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周围有一种奇特的现象：有些人谈起基督教来一副心不在焉甚至不以为然的样子，好像那只是一种过时的迷信。但是同样一个人，说起西洋音乐来却又头头是道，好像很内行。其实这个行家是个“外行领导内行”的典型，似乎完全不懂整个西洋音乐都是从基督教的颂经（Chant）开始的。

主后三世纪左右，基督徒已经遍布全欧。由于交通还不发达，各地信徒的信仰虽然大致共同，但崇拜仪式仍按各地的风土人情进行，缺乏统一规范。这时在音乐唱诗上有系统组织并能成为一派的，有流行于西班牙的摩沙拉比圣歌（Mozarabic Chant）；流行于法国的咖加里坎圣歌（Gallican Chant）；流行于米兰的安博罗西圣歌（Ambrosian Chant）；还有流行于罗马的格里高利圣歌（Gregorian Chant）；以上四大圣歌最后都融会贯通，并成格里高利圣歌，在教会占有主流地位。这是罗马教会的势力逐渐庞大，成为主脑。

罗马主教格里高利一世（St.Gregory,The Great 590-604年）认为，要统一教会就要制定一套崇拜仪式，经文及圣乐也要统一。因此他以毕生的精力领导搜集甚至创作及编订了一本六百多首曲调的“弥撒全书”（Missal），可以轮流使用于全年各个季节的所有节日。这时最正统的圣乐，以拉丁文咏唱。是无伴奏的单音清唱曲（Monophony）。可以一字唱一音，也可以一字唱二音三音四音等，还可以一字唱一串音，最多可以达到四十个音，非常自由。

到了十三世纪前后，欧洲开始逐渐从蛮族入侵造成的黑暗中恢复过来，人们也开始在单音清唱的圣乐上加些装饰性的东西，成为复音音乐（Polyphony）的前驱。但过犹不及，结果有些弄巧成拙，潮流倾向于滥用多声部错综的复音曲调，不幸将圣乐变成歌唱家竞技表演的场所，连带唱的是什么经文也无从辨别了。

后来出了一位伟大的作曲家帕勒斯特纳（Palestrina，1525-1594年），他三十七岁的时候专心创作了一套五声部弥撒曲（Missa Papae Marcelli，1562年），他把握经文，以完美的声乐带出词句及意境。用来证明“复音”只是一种作曲手法，同样可以写出神圣超然而又字句清晰的圣乐。

半个多世纪以后，他的学生佐凡尼·纳尼诺（Giovanni Maria Nanino，1543或1544-1607年）的学生格雷戈里奥·阿列格里（Gregorio Allegri，1582-1652），在他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创作了九声部的名曲《求主垂怜》（Misereremei,Deus），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那是为《旧约》诗篇五十一所谱的合唱曲，意为“怜悯我吧，神啊”。

总的看起来，圣乐从“单音”演进至“和音”至“复音”，并将这三个基础层次（Texture）发挥到淋漓尽致。后代作曲家们从声乐的发展受益良多，写出千变万化的名曲，有室内乐，有交响乐，还有歌剧，但他们仍然离不开圣乐开辟的这三个层次。这正如画家们作出千变万化的名画，但谁也离不开“红、黄、蓝”这三个基本色。

笔者也曾经想当然地认为，西洋音乐应该是“从民间来的”，于是到欧洲的民间音乐中寻找西洋音乐的源头。结果大吃一惊地发现：欧洲早期（中世纪）的民间音乐甚至一般的世俗音乐，是与中东地区的音乐包括伊斯兰教的和犹太人的音乐非常相像的一些曲调！有些乍听起来完全像是“新疆歌曲”的味道。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欧洲历史上肯定经过了某个“中东化”乃至“伊斯兰化”过程，以致欧洲社会乃至音乐都被异族异教给同化了。

拯救了欧洲的是基督教，因此真正的西洋音乐也是在教堂里发展起来的。“圣乐”正是一座音乐的圣殿，它就像是哥特式教堂那样超拔，激励那种向上的、朝拜天堂的终极憧憬，使得人类努力拔高自己的视线和声音，最后达到了令人梦想不到的高度。……理解到了这一层，我看到了欧洲人最终在基督精神的激励下，坚守住教会，没有让异族和异教的入侵毁掉信仰的根基，结果为整个人类文明走出了一条梦想不到的路。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依靠他的人不会朝后面看，只是一心向前。这样的历史也使我对于未来的欧洲充满信心，相信欧洲人可以再次从异教的阴影和无神论的颓废中，回到主的怀抱。

我说“基督教创造了西方音乐”，还有一个原因：随着西方社会逐渐世俗化，人们不再向上，而是追求现世的平面的东西。脱离基督教的结果使得西方音乐失去了层次感，失去了内在的结构，结果日益变得和东方音乐一样缺乏深度，甚至造成自身灵感的枯竭，不得不从东方音乐中去寻求刺激、企图恢复活力。结果却是很徒劳的。因为西方音乐的灵魂和肉体都是基督教给与的，脱离基督教，就会造成不可避免的枯竭、猥琐、平面化。这不是任何外来音乐可以拯救的。

有的评论家如《西方的没落》的作者斯宾格勒认为，中国人很聪明，在音乐方面很早就在世界上领先，但却始终停留在二度平面的层面上，没有纵深的维度，而纵深感在斯宾格勒的语境中就是宗教感的直接起源。因为中国人的灵魂没有纵向深度的要求，所以，在唐太宗时期，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管弦乐队，甚至做到了把音分成六十四个音节那样细致的程度，但竟然仍未出现和弦！因为和弦是立体的，它一定产生于有宗教感的民族，相应在建筑上的对应便是基督教主堂的高顶穹窿，那种呼之欲出的提升感觉，强烈昭示着地上人与天上神灵的对应。而中国的建筑精神没有宗教感，它是一种平面的延展，斯宾格勒因此将其形象地称为“天花板精神”。就如同苏州园林那样，小桥、流水、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左顾右盼、流连忘返中一直到达生命的终点。斯宾格勒还认为，无论是器乐还是声乐的演变史，与其说是一种技术的变化，倒不如说是某种灵魂要求的反映。一般世界各民族在两三千年前大都有了弹拨乐器、拉弦乐器，均属于二度平面，唯独西方的器乐、声乐引入了空间函数的观念，进入了三维领域。这正是信仰灵魂对无限空间、对神圣存在追求的标识。表面看来音乐和数学两大领域无关，实际却有着隐秘的精神性联系。

中国画家丁方说他之所以对西方“宗教音乐”感兴趣，是因为感觉到宗教音乐是人类灵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层面，他因此把人类生活分为三个层面：一般世俗的感性生活，理智生活和心灵生活。心灵生活的动力来自于信仰，对荣耀之美的祈望。他因此知道上帝不是只存在于书本之中，而是体现为美的展现——无论是听觉的还是视觉的。这种神性之美的展现，其结果是使生命个体受到极大的提升，并涌起一种巨大的感恩之情。其实，不仅西方的宗教音乐如此，西洋的全部音乐都是基督教哺育出来的。甚至世俗的西方音乐乃至基督教世界以外的各国现代音乐，也是深受基督教音乐的影响与定形的。

而广义音乐不仅是人类文明的瑰宝，而且最新的研究表明连动物的生理活动都会受到音乐的影响，所以缺少音乐的感动无疑是人生的一大遗憾。此外，音乐还是信仰活动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可说是来自上帝的礼物：呈现庄严、连结信徒、激励善良、传达祷告的心声。所以，仔细谛听圣乐吧，它一定能为你筑起一道心灵的圣殿，保护你的身心灵，直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