使農民利用市場條件實現科技進步實現富裕?是不是土地私有化是一念就靈的妙藥呢?我們可以看一下各國農業的土地基礎。北美地大物博人口資源缺少,當然土地私有化是較好的政策。以色列實施的是土地國有制,農民承包國有土地。以色列國土的東西寬度不過百十公里,土地資源是最稀缺資源。可是以色列的農業成就卻是令人瓜目相看。由此看來,土地私有化是不是中國農村的改革唯一政策取向呢,還有不少問題需要澄清。 能否實行土地私有化,並享受土地私有化後理論上將要產生的種種好處,需要建立在一個法制完備、社會化的公共服務齊善的基礎上。否則的話,好處還沒有見到,種種設想就沉陷於由土地私有化而產生的社會分裂和動盪之中夭折了。 回顧1980年代,最響的口號是效率論。曾經見某廠書記在職工大會上動員:現在一切以效率為準。不用說大鍋飯沒有了,小鍋飯沒有了,就是以後西北風也甭想喝着。當然這些上不了書本的話,是黨的幹部在執行政策過程中即興演講的話,不足為憑。但是在提倡效率優先的經濟改革若干年後,我們可以看到有些人確實連西北風也沒喝不上了。這背後反映出政府公共服務的缺位和官僚體制的不作為。現在面臨着的又是以農村土地為改革對象的浪潮。我們再也不能簡單地提出一種口號一種設想(如土地私有化)就以為可以順利完成相應的改革了。以史為鑑,但願我們的官僚們和主流學者能聽一聽想一想。 以上所談到涉及的一個觀點就是政府處於資本和權力的漩渦中心,政府經常難以釐清自己的職責。這種政府角色難堪的境地,就今天的中國政府來講,特別有一凡意味。今天的中國社會大背景是什麼?正處於半封建半資本狀態的中國社會,正是資本和權力各自施展無上能量,相互支撐相互利用,建築新的社會體系和價值觀的關鍵時期。 不能提供足夠公共服務的政府是一個不可能建立起誠信的政府,圍繞這樣的政府而構築的社會結構也是不穩定的。現在大陸提出建立和諧社會。但是中國社會的癥結,並不在此,而在於政府的誠信有沒有問題。政府沒有誠信,是很難引導民眾建立起一個和諧的社會。估計大陸主要執政者之所於提出和諧觀,是出於進可攻退可守左右奉源的策略考慮。 但是,為了在中國建立和諧社會,當務之急是建立政府的誠信;而建立誠信的最佳辦法,就是政府勇於承擔應盡的職責積極為民眾的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如此簡單但是沒有決心和果斷就寸步難前的公共服務福利政策,不突破官僚的阻撓和資本的誘惑就無法實現進步的中國社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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