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周圍有一種奇特的現象：有些人談起基督教來一副心不在焉甚至不以為然的樣子，好像那只是一種過時的迷信。但是同樣一個人，說起西洋音樂來卻又頭頭是道，好像很內行。其實這個行家是個“外行領導內行”的典型，似乎完全不懂整個西洋音樂都是從基督教的頌經（Chant）開始的。

主後三世紀左右，基督徒已經遍布全歐。由於交通還不發達，各地信徒的信仰雖然大致共同，但崇拜儀式仍按各地的風土人情進行，缺乏統一規範。這時在音樂唱詩上有系統組織並能成為一派的，有流行於西班牙的摩沙拉比聖歌（Mozarabic Chant）；流行於法國的咖加里坎聖歌（Gallican Chant）；流行於米蘭的安博羅西聖歌（Ambrosian Chant）；還有流行於羅馬的格里高利聖歌（Gregorian Chant）；以上四大聖歌最後都融會貫通，並成格里高利聖歌，在教會占有主流地位。這是羅馬教會的勢力逐漸龐大，成為主腦。

羅馬主教格里高利一世（St.Gregory,The Great 590-604年）認為，要統一教會就要制定一套崇拜儀式，經文及聖樂也要統一。因此他以畢生的精力領導搜集甚至創作及編訂了一本六百多首曲調的“彌撒全書”（Missal），可以輪流使用於全年各個季節的所有節日。這時最正統的聖樂，以拉丁文詠唱。是無伴奏的單音清唱曲（Monophony）。可以一字唱一音，也可以一字唱二音三音四音等，還可以一字唱一串音，最多可以達到四十個音，非常自由。

到了十三世紀前後，歐洲開始逐漸從蠻族入侵造成的黑暗中恢復過來，人們也開始在單音清唱的聖樂上加些裝飾性的東西，成為複音音樂（Polyphony）的前驅。但過猶不及，結果有些弄巧成拙，潮流傾向於濫用多聲部錯綜的複音曲調，不幸將聖樂變成歌唱家競技表演的場所，連帶唱的是什麼經文也無從辨別了。

後來出了一位偉大的作曲家帕勒斯特納（Palestrina，1525-1594年），他三十七歲的時候專心創作了一套五聲部彌撒曲（Missa Papae Marcelli，1562年），他把握經文，以完美的聲樂帶出詞句及意境。用來證明“複音”只是一種作曲手法，同樣可以寫出神聖超然而又字句清晰的聖樂。

半個多世紀以後，他的學生佐凡尼·納尼諾（Giovanni Maria Nanino，1543或1544-1607年）的學生格雷戈里奧·阿列格里（Gregorio Allegri，1582-1652），在他奠定的基礎上繼續前進，創作了九聲部的名曲《求主垂憐》（Misereremei,Deus），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那是為《舊約》詩篇五十一所譜的合唱曲，意為“憐憫我吧，神啊”。

總的看起來，聖樂從“單音”演進至“和音”至“複音”，並將這三個基礎層次（Texture）發揮到淋漓盡致。後代作曲家們從聲樂的發展受益良多，寫出千變萬化的名曲，有室內樂，有交響樂，還有歌劇，但他們仍然離不開聖樂開闢的這三個層次。這正如畫家們作出千變萬化的名畫，但誰也離不開“紅、黃、藍”這三個基本色。

筆者也曾經想當然地認為，西洋音樂應該是“從民間來的”，於是到歐洲的民間音樂中尋找西洋音樂的源頭。結果大吃一驚地發現：歐洲早期（中世紀）的民間音樂甚至一般的世俗音樂，是與中東地區的音樂包括伊斯蘭教的和猶太人的音樂非常相像的一些曲調！有些乍聽起來完全像是“新疆歌曲”的味道。這說明什麼？這說明歐洲歷史上肯定經過了某個“中東化”乃至“伊斯蘭化”過程，以致歐洲社會乃至音樂都被異族異教給同化了。

拯救了歐洲的是基督教，因此真正的西洋音樂也是在教堂里發展起來的。“聖樂”正是一座音樂的聖殿，它就像是哥特式教堂那樣超拔，激勵那種向上的、朝拜天堂的終極憧憬，使得人類努力拔高自己的視線和聲音，最後達到了令人夢想不到的高度。……理解到了這一層，我看到了歐洲人最終在基督精神的激勵下，堅守住教會，沒有讓異族和異教的入侵毀掉信仰的根基，結果為整個人類文明走出了一條夢想不到的路。因為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依靠他的人不會朝後面看，只是一心向前。這樣的歷史也使我對於未來的歐洲充滿信心，相信歐洲人可以再次從異教的陰影和無神論的頹廢中，回到主的懷抱。

我說“基督教創造了西方音樂”，還有一個原因：隨着西方社會逐漸世俗化，人們不再向上，而是追求現世的平面的東西。脫離基督教的結果使得西方音樂失去了層次感，失去了內在的結構，結果日益變得和東方音樂一樣缺乏深度，甚至造成自身靈感的枯竭，不得不從東方音樂中去尋求刺激、企圖恢復活力。結果卻是很徒勞的。因為西方音樂的靈魂和肉體都是基督教給與的，脫離基督教，就會造成不可避免的枯竭、猥瑣、平面化。這不是任何外來音樂可以拯救的。

有的評論家如《西方的沒落》的作者斯賓格勒認為，中國人很聰明，在音樂方面很早就在世界上領先，但卻始終停留在二度平面的層面上，沒有縱深的維度，而縱深感在斯賓格勒的語境中就是宗教感的直接起源。因為中國人的靈魂沒有縱向深度的要求，所以，在唐太宗時期，中國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管弦樂隊，甚至做到了把音分成六十四個音節那樣細緻的程度，但竟然仍未出現和弦！因為和弦是立體的，它一定產生於有宗教感的民族，相應在建築上的對應便是基督教主堂的高頂穹窿，那種呼之欲出的提升感覺，強烈昭示着地上人與天上神靈的對應。而中國的建築精神沒有宗教感，它是一種平面的延展，斯賓格勒因此將其形象地稱為“天花板精神”。就如同蘇州園林那樣，小橋、流水、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左顧右盼、流連忘返中一直到達生命的終點。斯賓格勒還認為，無論是器樂還是聲樂的演變史，與其說是一種技術的變化，倒不如說是某種靈魂要求的反映。一般世界各民族在兩三千年前大都有了彈撥樂器、拉弦樂器，均屬於二度平面，唯獨西方的器樂、聲樂引入了空間函數的觀念，進入了三維領域。這正是信仰靈魂對無限空間、對神聖存在追求的標識。表面看來音樂和數學兩大領域無關，實際卻有着隱秘的精神性聯繫。

中國畫家丁方說他之所以對西方“宗教音樂”感興趣，是因為感覺到宗教音樂是人類靈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個層面，他因此把人類生活分為三個層面：一般世俗的感性生活，理智生活和心靈生活。心靈生活的動力來自於信仰，對榮耀之美的祈望。他因此知道上帝不是只存在於書本之中，而是體現為美的展現——無論是聽覺的還是視覺的。這種神性之美的展現，其結果是使生命個體受到極大的提升，並湧起一種巨大的感恩之情。其實，不僅西方的宗教音樂如此，西洋的全部音樂都是基督教哺育出來的。甚至世俗的西方音樂乃至基督教世界以外的各國現代音樂，也是深受基督教音樂的影響與定形的。

而廣義音樂不僅是人類文明的瑰寶，而且最新的研究表明連動物的生理活動都會受到音樂的影響，所以缺少音樂的感動無疑是人生的一大遺憾。此外，音樂還是信仰活動中不可缺少的環節，可說是來自上帝的禮物：呈現莊嚴、連結信徒、激勵善良、傳達禱告的心聲。所以，仔細諦聽聖樂吧，它一定能為你築起一道心靈的聖殿，保護你的身心靈，直到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