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有改良的可能么？ 芦笛 拙作《瓮安事件引出的一点绝望感想》贴出后，网友跟帖道： “另一个绝望：民主恩赐论。对中共这样的的流氓政府，根本不能抱任何希望。 如果死的是我女儿，如果我也无法可想，我也会北京那个刀客一样，冲进派出所，捅一个算一个。” 引发该文的网友来信说得几乎跟这一模一样，他说，芦先生，我完全同意你反对暴力革命的和平改良主张，但如果这种事轮到了我头上，我也只会与恶警拼个你死我活。 此话使我深感震撼。我想，既然能同意我的主张，当然是比较理性的读者，连这种人都会这么想，中国的和平改良还有什么指望？即使是我自己又如何？真的摊上了这种事难道还能冷静？ 党朋“法家”们如马悲鸣辈动不动就援引西方法治社会的公民义务要求国人守法。但凡发生骚乱，他们只会一无例外地指责“不法分子”，支持政府铁腕镇压“刁民”，却拒绝承认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大多数人都是没有天生暴力倾向的良民，都只想安分守己过小日子。如果中国的法律如同西方法律一样保护人民，谁还会去暴乱？暴乱频频发生，本身就说明了普通民众对依靠法律保护自己的绝望。这用老话来说就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政府早就说得明明白白，他们单向制定的法律是“统治者的意志”，不是旨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西式社会契约。只有白痴才会指望这种法律保护自己，惩罚统治者。 上述引文提到的“民主恩赐论”是我在八年前与民朋论战时首次提出来的，一年后在《重释“民主恩赐”论》中作了系统论证。我个人认为，那是我上网以来写的最好的文章，堪称政治学中的“哥伯尼革命”。当年康德对他的哲学思想颇为自豪，认为那是认识论中的“哥伯尼革命”，把人类的视角颠倒过来了。区区不佞，也认为那篇文章颠倒了人们的错误认识：中国的社会进步是统治者的让步而不是人民斗争造成的，人民斗争只能带来社会的大幅度倒退。中国今日史无前例的黑暗，正是自辛亥丑剧以来人民持续斗争的结果。 该文给出了“民主恩赐论”比较正规的表述： “在中国大陆，民主制度不可能通过人民斗争建立，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革只能通过统治者的让步来实现，而统治者的让步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都不可能使用大陆人熟悉的传统斗争方式去赢得。” 正因为它是政治学里的哥伯尼革命，所以只会遇到日心说的命运，至今无法为大部分中国弱智知识分子们接受。他们竟然看不出来：这不过是个事实陈述，您若不同意，举出斗争使得中国社会发生进步的例子来就行了，何必侮辱敢于说出事实的论者？而且，这还是个否定式陈述，并不是“统治者的让步可以为中国带来民主”的肯定陈述。相反，我特地在该文中指出： “以上论证，实际上只说明中国的社会进步可以并只能通过统治者的主动或被动让步来实现，并未证明这种让步可以最终导致民主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民主必然在中国实现’和‘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实现’其实都是先验的武断命题。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靠逐步、有序、受控的社会实验。但根据上文论证，可以推出如下结论：如果民主制度真能在中国建立，它也只能通过统治者的‘恩赐’。传统的人民斗争不但毫无效果，反而只能带来灾难。” 写下这些话时，我还未对中国的前途彻底丧失信心，总难免出于感情抱有希望。经过这些年的折腾，当年残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已经消散得差不多了。我的结论和赵紫阳一样：“没治了。”准确说来，便是：“在中国大陆，民主制度既不可能通过人民斗争赢得，也不可能靠统治者的让步建立。” 这结论的前半截话我已经写过无数文章论证过了，这里再简单重复一次。 所谓社会进步，这里指的只是政治上的涵义，也就是人民拥有的权利的多少。在一定范围内，人民的权利（rights）和统治者的权力（power）成此消彼长的关系。人民拥有的权利越充分，统治者干扰人民正常生活的权力越薄弱，则社会也就越先进。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部中国的近现代史，就是人民的持续斗争史与社会倒退史，人民革命一次就丧失一部分权利，统治者的权力也就增加一部分，社会也就倒退一步。斗争一次，舒服一次，彻底斗争，彻底舒服，一直斗到中共当了国，获得了空前的权力，人民彻底丧失了权利而后快。 这丧失的最主要的权利就是斗争的权利。在今日中国，人民连进行欧洲式的理性斗争迫使统治者让步的可能都没有，因为所谓理性斗争（例如著名的甘地的非暴力运动）只能是合法斗争，但现在中共把一切斗争都定为非法，还谈什么西式理性斗争？ 这还不是主要问题所在，最关键的问题还是我昨天指出的那个：现代烂污制度中不可能产生传统式明君，因而不可能出现类似晚清统治者还政于民的实质性让步。而就是这种结构性分析，使我得出了上述结论的后半截：“在中国大陆，民主制度……不可能靠统治者的让步建立。”换言之，中国现行烂污制度远比传统帝制落后得多，后者还具备和平改良的足够空间，而前者毫无实质性改良余地。 这结构性分析我其实已经在近年文章里反复作出了，这里再扼要重复一遍。 如昨日文章所述，传统帝制的结构是“君—臣—民”三明治结构。皇帝的统治合法性来自于凡人不敢质疑的“天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臣就是官僚集团，它是一个与生产方式无关的暴力敲诈集团，具有自我支持、无限膨胀的特点，跟恶性肿瘤十分相似，是人民苦难的主要来源。 皇帝和这敲诈集团的关系既有互相依赖的一面，更是互相冲突的。皇帝依靠这暴力敲诈集团去实施统治，但又不愿让它尾大不掉，为所欲为去残害人民，因而从根本上动摇自己的基业。因此，为了自己的家业能代代传下去，明智的皇帝都要设法抑制打击这暴力集团，维护人民利益，御史监察制度就是专门为此设立的。但孔教只指望官吏以道德修炼约束自己的贪欲，从未想到过靠人民去制衡官僚，从根本上限制它的恶性膨胀，因此官僚集团总要疯长起来，不但直接抢劫人民，而且间接抢劫皇帝。直到最后不但民穷财尽，国库也空空如也，人民揭竿而起，倾覆旧皇朝，建立新皇朝，以暴力切除无比庞大的官僚集团，为的不过是让新的官僚集团受孕怀胎，在未来逐渐长大，撑死那个新皇朝。 比起现行烂污制度来，这种背时设计的相对合理性是，除非在末世，皇帝并不受官僚集团的挟制。皇帝是靠天命作皇帝，不是靠官僚拥戴作皇帝。相反，官僚的权位才是靠皇帝恩赐的。君臣关系是主奴关系，是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皇帝对臣子为所欲为，连处死都是“赐死”，臣子死前还必须感谢天恩。因此，在理论上，皇帝若要大规模推行政治改革，臣子并不敢起来造反，顶多只会消极抵抗。这就是晚清何以能自上而下推行大幅度改革，也就是传统帝制具有改良的可能性的原因所在。 说到底，中国式的政治改革，无非是朝廷令官府放弃权力，恩赐给百姓权利，使得官僚集团无法再敲诈百姓。它的必要条件是皇帝既有这么做的意愿，也有这么做的能力。 先看改革意愿。这么做其实符合皇帝的根本利益，因此明智的皇帝可能被说服。慈禧老佛爷决定立宪，就是被载泽“为国家建万年久长之祚”说动的。毕竟，皇帝并不和百姓直接打交道，让官府失去任意敲诈百姓的权力并不会给他带来损失。中国要直到晚清才开始此类改革，无非是因为中国御用“思想家”们太蠢，从来看不到具有无限膨胀趋势的官僚集团对皇家构成的危害，哪怕在朱元璋看到之后，也没人有那智力想出个根本解决办法来。 如果不是鬼子打进来，让中国人知道原来世上还有立宪这档子事，便到地球毁灭那天咱们也绝不会想到那上头去。日本人虽然缺乏原创性，但他们毕竟还能搞出个强调君权同时也保障了基本民权的帝国宪法来。如果不是他们打败了，被美国人“强迫做爱”，我深信这套制度一定会在日本“万世一系”地运转下去。 因此，传统帝王只要足够聪明（满清的皇帝都很聪明，和明朝完全是两回事），又有先进的样板可供照猫画虎，则完全可能具备改革意愿。 皇帝具有改革必需的权力就更不必说了。上面已经说过了，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臣子只能服从，顶多只能苦谏。当年慈禧一纸诏书，原来处于中古时代的东亚病夫便“跑步进入20世纪”，就连废除千年科举制都没有引来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改革不是被反动势力而是被革命乱党颠覆的。此乃中国历史上最令人哭笑不得的闹剧。 中共实行的现代极权制度则完全没有了这种相对合理性。它区别于传统帝制的两大特点，一是政府权力膨胀到了空前地步，霸占了一切国家资源特别是暴力资源，彻底剥夺了人民的政治权利特别是斗争手段，连在网上发点无关大局的牢骚都可能进班房。这和晚清完全是两回事。当年我大清依法处决武装暴乱分子秋瑾竟然遭到报界强烈抨击。这情景今日根本就无法想象。 另一特点是它没有一个靠天命统治的皇帝，国家元首相当于土匪山寨的寨主，乃是靠拳头大赛决出的冠军。因此，它的建构机制和传统社会恰好相反，不是臣子靠君恩做官，而是党皇靠臣子拥戴上台，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关系恰好倒了个个。因此，党皇便沦为官僚敲诈集团的代表人。如果臣子们觉得寨主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便可撤回“臣恩”，另推一个更合格的代理人上去。 这结果便是中国社会从原来的“君—臣—民”三明治结构变成了“官—民”二极结构。新的官僚敲诈集团和传统官僚集团一样，也是个自我支持、自我代表并具有无限膨胀趋势的恶性肿瘤，其区别只在于它拥有的权力更大，疯长速度和腐败速度都令老前辈们望尘莫及，而且根本不受朝廷约束，因为再也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来制裁他们了。如果说邓小平在世时还能靠他的“拳威”强行推动改革，那么第一代强人死后，中共作出实质性让步，甚至还政于民的可能性就再也不存在了。新领导人即使有改革意愿，也毫无改革必需的权威与实力。如果他胆敢轻举妄动，则立刻就要面临“谁要改革谁下台”的可怕前景。 因此，今日中国的基本国情就是三无世界：人民没有造反可能，政府没有民意压力与改革意愿，国家没有和平进化可能。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背时局面乃是革命前辈为我们流血牺牲换来的。当年他们坚信“改良主义行不通”，非要把具有改良可能的传统政府斗倒了，七斗八斗，硬是斗出个比铁还硬、比钢还强、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官僚暴力敲诈集团的铁桶江山来。使得中国发生政局剧变的可能完全落在了吉凶难测的统治集团内讧之上。 2008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