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能解決中國的污染/謝選駿

送交者: jinian 2014年02月24日20:40:56 於 [彩虹之約] 發送悄悄話

基督教能解決中國的污染問題，這是為什麼呢？     這是因為，造成污染的現代產業及其依賴的科學技術，是從基督教文明的母胎中發展起來的，相較於其他文明，同源一體的基督教文明對現代產業及其依賴的科學技術較具免疫能力。               （一）          2014年1月10日，BBC科技事務主編大衛 舒克曼發表“記者來鴻”質疑說《中國“末日大霧”有治嗎？》，指出中國城市空氣質量惡化，一路滑坡。          中國希望扭轉城市空氣質量惡化的趨勢，空氣質量成了中國人特別關心的一大問題。有中國官員表示，對改善空氣質量“很有信心”，但是也有評論人士不甚樂觀。BBC科技事務主編舒克曼前往中國，呼吸北京的空氣，聽官員表決心、專家談看法、市民吐苦水。          末日降臨般的大霧，讓包括北京、上海、哈爾濱在內的中國主要城市陷入近乎停滯。而中國的首都北京，污染經常超過世界衛生組織制定的安全極限。          中國政府投入1.7萬億人民幣（約合1800億美元），清理電廠和交通廢氣。北京市環境保護局大氣處副處長王斌在接受採訪時提到了世界上其他大城市如何成功治理空氣污染。他說，英國倫敦、美國洛杉磯和日本東京等大城市過去都曾經出現過嚴重的空氣質量問題。比如說倫敦，就曾被稱作霧都，這是快速工業化造成的後果。          除此以外，中國也在大力推廣可再生能源，包括水電、風力、太陽能發電等，取代成本最低、但污染最嚴重的燃煤發電。不過，至於這些措施是否足夠嚴厲、官方的樂觀有沒有道理，許多人還是不能肯定。一位母親告訴記者，她非常擔心七歲的雙胞胎女兒的健康。污染嚴重的日子，她堅持要求女兒吉祥和如意戴口罩，“北京人太多、車太多，影響孩子的健康。我認為，北京不是長期居住的地方。”“如果不影響孩子上學，我寧可搬到空氣和環境更好的南方去。”          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潘小川長期致力於研究空氣污染。他說，個人感覺是，過去兩年，北京霧霾日頻率上升，“我們有數字可以證明。”另外，霧霾的濃度也提高了。潘小川表示，“這就是說，北京出現嚴重霧霾的時候，PM2.5和PM10讀數非常高。”PM2.5和PM10是肉眼看不見的顆粒物。這些顆粒物可能包括燃燒不完全的燃料，直徑小到可以進入肺部、甚至血管的地步。          世界衛生組織空氣質量準則對PM2.5安全上限的規定是，24小時平均值為每立方米25微克。大多數中國城市PM2.5經常超過200，有一次，北京甚至達到800。鑑於空氣污染可能給呼吸系統、心血管系統造成危害，潘教授說，定期發布污染數據“有非常重要的公共衛生價值。”直到不久前，中國當局並不公布PM2.5數據。不過，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發布此類監測數字。這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引起強烈反響，特別是2011年北京發生嚴重霧霾期間，後來當局被迫改變政策。潘教授認為，（發布數據）可以警示公眾，何時適合出門，何時最好不要出門，老人和兒童如何注意健康。          空氣污染的威脅如此嚴重，以致於一家國際學校採取極端措施，“封閉”部分操場。“北京國際學校”現在擁有“絕緣空間”，安裝了巨大的充氣穹頂，室內空氣過濾、用正壓將污染拒之門外。這所學校的運營總監格里克·蒙羅（Gerrick Monroe）說，一次，空氣污染迫使學生連續20天不能出門。之後，學校購置了穹頂。他說，考慮送孩子來上學的父母提出的第一個問題經常是空氣質量怎麼樣？“這是賣點之一，我們非常重視室內空氣質量。”          從長遠來看，人們希望，政府推出的措施會開始見效。但是，著名環境科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張世秋說，在經濟發展、脫貧和公共衛生之間尋求平衡是“中國面臨的一大挑戰”。張教授說，這“高度依賴於”中國是否能夠成功實施重組戰略，中國是否能夠轉用清潔能源，中國消費者能否改變行為。          一些評論人士對近期內環境改善前景不甚樂觀。張教授還說，從前，如果政府計劃放緩經濟改善環境，公眾可能不能同意。但是，經歷了2011年的PM2.5事件之後，公眾對空氣質量的意識提高了，迫切希望改善環境。“但是，儘管中國的總體GDP增幅巨大，人均水平依然很低。所以，中國應該保持適度的經濟增長，解決貧困問題。”現實是，減少中國的污染問題，可能需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不過，公眾意識、綠色技術雙管齊下，也許有助於加快進程。          ……          英國BBC的報道似乎跟中國的政策一樣淺薄，這個鴉片戰爭的發動國似乎完全忽略了中國和發達國家具有完全不同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因此，發達國家只有英國倫敦、美國洛杉磯和日本東京等少數幾個超級都市一度存在嚴重污染，而沒有中國現在流行的全國性的嚴重污染。          而在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背後，還隱藏着支配這些“上層建築”的“看不見的手”——宗教觀念。          現在統治中國的宗教是馬列主義的無神論，這種馬列宗教不僅視人命為草芥，而且把其他一切生命（當然也包括人命）都看作物質，可以按需分配、隨意處理。          而在中國民眾心靈中，潛藏在馬列主義無神論宗教背後的儒釋道三教等傳統信仰和文化沉澱，又缺乏對於現代科技力量惡性膨脹的免疫力和抗衡力，根本就不是對手，或至少不像基督教那麼具有免疫力。甚至，和基督教同為“亞伯拉罕宗教”的回教，在這方面的免疫力都強過儒釋道三教。因此在今天的中國，完全沒有可以制衡科技力量惡性膨脹的精神要素。          基督教能解決中國的污染問題，這是為什麼呢？          這是因為，造成污染的現代產業及其依賴的科學技術，是從基督教文明的母胎中發展起來的，相較於其他文明，同源一體的基督教文明對現代產業及其依賴的科學技術較具免疫能力。          基督教和現代科學表面上南轅北轍，但實際上都是中世紀歐洲社會的精神產物，具有絕對主義和排他性質，也有獻身精神和異化傾向；甚至連現代科學的“進化論”，也來自基督教的“揀選論”，“自然選擇”不過是“上帝選民”的通俗版。          “馬太效應”不僅是神的法則，也是西方社會的法則；這與中國的“患不均”、“槍打出頭鳥”、“木秀於林風必摧之”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所以基督教社會可以發展出企業家精神，中國卻發展不出企業家精神。          相形之下，中國傳統的儒釋道三教卻是相對主義的、兼容並蓄的；本質上是以人為本的、世俗功利的。從第二期中國文明之中，是絕對產生不了現代科學的，正如卻基督教化的中國社會也無法自己發展出一套資本主義的玩意兒。          早在百年之前，梁啓超等人就作出過比較，指出中國人凡事不認真，得過且過，而西方人即使在從事破壞的時候，也十分認真努力，這是他能夠輕易擊敗中國的內在原因。          確實，西方具有“為科學而科學”、“為藝術而藝術”、“為企業而企業”精神，中國人則沒有“為什麼而什麼”的精神，結果導致中國人凡事都要問“有沒有用”？也就是“能不能換取金錢權力”？這樣的人群就像低級動物那樣“講求實際”，女的沒有浪漫情懷，男的沒有騎士精神……這是為什麼呢？          在我看來，中國人的這些特點就是因為沒有受過基督教的教化。          “為什麼而什麼”的精神，都是從“為信仰而信仰”的精神中衍生出來的；“凡事都不問有沒有用也不問為什麼”的精神，都是從“為上帝獻身”而不是“向上帝祈福”的宗教——基督教里派生出來的。這宗教不是空談高尚，而是從耶穌基督血淋淋的受難中，獲得了最高的示範、終極的安慰。基督教精神把現世的失敗看作上帝的恩寵，從而使得自己的信徒成為不可戰勝的殉道者。獲得了這種精神的歐洲，從蠻族入侵的黑暗走向了中世紀的光明，喪失了這種精神的     歐洲，從地理大發現的光明走向了後現代頹廢的黑暗。          現在中國大陸有些流行作家承認：“事實上，無論西方還是中國，都有人對於知識的根據問題和人生的根據問題持認真態度，而特別認真的也都是少數。那麼，為什麼在西方，人性中這些因素會進入民族性之核心，並成為一種文化傳統，而在中國卻不能？我承認，對這個問題，我尚未找到一個滿意的答案。”          其實，這個答案是清楚的，就是中國缺乏基督教。          基督教和現代科學的這層母子關係，還體現為現代科學與希臘科學的差異，現代科學雖然建立在實驗證實的觀察基礎上，但其出發點卻是超驗的神學、動態的能量，是對基督教聖靈觀念的經驗化與世俗化。而希臘的科學觀念卻是機械的、靜態的；所以若無基督教的哺育，歐洲人永遠發展不出現代科學。          以上種種說明，中國單方面地引進基督教哺育出來的現代科學，卻拒絕引進哺育了現代科學的基督教，一定會產生災難性的後果。相形於未來的大災難，現在的“霧霾”只是一個小小的開始。                    （二）          回溯高級宗教的歷史，其出發點雖是為了滿足文明人類的靈魂訴求，但最終卻歸結為對於野蠻民族的文明教化。所以不難發現，它在野蠻人中間紮根深，在文明人中間紮根淺。例如在世界三大宗教中，只有回教在其初創社會依然茂盛，因為前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是不可不扣的原始民族。相反，佛教和基督教並不能見容於它們的“原產地”印度和以色列，而最終只能在外國流傳。其中傳播到文明地區的，相對都比較膚淺，如佛教在中國（包括中國化了的“熟番”如朝鮮、越南、日本、鮮卑、西夏、遼、金、元、滿洲），基督教在希臘（包括希臘化的馬其頓、羅馬、迦太基[天主教的奠基人奧古斯丁就是迦太基地方的人]、小亞細亞、敘利亞、埃及），都不如在它們周遍的生番和蠻族地區，紮根得那麼深。例如，佛教在拒絕漢化的“生番”蒙古和西藏所取得的成功，和在漢化不及的緬甸、泰國、老撾、柬埔寨以及古代的印度尼西亞群島取得的成功，顯然更為深入，它們都擁有了穩固的國教地位。同樣，基督教在凱爾特、日耳曼、斯拉夫、匈牙利、芬蘭等蠻族地區所取得的成功，和這些蠻族在歐洲海外開拓殖民地時征服的（無文字的）美洲人（印第安人）、澳洲人、非洲人中間取得的成功，顯然更加穩固。而在有文字的亞洲各國，基督教的傳播其實十分有限：因為這裡的基督教更多是作為靈性的載體而非文明教化的載體來發揮作用。更多滲透下層社會和邊緣人群；因此十分自然的，無法征服文明社會的上層，即使在印度那樣的“三百年殖民地”，傳道的成就也十分有限。          在希臘文明圈和在中國文明圈的對比中，可以發現基督教在長達一千年的時間內徹底地排除了本地文明，而佛教在中國遠遠沒有達到這種控制，中國社會還幾度發起排佛運動；但也因此文明的本土性質，中國得以避免了羅馬遭受的解體和希臘遭受的外來宗教的二度征服，後一次是奧斯曼土耳其人帶來的伊斯蘭教……而希臘之所以被基督教完全同化，可能和希臘文明本來就不是獨立起源更有關係。至於埃及雖然獨立起源，但畢竟版圖太小。          修道院也有類似現象。以往人們看到修道院起源於東方（如埃及），多為冥想團契，只是傳到了西方，才變成生產基地，其中也包括文化生產，儘管只是複製，缺乏創造。當人們談論何以顯示如此區別時，多從民族性着眼，而忽略了“懶惰的東方人”在創造金字塔、亞述兵團和空中花園時，其實並不懶惰。在我們看來，修道院制度的區別，其實是東方的文明人與西方的野蠻人在宗教追求之上的性質差異所造成的：文明人追求的是脫離世界，野蠻人追求的是改造世界，對於後者，高級宗教其實就是文明開化，是與字母、文學、生產技能、社會組織、哲學觀念一同輸入的。所以作為生產基地而不是退隱基地的西方修道院也並不設立在城市裡，而是設立在荒野，也就是設立在接近蠻族的地區。表面上是脫離城市，其實在開化危險的蠻族。開化的結果是教會與蠻族共同創造了尚未形成的西方文明，而不是像余英時院士誤讀的那樣是教會“從蠻族手裡拯救了西方文明”。          在文明社會，外來的高級宗教是作為要素被吸收的；而在原始社會，外來的高級宗教則被全盤接受，如羅斯人接受東正教、波蘭人、匈牙利人、日耳曼人接受天主教、蒙藏人接受大乘佛教、阿拉伯人接受一神教，都是連同字母一同接受的。因此在野蠻人那裡，宗教和文明教化是一體的，宗教等於文明的生活方式，離開宗教的生活就是一種墮落。但對文明人則不盡然，宗教與文明是可以分離的，宗教是文明之上的或說文明之後的那種靈性的生活，離開宗教的人只是生活在世俗的文化里，並沒有脫離教化。          如此看來，社會救濟和福利傳教可以幫助野蠻人確立信仰和信仰基礎上的文明教化，但這對已有教化的文明人卻較難發揮改宗的效果，徒然培植了吃教者（Rice christian）。因為文明社會具有複雜的文化傳統，無法全盤移植外來宗教，只能做有限度地吸收。除非社會的巨變造成了文明過程的中斷，如羅馬帝國後期和秦漢帝國之後（西晉）所發生的事件那樣。立此為社會福音派鑒。          這或許也是為什麼基督教很難在中國生根的緣故。但是，正因為基督教很難在中國生根，所以為了更好地吸取基督教文明的元素，就更需要列基督教為國教（哪怕一段時間），讓中國文明可以完成第三期的充分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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