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以信求知”

基甸

最初发表：宗教论坛 (199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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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上跟朋友讨论基督教信仰，“理性与信仰”的话题历久不衰，常常成为热门。“知”与“信”的关系无论何种信仰都需要面对。“你怎么知道你所信的是真的？”的巨大问题实际指向神、哲学上所谓“知识论”的问题。基督教信仰是反理性、反知识的吗？基督教既然是“唯独信心”的，那么基督徒还需要理性上的理解吗？这些都是基督徒常常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当基督徒谈及基督教信仰的知识论的时候，或明确或隐含，多多少少会涉及“以信求知”的理念。本文将从历史和神学的角度介绍传统基督教信仰中的“以信求知”这一理念。

“以信求知”拉丁文是"fides quaerens intellctum"，英文是"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所以也可以表述为“信心寻求理解”。这个概念由古典基督教神学家、教父奥古斯丁提出，源自对以赛亚书七：9的理解发挥。这节圣经和合本译作“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按希腊文七十士译本也可译为“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了解”。用现代中文来解释，也就是说“如果你不相信，你就无法明白”。奥氏以后，基督教神学对信仰与理性的关系的言说又有很多发展。

到了中世纪，理性在基督教神学中的角色仍然是经院派神学的重点课题，奥古斯丁的理念得到继承和发展。曾经对上帝的存在进行过“本体论证明”的安瑟伦（Anselem, AD1033-1109），便是“经院神学”的创始人之一。除了“信心寻求理解”，安氏还有一句名言是“我信是为了理解”("credo ut intellegam")。安氏的代表作之一最早的书名就叫《寻求理解的信仰》，后来改名为Proslogium（《论证》），其主要内容就是那个著名的“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我们今天谈起这个“证明”多半是把注意力放在以纯粹理性证明上帝存在上面，而实际上在这个以“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诗篇53：1）”开始的“证明”里面，还有很多有价值的内容。比如安瑟伦在上帝面前诚恳的祷告，就是人在上帝面前谦卑下来，祈望自己的理性能够顺从上帝的旨意的态度的典范。安瑟伦对基督教神学的贡献之一，就是这“祷告中的神学”。安氏的另一个贡献是以信心寻求知识的神学。实际上安氏试图做的事情，是信仰上帝的人试图去“证实”上帝的存在，而不是不信的人去“证明”上帝的存在。

虽然安瑟伦的“证明”和经院哲学的理性主义路线大有可批判的地方，但是安氏自己并不是理性主义者，他认为理性仍是有其限制的。安氏的本体论证明虽然后来被哲学家康德在批判“纯粹理性”时推翻，但其所表述的“祷告中的神学”和“以信求知”的知识论却为正统基督教信仰所持守。

但是到了阿奎那（Aquinas,AD1225-1274）的时代，经院神学为了基督教神学系统化和“显明内在理性”的需要，开始从希腊哲学中寻求支持。当时的神学家们似乎对亚里斯多德情有独钟，认定他的理念可以为基督教神学的发展提供理性的基础，也可以用来对抗反对基督教的人士的批判、护卫基督教信仰。这也就是今后来的基督教（改教以前的天主教）的护教学所采取的进路（这种护教的进路在今天的基督徒当中也许仍然有其影响）。

阿奎那的雄心壮志是要建构一种兼具信仰与理性的知识体系，这也就是后来经院神哲学无所不包罗的“神学大全”的由来（阿

奎那的巨著就叫《神学大全》）。今天我们一提到“经院神学”，就会想到“一个针尖上能够站几个天使”之类的迂腐得可笑的“课题”，理性主义细菌侵蚀的病症由此可见一斑。（当然阿奎那更以著名的证明上帝存在的“五法”而为人所知。）阿奎那等人的知识论和护教理念有一个致命的先设，就是人的理性尚未完全堕落，所以人可以通过“中立”的理性来认识上帝，甚或仅仅依靠理性就能认识上帝。而这是不符合圣经所启示的知识论的。圣经清楚地表明，人背离上帝犯罪堕落，而人的堕落是“全人”的，包括理性的昏暗和蒙昧。堕落的罪人会压抑真理（罗马书1：19-23）。因此圣经断然拒斥人可以仅仅靠着理性归回上帝的可能性。

及至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改教家们倡导的“回到圣经”和“唯独信心”等，实际上是对“经院神学”中的理性主义进路的反动和抗争。马丁路德（1483-1546）极力反抗亚里斯多德哲学对基督教神学的统治，提倡重新正本清源回到奥古斯丁“以信求知”的原则，强调人的理性必须被信仰所引导。加尔文（1509-1564）的《基督教要义》强调教义和教理，将教义与信仰生活紧密相连。加尔文重新以真“知识”（认识神）作为神学的主旨，也是溯源“以信求知”的理念。加尔文讲的“知识”是救赎性的“以信求知”，而不是形而上学的知识论。

从改教到二十世纪，基督教神学对信仰与理性的关系的言说逐渐走向多元化。对此议题有较多较深入的探讨的神学家，先后有具存在主义意味的克尔凯戈尔（齐克果）、注重信仰经验的士莱马赫、强调“历史意识”的特洛尔奇、关注“处境化”的蒂利希（田力克）和注重“先设”护教的范泰尔(Van Til)，等等。不过在二十世纪西方多元化的神学中，最引人注目、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有影响的大概还是巴特的具有存在主义色彩的“新正统神学”。

巴特希望建构的“神学大厦”乃是一方面确立传统的教义学（巴特的巨篇代表作即是《教会教义学》），一方面又力图与种种现代思潮对话。巴特仍然视神学为“信仰寻求理解”，他认为神学是人“关于上帝的言说”。面对现代主义和自由派神学，巴特奋起抗

争竭力批判，然而范泰尔等认为巴特仍然接受了自由派神学和世俗哲学的一些先设。西方现代神学经历了现代主义和自由派神学的冲击，今天又面临后现代思潮的泛滥，对信仰与理性的关系的反思仍然在继续。

“信”与“知”，或者说“信仰”与“理解”的关系到底为何？既然基督教信仰注重“信而得救”，强调“信心”，那么“理解”或者理性还有什

么价值与功用？“因信称义”是否一定引向反理性、反智的“盲信”呢？

基督教信仰当然是讲“信而得救”的。基督教信仰的知识论是相信人不可能仅仅靠着自己的理性来认识上帝，所以人要认识上帝，必然出于上帝自己超越的启示，即自上而下的“神找人”而不是抓着自己的头发想把自己提起来一样的“人找神”（参见哥林多前书一、二等章，约翰福音三章及罗马书等）。但是另一方面基督教信仰并不排斥理性，反而给理性适当的位置，在一定的范围内肯定理性的价值。这样的理性观正是跟“以信求知”的思想一致的。

奥古斯丁当然是相信“因信称义”的“恩典神学”的。但是他同时强调“信心”本身并不是人得救的条件或者得救的原因--就是说人也不能指着自己的“信心”自夸。“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以弗所书二：8）。用同样强调“因信称义”的马丁路德的话来说，“因信称义”是人【通过信】被上帝称为义，而不是【因为信】就得称义--上帝的恩典称人为义，人以信来领受，信心是人得救的工具和媒介，而不是得救的条件或原因。

信心既然不是得救的条件或原因，那么信心的功用是什麽呢？

按照奥古斯丁的观点，“信心只用于未见之事”，能够看见的事不需要信心。对得救属上帝的人来说，上帝及上帝的道就是“未见之事”。所以基督徒认识上帝是“以信开始，而以眼见来完成”。人从接受上帝的恩典开始，直到最终能够明白看见上帝恩典的成全，就是“信仰寻求理解”的过程。“信心”是基督徒当初“领恩”的媒介，“信仰”是基督徒得救以后“知恩”所构成的理解。信心引导我们寻求对得救的理解，正如保罗所说“知道所信的是谁”（提摩太后书一：12）。对奥古斯丁而言，真正的信仰必然需要寻求理解明白，“谁只相信他所不知道的事，谁就不能说是寻见了”。更进一步地说，真正的信仰就是真正的明白。因为我们的信仰并非一种心理作用，而是终极关怀，其要相信明白的是上帝启示的真理。真理之为真理，绝对不决定于我们心理上的认同。所

以对真理的终极追求，就是对她的信仰和明白。

因此人凭信心接受上帝的启示与救恩，而信心必然寻求理解，形成系统化的信仰。信心引导理性不断寻求更深的理解与明白。所以按照基督教信仰，基督徒都是以蒙恩得救开始，继而“以信求知”，以至最终明白真道。我们所信的还要去理解、去明白，我们要“深知道所信的是谁”，不但相信他，而且也要“知道”他、“认识”他。当今广受欢迎的福音派神学家巴刻（J. I. Packer）写过一本很有影响的书，书名就叫《认识神》（Knowing God）。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17:3）

奥古斯丁的“以信求知”的观念实际上是把理性置于信心之后，理性是用来理解明白所信之道的。所以“以信求知”的传统并不是相信基督教信仰只限于理性能够确认的部分。信仰超越理性，它能够接触由启示而来的真理，而这是理性难以测度了解的。理性的角色是在启示所得的知识上建造，探索其含义究竟为何。中世纪的思想家吉尔松将基督教信仰体系比喻为华丽的大教堂，它建立于理性的石基上，但是其巍峨的建构却高出理性的基础，远超过理性所能了解的。而且奥古斯丁所谓的“理解力”，并不是如康德所批判的“纯粹理性”，而是结合人的理智、情感、意志的全人的对真理的追求，正如奥氏在《忏悔录》中所描述的人寻找上帝的“心灵之旅”。

讲到“理性”，这里还有必要澄清一下“理性”和“理性主义”的不同。“理性”是只人类思考的一种基本功能，它以证据和论点为基础，在神学上可以是“中立”的（至少以传统的护教学观念来看），对信仰不具威胁。而“理性主义”，则是单单依靠理性，拒斥任何超自然的启示。理性主义来源于启蒙运动思想，它相信理性无需任何其它助力，自己就能够供应人类知道需要知道的一切事。理性主义把理性高抬到有能力判断宗教真理的地位。最好的例子就是理性主义对基督教信仰的批判，比如对基督论、三位一体、神迹等“不合理的观念”的批判。廿一世纪“后现代”的今天，理性主义在西方可以说已经破产被人抛弃，成为一种虚幻的理想。今天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泛滥，实在也是对理性主义的一种幻灭后的反动。

“以信求知”的信仰既拒斥反智主义、反理性主义，也对理性主义有所批判。面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基督教神学需要重新反思自己的知识论，再次回顾传统的“以信求知”的理念应该是有帮助的。在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当中（例如在中文网络上）关于宗教（主要是基督教）的论争中，清理基督教信仰“以信求知”的知识论，对于基督徒反思、检视我们护教（辩道）的先设和方法论，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就基督徒在网上参与讨论而言，因为基督徒相信信仰与知识的关系是“以信求知”，所以基督徒在网上跟其他寻求真理的朋友在理性层面上的交流才有价值。而另一方面，基督徒的辩道又因为以信求知的信仰而不会落入理性主义的陷阱。“网上基督徒”在网络上的辩道也应该是“以信求知”的信仰实践。

（以上内容经作者于2005年1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