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道士的血是教會的種子（注1）”，這是研究初期教會歷史及近代中國教會歷史的學者們常常引用的名句，並應用於基督信仰的宣教。W.Lee Troup說：“受苦永不是受歡迎的，但它卻常與神國的增長連在一起。十二使徒中只有一位是例外，其餘的都是殉道而死；現今（1989）估計每年約有35萬人因其信仰而犧牲，殉道士的血時教會的種子仍然是真理。（注2）”於現今的世代，殉道事件並未因人類科技和文明的進步而減少。據估計，如今每年殉道數字大約在16萬至20萬之間。受苦與教會增長，在中國近代教會發展總是一個主題；因為對中國的信徒來說，受苦從來不是一個哲學的命題，而是一個活生生的現實場景。

中國於81年代改革開放以後，不少前宣教士如Thompson Brown，David Adeney 等人都故地重遊，但他們都驚訝地發現，由50年代海外宣教士全數離開後的中國大陸，歷經多次的社會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不僅沒有被消滅，相反卻是生命力強盛，其增長叫西方教會增長學學者為之震動。1949年中國大陸信徒大約在80萬左右，但改革開放之後，單以所謂三自教會的數據，當時大約在1500萬左右，然而到了現今2010年，則大約增長到了2000萬左右了，這還未算上無法有客觀數據記錄的所謂家庭教會。據保守的估計，其數字大約也在7000多萬，比較寬鬆的說法則可能有1億3千萬之多（注3）。學者們雖然對數字的準確性有很大的分歧，但他們都同意中國基督教會的發展速度是令人驚訝的。

20世紀世界教會歷史的研究，中國教會的發展很自然地就成為了一個重要的課題。同時，如欲研究中國近代教會歷史，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處理二個表面上看似無法並存的現象，那就是受苦與增長。許多學者與宣教士都共同發現“受苦與增長”這二個現像並存於中國近代教會歷史中，趙天恩博士甚至認為中國教會的增長的原因就是因為她的受苦。10多年前，曾有一個關於普世教會發展的研討會，當中有一位來自中國的博士研究生分享中國教會的發展，其理論也如趙博士的論點。

可是，在這個研討會當中，有一位日籍的教授當即發問：“首先，假如受苦是教會增長的原因，那麼中世紀北非的教會歷經回教勢力的入侵；然而，其經歷的受苦卻是叫北非教會差不多全然被毀，影響至今，不得恢復。其次，日本於二戰以後，因着核武器的遺害，讓社會民生遭了苦難，可是這卻讓今日之日本成了福音的一片硬土。請問：所謂受苦能導致教會增長的理論是否準確呢？”

所以，假如單純地認為受苦是因，增長是果，並不能完全回答二者之間的必然。如果，我們從信徒的生命來看，二者之間必須以順服作為連結；沒有信徒的順服，受苦有時只能帶來教會的毀滅，而非增長。可以這麼說，中國近代教會的增長是因着信徒的順服，而苦難是信徒順服的場景；故此，中國近代教會的歷史是一篇順服的歷史，而並非一篇單純受苦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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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此名句出自土特良（Tertullianus）的《衛道篇（Apologeticum）》，原文“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is seed”應直接翻譯為“基督徒的血是種子”。

注2：W.Lee Troup，“Discipleship：An Invitation to Suffering”，Ambassadors Communique 26：1，6。

注3：對於中國大陸的信徒數字的確沒有一個準確的數字，這全在乎不同學者的立場和觀察。但是，無可否認，其信徒增長的速度是驚人的。

注4：Chao，Jonathan，“Toward an Evengelical Theology in Totalitarian Cultur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ocialist China”，In the Bible and Theilogy in Asian Contexts，Bong Rin Ro and Ruth Eshenaur，eds. pp.342-264，Taiwan：Asia Theological Association，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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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文字來自於華神馬志新老師的論文《中國近代教會研究的焦點》。本人認同馬志新的思考。若由此而起的一切爭議，責任全在於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