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億萬華民》 譯友會 編校/亦文
引言
十九世紀的赴華宣教士從西方來到東方，經歷了各種“文化衝擊”（cultural shock），其中絕大部分來自中國社會本身的風俗，甚至惡俗，而他們很快發現有一種惡俗，竟然與英國有關，那就是“洋土之禍”。面對來自中國和英國兩方面的黑暗勢力，宣教士們沒有保持沉默。幾乎每位赴華宣教士都會在家信和報告中揭示鴉片上癮的可怕真相，並指出英國這個所謂的“基督教國家”在其中扮演的可恥角色。本文特將《億萬華民》（China’s Millions）中刊登於1877年12月號的《中國的鴉片》和1878年2月號的《我們與中國的鴉片貿易》兩篇文章匯編在一起，展現當年赴華宣教士們為了中國的利益和福音的好處在西方所發起的“禁煙運動”。第一篇較短，重印了1877年5月在上海舉行的宣教大會期間，專門委員會所提交的專題報告；第二篇較長，因為是轉載一份1877年英國出版的公益宣傳小冊子。兩篇文章都引用了同時代人的一手資料，又高舉聖經原則，直抵信徒良心，堅持社會公義。雖然時隔140年，仍然發人深省。
一、《中國的鴉片》[1]
很少有人比長住中國的宣教士更有機會認識到，在那片土地上鴉片的使用乃是何等可怕的一個咒詛，並對宣教事工造成了何等嚴重的阻力。
一想到英國在這件事上應當承擔的責任，實在令人無地自容、憂心如焚。在上海召開的重要宣教大會上，這一問題被提出討論，並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探討應該採取何種行動。委員會隨後上呈以下這份報告，並被大會採納。參與這次會議的百餘名宣教士中，包括英行教會（CMS）、倫敦傳道會（LMS）、長老會、衛理公會、偕我公會（Methodist Free Church）、聖經公會（BFBS）、中國內地會（CIM）以及德國和九大美國差會。作為眾多宣教士們推敲參酌而成的判斷與表述，這份報告所涉內容，完全值得每一名基督徒最迫切地代禱與關注。
宣教大會採納的報告：
吸食鴉片在健康、道德以及社會等各層面都是高度有害的。
鴉片貿易，雖然現已解禁，但是不僅對中國，而且對印度、英國以及陷入其中的國家都危害深重。尤其重要的是，無論從過去的歷史，還是目前的嚴重程度來看，鴉片貿易在中國人的觀念中所造成的懷疑和敵意，已成為基督教事工最強大的阻礙。本次大會最急迫的訴求，便是能夠在嚴格控制的醫學藥用之外，迅速抑制這一貿易。
我們完全清楚廢除這項貿易會在商業和金融方面帶來的困難，也不會貿然嘗試提出任何解決方案，但本次大會對於此事的莊嚴信念，一如既往：“道德錯誤之事必然政治不正確。”（Which is morally wrong cannot be politically right.）
除了嚴謹無誤的信息傳遞以外，大會相信在英國反對鴉片貿易的同工們此時最實際和最有效的方法，應該是在種植、生產以及買賣鴉片方面，致力於切斷與印度政府直接的關係，以及反對任何阻止中國政府在管理、限定和抑制本國鴉片吸食和鴉片貿易的合法努力的企圖。
最後，本次大會急迫地呼籲所有基督教會熱切地禱告，求神大大使用他的器皿，迅速止息這一巨大的邪惡，並使他們的正義之聲清晰懇切地直抵英國的良心，並喚醒其他基督徒民眾和政府的良知。
以下羅列的，乃是一些可憐的受害者，用他們自己的表達方式所發出的呼求，組成了本報告感人的續篇——
廣東周邊鄉村深受鴉片之害的婦女們的公開聲明：
我們這些受盡煎熬、萬分苦惱的婦道人家作此公開聲明，實為情辭迫切的泣血控訴，跪求各村能擬定法規、頒布禁令。
我們在豆蔻年華嫁到婆家，從未挨餓受凍；然而，自從我們的丈夫和兒子們開始吸上鴉片，我們的孩子們，原本衣冠楚楚、男穿紅女着綠，轉瞬之間都變得衣衫襤褸，堂皇考究的門廳和大宅也全被煙霧籠罩。原來頂門立戶的當家人們，現在卻墮落到形同乞丐。床上缺被，鍋里少糧；飢無食，凍無衣。這的確是鴉片惹的禍。我們悲憤填膺，血淚交織，難以言表。
我們一直把你們這些老師[2]當成全村的希望。我們下跪懇求你們能親掌此事，四處告誡村民，不要花錢買罪受，傷害自己和家人，這樣，我們的男女老少才能得以存活。若能如此，福澤所被豈止千家萬戶。婦孺皆要歡呼，村民都將雀躍。
老年工匠對鴉片吸食問題的聲明：
我們這些上了年紀的手藝人已經被逼到了求生不能的境地，如此赤貧、疾苦、悲惻和痛苦完全是拜鴉片所賜。我們巴巴地乞求你們，老師們啊，可憐可憐我們這些窮人，在各村中設立法規禁止鴉片吧。
對我們來說，咸豐皇帝在位的時候，我們還可以憑手藝養活自己，到了同治年間，生計就開始艱辛了。為什麼呢？因為咸豐年間，從英統區運來了八九萬箱煙草，同時從中國流出的錢財有五千萬之多，單從廣州就流失了一千八百萬。
不僅如此，癮君子們，一旦開始吸食這種洋煙，往往因而沉溺於嫖娼和賭博，廣州每年因此浪費的金錢不下幾百萬——一年年下來，外流的金銀加上揮霍的錢財，合計損失超過兩千萬。這種情形下，還能剩什麼錢下來做合法生意呢？
在生意和買賣都如此慘澹的情況下，我們這些上了年紀的手藝人又怎麼可能有活干呢？
鴉片造成的傷害可以說是最苦痛、最致貧、最悲慘和最狠毒的。我們下跪泣求老師們，為各方面的原因懇請村民不要把鴉片買進村里來，並懇請村中管事的能夠禁止鴉片的吸食。這樣，錢才會回到村里來，買賣也會慢慢復興，我們手藝人也可以漸漸吃飽穿暖。當村子富起來，村民們也就富起來了，手藝人也就不會再衣衫襤褸、形同乞丐。這樣，所有的城鎮鄉村、男女老少都會真心歡欣。[3]
二、《我們與中國的鴉片貿易》[4]
伍爾夫漢普頓（Wolverhampton）的撒母耳•S•曼德（Samuel S. Mander）先生以“我們與中國的鴉片貿易”為題，將他自己撰寫並曾刊登在當地報紙上的一系列信件整理成冊，重新發表。對所有宣傳這種貿易的可怕的努力，我們都非常歡迎。許多人對販賣鴉片的不道德性只具隱約模糊的概念，通常民眾對這一罪惡的可怕程度都認識不足。一旦普及這一認識之後，英國的基督徒就會以無法抗拒的呼聲，要求英格蘭的國名與這可怕的罪孽永遠斬斷關聯。我們母國之人的貪婪之心實已無以復加（所有關注這個問題的人都有同感），但相比之下，中國鴉片吸食所導致的後果更為糟糕，而我們作為一個民族要承擔主要的責任。神難道不會因此鑑察我們嗎？我們懇請讀者們盡己所能地全面了解這個問題，並常常為此禱告。不幸的是，已造成的傷害覆水難收，中國受苦的日子遙遙無期。從人類的角度而言，還將有數百萬人肯定會淪為這一可怕咒詛的受害者，受盡摧殘、悲慘地死去。我們認為，即便這一貿易能在我們英國方面馬上叫停，也無法改變這一趨勢，我們豈非應有更多的理由抓緊時機、竭盡全力地阻止我們的國民參與這一罪惡貿易？在得到曼德先生的許可後，我們榮幸地將以下這些信件轉載如下——
第一封信：鴉片貿易的歷史
先生，即使很多人對英國政府在印度和中國之間經營的鴉片貿易略有所知，但我確定，大多數英國人其實並不清楚這一貿易的實質；不清楚該貿易對中國百姓造成的災難有多麼可怕；對於我們向這些地區應當承擔的首要責任，一無所知；也不清楚，我們若不悔改並立即摒棄這一惡行的話，會有什麼樣的報應等待着我們的母國。我敢肯定，以上種種英國同胞都不知道，不然他們一定會憤然興起，要求逆轉這一空前絕後的邪惡政策。
所以我提議，將這些真實可靠的事實收集起來向您的讀者呈現，讓他們從中形成自己的觀點，對販賣鴉片一事做出與英國公民身份相符的回應，因為鴉片專營權所及之地，也是政府職責所在之地。
鴉片的販賣是被英國政府壟斷的貿易，從印度的罌粟種植和鴉片生產，到印度、中國和所有英國可涉足的東方國家的銷售都由英政府一手掌控。這是一種利潤豐厚的買賣，讓不少商人大發橫財，也占據了印度政府的大額稅收，滋潤了英國國庫。英女皇政府本身便是整條貿易鏈的締造者：提供土地，向種植工人放貸，收購併儲藏各地出產，並把鴉片在加爾各答定期拍賣給經銷商，由他們出口到中國。貿易所得都需上交帝國國庫。用來種植鴉片的土地面積完全由英帝國決定，換言之，視政府財政需要而定。
英印政府為什麼會獲得這種不合常理的地位，成為鴉片種植和銷售的壟斷者？“正如食鹽壟斷一樣，鴉片壟斷乃是我們的戰利品之一。1757年，克萊夫（Clyde）[5]在普拉西（Plassey）戰役[6]中取勝，鴉片專賣權連同莫臥兒帝國（great Mogul）[7]其他價值連城的產業一起落入東印度公司手中。那時鴉片的收益相對而言並不大；但在東印度公司接手之後，利德賀街（Leadenhall Street）[8]長袖善舞的‘皇商’們很快就發現了鴉片貿易蘊含着巨大的商機。”經過短暫的分包之後，公司董事們開始親手管理這項貿易，從此以後，政府便開始直接掌管鴉片營銷的全盤運作。
東印度公司向中國出口鴉片實際上是從1773年開始的，那一年他們在澳門建立了一座倉庫。早在十七世紀，中國就開始進口鴉片了，但數量受到嚴格掌控，所造成的損害也微不足道。那時的鴉片貿易尚屬合法。1768年之前，每年的進口量很少超過200箱，貿易鏈則掌握在葡萄牙人手裡。嗜好鴉片者增加以後，1776年全年的進口總額達到了1000箱。1781年，時任印度總督的沃倫•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9]經過身邊咨委會的一致同意，特許一艘商船到各國港口銷售，但是特別鎖定中國諸港。十五年後（1796年），吸食鴉片在中國造成的惡果已經惡名昭彰，以至於嘉慶皇帝決心徹底根除這一惡習。從此以後，鴉片只能走私入華。然而，在中國人對鴉片的貪念和我們對他們的白銀的貪念之間，這一邪惡買賣的規模飛速擴展。
“這種違禁的貿易之所以沒得到法律的懲罰，是因為中國執法部門的嚴重腐敗。”（語出自下議院1783年的報告）鴉片商一擲千金，隨手行賄。中國政府雖然抗議，但都以無效告終。對金錢的貪婪勝過了對刑罰的畏懼。印度繼續向中國供應這一致命的毒品，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將之擋在國門之外。
沃倫•黑斯廷斯特許的第一艘鴉片商船上配備了大炮和士兵；鴉片貿易從起初便伴隨着武器和暴力，並如此延續至今。東印度公司在母國的董事們對這樣的交易方式予以強烈的譴責，這也一度成為1786年對黑斯廷斯的著名聆訊之一。但董事們很快改變了想法；鴉片貿易的利潤太高，令人難以抗拒。既然為了和中國政府打交道而需保全自己高尚的名聲，這樣的貿易就只能偷偷進行，但始終非常活躍。
到了1820年（那時走私到中國的鴉片已經增加到5147箱），東印度公司對販運鴉片這一商品的喜愛越發不可收拾，並且不容任何人分一杯羹。於是公司努力擴大貿易規模。在1833年東印度公司的壟斷被取消之前，每年進入中國的鴉片達到兩萬箱，每年貿易額接近三百萬英鎊，超過了中國向英國賣茶葉的總貿易額。
1834年，東印度公司不再獨享在中國海域的貿易資格；鴉片貿易全面開放，幾乎所有在華商人，無論是本地人、英國人、歐陸人、美國人、印度人，都參與進來，完全不顧中國政府不斷懇切重申的抗爭。到了1838-1839年，我們走私到中國的鴉片超過了三萬五千箱。中國政府因而開始採取進一步措施遏制鴉片貿易，此舉激怒了英國，於是兩國之間爆發了兩場既殘忍又可恥的戰爭（1839-1842年間和1857-1860年間）。
第二封信：鴉片貿易的本質
先生，我們現在要知道，這項讓我們大大犧牲了原則和名譽卻仍欲罷不能的賺錢買賣的本質，究竟是什麼呢？我們從一開始就知道，在印度的鴉片種植區，我們自己的國民所犯的一半罪惡都可以追溯到這種毒品的食用。所以當我們聽到在中國發生的相關傳聞也應不足為怪：“這種當受咒詛的貿易，販賣的是一種殘害身心的毒品，每年數百萬同胞為之喪命。事實上，種植的人和吸食的人同樣會成為鴉片的俘虜，失德並毀滅。”為了證明此事，我不得不用一系列的見證，向編輯先生呈明事實。若非這些證詞來源絕對可靠，勢必令人難以採信。[10]
1、歐裔宣教士們的見證
慕維廉牧師（Rev. William Muirhead）在中國事奉多年、遊歷甚豐，他在1870年寫道：“各地煙毒盡皆猖獗，蠶食着這個國家的國脈。”麥都思博士（Dr. Medhurst）說：“奴隸制度所帶來的劫難和死亡，都未必能超過鴉片貿易。”作為聖經公會的代表偉烈亞力先生（Mr. Wylie），在中國各地旅行不下二十五年，他說：“吸食鴉片無疑是最為摧殘中國的惡習，這一風氣若無法得到控制，這一泱泱帝國將在道德和體魄兩方面都遭到徹底的毀滅。”著名宣教士和旅行家休先生（M. Hue）說：“除了罕見的例外以外，其餘的癮君子都經歷了閒懶、放蕩、貧困、病弱，道德和智力衰竭等一系列階段，最後直奔死亡。”
著名的漢學家和作家衛三畏博士（Dr. Wells Williams）在他的《中國總論》（Middle Kingdom）[11]中提到鴉片癮君子時說：“可憐的受害人咽喉焦渴、灼燒難忍，只有再來一口，才稍得緩解，如此循環往復、一步步墮落，直到滅亡。脫離煙管的時間一旦太長，犯癮者就會出現暈厥、虛脫、兩眼流淚的症狀；如果完全得不到毒品，就會全身發冷，疼痛難忍，腹瀉不止，直至死亡。”
最近被《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稱為當前在世者中最了解中國的歐洲人的理雅各博士（Dr. Legge）如此說：“鴉片吸食在中國人身上造成的惡果是毋庸置疑的。所謂有百害而無一益。我聽到過有些外國人試圖為此狡辯，但我從來沒有聽到任何中國人這麼說過，也從未在自身吸毒成癮的人口中聽到過讚美之詞。”不僅如此，“吸毒會普遍地剝奪人的品格，對身體方面的影響向來也都屬傷害性的。若家裡有錢，飲食豐潤，身體的衰弱相對慢一些。鴉片在窮人中造成的毀壞是最觸目驚心的，吸毒者身體變得極度羸弱，正如中國人所說的‘面色如土’。你告訴他吸毒就是自殺、羞辱父母、毀妻滅子，他都承認，但就是無力自拔，以貧弱之軀繼續直奔黃泉”。
德貞醫生（Dr. Dudgeon）是一位在北京行醫的宣教士，每天都有充足的機會發現鴉片的毒效。他也證實說，鴉片正在逐漸摧毀中國人繁衍後代的能力。美國的馬爾科姆牧師（Rev. Howard Malcolm）[12]說：“鴉片貿易之可怕實在難以描述，英屬印度政府乃是這一可憎買賣的主要幫凶，實在是十九世紀的奇事之一。驕傲地宣稱反對奴隸貿易的英國精英代表們，因而承擔了比任何其他基督教國家都更深遠、更黑暗的污點。”
2、駐華英國官員們的意見
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義律（Captain Elliott）在1839年11月的正式文書中寫道：“如果我個人任何的感受不會對公共性的重要議題產生影響的話，我或會說句公道話，對於在中國沿海這一強制性的貿易所帶來的羞恥與罪惡，沒有人會比簽訂這份加急公文的人更能感受到可憎。我覺得這跟海盜行為並無兩樣，作為一名公職人員，我已堅決地在自己權利範圍內、用一切合法手段反對此事，即便犧牲我過去多年在社會上所得的個人享受也在所不辭。”
1871年，阿禮國爵士（Sir Rutherford Alcock）在英國下議院接受監察時被問道：“你以往的經歷是否與之前的證詞相符，亦即中國人是否都承認吸食鴉片有害？”他回答道：“毫無例外。我覺得所有抽鴉片煙的男人自視為道德罪犯。當一個男人耗盡了自身和家庭的一切財產，為了能繼續滿足自己的毒癮，我想他會落到無惡不作的境地。與其忍受毒癮發作的折磨，不如典妻鬻子、變賣家產，最終為此偷盜殺人也在所不惜。凡此種種，催生犯罪，造成極大的社會性災難。”
接下來，我還要加上長期定居廣州的美國紳士金先生（Mr. King）在1839年的證言，他說：“在將近四十年的時間裡，英國商人在東印度公司的引導下，推行了一種踐踏中國最高法律、侵犯中國最大利益的貿易。這一趨勢愈演愈烈，不僅擾亂中國的貨幣，還腐化中國的官員，並毀害了無數中國平民。這一貿易也開始與該國政治掛鈎，令政府蒙羞、惡兆頻仍；與以斧頭和地牢為基準的懲戒法典掛鈎；與人的內心掛鈎，令百姓在私生活中喪失資產、美德、尊榮和幸福。中國的三教九流，從天潢貴胄到鄉間草民，都深感其害。從上流社會敗落到社會底層的例子屢見不鮮。朝報[13]中常能看到這樣的證據，朝廷為了維繫體面，常將鴉片吸食者公布姓名，令其身敗名裂，即便是皇室家族成員也不例外。”
威妥瑪爵士（Sir Thomas Wade）是我們的駐華全權公使，他在寫給政府的信中說：“除了我們在母國譴責的杜松子酒和威士忌酒的濫用外，我想不出更恰當的比方來思考中國的鴉片濫用習俗。就國家層面而言，中國鴉片問題的有害程度遠遠超過了英國的酗酒問題。我沒有聽說過有任何根本性的療法。我所知道的所有癮君子，德行和健康都在每況愈下。”
1858年奧地利駐巴黎的大使哈布納（Baron Hubner）曾經寫道：“在我看來，鴉片貿易很不道德，因為這種貿易將一種毒品包裝好賣給一國之民，其有害程度難以估量。”
已故英國駐廈門領事李先生（Mr. Lay）[14]曾寫道：“鴉片正在挑斷中國的腿筋（hamstringing）。”
中國問題最高權威之一喬治•斯當東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15]，如此表達自己的觀點：“凡有人性者，希望從印度廣闊肥沃的田野中獲取的經濟利益，乃是取自對人類有益的農產品，而不是無論如何極力狡辯或掩飾，都毫無疑問地把人類引向身心俱焚的毒品。”
梅傑里班克斯先生（Mr. Majorihanks）是東印度公司駐廣州選舉委員會主席，他在多年前寫道：“凡有人性者，看到我們繼續把這一黑暗劇毒的藥物投入人類幸福的源頭，都會覺得這個令人痛苦的議題，所製造的悲慘和墮落幾乎令人難以置信。”
卡恩（M. Carne）在1870年1月15日的 《兩個世界的回顧》（Revue des Deux Mondes）上如此發表：“我覺得世上從未有過比鴉片帶來的災害更可怕的東西了，歐洲人曾利用酒精消滅野蠻人，瘟疫也曾毀滅過一個國家，但這些都不能跟鴉片相提並論。”
本傑明•布羅迪爵士（Sir Benjamin Brodie）所擬定，並由24位傑出內外科醫生聯名簽署的“觀點”是：“我只能認為，推廣把鴉片當作奢侈品使用的風氣，已經引發了一場對人類最嚴重的災難。”
然而，在對這個問題下定論之前，必須提出的另一個證詞，就是英國下議院鴉片貿易特別委員會在1876年的報告中所說的：“鴉片貿易造成的不道德後果是無可爭議的，且與該貿易的存在不可分割。”
3、這一可怕惡習的泛濫程度
就拿寧波舉例，這個城市四十萬人口中，就有兩千七百多個鴉片煙館，亦即每148個人就有一館，或者說平均每三十個男人就有一館。在蘇州，據說百分之七十的成年男性都在吸鴉片，公共娛樂場所便有超過五千盞鴉片燈在冒煙。請勿以為這是平均數，這些無疑都是特例。
在北京醫院最近發表的一份報告中，德貞醫生（Dr. Dudgeon）[16]估計，中國成年男子吸食鴉片的比例在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之間，但在城市人口中，他的估計達到了百分之四十到六十。
對於中國的統治階級，休先生（Mr. Hue）寫道：“中國官員們自己首先知法犯法，司法部門也不例外，百姓當然會隨之效法。我們走遍神州，所到之處，只見過一個仲裁庭不會對公開抽鴉片者有罪不罰。”維多利亞主教包爾騰博士（Dr. Burdon）[17]也證實了這一點，他向我們確認：“舉國上下，幾乎沒有不吸鴉片的人，就算內閣也不例外；中國上一任皇帝（同治）也是在而立之年死於鴉片。”他說“毫無疑問，鴉片正在蠶食該國百姓的血脈。”
經商多年的奈益先生（Nye）[18]說到，他42年前來到廣州，當時十大行商中，迄今已有九個家族因為毒癮而敗落。“醫生們覺得治好鴉片患者毒癮的希望越來越渺茫，這實是令人悲傷的重要事實。在早期醫療宣教事工中，大家相信有些癮君子被治好了。但現在醫生們的口氣已經變了。在1869到1870年間，有153名鴉片患者從寧波一家戒煙所康復出院。但在隨後八個月內，除了兩個人以外，盡皆毒癮復發再度沉淪。”這就是鴉片貿易的本質。
上面這張圖片是我們在這一期刊發中國反鴉片協會（Chinese Anti-Opium Society）系列圖片之一。圖中這位癮君子者穿着尚為體面，身體也還豐腴，他可憐的妻子跪地央求他不要再接觸這一災難性的惡習，他的兒子拿着可怕的煙管跑下台階。年老的母親拄着拐杖走過來，向兒子哀哭懇求——她第一次發現這樣的規勸已是白費功夫。對已經上癮的人來說，利益、責任、親情、名聲，都是那麼蒼白無力，根本無法將他從下坡路上挽回。這家人的前景真是令人心痛：丈夫註定會陷入貧困羞恥、英年早逝；他的妻子註定會被拋棄，小孩必淪為乞丐，他的老母也定傷心欲絕。但這一切又如何呢？我們在印度的稅金必須得到保障！
譯後記
由於首位赴華宣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為了取得合法居留，只能在當時壟斷中英貿易的東印度公司出任譯員，福音與鴉片從此形成了百口莫辯的複雜關係，中國人接受基督信仰多了一重阻礙。筆者十多年前對這一問題進行探索反思，在2007年的《海外校園》（83-85期）上連載《第三隻眼看鴉片戰爭》一文，也常被轉發，可見很多基督徒和慕道友都在關注和思考這一護教性問題。香港學者黃智奇更是以此作為他的博士研究課題，並推出《亦有仁義——基督教傳教士與鴉片貿易的鬥爭》一書，分享他的研究成果。國內學者周寧的《鴉片帝國》則用東方主義的視角剖析了洋煙在晚清泛濫的“中國因素”。赴華宣教士在反對鴉片一事上主要從三方面着手：反對鴉片貿易，反對吸食鴉片，治療鴉片癮君子。由於專門論著已有很多，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延伸閱讀，筆者在此只能簡短回顧一下歷史上中國內地會對鴉片問題的回應和行動。
有一種學術慣例，把內地會歸為只傳福音的基要派代表，把另一些差會歸為關心社會問題的自由派代表。這樣的分類雖然有助於快速記憶，但在實例分析時則顯得簡單粗暴，不符合史實。耶穌基督的福音乃是整全的，不僅讓一個人靈魂得救，也更新建造他的品格性情，讓他愛惜聖靈的殿——自己的身體，並且，最終神要讓我們的身體復活，穿上那“靈性的身體”，得着那“屬天的形狀”（參林前15:44、49）。戴德生的家族原是循道會會友，而衛斯理創辦的循道會非常注重社會公義。鴉片所造成的傷害，讓所有在華宣教士都痛心疾首。戴德生作為醫療宣教士，不僅致力於中國人的靈魂得救，也關切中國人的身心健康。1888年第三屆國際宣教大會在倫敦召開，特別為對中國的鴉片貿易和對非洲的酒精貿易延期一天作專題討論。那一天（6月20日），戴德生在發言中說：“我在中國事奉已經超過三十年，深深確信鴉片貿易在一周之內對中國所造成的禍害，比各宣教差會在一年之中所帶來的福祉更多！”當有人為鴉片貿易辯護的時候，他又有力地反駁：“我不認為擺在面前的公理是，英國付不起行善的代價；現在我要說的是，英國付不起行惡的代價！”最後他提出的動議獲得與會128個差會1579位代表的共鳴：“本大會在此，義正嚴辭地表達我們的看法，呼籲政府竭盡所能全面壓制邪惡的鴉片貿易，否則不足以為那已造成並繼續造成的，對中國人民身體、道德與社會罄竹難書的禍害擔負起責任。”會後，很多教會將每月第一個周三定為反鴉片貿易禱告會，一度有三千多人參加這樣的集體禱告會。這次會議，對整個英國教會的國際道德甦醒，以及國會議案的積極發展，都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19]
戴德生的妹夫，海班明（Benjamin Broomhall）更是一位熱心公益的基督徒。他在加入內地會之前，就以義工的身份積極投入反奴隸制協會（Anti-Slavery Association）的事工，一干就是近二十年。後來美國南北戰爭的結束，奴隸制在西方國家逐漸式微，反奴運動人士，開始轉向反鴉片運動。1875年，海班明成為內地會英國總部的幹事，不久又接手《億萬華民》主編，協助他的好友兼妻舅戴德生動員英國教會投入赴華宣教事工的同時，也不惜餘力地加入這場屬靈的“鴉片戰爭”。就在海班明加入內地會前一年（1874），英東遏止鴉片貿易協會（Anglo-Oriental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Opium Trade）剛剛成立，這個協會即是本期轉載的《我們與中國的鴉片貿易》一書的資助者。該協會的執行幹事丹拿牧師（F. S. Turner）原為倫敦會赴華宣教士，在香港和廣東宣教十年，1870年“盡載中國戒煙之書回國譯為西文，立會勸人勿吸勿種勿賣”[20]。海班明後來也成為該協會的執行委員會成員。1882年，倫敦舉行了一次以“吸食鴉片的真相”為題的宣教聯會，海班明將與會者的報告和發言摘錄成冊，並在翌年的《億萬華民》上連載。1888年宣教大會期間，海班明又與返英養病的宣教士醫生馬雅各（James L. Maxwell）結為密友。由於大會最終不願採納戴德生提出的禁煙動議，海班明和馬雅各在大會結束僅六日後發起成立了“促使大不列顛帝國棄絕鴉片交易之基督徒聯盟”（Christian Union for the Severance of the British Empire with the Opium Traffic），由海班明出任幹事，並借用聖經箴言14:34“公義使邦國高舉，罪惡是人民的羞辱”之意發行《邦國公義》（National Righteousness）之會刊，1904年又推出《英國的罪惡與愚蠢》（Britain’s Sin and Folly）一書。海班明還發公開信給英國四萬五千名牧師以及所有國會議員，竭力推廣反鴉運動。至1893年，該聯盟已有六千名會員。1895年，海班明從內地會總幹事一職退休，時年66歲，並繼續為“英國的禁煙運動”出力奔走十多年。1911年5月8日，英國政府終於同意在1917年終止出口鴉片。當他的兒子（也是內地會宣教士）在床邊告訴他這個好消息，海班明用餘力說：“感謝主，我活着看到了！”二十來天后，海班明去世，享年81歲。
在歐亞大陸的另一頭，內地會在中國各地建立了很多戒煙所，作為傳福音的平台。在這兩篇文章發表之際，內地會只有兩三家戒煙所；但在接下來的四分之一個世紀裡，增幅達到各赴華差會之冠。黃智奇博士認為原因有三：第一，戴德生在1880年代中期推出的事工計劃中，希望每個宣教站都配設一家戒煙所，這樣福音傳到哪裡，鴉片就戒到哪裡；第二，基於內地會發散型的宣教策略，使得其醫療配備雖然不及大城市的教會醫院，卻更能深入內地、深入民間；第三，內地會的宣教士願意甘居副手，將領袖管理之權柄交給中國信徒。[21]1886年，戴德生專程前往山西，按立依靠聖靈大能戒除煙癮的席勝魔為牧師，支持他在當地建立本土教會，並安排劍橋七傑中好幾位英國才俊在他手下配搭服事。其中何斯德（D. E. Hoste）和席牧師建立了終身的友誼。何斯德後來娶了海班明的女兒為妻，並繼戴德生之後成為整個內地會的屬靈領袖。戴德生去世那年，內地會所屬戒煙所已經增加到101家，其中71家在山西。而其他赴華差會至多只有五所。[22]官辦和民辦的禁煙會都晚於宣教士設立的戒煙所。
戴德生的同時代人、赴非宣教士利文斯頓（David Livingstone）曾經提出宣教和通商可以並行的理念。這一理念常被人歪曲為支持不道德的商業行為。其實，利文斯頓說的，一直是以“合法商貿”（legitimate commerce）取代奴隸販賣之類的非法貿易（illegitimate commerce），這個“法”不僅指商法，更是指道德法則。由於宣教環境的改變，各差傳機構也在嘗試新的宣教模式，“通商宣教”（missional business）便是其中一種。基督徒商人，尤其是帶着宣教使命的企業家，如何在拒絕與腐敗和邪惡合作的情況下，在職場和商場中尊主為大、踐行主旨，也成為一個非常值得探討和實踐的問題。在鴉片貿易的時代，這樣的挑戰也不乏其例。譬如，1850年代末，有一位在印度監製鴉片的英國官員，因良心受譴而辭職，並將任期的積蓄全數捐出，一共三千英鎊，指定給中國人戒除煙癮。這筆錢由駐孟買的英行教會（CMS）主教轉到中國，當時戴德生在寧波醫院助人戒煙頗有口碑，被視作首選試點，可惜他因積勞成疾，必須返英休養，錯過這個機會。這筆錢十多年後，被英行教會在杭州興建戒煙所，由另一位醫療宣教士主持，後來發展成遠東最大的教會醫院——廣濟醫院。[23]
作為140年以後的讀者和譯者，筆者也不免再次驚嘆文字事工之重要性。鴉片的危害雖然在遠東盡人皆知，但若非赴華宣教士們和他們的支持者歷經五十年、橫跨兩代人堅持不懈地說明、圖文並茂地描述，以專業的精神陳列史實、收集數據、整理編輯、出版發行相關資料，西方的普羅大眾絕對難以認識“鴉片的真相”。1874到1882年間，英東反鴉會發行了14本書和9種小冊子，撰寫了近八百封請願信，收集了超過五萬七千個簽名，其中包括五千位英國醫療界專業人士簽署的一份聲明。英東會的《中國之友》，聯盟會的《邦國公義》，以及內地會的《億萬華民》更是持久不斷地報道鴉片的危害。黃智奇博士甚至認為，他目力所及，宣教士寫的有關鴉片危害以及勸誡人莫吸莫種的文獻，感情之深摯、內容之詳盡、數量之豐富，都超過了中國人自己所寫所印的文章。[24]140年後，這些圖文資料又沉澱為珍貴的史料和範本，供二十一世紀的信徒們品讀、反思。今天的宣教禾場，宣教士群體仍然要面對各種不公義的社會現象，其中不乏如十九世紀的鴉片貿易一樣，由不平等的政經關係而引發的：毒品泛濫、人口販賣、掠奪性開發、環境破壞、童工（甚至童妓）剝削、貧富差距、資源分配不公等等。如何思考面對這些新處境中不公義的社會制度、國際體制？十九世紀赴華宣教士們為今日的基督徒提供了寶貴的借鑑。
[1] “Opium in China,” China’s Millions, No. 30, December 1877, pp. 147-148.
[2] 這封信是寫給宣教士的，原文是teacher。
[3] 這封信轉載自《中國郵報》（China Mail）。《中國郵報》又作《德臣西報》，是香港的第二份報紙，也是香港發行時間最長（1845-1974）、影響力最大的英文報紙。德臣乃該報第二任主編Andrew Dixson。
[4] “Our Opium Trade with China,” China’s Millions, No. 33, March 1878, pp. 31-35. 該小冊子是由英東遏止鴉片協會資助，Samuel S. Mander執筆，並於1877年倫敦的 Simpkin, Marshall & Co.出版。（參看電子影印本：https://books.google.co.nz/books?id=P5sOAQAAIAAJ&printsec=frontcover&hl=zh-CN&source=gbs_ge_summary_r&cad=0#v=onepage&q&f=false）這位曼德先生很有可能全名為Samuel Small Mander，來自伍爾夫漢普頓著名的曼德家族。該家族於1773年成立公司，專營塗漆產業，與美國和中國都有貿易往來。曼德兄弟以熱心公益、慈善、藝術品贊助著稱。（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nder_Brothers）
[5] 疑為誤拼，當為Robert Clive (1725-1774)，陸軍少將，又被稱為“印度的克萊夫”（Clive of India），為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建立軍事與政治霸權的關鍵人物。
[6] 普拉西戰役（Battle of Plassey）發生於1757年6月23日，是英國東印度公司與親法的印度孟加拉國王公之間的戰爭。該戰役的勝利使得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國取得霸權，從而也獲得商機。
[7] 莫臥兒帝國（1526-1858）是由帖木兒的後裔巴布爾自阿富汗南下入侵印度建立的帝國。
[8] 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總部設在倫敦市的利德賀街上。
[9] 黑斯廷斯（1732-1818）乃是英國殖民地官員，1773-1785年為首任印度總督，卸任回國後，被彈劾在印度供職期間治理失當，並捲入貪腐醜聞，1787年英國國會就此展開長達七年的聆訊，最終裁定指控不成立。
[10] 此處原引用三位中國人的論述，鑑於篇幅，中譯在此處刪去。
[11] 《中國總論》是衛三畏的傳世之作，也是美國漢學的“開山之作”，1848年首版，涉及晚清中國的地理、政府、教育、社會、文藝和宗教等方方面面。
[12] 馬爾科姆牧師（1799-1879）為美國教育家和浸信會牧師，曾寫過關於緬甸宣教的著作，後因失聲停止講道。
[13] 又稱邸抄、宮門抄，特指一種公告性的通報，用於傳達朝政消息，最早出現於漢代。朝報的作用相當於現今的駐京新聞機構，由中央政府統一管理髮行。
[14] 當為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 Lay, 1800-1845），1825年來華，英國首任駐廣州領事、首任駐福州領事及首任駐廈門領事。
[15] 歷史上有父子兩位喬治•斯當東男爵，這位當為兒子：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俗稱小斯當東，1792年時隨身為副使的父親與馬嘎爾尼使團一起來華，長大後成為旅行家及東方文化專家。
[16] 德貞醫生全名John Hepburn Dudgeon (1837-1901)，倫敦會（LMS）宣教士，1863年來華，漢語造詣精深，中國友人中不乏官僚及宮廷人士。
[17] 包爾騰主教全名John Shaw Burdon（1826-1907），英行教會（CMS）宣教士，1853年來華，1874-1897年任第三任香港教區維多利亞主教，曾娶Burella Dyer為妻，故與戴德生為連襟。
[18] 奈益先生很有可能是一位全名Gideon Nye的美國商人。
[19] 黃智奇：《亦有仁義：基督教傳教士與鴉片貿易的鬥爭》，香港：宣道出版社，2004年，第89-94頁。
[20] The Globe Magazine, Vol. IX, 4 Feb 1877, p.351.
[21] 黃智奇：《亦有仁義》，第102-103頁。
[22] D. MacGillivray, Ed.,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p.147.
[23] Eugene Stock,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Its Environment, Its Men, and Its Work, Vol. II. p.307.
[24] 黃智奇：《亦有仁義》，第16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