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世跨越兩岸，家族在兩岸都遭遇創傷，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系教授孫康宜原來一直以為年少時所遭遇的患難是生命中的缺陷，但如今發現：“那才是我心靈的資產”。]

    當天氣預報說康涅狄格州的降雪將厚達兩英尺時，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系教授孫康宜坐不住了。在即將下雪的頭一天晚上，她帶着行李，讓丈夫張欽次開車送她到耶魯大學，住進戴文坡寄宿學院的招待所。

    在美國，若遭遇惡劣天氣，許多學校會選擇停課。由於耶魯的學生大都寄宿校園，在耶魯300年的歷史中，從未因為雨雪而停過課。然而，老師們大都住在校外，比如孫康宜，如果大雪封路的話，她肯定無法從距離耶魯半小時車程的木橋家中準時前去上課。沒有人要求老師們一定要在下大雪時來校上課，但孫康宜覺得自己得這麼做。“這是我的個性。”孫康宜說。果然，康涅狄格州降下了多年來罕見的大雪。“我來耶魯都快30年了，從來沒見過這麼大的雪。”

    “我每走一步，雪幾乎都埋到膝蓋上。”孫康宜形容積雪“像山坡那麼高”。被白雪覆蓋的耶魯校園幾乎成為空城。在約克街上，只有幾個無家可歸的乞丐，喝着咖啡，向她打招呼，讓她走路小心。這些乞丐令孫康宜感到溫暖，並讓她的腦海中突然冒出唐傳奇《李娃傳》裡關於滎陽公子大雪天出外乞食的章節：“一旦大雪，生為凍餒所驅，冒雪而出，乞食之聲甚苦。聞見者莫不悽惻。時雪方甚，人家外戶多不發。”

    她來到辦公室，趕緊翻出書中的這一段落，複印多份，拿到課堂上給學生講授。適逢新學期伊始，學生們可進出各個教室聽課，挑選自己感興趣的課程。孫康宜講述的《李娃傳》吸引了學生。“有一個學生聽着我講，眼淚都快要流出來了。”

    孫康宜坐在紐黑文一家叫Royal Palace的中餐館裡興致盎然地向我講述“大雪教書記”時，已經是幾天以後，但窗外依舊白雪皚皚。聽她描述在白茫茫的雪地中行走的場景，讓我聯想到她所撰回憶錄的書名——《走出白色恐怖》。

 

白色恐怖

在孫康宜家中，她拿出一張小孩的黑白照片給我看，照片的背面用漂亮的毛筆字寫着：康宜七個半月攝於北京中央公園。中央公園就是現在的中山公園。此墨跡為孫康宜的爺爺孫勵生所留，一直被孫康宜視若珍寶。

    孫康宜於1944年在北京出生。父親孫裕光在北大做講師。1946年，嚴重的通貨膨脹讓北大發不出薪水，孫裕光在好友張我軍的建議下，打算到台灣去謀一份能養活家人的營生。“他們想着，至少可以在台大教書吧。”孫康宜一家和張我軍於是登上了遠赴台灣的客輪。雖然當時只有兩歲，但孫康宜卻隱約記得登船的時候，父親抱着她，張我軍抱着她的大弟康成。

    1946年的這次赴台謀生並不是一次愜意的旅行。台大也無法提供薪水，教授日本明治文學的張我軍只好開一家茶葉店為生，孫裕光則改了行，成為基隆港務局總務科長。

    孫康宜一家到達台灣之後的翌年，2月27日，台北一位煙販遭到國民政府緝煙人員的毆打引起糾紛，並鬧出人命，導致台灣人2月28日對外省人的暴動，國民政府出兵鎮壓。暴動中，據說有三萬多人丟掉了性命。父親孫裕光是天津人，母親陳玉真是台灣人，所以當台灣人殺外省人的時候，他們要躲起來，當外省人殺台灣人的時候，他們也要躲起來。

    1949年，國民黨敗退台灣。不久，台灣的一些左翼知識分子在鹿窟組織當地鄉民，引發“鹿窟事件”。“鹿窟事件”的一位領袖是孫康宜的大舅陳本江。“我直到1995年才知道大舅和鹿窟事件的關係。”孫康宜說。

    1950年，保密局來人將孫康宜的父親孫裕光帶走，讓他說出陳本江的下落。孫裕光並不知情，但仍被判了10年監禁。“這已經是最輕的處罰了，我父親在監獄裡經常看到，許多人被拉出去之後，接着就是一陣槍響。”

 

語言之困

    “我父親是一口京片子，我說話有台灣腔，如果同時聽我們倆說話，可能別人不知道我是他女兒。”孫康宜坐在書房裡對我說。書房的名字“潛學齋”是他父親所寫。

    父親的入獄對於時年6歲的孫康宜刺激非常大。“這就是美國人講的trauma(創傷)，讓我得了失語症。我自己原來也是京片子，可能只有幾天的時間，我把京片子全忘掉了。我後來只會說台灣話，過了兩年，台灣推行國語，我才又學了一口的台灣國語。”

    孫康宜一家搬到了高雄林園鄉下，上小學的時候，她由於一口台灣國語而被外省人笑話。她開始陷入語言的困境。“事實上，我既是外省人，也是台灣人，然而，當時在台灣的學校和機關里，正確的北京話‘國語’代表着高位文化對低位文化的排斥。”

    孫康宜開始變得沉默，害怕說話。她的成績很好，考第一名是家常便飯。有一位和她競爭的同學曾經給她寫了一張字條：“希望你有一天能把台灣口音改好。”她看了字條後哭了半天。一位來自浙江的同學安慰她：“台灣腔沒什麼不好，你不要聽她胡說。偉大的‘蔣總統’不也有很重的浙江口音？”

    孫康宜開始逃避母語，苦讀英文，希望將來能離開台灣，去美國。高中畢業的時候，她獲得了保送的機會，她選擇的不是大多數人嚮往的台灣大學，而是東海大學。她的理由是：“東海大學英文系裡的教師全是美國人。”

    1968年，孫康宜移民美國，直到那個時候，她才開始擺脫困擾着自己的語言陰影。“在美國，我發現到處都說着不同腔調的英語。”在英語世界裡，孫康宜獲得了表達思想的自由，這時她才發現，原來自己是一個愛說話的人。更令她感到驚奇的是，她在多年之後到大陸做演講時，有人稱讚她的“普通話”說得比許多中國人還要好。

 

回不去的故園

1978年，中美宣布正式建交，次年孫康宜途經香港，第一次回到大陸。“我從香港坐火車到廣州，經過邊界時，發現有中國軍人站崗了，眼淚就流了下來。”時隔三十多年，說到這兒，孫康宜還是止不住掉眼淚。

    此番大陸之行，是一場接一場的眼淚。有台灣親戚關係的大陸人在1949年之後歷次政治運動中的命運可以想見。孫康宜在大陸的叔叔被批鬥時，批鬥他的人對他說，你哥哥在台灣政府里當高官，並且為蔣介石開過飛機。孫康宜的爺爺孫勵生則早在1953年，就因為自己的兒子在台灣而失去了工作，最後投河自殺，連屍首都沒有找到。

    “真是很諷刺，我們家在兩岸都受迫害，這是一個悲劇的時代。我以前心裡曾經很傷心：中國為什麼要變成兩個，為什麼毛澤東跟蔣介石沒辦法相處，使得兩邊的人都受害。”

    上世紀60年代，孫康宜剛到美國留學的時候，對毛澤東的崇拜在校園裡非常流行。“美國大學那個時候的左派特多，許多台灣來的學生一接觸到大陸的東西就變成左派。我當時研究西方的英雄主義者，也有同樣的想法，但後來就越來越不喜歡政治了。”

    同樣是在1979年，孫康宜的父親也回了一次大陸。“我父親回來之後很傷心，因為他所認識的中國很不一樣了，他是文化人，發現文化不見了，他後來再沒回去。”

    孫康宜自己也沒想到，她再次回去，已經是16年之後的事情。1995年，北京舉辦的國際大專辯論會邀請她去做評委。孫康宜打電話請教了她的朋友蘇煒。“我從大陸出來，對大陸的現實有些批評，但對海外學者，我很鼓勵他們到中國去。他們回去，會對中國有很好的影響。”如今在耶魯執教的蘇煒說。

    於是，我們在1995年北京國際大專辯論會上聽到了主持人楊瀾對一位評委的介紹：耶魯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學系主任孫康宜教授。

 

在美國的寫作

    從1991年到1997年，孫康宜做過6年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系主任，是耶魯歷史上第一位華裔女系主任。“在美國做系主任沒什麼的，只是為大家服務。那個時候，耶魯東亞系的教授也只有我一個女的。女華裔的確還沒有做過系主任，自己覺得一定要做好。這裡沒有人希望做系主任，累嘛，誰願意呢？

    我自己做系主任的時候寫的都是短篇，簡直都沒辦法寫大本的書。做了6年系主任之後，校長又找我，我說我絕不要再做了。”

    2004年，當劍橋大學出版社找孫康宜主編《劍橋中國文學史》時，她拒絕了。“別人也跟我說不要做，做了會累死的。我說了‘NO’之後覺得很不舒服，因為這會讓別人失望，也讓自己失望。最後還是答應做這件事， 但是請了哈佛大學的宇文所安教授與我共同當主編。”

    兩塊厚磚一樣的《劍橋中國文學史》英文版已經在2010年面世。“這部文學史主要是向西方人介紹中國文學。”孫康宜說。

    “我以前對中國文學沒有興趣，一心想讀的是英美文學，到美國後反倒開始尋根，轉向比較文學，再後來是東亞文學，最後是漢學了。”她為自己學術軌跡的曲折而感到奇妙。

    命運的起伏轉折也同樣奇妙。1974年，孫康宜在普林斯頓大學第一次見到張我軍的兒子張光直。此時張光直已是哈佛大學著名的考古學家。多年後，張光直的自傳《番薯人的故事》給了孫康宜諸多啟示。於是，沉默多年的她也寫出了自傳《走出白色恐怖》。

    許多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人開始拿起紙筆，留下自己的記憶。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評價這一現象時說：“1980年代以來，記憶台灣成為重要的文化工程。過去政治、宗法的舊賬要如何清理？死者已矣，倖存者要如何召喚亡靈，重新體會難以言說的創傷？更重要的，這樣的創傷要如何啟發我們有關暴力、正義，與救贖的教訓？”

    2006年，時隔五十多年，孫康宜家人獲得了父親當年坐冤獄的賠償，此時，她父親已年高87，次年去世。(她母親早已於1997年去世)“在台灣有過我這樣經歷的人，會很恨國民黨，這種恨甚至超過對日本人的恨，但我不恨他們，可能因為我是基督徒。9歲那年，我在台灣聽到一位牧師說過，要愛你的敵人。”

    孫康宜並不認為《走出白色恐怖》是控訴文學和傷痕文學，她把這本書定義為“感恩”之書。“對於那些曾經給我們雪中送炭的朋友和親人，我的感激是一言難盡的。那些善良的人大多數是被世人遺忘的一群，他們也一直承載着複雜的歷史政治糾葛，因此我要特別把他們的故事寫出來。”

    孫康宜原來一直以為年少時所遭遇的患難是生命中的缺陷，如今發現，“那才是我心靈的資產”。

 

對話孫康宜

人物周刊：1978年，你父親從台灣來美國，蔣經國曾幫過忙？

    孫康宜：當年我讓父母申請來美國，母親順利通過，但父親坐過10年牢，沒被批准。父親當時患病很重，我寫信給蔣經國，他其實已經同意讓我父親從台灣來美國，但他底下的人不讓，把這件事情壓着。我的先生張欽次為了這個事情跑了台灣一趟，到處鑽，後來在僑委會發現批示文件被壓在了底下。這些官員可能想，你還出國，我都不能出國你還出國。台灣和大陸不太一樣的是，即使在我父親坐牢的這種情況下，我還得過中山獎學金、陳果夫獎學金。台灣有一個地方沒有失掉，就是傳統文化，在讀書方面，台灣還是很公平的。

 

    人物周刊：你一半是外省人，一半是台灣人，你眼中的“台灣人”是怎樣的？

    孫康宜：我小時候因為講台語，受過很多欺負，所以我很同情台灣人。我希望大陸人也能同情台灣人。他們曾經是日本人(的臣民)，因為清朝把台灣割讓給了日本，他們只會講日語。國民黨來台後，卻不准他們講日語。有人問過我，台灣人怎麼這麼不要臉，日本人把他們當做第二等公民，他們現在還喜歡日本人。我做了這方面研究之後完全了解了。

 

    人物周刊：大陸、台灣和美國，哪些方面是你喜歡和不喜歡的？

    孫康宜：大陸現在像暴發戶，對錢看得比較重。美國其實是不太注重錢的，許多美國人很樸素。美國也有很多壞處，比如槍支沒有管制，這讓我很害怕。台灣也變了，你看電視上就知道。我四十多年前到的美國，現在的大陸有一點點像四十多年前的台灣，喜歡在美國拿學位，托福、GRE的分數考得很高。我那個年代，如果拿了美國的學位回台灣，很多工作等着你。現在，台灣人不想來美國，他們來美國拿了學位回去可能還得不到工作，因為在台灣有派系。大概在1992年之後，我招的學生里就很少有台灣來的了。我一直希望有台灣的學生，但好的學生不怎麼申請，申請的也不一定是最好的。

 

    人物周刊：如何看待海外的漢學研究？

    孫康宜：以前美國人和歐洲人看中國文化的時候，把它當做博物館裡頭的東西。現在慢慢地全球化，當然美國還是不太一樣，美國漢學家只有那幾個，所以美國的問題是，研究什麼題目的時候，大家都研究這個題目。我是搞中國古典文學的，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研究那幾個重點，以前是都研究唐詩，現在都研究六朝，這是好處也是壞處，好處是說得更清楚更透，壞處是太集中。

    我覺得漢學研究里最大的成就是兩個：一個是性別研究，這是革命性的，以前漢學裡沒有，依我看，如果90年代以來，沒有性別研究，漢學不是這樣的走向；第二個是文學史。劍橋大學為什麼要弄中國文學史，書要找讀者，表示西方有讀者了。

 

    人物周刊：西方人對中國的興趣在增加？

    孫康宜：是這樣的。拋開政治，我對中國文化是蠻驕傲的。我們在60年代怎麼搞漢學，美國人都沒有什麼興趣，我現在只要寫一點東西他們都非常有興趣。美國人經常拜託我，這本書能不能翻譯成中文啊。美國人很現實，想到中國有讀者。漢學以前不一定是美國人看得起的東西，現在是平起平坐了。

 

人物周刊：你怎麼看海外華人？

    孫康宜：我不喜歡中國人排斥中國人。有的中國人在海外為了得到工作，希望其他人都得不到。我不是這樣的。我做系主任的時候，聘了不少中國人。中國人排斥中國人是最笨的，這樣的話永遠不會像猶太人那樣成功。猶太人這麼成功，是因為他們互相支持，我們要互相支持才行。

 

人物周刊：有人認為你有耶魯情結，你同意嗎？

    孫康宜：很多人以為我有耶魯情結，其實我沒有。我是普林斯頓大學畢業，在普林斯頓大學東方圖書館當過館長，我也很喜歡普林斯頓大學。我到了耶魯之後，很多出版社都說，拜託你寫耶魯好嗎？寫了幾本書以後，我對耶魯的認識就很深入了。我的性格適合在耶魯。耶魯很大，好像一個大家庭似的。我最喜歡走在路上，沒有人認識我，我可以吃冰激凌。耶魯的校風跟我的想法很像。開會的時候，大家為知識而知識，互相反對還是好朋友，這樣的精神我很喜歡。在耶魯，即使大家不同意你，但是你的學術水準很高，他們也沒有辦法排斥你。因為他們有知識上的自由。這裡也沒有什麼派，一人一派，也就沒有派了。

 

人物周刊：在學術交流方面，你對大陸有怎樣的建議？

    孫康宜：我對大陸最大的建議是：不必太崇洋。我的朋友說，只要是洋人， 到了中國大陸就能混得很好。有些洋人的名字在美國都沒人知道，你花這麼多錢請去，值不值？有的西方人也沒這麼優秀，就像中國文化不是所有方面都是好的一樣。 孫康宜：患難是我心靈的資產免責聲明：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與鳳凰網無關。其原創性以及文中陳述文字和內容未經本站證實，對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內容、文字的真實性、完整性、及時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證或承諾，請讀者僅作參考，並請自行核實相關內容。

 

[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衛毅2011年02月25日發自美國紐黑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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