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多次遊覽過法國巴黎，給我最難忘印象的當然是第一次見到巴黎的情景。就在走出地鐵站後，抬起頭的一瞬間，碩大的埃菲爾鐵塔，真真的聳立在我面前，多年的夢想和現實一下子交匯在我的有些恍惚的意識里。巴黎，我這就真的走入了你的懷抱？
那是2001年的復活節的一個周末，我漫步在巴黎的大街和小巷，駐立在一個又一個已被歲月沖淡的地方，側耳傾聽那些已經遠去的聲音，在去法國遊覽之前。我已經讀了一本關於西歐簡史的書，對其中的法國歷史部分，我咀嚼再三，如果問我，這6年多留學生涯，哪一本書對我的影響最大，我的回答是：既不是哪本教科書，也不是哪本世界名著，應該就是這本《西歐各國》。而親身游曆法國的首都，何嘗不是翻開了一本如此厚重的歷史書卷，讓人有那麼多的激動，感慨和扼腕嘆息…
以巴黎為代表的法國，有着與其它西歐國家截然不同的特色，法國在與英國的百多年世界爭霸中，在未來的世界是以英語文明為主導還是以法語文明為主流的較量中，以全面的失敗而告終，那麼法國失敗的原因何在呢？
對比英法兩國的近代史，同樣都需要對當時存在的專制王權制進行轉型改造，英國的這種改造行動要早於法國將近150年，並最終選擇的是改良主義的策略，把內耗的損失減到了最小，雖然也曾有過弒君查理一世後的克倫威爾的短暫的所謂共和制。但英國人最終還是以極其快速的彌補速度選擇了漸進式的改良主義策略而選擇了君主立憲。這種先人一步改革並在一定的秩序下持續穩定進行的優勢，在1756年爆發的英法兩國的七年戰爭中，盡顯了實力。是英國效率極高的先進制度和改革後日益雄厚的物力和財力再加上一批優秀軍事將領，最終讓英國由逆境中反敗為勝，在北美占得了北美的魁北克和路易斯安那。在亞洲全面占領了印度。法國在非洲的利益也被大大壓縮。

再看法國，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之初，制定人權宣言的一批精英幾乎都是堅定的君主立憲主義者，他們頭腦清醒，胸懷經緯，深知保留君主就是保持傳統，保有君主就是給每一個人，特別是未來革命的領導人圈定一個權力的界限，同時革命後制定的憲法，也給君主設定了一個權力界限。從而形成相互制約監督，從而完成專制帝王制轉型改造的偉業。
但結果非常令人遺憾，以巴黎民眾為代表的革命者步步緊逼，法王路易十六步步妥協讓步。對比其他殘暴君主，應該承認法王路易十六不是一個喜用武力的國王，他雖然還沒有作好當一個稱職立憲君主的心理準備（這讓每一位曾經是專制帝王的君主都很難在短時間內作到），但他在大的形勢面前，仍然努力跟上革命的節拍並極力選擇用和平的讓步的方法去解決問題。要知道，在他那一班專制特權貴族隊伍里，還有一大批極為偏激的喜用武力流血來鎮壓大革命的窮兵黷武的人，需要法王來安撫，勸說甚至壓服。
我曾經在一個小雨的黃昏里，默默地漫步在塞納河兩岸的一個又一個廣場和綠地—再次閱讀這個法王路易十六在1793年1月21日，人頭落地的城市。凝視着一塊塊鋪就廣場的青石，是哪一塊承載了法王路易十六的鮮血，又是如何在四季的輪換里被沖刷得無影無蹤。但法蘭西卻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在一個舊的政治體制需要轉型的歷史關頭，是徹底打碎和砸爛舊有的國家機器，重新打造一個新的呢。還是選擇性地保留一些舊的國家機器部件，特別是關鍵部件（比如國王的稱號），從而能從容地，進行優化改良並使之達到最佳運轉效率呢，法國人選擇了第一個。更確切地說是巴黎人民的一個選擇，應該說，法國大革命在處死法王路易十六之前的進程基本是在平穩和法制的軌道上進行，實際上是一種力度極大的改革，功績卓著，完全應該被後世所肯定。但這種有序的改革，缺乏強勢人物或人物集團的把握和正確引導，只寄希望於剛剛建立起來的脆弱的制度，因此很快被狂熱的群眾導向了動盪的歧途。法王路易十六的被處死，說明即使初衷良好的妥協和讓步，也需要民眾普遍具有一定政治道德成熟度的情況下，才能收到成效，否則，只能招致殺身之禍，處死法王路易十六，成了法國大革命的一個轉折。法國從此走上了動盪和內耗嚴重的血腥革命的道路。
法國是一個傳統的天主教國家，對死後天堂的嚮往，激勵着人們硬要在凡世間嘗試建立一個百分百純潔和公平的人間天堂。這狂熱的夢想。讓所有最符合當時法國實際國情的改良主義的改革策略，都被看成是，對革命的叛變而不可饒恕，當政者的施政方針一旦被宗教式的加以神聖化。對持不同意見者的聲音和人身，都會象對待魔鬼樣地加以剷除。
在君主制和共和制之間搖擺的法蘭西，歷經一百多年的動盪才最後穩定下來。而這一百多年間。法國丟失了寶貴的快速持續發展的機會。其國力已經遠遠落後於美，英，德等國。
筆者在此絕不是為殖民主義政策鼓掌叫好，只是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歷史事實告訴我們，一個國家的發展之爭歷來是如此的殘酷。發展的資源對於要爭相發展的國家來說，永遠是有限的。就象在熱帶雨林的植物生長樣簡單與實際，誰占得了陽光，誰就會茁壯成長，反之就會生長緩慢和停滯,雖然，現代的國與國間關係更講求互惠和雙贏，採用經濟實力來爭奪地域和全球市場的文明方式取代了用純粹戰爭的手段去競爭，但原理是完全相同的，即，誰最優秀，誰就會占得先機率先發展，而在持續發展的過程中，誰能用代價最小的震盪去解決發展道路上的一個又一個國內和國際的問題，誰就會贏得最後的勝利。
中國的改革開放始於1978年，持續至今已經將近30年，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因為中國歷史上從來不缺少急風暴雨式的血腥革命，缺少的正是有序的，長時間不斷深化，持續進行的成功的改革。
中國1978年的改革是一項極其浩瀚的社會系統的改良工程，期間克服了多少艱難險阻，每個了解中國國情的人都是清清楚楚的。務實的中國領導人，當時採取了改良主義的漸進式的改革策略，並使這種滲透式的改革持續至今，當時和現在看來，都是一個極為符合中國國情的明智之舉。這場改革運動始終被納入在法制和有秩序的軌道上運轉。這才是這場改革運動能夠持續至今並還在不斷進行的根本原因。
而把中國的歷史從1978年往前追溯12年，在中國的這片土地上，也曾爆發了一場大的運動，這就是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是選擇急風暴雨式的大革命；還是選擇有序的，可持續進行的社會改革。在這兩條道路面前，1966年的中國選擇了前者，當時中國的最高領導人，親自打碎了自己親手締造的國家機器，要再一次做一個宗教式的人間天堂的試驗，狂熱的崇拜和對未來的憧憬，迅速迷漫到全中國幾億人特別是青年人的心中，在那個野蠻，血腥和荒唐的非常時期，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的政府，都對中國的文革表示了迷惑，憤慨繼而指責和嚴厲的批評，甚至是意識形態領域完全相同的國家如當時的蘇聯，蒙古和朝鮮，也都迅即在文革爆發之初，就作出了否定這場運動的舉動，這表明，在最基本的治國理念方面，人類社會都是相通的，那就是最起碼要有一個規則底線，不管這個規則底線放得多低。文革打破了一切規則，這招致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政府的抵制和對立，這種完全封閉的國家周圍環境與法國大革命處死法王路易十六後引發周邊國家敵視和對立很相似，這種閉關鎖國的環境，最終都釀成了在這個被包圍國家裡的恐怖和血腥，因為，從平民到最高的領導階層，都聽不到了外部頭腦冷靜者的規勸的聲音，巨大的人間悲劇發生後，總要追究肇事者的責任，我的觀點是：全體中國人—特別是當時的一代年青人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為什麼有那麼多的幫凶和盲從者，為什麼我們的國家，罪惡總是先期到達這片土地，而正義卻總是姍姍來遲，這被我們稱之為”平反”的正義和罪惡的距離遊戲中。顛沛流離了多少善良的心的跋涉，又讓多少應該的懺悔在這或長或短的距離里被淡忘。
值得慶幸的是1978年的中國，顯然深刻體會和吸取了文革的教訓，只有在穩定社會環境下的滲透式的逐步改良的策略，才是最符合發展中國家國情的振興之道。可以說中國的1978年改革對亞洲和世界的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模式作出了重要探索和貢獻，而先人一步的改革，也讓中國占盡了先機。
雖然伴隨中國改革道路上的問題很多，但全體中國人包括海外的華人都應有充分的耐心和信心，從法國的近代歷史發展的經驗教訓中，我們能深刻地感悟到：中國是一個有着近兩千多年封建專制統治的大國（比法國的封建專制統治時間要長得多），針對這樣的民眾基礎和文化形態，選擇漸進式的改良主義的自上而下的有序改革是最適合中國國情的明智之舉。每個中國人，特別是身居海外的華人。要以理智和客觀的態度來看待我們中國的問題，繼而提高我們全民族的政治成熟度，要在合作的心態下，多作一些有利於中國改革持續健康發展的行動，多提一些建設性的意見甚至批評是完全必要的，但千萬應避免以那種拆台式的心理，空喊什麼不切實際的理想和主義，事實上卻是在破壞中國改革的持續深化發展的進程。要多一分合作，少一份對立，多一份凝聚，少一份內耗，以期用最小的代價來實現中國全面的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