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案子首次交鋒不過是反映了封建黑勢力和資產階級自由派為爭奪一把舊椅子的紛爭 作者：本先生 流氓會武術，誰也擋不住。不會武術的流氓，則如列子御風，不免有所憑藉，於是也就不能那麼逍遙。鄧貴大們如是，資本家們亦然。 非資本的權力，要根據資本的需要來收買，或者取代。資本權貴們的策略是：先誘姦，再輪姦，追求因奸成戀。為此經濟學家大茶壺們曾適時拋出了腐敗有利論。當嫖客的心理和婊子的邏輯達成默契，自然就有了潤滑的機體，嫖客和婊子可以各取所需。 鄧貴大祭起的是資本家們屢試不爽的糖衣炮彈大殺器，鄧玉嬌的處境具有跨行業的代表性，是當下大眾生存狀態和官場政治生態的一個縮影。 天下的官員多着，有做穩了婊子的，有做定了婊子的，然而更有被嫖客意淫着、誘惑着、脅迫着而絕不肯做婊子的。鄧貴大遇到鄧玉嬌，使之從惡不忍、從善不得，終於盡了力、碰了灰、發了火、折了命。《紅樓夢》裡賈瑞遇到鳳姐，死得就很難看。鄧貴大的下場，即是一面風月寶鑑。求歡不得其人、不得其死，實在可憐可憐，爾等識時務者務必戒之戒之。 BBS的祖宗是大字報。在在這場不謀而合的、愈演愈烈的、觸及靈魂的、大眾參與的網絡文化大革命里，精英大茶壺們的歪理邪說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反面教材，而“磚家”、“叫獸”的調侃之語便也成了“反動學術權威”的通俗註腳。 法國大思想家米歇爾•福柯曾尖銳而深刻地指出：瘋狂不是一種自然現象，而是一種文明產物。沒有把這種現象說成瘋狂並加以迫害的各種文化的歷史，就不會有瘋狂的歷史。 瘋、神經、精神病，但凡基於器質性病變之外的審視、認證、馴導、孤立，無不掩藏着學術化的暴力和價值觀的對峙。與自由刑一樣，精神病指控是對社會身份的否定。淫威之前不買賬的最具獨立人格的鄧玉嬌，在資本邏輯主導下的社會價值結構當中，儼然成了一個異數、一個怪物、一個被迫出局者。官場小說《滄浪之水》所摹寫的，不也正是這樣一種文化恐怖嗎。這着實讓正常人摸不着頭腦、讓正派人喘不過氣來。 這是一種強人所難的社會生態。 1961年10月，毛澤東在接見由黑田壽男率領的日中友好協會代表團時，把親筆書寫的一首魯迅的詩贈送給日本朋友。這首詩的全文是： 　　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 　　心事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 毛澤東在詩後還寫道：“1961年10月7日，書贈日本訪華的朋友們。”魯迅這首詩名為《無題》，是1934年5月贈給日本社會評論家新居格的。 　　 毛澤東書贈日本朋友魯迅詩時，對他們說：“這詩不大好懂，不妨找郭沫若翻譯一下。”隨後，郭沫若將魯迅詩翻譯成日文，同時又譯成了新體詩： 　　 到處的田園都荒蕪了，普天下的人都面黃飢瘦。 應該呼天撞地，號啕痛哭，但是，誰個敢咳一聲嗽？ 失望的情緒到了極點，怨氣充滿了整個宇宙。 誰說這真是萬籟無聲呢？聽，有雷霆的聲音怒吼！ 時過境遷，主席時代還不好懂的魯迅詩已經很好懂了。 此案的關節點在於，辯護律師能否證明以及法院能否採信鄧貴大有強姦意圖。官方把這個場景解釋成了“爭執”，意思就是吵架、打架、打鬥。打鬥過程中的行兇殺人。 鄧玉嬌的言行無非都是表明她不想與他人發生性關係，反抗行為已經是明確的意思表示了，沒必要再說出來。但是問題在於，是不是正當防衛的關鍵在於，這幾個人是否有意強姦她，如果不是，那麼鄧玉嬌屬於假想防衛，自然就是故意殺人了，本先生看官方是一直在往這個方向引導和包裝。而且官方最近一再強調以中性的“爭執”來表述當時的情景，這就把鄧玉嬌被強姦的客觀情景給淡化了。官方的邏輯是：鄧玉嬌是神經病，反應過度。 刑訴原則是不輕信口供，何況是一個他們所謂的精神有問題的人的話。這就更不會採信了。所以關鍵並不在於鄧玉嬌怎麼說，而在於另外兩個目擊者的證詞。但是問題在於，這就相當於要求目擊者自證其罪，這也是難以採信的。所以就水到渠成地到了如下的境地：疑罪從無，存疑的強姦罪的無。 所以鄧貴大到底是按還是推很關鍵。能證明是按不是推的，一是鄧玉嬌的供述，一是另外幾個在場者的證詞。鄧玉嬌不認為是強姦的話，那和不能證明鄧貴大是在實施強姦是同樣的效果。就所要證明的鄧玉嬌是在反抗強姦這個事實的目的而言，她的先行拒絕行為和暴力反抗行為本身就是明確的意思表示，再讓她重申一遍那是多此一舉，即便在法庭上，他人對上述事實的證明也比她本人的供述要有力。 鄧女認為自己是被強姦，這只是一個事實，這個事實的意義待定，要麼是假想防衛，要麼是正當防衛，如何證明不是假想防衛才是關鍵所在。既然強姦罪這事沒有立案，這就說明當局沒有認可強姦這個事實。從整體上說，官方是在操作這個案子，而我們要做的是做出破解。 他們的操作目的是千方百計證明她是認識錯誤、假想防衛，絕對不是正當防衛，因為對強姦可以實施無限防衛。為了這個目的他們可以不擇手段。事實在咱們看來簡單明了，但是最終是以什麼樣的解釋體現出來，操作空間就太大了。是不是正當防衛其實也不是偵查部門和起訴部門能解決的問題，本先生覺得，庭審這塊就給右翼的法政系們留個舞台吧。右翼法政系如果有本事，就給鄧玉嬌弄點國家賠償。 　　 鄧玉嬌暴力反抗強姦這個事實，在警方那裡也是不言而喻的，問題在於，對這個事實做什麼樣的解釋。官方把這個場景解釋成了“爭執”，意思就是吵架、打架、打鬥。打鬥過程中的行兇殺人。在官方的解釋體系裡，這裡不存在強姦，而只不過是個治安事件。當局不認為是並且千方百計說成不是。官方的底線大概就是：拒不認為是強姦，只要不是強姦，一切都好辦。如何破解，就看前方律師的本事了。 在當局精心營造的邏輯框架里，待證事實是嫖客的強姦意圖。不妙的是，一邊是死無對證，一邊是腦子有病。官方把她送進精神病院的意圖就在於使鄧玉嬌的以為別人要強姦她是反應過度這個邏輯環節建立起來。即便是強姦，實施強姦的也不過是鄧貴大這一個人，最多算是當眾強姦，要說輪姦，證明難度太大。官方必然要給官員群體留足了面子，不會這麼看問題的。證明其他幾個人參與實施強姦是檢察機關的事，這基本是不可能出現的場景。鄧貴大死掉了，按《刑訴》第15條也不會再對鄧貴大強姦案立案追究了。 本先生很悲觀，本先生認為此案一定會是葫蘆案。在官方的解釋體系裡，這裡不存在強姦，也絕對不允許是強姦，而只不過是個治安事件，所以當局不認為是強姦，並且千方百計說成不是。他們的操作目的是千方百計證明她是認識錯誤、假想防衛，絕對不是正當防衛。等精神病鑑定結果出來，鄧玉嬌的法律地位將只是一個動物，鄧玉嬌以為別人要強姦她是反應過度的，因為她是精神病。所以儘管無需承擔法律責任，但必須在精神病院裡了此餘生。如果其抑鬱症的精神病性質不足以消解其刑事責任能力，那就以追究其刑事責任取代關進瘋人院，無論如何鄧玉嬌是一定要被他們犧牲掉的。這樣一來，政府的威信、官員的體面、法治的尊嚴，皆可保全，皆大歡喜。 法律越弄越複雜，就是這個目的。通過複雜的程序，使得文化水平低的人不知不覺中就入了道。其實事情哪兒有那麼複雜？你一個國家幹部，進入那種場所，要求那種服務，就該撤職查辦。被殺了，是你活該。可在法律的掩護下，官員們就有了機會。 右翼一般是救起人來就事論事、撒起謊來海闊天空，比如右派所言傳的上海副局長的表態給本先生的感覺是右派在下蛆。在救人上被左翼利用，然後卸磨殺驢，划進罪魁禍首之列，這是他們應有的下場。借力打力也是合作，步驟和策略問題，交集是有的。右翼的律師團隊比左派強悍，就讓這些公益律師當一回搜救犬嘛，在用法律武器維權這一點上左右的合作是可能的。 本先生覺得，髒活累活多多交給幼幼們派去的律師去干，左翼只管挑毛病就行。從深層次解析事件的社會背景並由此揭露資改派和資本主義的罪惡是重點。只消讓人們思考右翼的顏色革命能不能消滅從生存處境上逼良為娼這樣的醜惡，右派的功夫就白費了一半，比如本先生向來認為東北妓女多跟資改派一手導致的的東北老工業基地的衰落有關。在這類問題上右派不占理。 從政治角度來看，這個案子不管出現什麼結果，把鄧玉嬌視為聖女的左翼都是大贏家，而輸得最多的則是資改派。如果右翼比如許志永的公盟提供的法律維權措施奏效，那麼救下了鄧玉嬌，左翼救人的目的達到了；如果右翼的法政系救不下鄧玉嬌，說明法治這玩意兒無非就是個四處漏風的屁股帘子，法政系所希望的顏色革命沒前途；如果右翼藉機扇陰風點鬼火、反政府，那是右翼自己挖坑埋自己，敏感時期自投羅網，左翼坐收漁翁之利；如果右翼在此過程中贏得了大眾的好感和支持，最起碼世道人心藉此得以重整，必然有一批腦子開竅的、良心發現的右翼左轉。善救物者無棄物嘛，幼幼們無非是被豬油蒙了心而已。 殺嫖客，這是官方無論如何不會鼓勵的事情。其實要不是恰逢法治的信任危機或者說關繫到法治的欺騙性問題，廣大右派將更會站在官府一邊，因為暴力反抗嫖客就是危害交易安全嘛。有錢還不要，右派們最怕的其實是竟然還有人不買人民幣的帳。這讓那些金錢萬能的信奉者感到後背發涼，因為世界還不是他們的。 這個案子讓官方很撓頭，一個是龐大的官吏群體不能得罪，一個是聲勢浩大的輿論也不好對付，既要顯示出法律的嚴肅性，又要避開遍地都存在的賣淫嫖娼醜陋社會現象（公開承認中國社會存在繁榮的賣淫業，那不僅是對改革成果的重大貶損，也是對中國現行法律的嘲弄，還要傷及國家的面子）。一個小鎮上的小女孩鄧玉嬌的自衛抗暴行動，攪得周天寒徹，竟成了中國政治、經濟、法律上的一個大難題，這恐怕是誰也沒有料到的。 鄧玉嬌是因為金融風暴，失業後離開了福建的一家鞋廠，去年下半年回到家鄉的。因面容姣好，一個月前剛剛被“雄風夢幻城”的老闆錄用。老闆的想法是不言而喻的，但沒想到鄧玉嬌會是這樣一個堅守底線的女子，於是就釀出了一樁人命大案。 民生艱難，要堅持人的基本操守很難。鄧玉嬌以弱抗強的精神可貴，但代價竟如此之大！恐怕更多的女子在強權的威逼，金錢的誘惑下，會選擇屈從。也正因為此，鄧玉嬌的精神才是可貴的。 如果因為內褲被洗從而導致鄧玉嬌被判有罪，那將是對右翼們鼓吹多年的法治的莫大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