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使楚與豺狼當道 |
送交者: 蘆笛 2007年04月20日09:51:32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晏子使楚與豺狼當道
晏子使楚。楚人以晏子短,為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 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使子為使?”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 晏子將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吾欲辱之, 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為者也?” 需要簡介一下的大概是敝同鄉晏子,此公和管仲齊名,乃是稍早於孔子的齊國著名賢相,如蘆笛一般是個銼子(這是馬悲鳴的發現,我的另一條罪名是“小地方的人”,不知晏子算不算),所以很為人看不起。奇怪的是孔子似乎從來沒有提到過此人,大概對他沒有什麼好印象,又無法從道義上甚至禮法上貶斥他的緣故吧。但他是享有盛名的國務活動家與政治家,有《晏子春秋》傳世。上面那兩則軼事就是從該書上摘下來的。 雖然司馬遷在史記中提到《晏子春秋》,但過去傾向於認為該書是後世偽托,尤以柳宗元力主此說。但近年在銀雀山出土的漢簡中發現此書片斷,可見早在漢朝以前就有此書了。它不大可能是晏子本人的作品,大約出自戰國時人之手,在西漢一度十分流行,否則老遷不會以該書流傳為由,只在本傳中收入該書所闕的逸事。現代學者認為現在流傳的版本是劉向編輯的。此外更有人主張該書是中國第一部短篇小說集。這話似乎說得過了頭。 上古史中,唯一當得信史的大約只有《左傳》。戰國時代乃是古代中國學術思想最活躍的時代,大概也是文學創作最活躍的時期,《國語》、《戰國策》等等都是真偽參雜的歷史小說,並不獨《晏子春秋》為然。史遷把《史記》寫成中國第一部長篇歷史小說,似乎就是受這流風餘韻的影響。所以,若要把《晏子春秋》打成純粹的短篇小說,則《國語》、《國策》似乎也逃不了。我個人的看法是,這些作品真偽夾雜,並不是信史,也不會是純粹虛構。真正困難是文獻奇缺,沒有去偽存真的考證依據,這是研究上古史必然遇到的問題,孔老二當年也曾遇到過。他雖然是商朝後裔,卻情鍾周朝,據說那就是因為文獻不足征之故。 不管真偽如何,上面記載的這兩則晏子軼事給後世造成了巨大影響,奠定了後世痞子的“折衝樽俎”觀。起碼痞子外長李大牙就堅定地認為,所謂大國外交,和無聊網戰也沒有什麼實質差別。所謂外交家就是能巧妙地、惡毒地、最大限度地用惡言毒語傷害他國元首自尊心的惡毒夫或惡毒婦(“what a fool”的音譯)。這些人沒有看到,晏子那兩段著名的巧妙對話都是自衛還擊,並不是李外長那種無故傷人。
我在舊作中反覆指出過,我黨和傳統帝王的一個根本區別,就是只容許、只提倡所謂“第一種忠誠”,亦即易牙、童貫、賈似道、蔡京、嚴嵩父子、林副統帥那種忠誠,專門把那些無恥逢迎、特別能逢君之惡的佞臣選拔上去加以重用。這些人的“政績”,其實就是“牛皮度”,吹的牛皮越大,放的“高產衛星”越高,則也就越蒙上峰垂青。與此同時,我黨還用鐵腕鎮壓一切正直敢言之士,無論是黨外的“右派分子”,是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還是黨內上層“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只要直言批了聖上的逆鱗,立刻便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九幽十八獄”。人類歷史上還從未見過這種邪惡的自我腐敗設計。 人類歷史上也從未見過哪個統治者如我黨這般,幾十年如一日“以小民為敵國”(故李慎之老語),如此殫精竭慮、千方百計地“誘民深入”,把大量的國家資源耗費在這以民為敵的持久戰之中,發動了不計其數的“交心運動”,千方百計誘導百姓把心中的話說出來,然後翻臉把中計的正直敢言者打入地獄。 這胡蘿蔔加大棒恩威並用的結果,便是把全民鑄造成了撒謊成了第一生存本能的偽君子。在那種下濫社會中,撒謊欺騙乃是維持生存的基本手段,離開了這一條立刻就要嚴重危及生存。我黨幾十年的“網民”戰略徹底敗壞了人民心術,把我黨自己也打進那天羅地網中去。最後全國就成了“黨騙民,民騙黨,黨民互騙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 例如“大鳴大放,挖坑下象”(這是老貧農教會我的語錄)之類的“交心運動”搞多了,便再笨的人也不會再上當了。自延安整風以來,寫自我鑑定歷來是我黨“誘民深入”的絕招之一,可到了70年代,這一套便成了對我黨的無情嘲弄。“自我批評”變成了“自吹大賽”,所有的人為自己作的鑑定都決不會有任何缺點,個個是對我黨赤膽忠心,路線覺悟高入雲天,道德品質毫無瑕疵的聖賢。反倒是蘆某臉皮還不夠豐厚,常寫點“對體育鍛煉不夠重視”之類無關痛癢的????上去。 當欺騙不但成了全社會賴以運轉的運行機制,而且變成個人的活命哲學之後,所謂“誠實與狡詐”的分水嶺,就在於撒謊欺騙的動機是什麼。如果只是為了消極的生存,那就是誠實君子。如果是為了飛黃騰達,那就是無恥小人。簡言之:“騙黨求存不算欺騙,騙黨求榮才是犯罪”。類似地,偷盜公家財產不算盜竊,偷盜私人財產才是無恥偷兒。 這就是為如今的人無限景仰的毛社會中為全民暗自奉行的價值標準,用吳思的話來說便是新時代的“潛規則”。只看得見表象看不見本質的蠢人們不知道,論社會的欺詐度,毛時代遠勝於今日。 例如大眾自我作鑑定時,當然只能寫滿紙謊言,那乃是在那種險惡社會中求生的必要手段。如果誰敢把真話說出來,立刻就是“自我爆炸”。您要認為那是該譴責的欺騙行為,那就必然要成全我黨“誘民深入’的偉大戰略。但若您在背後造謠密告同事或同學,那就絕對是犯罪了。 正因為此,就連蘆某,活在那種險惡環境之中所能做到的,也就是相對的誠實。這種能在那種爛污社會保持相對誠實的人,多半天性正直,在狗國鑽狗洞,到了人國當然就走大門,這就是所謂“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 眾所周知,無庸置疑,古人都是科盲,然而晏子此話,倒是可以視為“拉馬克遺傳學先驅”。不過從社會學的意義來說,它強調了社會環境對個體道德水平的影響,確實很有道理。蘆某自己的體驗就是證明。 這道理再簡單不過:蘆某天性磊落坦蕩,與撒謊造謠格格不入,過去在狗國不鑽狗洞就只有死路一條,當然只好時時處處干違心事,說違心話。後來到了人國,活在這種健康社會中,撒謊欺騙不但不再是生存前提,而且還會讓自己身敗名裂,那又怎麼還會大門不走繼續鑽狗洞?如今殘留的狗洞,也就是中文網而已,這就是我為何不但要蒙面上網,還要在自傳里捏造點虛構的細節(儘管主要故事是絕對真實的),之所以如此,還是全拜國安爺們之賜。如果沒有他們的強大威懾力,那我就算是撒謊成癖,總不至於淡泊名利到死不承認蘆笛是誰吧?
七年前我上網,推出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如果日本沒有“進入”中國》,在其中我沉痛地說: “今天,中國表面上一片歌舞昇平的太平氣象,其實只不過是末世之前的回 上網七年所見所聞,無時無刻不強化我這一痛楚的認識。最大的震駭就是,如今的中國人猶如“璞玉渾金”,根本不知道道德尤其是社會公德到底是什麼玩意,連是人都該有的樸素的是非善惡感都徹底闕如,偏偏還個個“正義滿腔,浩氣常存”,最擅長的專業就是在網上演出連台“良心秀”,讓人不知道是該哭還是該笑。 早就說過了,經過我黨精心炮製近60年,如今的中國人,尤其是倒共與舔共兩大派,大多數是只有政治立場沒有道德立場的純政治動物,反倒是在政治觀念淡薄的“犬儒”身上,殘存的人味還相對多些。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偏偏兩派的“理論家”們都是“德育教授”,共同特點都是用政治觀點偷換道德觀念。舔共才子諸如阿隨輩離開“民族大義”就不會說話,仇共理論家們如胡平或當代大儒東海一梟則只會效法我黨“反對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藉此摧毀民主的意識形態基礎。 在他們,舔共(或仇共)就是所謂“大節”。一個人只要政治上的大方向正確,則“大節”也就保住了,哪怕傷天害理坑害無辜如高寒,做人卑劣鄙俗 、鮮廉寡恥如東海一梟,那也是林副統帥說的“小節無害”,照樣可以或冒充“中國良心”,或扮演“當代大儒”那種全民道德楷模。 “良心”、“道德”被這些道德宗師用作政治鬥爭武器與炒作自己的廉價道具,高密度大劑量用爛用穿幫的直接後果,便是許多中間派見到這些字樣就反感,因此認為一個常態社會根本不需道德,只需法治就行了。最後大部份人都成了灰色動物。無論誰在網上干出何等不要臉的爛事來,絕無身敗名裂之虞,因為大眾永遠只會“莊敬自強,處變不驚”。 所以,胡平、高寒等人可以鄭而重之地當着天下人發假誓“願陪劉荻坐牢”,等到受騙簽名的杜導斌給抓進去後,我敦促他們兌現自己的神聖誓言,回國闖關救人,他們卻裝作天聾地啞。不僅如此,高寒演這種坑人秀還從此演上了癮,竟然喪心病狂地以所謂“天鵝絨行動”,對國內異議人士進行大規模栽贓陷害,導致多人被捕被重判。新近他又再次信誓旦旦,駕輕就熟再玩發假誓的無恥老一套,說要對楊天水先生被捕一事承擔責任! 最令我震驚的還不是世上竟然有這種傷天害理、喪盡天良之輩,甚至也不是這種狼心狗肺之徒居然冒充“中國良心”、“民主鬥士”,而是大眾目睹這種無比惡劣的犯罪行為之時,竟然如此麻木不仁,其對違反社會公德甚至法律的行為的無邊寬容,恰與對不同政見的極度不寬容形成無比強烈的對照。 七年來,我一次又一次地為這種怪現狀倍感震駭甚至恐懼。在我看來,這才是全民最可怕的墮落,比胡平譴責的什麼“犬儒主義”恐怖萬倍。如果網民的取樣有代表意義,那我只能作出可怕的結論:中華民族已經徹底淪為沒有良心的民族了。 的確,看來就是這麼回事,否則無法解釋某些人無論在網上干出什麼鮮廉寡恥的爛事來,都能安然無恙,照享“盛名”或“清譽”的怪事:馬悲鳴捏造“六四開槍是北美公費生為了留美力逼不撤”、“六四慘案發生後公費生召開盛大舞會慶祝”的惡毒謊言,被我多次無情戳穿,但至今我沒有看到任何人對此有任何表示。他頭天在聲援蔣大夫、要求政府平反六四的公開信上簽名,次日即貼出“警告胡錦濤不得為六四平反”的帖子。對這種天下無兩的無恥舉動,也不曾有過哪個旁觀者揚起驚詫的眉毛。 在這種情況下,另一網絡巨騙東海一剽出來冒充道德大宗師,宣講所謂“東海之道”也就不足奇了。作為劣等局詐,東海現象唯一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反其道而用之”。凡對孔孟之道略有所知的人都知道,儒教無非是一種倫理政治學,其出發點就是個人道德的完善(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個人的道德立場去替代政治立場,將政治問題化為道德問題處理。東海先生偏偏卻反其道而用之,以政治立場去取代道德立場,將道德問題當成政治問題看待。人類有史以來,大概還沒有見過如此滑稽的咄咄怪事。 最令人駭怪的,乃是大眾居然也就對此千載難逢的怪事漠然置之。無論是東海本人還是旁觀者,竟然無一人明白,誠實乃是一切道德倫理的基礎,建立於欺詐之上的“道德”乃是人類能夠想象的最大黑色幽默。而東海先生上網以來最傑出的表演,就是那層出不窮的詐騙活動。他出道伊始,便把自己的詩作貼出來,詭稱那是路上撿來的農民詩人的傑作,好讓自己出場加以無恥讚揚吹捧。後來他又更在網上公開作弊,化名“平昌老人”/“昌平公”給自己贈詩,達到了人類歷史上無恥自吹的最高峰: “題東海一梟《中華文化大啟蒙書》 萬籟無聲獨大言,九天宮殿閉重門。 甚至請這神靈代為吹噓他是天下唯一的男人: “平昌老人:欣聞一梟或有牢袱之災,勉之 不拜我為師算什麼男人 沒坐過牢算什麼男人 不能讓你從牢裡出來 是大笑一聲就能讓朝廷轟毀的超人: “平昌老人:老母豬上樹——有神棍宣布要關押東海一梟三年,有感 老梟一聲笑 反過來,他又以東海的固定網名出場,無恥吹噓這“平昌老人”/“昌平公”: “就象多數武俠小說所寫,俠士的武功總是一個比一個高,越到後面出場的越高,到了最後,往往就半人半神了。世人無知,以為老梟很了不起了,殊不知‘平昌老人’更厲害百倍呢。‘平昌老人’,那是文化的象徵、智慧的代表、慈悲的化身。鬥戰勝佛一身本領,大唐群雄文韜武略,其來有自呀,哈哈哈。沒有‘平昌’就沒有老梟,終有一日,‘平昌’也將因老梟而大放光芒!” 這段話明明白白說出了他炒作這“東海私生寧馨兒”目的何在,那就是利用東海現有的“名望”作跳板,炒作“平昌”,然後再附在這神靈身上更上一層樓。這就是“東海之道本體論”的第四層功夫。 這種比賣灌水豬肉還卑劣無恥的局詐,一旦被揭發出來,便是斗筲之徒也會慚不自勝。然而當代大儒卻絲毫沒有這種人類起碼的知恥心。相反,他記得的經典中的雞零狗碎反倒成了為自己文過飾非的利器。他的自辯其實最能揭示今日中國許多人對道德的基本認識,那其實就是林副統帥的“小節無害”論:只要政治立場對了,那無論怎麼坑蒙拐騙也是應該的。 東海先生以攻擊我為自己辯護暴露出來的問題更能說明問題。上文已經說過,為了保護自己,我不能不蒙面上網,並在網上發表的自傳中處心積慮地做了點小手腳,目的是讓國安爺們無法推測出我到底是哪個地方的人。我自己反覆對讀者交代過這一點,並說明我個人的隱私是否真實,與我本人的觀點是否正確是兩個問題。而且,在回憶往事時為了保護自己,偽造時間地點上的細節,既不妨礙作品的社會價值,也無損於我本人的integrity。相反,正因為本人誠實,這才會主動告訴讀者我在自傳細節上撒了謊。如果我不說,則誰也不會知道。 不料這卻被東海用作文過飾非的口實,似乎他化名無恥炒作自己、辱罵他人沒有嚴重違反社會公德,而我為保護自己撒的小謊反倒成了惡劣的道德錯失。一位以倫理學(儘管他連孔學的本質是倫理學都不知道)為專業的“當代思想家”竟然鬧出這種笑話來,您說當代中國人還有什麼可能知道什麼是道德倫理? “哀莫大於心死”,現代中國最大的悲劇就是這一點。
此典出於《後漢書·張魭傳》,原文是: “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惟綱年少, 這就是有名的“張綱埋輪”,大意是,漢安元年,漢順帝派出八名成員組成的考察團,到各地搞社會調查。其他成員都是名儒高官,只有張綱是兒童團。別人奉命成行,只有張綱把車輪埋在洛陽的都亭(古人驛道的出發點多建個亭子,供送客者在那兒最後餞別),說: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走資派,不搞倒這些人,光捏弄地富反壞有什麼意思?於是回城上奏彈劾國舅爺梁冀,歷數他的15條大罪,說他罪無可赦,理應處死。順帝雖然知道那是實話,仍然不忍心懲辦大舅子。 這裡沒說的是,人無害虎意,虎有傷人心,順帝不忍心拿辦舅爺,自己反倒被舅爺害死了(當然沒有直接證據,但歷來都這麼認為)。梁國舅接着又為立新皇之事與太尉李固別苗頭,誣陷李固結納外藩,圖謀不軌,害死了李固。那奏章由當時的經學大師馬融捉刀。有人看不下去,挺身出來責問馬融:“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即誅,卿何而目見天下之人乎?”可見在某個意義上,現代經學大師東海先生也可以說是得了正傳。 凡我大陸同胞,從小就浸泡在“制度決定論”、“主要矛盾”論中長大,就算沒有聽到過“豺狼當道,安問狐狸”的成語,也早就無師自通那淺顯道理了。所以我上次說醫院之黑更勝官場,若干網友就無法同意,認為我黨才是萬惡之源。 對此我當然同意。本文的主旨,就是反覆揭示刻下的全民道德崩潰乃是我黨一手製造出來的。中國人並不是天生就如此,起碼我見過的儒家老前輩和海外新馬泰華人決非我輩爛污貨。而且我還說過,社會道德重建的前提是我黨首先改惡從善。做不到這一點,便再鼓吹“反對犬儒主義”、“利己主義要不得”也是P話一句。 但現實問題在於,“舊”社會過來的正派人就算沒讓我黨改造過來,現在也死得差不多了。如今絕大部分的大陸人都是吃我黨的狼奶長大的,爛污黨和爛污人民之間早就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的互動關係,並由此造出了一種奇特的“社會穩定性”:只有流氓黨才有那流氓本事治理主要由流氓人民組成的流氓國家。這其實就是我黨每言必稱的“中國的特殊國情”,也是他們有恃無恐,認定“方今中國,捨我其誰”的基本原因。的確,離開了那流氓黨,我看誰也沒那本事控制住億萬毫無起碼良心與法治觀念約束的暴民。 這就形成了一個無從解決的悖論:我黨是萬惡之源,要全社會改惡從善,必要條件乃是除去那邪惡的總源泉。但姑不論這有無現實前景,即使能做到,把豺狼搞倒了,讓高寒、東海一類毫無做人基本素質的狐狸精一齊跑出來,那只怕更糟。 打破這悖論的唯一替代答案,我看是法輪功。感謝網上倒法(或偽倒法真挺法,whoever knows?)專業人士的反覆提醒,我終於把注意力轉移到了法輪功上,悟出我黨何以如此恐慌。最令我跌破眼鏡的,是該組織(或“非組織”,誰都記得李老師當年矢口否認法輪功是一個組織)吸納高級人材的能力。光那“新唐人”的大規模高質量演出活動,涉及到的高級人材諸如作曲、編導、舞美、歌唱家、舞蹈家等等之多,似乎只有國家才有那能力如此大規模地羅致。法輪功確實是個不可思議的奇蹟。作為取代我黨的政治勢力,它如今已經是呼之欲出了。 興許,這就是上天註定的中國難題的解決方式,咱們註定必須活在一種邪教統治之下,過去、現在和將來都如此,we don't deserve anything bet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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