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以信求知”

基甸

最初發表：宗教論壇 (199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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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上跟朋友討論基督教信仰，“理性與信仰”的話題歷久不衰，常常成為熱門。“知”與“信”的關係無論何種信仰都需要面對。“你怎麼知道你所信的是真的？”的巨大問題實際指向神、哲學上所謂“知識論”的問題。基督教信仰是反理性、反知識的嗎？基督教既然是“唯獨信心”的，那麼基督徒還需要理性上的理解嗎？這些都是基督徒常常需要面對和思考的問題。當基督徒談及基督教信仰的知識論的時候，或明確或隱含，多多少少會涉及“以信求知”的理念。本文將從歷史和神學的角度介紹傳統基督教信仰中的“以信求知”這一理念。

“以信求知”拉丁文是"fides quaerens intellctum"，英文是"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所以也可以表述為“信心尋求理解”。這個概念由古典基督教神學家、教父奧古斯丁提出，源自對以賽亞書七：9的理解發揮。這節聖經和合本譯作“你們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穩”，按希臘文七十士譯本也可譯為“你們若是不信，定然不得了解”。用現代中文來解釋，也就是說“如果你不相信，你就無法明白”。奧氏以後，基督教神學對信仰與理性的關係的言說又有很多發展。

到了中世紀，理性在基督教神學中的角色仍然是經院派神學的重點課題，奧古斯丁的理念得到繼承和發展。曾經對上帝的存在進行過“本體論證明”的安瑟倫（Anselem, AD1033-1109），便是“經院神學”的創始人之一。除了“信心尋求理解”，安氏還有一句名言是“我信是為了理解”("credo ut intellegam")。安氏的代表作之一最早的書名就叫《尋求理解的信仰》，後來改名為Proslogium（《論證》），其主要內容就是那個著名的“上帝存在的本體論證明”。我們今天談起這個“證明”多半是把注意力放在以純粹理性證明上帝存在上面，而實際上在這個以“愚頑人心裡說：沒有神（詩篇53：1）”開始的“證明”裡面，還有很多有價值的內容。比如安瑟倫在上帝面前誠懇的禱告，就是人在上帝面前謙卑下來，祈望自己的理性能夠順從上帝的旨意的態度的典範。安瑟倫對基督教神學的貢獻之一，就是這“禱告中的神學”。安氏的另一個貢獻是以信心尋求知識的神學。實際上安氏試圖做的事情，是信仰上帝的人試圖去“證實”上帝的存在，而不是不信的人去“證明”上帝的存在。

雖然安瑟倫的“證明”和經院哲學的理性主義路線大有可批判的地方，但是安氏自己並不是理性主義者，他認為理性仍是有其限制的。安氏的本體論證明雖然後來被哲學家康德在批判“純粹理性”時推翻，但其所表述的“禱告中的神學”和“以信求知”的知識論卻為正統基督教信仰所持守。

但是到了阿奎那（Aquinas,AD1225-1274）的時代，經院神學為了基督教神學系統化和“顯明內在理性”的需要，開始從希臘哲學中尋求支持。當時的神學家們似乎對亞里斯多德情有獨鍾，認定他的理念可以為基督教神學的發展提供理性的基礎，也可以用來對抗反對基督教的人士的批判、護衛基督教信仰。這也就是今後來的基督教（改教以前的天主教）的護教學所採取的進路（這種護教的進路在今天的基督徒當中也許仍然有其影響）。

阿奎那的雄心壯志是要建構一種兼具信仰與理性的知識體系，這也就是後來經院神哲學無所不包羅的“神學大全”的由來（阿

奎那的巨著就叫《神學大全》）。今天我們一提到“經院神學”，就會想到“一個針尖上能夠站幾個天使”之類的迂腐得可笑的“課題”，理性主義細菌侵蝕的病症由此可見一斑。（當然阿奎那更以著名的證明上帝存在的“五法”而為人所知。）阿奎那等人的知識論和護教理念有一個致命的先設，就是人的理性尚未完全墮落，所以人可以通過“中立”的理性來認識上帝，甚或僅僅依靠理性就能認識上帝。而這是不符合聖經所啟示的知識論的。聖經清楚地表明，人背離上帝犯罪墮落，而人的墮落是“全人”的，包括理性的昏暗和蒙昧。墮落的罪人會壓抑真理（羅馬書1：19-23）。因此聖經斷然拒斥人可以僅僅靠着理性歸回上帝的可能性。

及至16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改教家們倡導的“回到聖經”和“唯獨信心”等，實際上是對“經院神學”中的理性主義進路的反動和抗爭。馬丁路德（1483-1546）極力反抗亞里斯多德哲學對基督教神學的統治，提倡重新正本清源回到奧古斯丁“以信求知”的原則，強調人的理性必須被信仰所引導。加爾文（1509-1564）的《基督教要義》強調教義和教理，將教義與信仰生活緊密相連。加爾文重新以真“知識”（認識神）作為神學的主旨，也是溯源“以信求知”的理念。加爾文講的“知識”是救贖性的“以信求知”，而不是形而上學的知識論。

從改教到二十世紀，基督教神學對信仰與理性的關係的言說逐漸走向多元化。對此議題有較多較深入的探討的神學家，先後有具存在主義意味的克爾凱戈爾（齊克果）、注重信仰經驗的士萊馬赫、強調“歷史意識”的特洛爾奇、關注“處境化”的蒂利希（田力克）和注重“先設”護教的范泰爾(Van Til)，等等。不過在二十世紀西方多元化的神學中，最引人注目、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最有影響的大概還是巴特的具有存在主義色彩的“新正統神學”。

巴特希望建構的“神學大廈”乃是一方面確立傳統的教義學（巴特的巨篇代表作即是《教會教義學》），一方面又力圖與種種現代思潮對話。巴特仍然視神學為“信仰尋求理解”，他認為神學是人“關於上帝的言說”。面對現代主義和自由派神學，巴特奮起抗

爭竭力批判，然而范泰爾等認為巴特仍然接受了自由派神學和世俗哲學的一些先設。西方現代神學經歷了現代主義和自由派神學的衝擊，今天又面臨後現代思潮的泛濫，對信仰與理性的關係的反思仍然在繼續。

“信”與“知”，或者說“信仰”與“理解”的關繫到底為何？既然基督教信仰注重“信而得救”，強調“信心”，那麼“理解”或者理性還有什

麼價值與功用？“因信稱義”是否一定引向反理性、反智的“盲信”呢？

基督教信仰當然是講“信而得救”的。基督教信仰的知識論是相信人不可能僅僅靠着自己的理性來認識上帝，所以人要認識上帝，必然出於上帝自己超越的啟示，即自上而下的“神找人”而不是抓着自己的頭髮想把自己提起來一樣的“人找神”（參見哥林多前書一、二等章，約翰福音三章及羅馬書等）。但是另一方面基督教信仰並不排斥理性，反而給理性適當的位置，在一定的範圍內肯定理性的價值。這樣的理性觀正是跟“以信求知”的思想一致的。

奧古斯丁當然是相信“因信稱義”的“恩典神學”的。但是他同時強調“信心”本身並不是人得救的條件或者得救的原因--就是說人也不能指着自己的“信心”自誇。“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上帝所賜的”（以弗所書二：8）。用同樣強調“因信稱義”的馬丁路德的話來說，“因信稱義”是人【通過信】被上帝稱為義，而不是【因為信】就得稱義--上帝的恩典稱人為義，人以信來領受，信心是人得救的工具和媒介，而不是得救的條件或原因。

信心既然不是得救的條件或原因，那麼信心的功用是什麽呢？

按照奧古斯丁的觀點，“信心只用於未見之事”，能夠看見的事不需要信心。對得救屬上帝的人來說，上帝及上帝的道就是“未見之事”。所以基督徒認識上帝是“以信開始，而以眼見來完成”。人從接受上帝的恩典開始，直到最終能夠明白看見上帝恩典的成全，就是“信仰尋求理解”的過程。“信心”是基督徒當初“領恩”的媒介，“信仰”是基督徒得救以後“知恩”所構成的理解。信心引導我們尋求對得救的理解，正如保羅所說“知道所信的是誰”（提摩太后書一：12）。對奧古斯丁而言，真正的信仰必然需要尋求理解明白，“誰只相信他所不知道的事，誰就不能說是尋見了”。更進一步地說，真正的信仰就是真正的明白。因為我們的信仰並非一種心理作用，而是終極關懷，其要相信明白的是上帝啟示的真理。真理之為真理，絕對不決定於我們心理上的認同。所

以對真理的終極追求，就是對她的信仰和明白。

因此人憑信心接受上帝的啟示與救恩，而信心必然尋求理解，形成系統化的信仰。信心引導理性不斷尋求更深的理解與明白。所以按照基督教信仰，基督徒都是以蒙恩得救開始，繼而“以信求知”，以至最終明白真道。我們所信的還要去理解、去明白，我們要“深知道所信的是誰”，不但相信他，而且也要“知道”他、“認識”他。當今廣受歡迎的福音派神學家巴刻（J. I. Packer）寫過一本很有影響的書，書名就叫《認識神》（Knowing God）。新約聖經告訴我們“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約翰福音17:3）

奧古斯丁的“以信求知”的觀念實際上是把理性置於信心之後，理性是用來理解明白所信之道的。所以“以信求知”的傳統並不是相信基督教信仰只限於理性能夠確認的部分。信仰超越理性，它能夠接觸由啟示而來的真理，而這是理性難以測度了解的。理性的角色是在啟示所得的知識上建造，探索其含義究竟為何。中世紀的思想家吉爾松將基督教信仰體系比喻為華麗的大教堂，它建立於理性的石基上，但是其巍峨的建構卻高出理性的基礎，遠超過理性所能了解的。而且奧古斯丁所謂的“理解力”，並不是如康德所批判的“純粹理性”，而是結合人的理智、情感、意志的全人的對真理的追求，正如奧氏在《懺悔錄》中所描述的人尋找上帝的“心靈之旅”。

講到“理性”，這裡還有必要澄清一下“理性”和“理性主義”的不同。“理性”是只人類思考的一種基本功能，它以證據和論點為基礎，在神學上可以是“中立”的（至少以傳統的護教學觀念來看），對信仰不具威脅。而“理性主義”，則是單單依靠理性，拒斥任何超自然的啟示。理性主義來源於啟蒙運動思想，它相信理性無需任何其它助力，自己就能夠供應人類知道需要知道的一切事。理性主義把理性高抬到有能力判斷宗教真理的地位。最好的例子就是理性主義對基督教信仰的批判，比如對基督論、三位一體、神跡等“不合理的觀念”的批判。廿一世紀“後現代”的今天，理性主義在西方可以說已經破產被人拋棄，成為一種虛幻的理想。今天后現代主義思潮的泛濫，實在也是對理性主義的一種幻滅後的反動。

“以信求知”的信仰既拒斥反智主義、反理性主義，也對理性主義有所批判。面對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挑戰，基督教神學需要重新反思自己的知識論，再次回顧傳統的“以信求知”的理念應該是有幫助的。在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當中（例如在中文網絡上）關於宗教（主要是基督教）的論爭中，清理基督教信仰“以信求知”的知識論，對於基督徒反思、檢視我們護教（辯道）的先設和方法論，也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就基督徒在網上參與討論而言，因為基督徒相信信仰與知識的關係是“以信求知”，所以基督徒在網上跟其他尋求真理的朋友在理性層面上的交流才有價值。而另一方面，基督徒的辯道又因為以信求知的信仰而不會落入理性主義的陷阱。“網上基督徒”在網絡上的辯道也應該是“以信求知”的信仰實踐。

（以上內容經作者於2005年1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