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世跨越两岸，家族在两岸都遭遇创伤，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教授孙康宜原来一直以为年少时所遭遇的患难是生命中的缺陷，但如今发现：“那才是我心灵的资产”。]

    当天气预报说康涅狄格州的降雪将厚达两英尺时，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教授孙康宜坐不住了。在即将下雪的头一天晚上，她带着行李，让丈夫张钦次开车送她到耶鲁大学，住进戴文坡寄宿学院的招待所。

    在美国，若遭遇恶劣天气，许多学校会选择停课。由于耶鲁的学生大都寄宿校园，在耶鲁300年的历史中，从未因为雨雪而停过课。然而，老师们大都住在校外，比如孙康宜，如果大雪封路的话，她肯定无法从距离耶鲁半小时车程的木桥家中准时前去上课。没有人要求老师们一定要在下大雪时来校上课，但孙康宜觉得自己得这么做。“这是我的个性。”孙康宜说。果然，康涅狄格州降下了多年来罕见的大雪。“我来耶鲁都快30年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雪。”

    “我每走一步，雪几乎都埋到膝盖上。”孙康宜形容积雪“像山坡那么高”。被白雪覆盖的耶鲁校园几乎成为空城。在约克街上，只有几个无家可归的乞丐，喝着咖啡，向她打招呼，让她走路小心。这些乞丐令孙康宜感到温暖，并让她的脑海中突然冒出唐传奇《李娃传》里关于荥阳公子大雪天出外乞食的章节：“一旦大雪，生为冻馁所驱，冒雪而出，乞食之声甚苦。闻见者莫不凄恻。时雪方甚，人家外户多不发。”

    她来到办公室，赶紧翻出书中的这一段落，复印多份，拿到课堂上给学生讲授。适逢新学期伊始，学生们可进出各个教室听课，挑选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孙康宜讲述的《李娃传》吸引了学生。“有一个学生听着我讲，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

    孙康宜坐在纽黑文一家叫Royal Palace的中餐馆里兴致盎然地向我讲述“大雪教书记”时，已经是几天以后，但窗外依旧白雪皑皑。听她描述在白茫茫的雪地中行走的场景，让我联想到她所撰回忆录的书名——《走出白色恐怖》。

 

白色恐怖

在孙康宜家中，她拿出一张小孩的黑白照片给我看，照片的背面用漂亮的毛笔字写着：康宜七个半月摄于北京中央公园。中央公园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此墨迹为孙康宜的爷爷孙励生所留，一直被孙康宜视若珍宝。

    孙康宜于1944年在北京出生。父亲孙裕光在北大做讲师。1946年，严重的通货膨胀让北大发不出薪水，孙裕光在好友张我军的建议下，打算到台湾去谋一份能养活家人的营生。“他们想着，至少可以在台大教书吧。”孙康宜一家和张我军于是登上了远赴台湾的客轮。虽然当时只有两岁，但孙康宜却隐约记得登船的时候，父亲抱着她，张我军抱着她的大弟康成。

    1946年的这次赴台谋生并不是一次惬意的旅行。台大也无法提供薪水，教授日本明治文学的张我军只好开一家茶叶店为生，孙裕光则改了行，成为基隆港务局总务科长。

    孙康宜一家到达台湾之后的翌年，2月27日，台北一位烟贩遭到国民政府缉烟人员的殴打引起纠纷，并闹出人命，导致台湾人2月28日对外省人的暴动，国民政府出兵镇压。暴动中，据说有三万多人丢掉了性命。父亲孙裕光是天津人，母亲陈玉真是台湾人，所以当台湾人杀外省人的时候，他们要躲起来，当外省人杀台湾人的时候，他们也要躲起来。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不久，台湾的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在鹿窟组织当地乡民，引发“鹿窟事件”。“鹿窟事件”的一位领袖是孙康宜的大舅陈本江。“我直到1995年才知道大舅和鹿窟事件的关系。”孙康宜说。

    1950年，保密局来人将孙康宜的父亲孙裕光带走，让他说出陈本江的下落。孙裕光并不知情，但仍被判了10年监禁。“这已经是最轻的处罚了，我父亲在监狱里经常看到，许多人被拉出去之后，接着就是一阵枪响。”

 

语言之困

    “我父亲是一口京片子，我说话有台湾腔，如果同时听我们俩说话，可能别人不知道我是他女儿。”孙康宜坐在书房里对我说。书房的名字“潜学斋”是他父亲所写。

    父亲的入狱对于时年6岁的孙康宜刺激非常大。“这就是美国人讲的trauma(创伤)，让我得了失语症。我自己原来也是京片子，可能只有几天的时间，我把京片子全忘掉了。我后来只会说台湾话，过了两年，台湾推行国语，我才又学了一口的台湾国语。”

    孙康宜一家搬到了高雄林园乡下，上小学的时候，她由于一口台湾国语而被外省人笑话。她开始陷入语言的困境。“事实上，我既是外省人，也是台湾人，然而，当时在台湾的学校和机关里，正确的北京话‘国语’代表着高位文化对低位文化的排斥。”

    孙康宜开始变得沉默，害怕说话。她的成绩很好，考第一名是家常便饭。有一位和她竞争的同学曾经给她写了一张字条：“希望你有一天能把台湾口音改好。”她看了字条后哭了半天。一位来自浙江的同学安慰她：“台湾腔没什么不好，你不要听她胡说。伟大的‘蒋总统’不也有很重的浙江口音？”

    孙康宜开始逃避母语，苦读英文，希望将来能离开台湾，去美国。高中毕业的时候，她获得了保送的机会，她选择的不是大多数人向往的台湾大学，而是东海大学。她的理由是：“东海大学英文系里的教师全是美国人。”

    1968年，孙康宜移民美国，直到那个时候，她才开始摆脱困扰着自己的语言阴影。“在美国，我发现到处都说着不同腔调的英语。”在英语世界里，孙康宜获得了表达思想的自由，这时她才发现，原来自己是一个爱说话的人。更令她感到惊奇的是，她在多年之后到大陆做演讲时，有人称赞她的“普通话”说得比许多中国人还要好。

 

回不去的故园

1978年，中美宣布正式建交，次年孙康宜途经香港，第一次回到大陆。“我从香港坐火车到广州，经过边界时，发现有中国军人站岗了，眼泪就流了下来。”时隔三十多年，说到这儿，孙康宜还是止不住掉眼泪。

    此番大陆之行，是一场接一场的眼泪。有台湾亲戚关系的大陆人在1949年之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命运可以想见。孙康宜在大陆的叔叔被批斗时，批斗他的人对他说，你哥哥在台湾政府里当高官，并且为蒋介石开过飞机。孙康宜的爷爷孙励生则早在1953年，就因为自己的儿子在台湾而失去了工作，最后投河自杀，连尸首都没有找到。

    “真是很讽刺，我们家在两岸都受迫害，这是一个悲剧的时代。我以前心里曾经很伤心：中国为什么要变成两个，为什么毛泽东跟蒋介石没办法相处，使得两边的人都受害。”

    上世纪60年代，孙康宜刚到美国留学的时候，对毛泽东的崇拜在校园里非常流行。“美国大学那个时候的左派特多，许多台湾来的学生一接触到大陆的东西就变成左派。我当时研究西方的英雄主义者，也有同样的想法，但后来就越来越不喜欢政治了。”

    同样是在1979年，孙康宜的父亲也回了一次大陆。“我父亲回来之后很伤心，因为他所认识的中国很不一样了，他是文化人，发现文化不见了，他后来再没回去。”

    孙康宜自己也没想到，她再次回去，已经是16年之后的事情。1995年，北京举办的国际大专辩论会邀请她去做评委。孙康宜打电话请教了她的朋友苏炜。“我从大陆出来，对大陆的现实有些批评，但对海外学者，我很鼓励他们到中国去。他们回去，会对中国有很好的影响。”如今在耶鲁执教的苏炜说。

    于是，我们在1995年北京国际大专辩论会上听到了主持人杨澜对一位评委的介绍：耶鲁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主任孙康宜教授。

 

在美国的写作

    从1991年到1997年，孙康宜做过6年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主任，是耶鲁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女系主任。“在美国做系主任没什么的，只是为大家服务。那个时候，耶鲁东亚系的教授也只有我一个女的。女华裔的确还没有做过系主任，自己觉得一定要做好。这里没有人希望做系主任，累嘛，谁愿意呢？

    我自己做系主任的时候写的都是短篇，简直都没办法写大本的书。做了6年系主任之后，校长又找我，我说我绝不要再做了。”

    2004年，当剑桥大学出版社找孙康宜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时，她拒绝了。“别人也跟我说不要做，做了会累死的。我说了‘NO’之后觉得很不舒服，因为这会让别人失望，也让自己失望。最后还是答应做这件事， 但是请了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教授与我共同当主编。”

    两块厚砖一样的《剑桥中国文学史》英文版已经在2010年面世。“这部文学史主要是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学。”孙康宜说。

    “我以前对中国文学没有兴趣，一心想读的是英美文学，到美国后反倒开始寻根，转向比较文学，再后来是东亚文学，最后是汉学了。”她为自己学术轨迹的曲折而感到奇妙。

    命运的起伏转折也同样奇妙。1974年，孙康宜在普林斯顿大学第一次见到张我军的儿子张光直。此时张光直已是哈佛大学著名的考古学家。多年后，张光直的自传《番薯人的故事》给了孙康宜诸多启示。于是，沉默多年的她也写出了自传《走出白色恐怖》。

    许多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开始拿起纸笔，留下自己的记忆。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评价这一现象时说：“1980年代以来，记忆台湾成为重要的文化工程。过去政治、宗法的旧账要如何清理？死者已矣，幸存者要如何召唤亡灵，重新体会难以言说的创伤？更重要的，这样的创伤要如何启发我们有关暴力、正义，与救赎的教训？”

    2006年，时隔五十多年，孙康宜家人获得了父亲当年坐冤狱的赔偿，此时，她父亲已年高87，次年去世。(她母亲早已于1997年去世)“在台湾有过我这样经历的人，会很恨国民党，这种恨甚至超过对日本人的恨，但我不恨他们，可能因为我是基督徒。9岁那年，我在台湾听到一位牧师说过，要爱你的敌人。”

    孙康宜并不认为《走出白色恐怖》是控诉文学和伤痕文学，她把这本书定义为“感恩”之书。“对于那些曾经给我们雪中送炭的朋友和亲人，我的感激是一言难尽的。那些善良的人大多数是被世人遗忘的一群，他们也一直承载着复杂的历史政治纠葛，因此我要特别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

    孙康宜原来一直以为年少时所遭遇的患难是生命中的缺陷，如今发现，“那才是我心灵的资产”。

 

对话孙康宜

人物周刊：1978年，你父亲从台湾来美国，蒋经国曾帮过忙？

    孙康宜：当年我让父母申请来美国，母亲顺利通过，但父亲坐过10年牢，没被批准。父亲当时患病很重，我写信给蒋经国，他其实已经同意让我父亲从台湾来美国，但他底下的人不让，把这件事情压着。我的先生张钦次为了这个事情跑了台湾一趟，到处钻，后来在侨委会发现批示文件被压在了底下。这些官员可能想，你还出国，我都不能出国你还出国。台湾和大陆不太一样的是，即使在我父亲坐牢的这种情况下，我还得过中山奖学金、陈果夫奖学金。台湾有一个地方没有失掉，就是传统文化，在读书方面，台湾还是很公平的。

 

    人物周刊：你一半是外省人，一半是台湾人，你眼中的“台湾人”是怎样的？

    孙康宜：我小时候因为讲台语，受过很多欺负，所以我很同情台湾人。我希望大陆人也能同情台湾人。他们曾经是日本人(的臣民)，因为清朝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他们只会讲日语。国民党来台后，却不准他们讲日语。有人问过我，台湾人怎么这么不要脸，日本人把他们当做第二等公民，他们现在还喜欢日本人。我做了这方面研究之后完全了解了。

 

    人物周刊：大陆、台湾和美国，哪些方面是你喜欢和不喜欢的？

    孙康宜：大陆现在像暴发户，对钱看得比较重。美国其实是不太注重钱的，许多美国人很朴素。美国也有很多坏处，比如枪支没有管制，这让我很害怕。台湾也变了，你看电视上就知道。我四十多年前到的美国，现在的大陆有一点点像四十多年前的台湾，喜欢在美国拿学位，托福、GRE的分数考得很高。我那个年代，如果拿了美国的学位回台湾，很多工作等着你。现在，台湾人不想来美国，他们来美国拿了学位回去可能还得不到工作，因为在台湾有派系。大概在1992年之后，我招的学生里就很少有台湾来的了。我一直希望有台湾的学生，但好的学生不怎么申请，申请的也不一定是最好的。

 

    人物周刊：如何看待海外的汉学研究？

    孙康宜：以前美国人和欧洲人看中国文化的时候，把它当做博物馆里头的东西。现在慢慢地全球化，当然美国还是不太一样，美国汉学家只有那几个，所以美国的问题是，研究什么题目的时候，大家都研究这个题目。我是搞中国古典文学的，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研究那几个重点，以前是都研究唐诗，现在都研究六朝，这是好处也是坏处，好处是说得更清楚更透，坏处是太集中。

    我觉得汉学研究里最大的成就是两个：一个是性别研究，这是革命性的，以前汉学里没有，依我看，如果90年代以来，没有性别研究，汉学不是这样的走向；第二个是文学史。剑桥大学为什么要弄中国文学史，书要找读者，表示西方有读者了。

 

    人物周刊：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在增加？

    孙康宜：是这样的。抛开政治，我对中国文化是蛮骄傲的。我们在60年代怎么搞汉学，美国人都没有什么兴趣，我现在只要写一点东西他们都非常有兴趣。美国人经常拜托我，这本书能不能翻译成中文啊。美国人很现实，想到中国有读者。汉学以前不一定是美国人看得起的东西，现在是平起平坐了。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海外华人？

    孙康宜：我不喜欢中国人排斥中国人。有的中国人在海外为了得到工作，希望其他人都得不到。我不是这样的。我做系主任的时候，聘了不少中国人。中国人排斥中国人是最笨的，这样的话永远不会像犹太人那样成功。犹太人这么成功，是因为他们互相支持，我们要互相支持才行。

 

人物周刊：有人认为你有耶鲁情结，你同意吗？

    孙康宜：很多人以为我有耶鲁情结，其实我没有。我是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在普林斯顿大学东方图书馆当过馆长，我也很喜欢普林斯顿大学。我到了耶鲁之后，很多出版社都说，拜托你写耶鲁好吗？写了几本书以后，我对耶鲁的认识就很深入了。我的性格适合在耶鲁。耶鲁很大，好像一个大家庭似的。我最喜欢走在路上，没有人认识我，我可以吃冰激凌。耶鲁的校风跟我的想法很像。开会的时候，大家为知识而知识，互相反对还是好朋友，这样的精神我很喜欢。在耶鲁，即使大家不同意你，但是你的学术水准很高，他们也没有办法排斥你。因为他们有知识上的自由。这里也没有什么派，一人一派，也就没有派了。

 

人物周刊：在学术交流方面，你对大陆有怎样的建议？

    孙康宜：我对大陆最大的建议是：不必太崇洋。我的朋友说，只要是洋人， 到了中国大陆就能混得很好。有些洋人的名字在美国都没人知道，你花这么多钱请去，值不值？有的西方人也没这么优秀，就像中国文化不是所有方面都是好的一样。 孙康宜：患难是我心灵的资产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凤凰网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卫毅2011年02月25日发自美国纽黑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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