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王光美女士的人生軌跡

作者：老田

二十世紀的中國，是歷史上變化幅度最大、社會轉折最為集中的一個世紀，王光美女士的人生軌跡很好地記錄了這一點，所以值得寫篇紀念文章。

王光美女士完成學業之後，恰逢國共內戰的序幕正在拉開。共產黨內外許多有見識的人士，都已經提前知道了這一場內戰的結局。許多人的未來道路，都決定性地受到這一事件走向的牽引，甚至原來的統治階級內部的成員，都要為自己和兒女的未來預作設計和應變。舊統治階級成員為因應新政權誕生而預作準備的行為，越是到了臨近四九年的時候，就越是急迫。用各種方式捨棄自己舊日的經濟地位、政治地位，甚至與新政權中間的組成人員結成各種合作關係，乃至是裙帶關係，都是一時之選。我老家的大地主陳聰安，就是從1947年開始，大量甩賣田地給窮鬼的。

在新政權剛剛成立的時候，很多共產黨幹部下放到農村去主持土改工作，地主和富農等家庭不僅很少抗拒分田分地的大勢，而且動用一切資源去拉關係，把年輕漂亮的女兒許給幹部續弦甚至作替代舊婦的新歡，案例着實不少。湖北省首先在武漢市郊縣武昌縣進行了三個土改試點，派在花山的土改工作隊曹隊長，就娶了一個地主的漂亮女兒，新妻子比他的大孩子還要小一歲多。我訪問過當年的土改工作隊員，不止一個人斷言這一婚姻背後的交易性質：地主希圖以此得到新政權的部分保護。由此不難理解，在共產黨官僚精英群體中間，資歷是具有決定性的標誌，革命的先後是重要的：你是處於革命低潮和前景不明朗的起始階段參加進來的？還是在革命臨近勝利的時候才加入的？這中間確實反應了一個人的政治取向差別。

王光美女士於1948年嫁給劉少奇同志，年齡差距23歲，而且少奇同志已經有幾個小孩了。當然愛情是可以超越年齡差距的。根據黃崢先生對光美女士的訪問，據說她自己說，第一次見劉少奇是朱德的秘書黃華讓去的，第二次是在一個舞會上少奇同志約她“有空上我那去”，等到她第三次去了之後，就已經談婚論嫁了。王光美女士認為劉很老實，老說自己年紀大有孩子什麼的，沒有自吹自己怎麼好，就這樣決定嫁給他了，似乎誠實這一美德起了決定作用。我在此無意影射王光美同志攀龍附鳳，但是這一段婚姻確實是在那個轉折時期的特定條件下，才能夠進行得如此順利的。如果換在國民黨政權穩定時期，或者在後來的共產黨政權穩定時期，這一段婚姻還是否能夠成立就很可疑了。

共產黨高級幹部的夫人參與政治過程，起初是很普遍的，特別是建國初期那一段時間。由於新政權面臨着百廢待興的局面，許多事情缺乏領導和組織人才去辦，所以一些領導人的內當家，多數都深度參與過建國初期的政權建設過程。例如，後來擔任湖北省委書記的張體學夫人林少蘭，也是一位地主的女兒，就曾經參加組建碼頭工會、反對封建把頭的過程；江青則化名李進，參加了湖北的土改試點工作。新中國成立之後，與所展開的巨大社會變革畫卷相對照，革命時期積累下來的組織領導力量遠遠不衍使用，特別是舊中國的文化教育普及程度很差，新中國管理事務的急劇增加，使得許多地富兒女所受的教育，成為新政權格外急需的“人力資本”，這是新中國早期“夫人參政”的客觀要求所在。

一般而言，作為政治家的夫人，她們對於政治過程的參與，以及由此形成的看法，多少要反應她們最熟悉的生活圈子的看法，以及夫君作為官員對於工作方便和政治風險低的要求。在1955年，蔡暢、章蘊、帥孟奇和鄧穎超等幾位老大姐，在毛澤東生日這一天去看他，在談話中間很好地體現了這個認識，她們：“反映了一些外地情況和某些幹部厭倦搞運動的情緒，最後她們建議以後今後不要再搞運動了。”根據何載的回憶：“主席當場出於對她們的尊重，沒有表示不同意，也未贊成。送走幾位老大姐，他給身邊人員說，在階級鬥爭的社會裡，不搞運動，我不能叫毛澤東。”（何載：《懷念與回憶――教誨與思考》，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20-21）小日子固然應該穩定下來，過得好點對於普通人來說，也不算是奢望，但是新中國的管理和建設卻提出了更現實的需要。新中國的幹部群體，聯繫着國家的工業化事業，乃至於民族興旺的“強行軍”過程，如果結合了幹部群體在素質上的不足來看，如果僅僅按照幹部群體自己的簡單願望行事，就很難配合國家和民族發展的目標了。

新中國政治中間，夫人參政引發極大爭議和政治波瀾的事件，要算王光美女士在“四清期間”創造的那個“桃園經驗”了。幾十年過去了，今天再來回顧這個政治事件，平心而論，當年的王光美女士很難說有什麼壞心眼，也很難說她要刻意追求一個什麼不同的方向，她只是按照自己對政治的理解和自身的優勢來簡單行事的，在這一點上，當年對她的批判頗有擴大化和不公正之處。但是，問題的另一方面也是客觀的，她本人確實缺乏對於全局問題的思考，也確實在“不自覺”的狀態下體現了官員的一般化情緒和追求，特別是“桃園經驗”被劉少奇推廣之後，所產生的後果也是嚴重的。說到底，這一影響，無論結果多麼負面，都不是王光美女士所能負責的，實際上是她的經驗迎合了官員們自己的需要，加上劉少奇在那個政治地位推廣這一經驗客觀上降低了官員們追求自身意願的風險，才使得這一經驗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和政治惡果。

在文革進入到1967年之後，對於王光美和劉少奇的高調批判，固然是拿他們當靶子在思想上教育、政治上解脫其餘的犯錯誤幹部，目的是批判許多幹部總是選擇與自身意願更一致的錯誤路徑上去執行國家的重大中冊。以此而論，對於劉少奇和王光美的批判，實際上是不恰當地把所有政治責任都集中到他們兩人身上了，說到底，各地積極執行桃園經驗的幹部，也應該為此擔負一部分個人的政治責任。而在批判劉少奇王光美的大批判運動中間，那些人只是檢討自己錯誤地跟隨了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沒有追究他們應付的那一部分政治責任：為什麼從自身的意願出發特別“愛好”這一錯誤做法背後的個人利益動機和政治出發點。

1967年四月初，戚本禹發表了《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的文章，開始了高調批判劉少奇的輿論工作。正是在此前後，周恩來在一次會議上，與其他人協商之後同意了蒯大富提出“批判王光美”的要求。4月10日，清華大學召開了據說有30萬人參加的批判王光美大會。這個批判聲勢的升級，還不僅僅要求劉王為幹部的錯誤取向負責，而是有着另外的現實政治動機。因為軍隊支左之後，往往鎮壓各地的造反派，由此激起了造反派對於軍隊幹部的強烈不滿情緒，有可能進而演化為造反派與軍隊幹部群體的直接對抗，且文化大革命有進一步發展為全面動亂和“武化大革命”的可能。為避免這個最壞的結果，就需要轉移造反派的政治注意力的各種安排，批判劉少奇的升級就是服從這樣一種政治需要。說到底，這是為了避免更大的政治對抗和社會秩序的更大混亂，才刻意升級對劉少奇和王光美的大批判的，雖然符合“減少不必要的犧牲”這個人道原則，但是對於他們個人而言則是無妄之災。換言之，對於劉少奇和王光美批判的升級，是出於穩定社會局勢需要而引導運動方向轉移和矛頭轉移的招數，這一次 “轉移運動大方向”不僅是周恩來和中央文革親自主導的，並且是毛澤東所鼎力支持的。

從宏觀政治層面觀察，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和劉少奇的推廣，導致各地當權派放手整人的政治風險下降了，所以這是他們挨批判的起因――在官僚精英群體中間作為階層利益代表。在微觀層面上，王光美則直接介入了清華大學工作組的整人活動，文革初期工作組在清華抓出蒯大富等700多個“反革命分子”，這使得她與清華的造反派學生結下了怨恨。在一定意義上看，王光美在文革期間受到的直接“衝擊”，主要是作為這個微觀事件的直接後果而呈現出來的。因此，毫不奇怪，在1966年8月19日，清華大學學生就貼出了批判劉少奇的大字報，應該說這是與王光美女士的不當行為有因果關係的。那時劉少奇的女兒劉濤、賀龍的兒子賀鵬飛、劉寧一的女兒劉菊芬等人在工作組的支持下，尚能主導局勢，他們集中了十多個中學的紅衛兵，在八二四這一天到清華附中誓師，然後進入清華大學校園，武力打擊大學生中間的造反派，同時推倒清華的二校門來顯示他們是如何的革命。破四舊和武鬥，體現了文革政治競爭過程中間的現實需要和政治智慧，並不是保守派紅衛兵的頭腦發熱或者是受了上面某人的錯誤引導。

清華八二四武鬥所反應的矛盾對抗的激烈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應該說是來自王光美女士主導工作組時期所遺留下來的政治矛盾在繼續。她整人的矛頭所向，也造就了非常堅定的對立面，甚至清華幼兒園的小朋友，都曾經被王光美和工作組動員起來批判反革命蒯大富，由此就造就了清華井岡山造反派學生的中堅力量，這些人都是被王光美直接驅趕到對立面陣營的。在這個矛盾的另外一個方面，不僅僅表現為清華的八一九大字報，更在1966年冬天的時候，蒯大富借着當時的“有利政治形勢”，去動員劉少奇前妻的女兒劉濤，讓她站出來揭發劉少奇；而且在1967年元月上旬，清華大學的造反派學生還設計抓了王光美去清華“交待問題”。在這一對矛盾和衝突中間，是王光美先整人，導致了後來她自己的挨整，她本人是矛盾的主導方面和積極方面，造反派和蒯大富是被動的和被主導的方面。

文革後，為了“非毛化”的政治需要，王光美的瑕疵和缺陷被掩蓋得一乾二淨，似乎她們只是一個被動挨打的方面，左臉被打了還把右臉送上去。歷史和當時的政治現實，都不是這個樣子。把王光美和劉少奇完美化，是為了妖魔化文革和毛澤東，王光美和劉少奇越是完美，妖魔化的力量就越強。這一政治智慧，與文革進入到1967年4月之後一樣，劉王本身成了政治道具，滿足的是與他們本人無關的宏觀政治目標需要。就是在這個政治需要中間，被稱為中國自由派第二代掌門人的何家棟與主流權力精英群體積極合作，他是這樣評價桃園經驗的：這是“一份體現真正共產黨人黨性”的、充滿着“實事求是精神”的珍貴文獻。這個自由派巨擘對於“桃園經驗”的評價，遠遠高於官方黨史中間給出的那個含糊其詞的評價：四清中期存在某些“過左”的做法。本來，王光美出身於富貴人家，生活各個方面力求完美，據曾經在她家裡“搜旗袍”的清華學生回憶，王光美有五十八箱子衣服，但在那個特定時期，為了更好滿足政治道具的需要，王光美女士被包裝為“艱苦樸素”的典型。看來，那些能夠滿足特定政治需要的說法，不總是能夠與事實完全一致的。

在2004年夏天，臨近去世的王光美女士召集並出席了毛劉兩家後人的集會，這一行為給許多人士以遐想空間。特別是經過了文革的波折之後，有一點是很清楚的，劉少奇在共產黨內有那樣的政治地位，與他本人的管理能力和政治感召力無關，政治上和資歷上都排在劉之前的老軍頭，被更強有力的人物毛澤東在建國後邊緣化了。而且，這個權力分配的布局，從延安整風就開始了。新中國高層的政治權力分配，並不與黨內力量對比一致，作為黨內弱勢群體代表的劉少奇諸人，被毛澤東鼎力推到政治舞台的中央了，而以老軍頭為代表的強勢群體則被安置在軍營裡邊緣化了。正是在這個大背景下，劉少奇在文革期間的垮台，甚至文革期間的“黑線人物”挨整，都是與這一力量對比弱勢緊密相關，文革期間高層政治權力的重新分配，在某種程度上確實與黨內力量對比更一致了：老軍頭的政治影響力急劇上升。

如果王光美女士能夠在八十高齡時，對黨內力量對比有某些領悟，又或者真產生了一些關於政治過程的確切認識，都肯定有助於她走出自己的感受去看問題。照理說，一個人的人生軌跡如此曲折，肯定是有利於產生真知灼見的。不管怎麼說，只要是對黨內政治力量對比有所認識，又或者對於政治運作的現實邏輯有所了解，就很容易看清楚文革跟權力鬥爭和毛劉分歧無關。而且，從現實的力量對比看，劉少奇本身在黨內完全不具備威脅毛澤東的影響力，不是毛澤東進行“權力鬥爭”的合理對象；從文革的操作方法看，毛澤東不可能笨到選擇“得罪絕大多數官員”的群眾運動方式去進行“權力鬥爭”――這只能是快速損失而不是增加他本人在黨內的“權力份額”，反過來，只有迎合官僚精英群體利益和意願的操作模式，才可能快速或者不恰當地增加自己在官僚精英群體中間的控制力度，這才是權力鬥爭的不二法門。

政治是活着的人們永遠都拋不開的事情，一個人陷身政治中間，難免有時候利用別人，有時候是被別人利用，這些利用或者被利用往往與個人自身的意願和選擇無關，僅僅與一個人或者其言行的利益價值有關。但一個人只要是離開了這個世界，就真的與政治無關了。

願王光美女士安息！

二○○六年十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