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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丁路德和德國農民戰爭
送交者: beiqian 2014年08月28日02:08:08 於 [彩虹之約] 發送悄悄話

    馬丁路德卷入德國農民戰爭是他壹身中最被人非議的事情。有人嘲笑他是為了繼續獲取貴族支持他改叫而政治投機;有人嘲笑他是壹手拿十字架,壹手拿劍的鬥士。當時與馬丁路德敵對的Jerome Emser,以及近代天主教史學家Johannes Janssen,都控告馬丁路德應該為“農民的叛亂”負責,因為他把改革的思想灌輸給了農民,鬆開了他們舊日的鎖鏈。甚至與馬丁路德壹起改教的StrasbourgWolfgang Capito 和蘇黎世的Huldrych Zwingli(慈運理),也相繼指責馬丁路德不應該鼓勵德國當政者撲殺卷入戰爭的農民。

    早在1524年爆發德國農民戰爭之前,十四世紀的歐洲就已有過農民暴動,例如英國改教先驅威克裏夫曾卷入過的1381年英國瓦特·泰勒農民起義。到了十六世紀,德國農民除了麵臨教會的苛捐和政府的雜稅以外,還有十字軍東徵所帶來的商業行為導緻的社會形態變遷,通貨膨脹使農民經濟受損,生活變得更加困苦,即使沒有宗教改革,農民的積怨也是早晚都會爆發的。在此背景之下,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漸漸地同社會的變革纏繞在了壹起。

    馬丁路德曾在改教三大文件之壹的《緻德國基督徒貴族》中,表達了對社會全麵性的關注。壹方麵,他批判神職人員魚肉百姓和商業貿易中產生的貪婪,奢侈,淫穢,傷風敗俗等等行為,寫文章抨擊高利貸。另壹方麵,馬丁路德也積極地參與協調地主和農民之間的衝突。農民因此而與他互相回應,視他為盟友。但是,冰凍三呎,非壹日之寒,即使是“有良心的基督徒地主或貴族,也不肯輕易放棄既得的利益”。

    雖然馬丁路德企圖堅持神的福音乃是和平的福音,想清楚劃分宗教改革和社會變革的界限,但在激烈改革者Thomas MüntzerAndreas Karlstadt等人的鼓動下,農民要求權益的呼聲愈來愈高,行為也越來越激烈。他們認為馬丁路德的和平改革策略太過緩慢,質問他難道不知道王公貴族正用高利貸吸取老百姓的血嗎?那些在艱難的生存邊緣掙紮的農民,沒有時間閱讀聆聽神的道。那些沒有軍事設防的地主或修道院首先成為農民攻擊的目標,到處都發生了修道院被搶,修士修女被殺的事件。

    在前東德的德累斯頓德的博物館,曾出展過畫家Werner Tübke描繪農民戰爭烽火場麵的作品,還出版過相關郵票,以紀唸1525年這場社會流血革命。當時的東德尚在前蘇聯社會主義陣營中,他們認為Thomas Müntzer的暴力激進革命,正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榜樣和先驅。今天東西德雖已經回歸統壹,但在德國教會中,仍有社會主義的神學家,藐視馬丁路德對革命的保守態度。

    起初,馬丁路德還在努力地平衡規勸地主和農民,但是當Thüringen發生了農民暴動以後,雙方的和平協商就此破裂,馬丁路德開始撰文批評農民。他批評暴動農民是壹群“失去理智的瘋狗”,若不趁早製伏,會反過來咬人;農民公然反叛,就不在神的法律庇護之下,因為反叛不僅僅是謀殺,使許多人成為孤兒寡母,更會像大火壹樣,燒滅全地,使法律的約束力蕩然無存。馬丁路德說,壹切革命都是背叛上帝。因為這個態度,馬丁路德為德國的宗教改革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壹向比較溫和墨蘭頓,對農民暴動也是深惡痛決,主張嚴厲鎮壓。

    馬丁路德在《Against the Raging Peasants 對憤怒的農民》壹文中,再次展現了他那犀利的語言風格,他慷慨激昂地講了這樣壹些火爆十足的話,“我殺了Müntzer,讓他的死歸在我的肩上吧!我殺了他,是因為他想殺我的主基督!”(Martin LutherShaping and Defining the Reformation 1521-1532Fortress1990p.193

    “我殺了所有叛變的人,讓他們的血歸在我的頭上吧。既然這些暴民不肯聽神的話,那麽槍杆子就要講話了。對強盜和兇手而言,無需同他們講神的慈愛。”“貴族在戰時用流血所賺取的天堂門票,勝過其他人用禱告所積的功德。”(出處同上)

    馬丁路德知道他的這些話,必然會招緻對頭的攻擊;但對他而言,革命實在是無法容忍的。Sachsen地區的貴族,得到了他的支持,使用武力,很快地就平息了農民的暴動,但從此德國南部的人們便不再同情和支持宗教改革了。

    其實,馬丁路德對農民暴動的複雜情勢,也隻出自他片麵地了解,這極大地影響了他的判斷和處理方法。暴動鼓動者Müntzer被捕後拒絕和談,就更使得僵局難以化解。此後的輿論比較同情農民,而不諒解馬丁路德。

    農民戰爭勝利後的貴族趁勢報複,使得馬丁路德看清了德國上層階級卑鄙的壹麵。他警告貴族不要得意忘形,因為農民的失敗不是因為地主的“公義”,而是因為“反叛”本身是錯誤的。他認為,貴族統治者既然因為上帝的恩典而贏得戰爭,那他們就更應該獻出上帝的慈愛。對付暴動者的確需要武力,但是農民既已失敗,就應該善待他們。馬丁路德自己曾長年不斷地幫助那些因戰爭而被驅離的Mühlhausen地區的農民重建家園。

    近代天主教史學家Johannes Janssen說,這個被馬丁路德所激烈棄絕的農民運動,實際上是由馬丁路德發起的。這樣的批判有失公允。事實上,受創傷最深的,是馬丁路德的心靈;他壹直害怕宗教上的無節製,會導緻社會的動亂,以緻於他的言論有時表現的十分嚴厲。馬丁路德認為基督徒的自由不是社會性的,而是基督信仰上的,因為連耶穌基督自己都放棄了人間王位,而使自己誕生於凱撒奧古斯都得諭令之下。使徒保羅也勸戒信主的奴隸,守住蒙召時的身份(參見《新約·腓利門書》)。馬丁路德堅決反對農民把神的天國,片麵地轉化為今世物質上的國度。

    馬丁路德反對農民暴動,乃是因為他認為,社會製度的不公正是不能借著更暴虐的方式而得到糾正的。他認為如果維持秩序的政府被瓦解了,也無法保證教會安全地宣講神的話語;(如果武力所造成的破壞力,會小於所要糾正的惡事的情形下,這手段是可以接受的。)

    值得人們特別注意的是,馬丁路德當時所處的時代,在當時的歐洲,是人稱所謂“Christendom 基督教帝國”(政教合壹)的時代。

在馬丁路德著名的“二個國度觀”的思想體繫中,他認為教會宣講的職事,是神在地上所設立的最高的事奉,其次才是政府維持社會秩序的職事。二者都是神話語所委派設立的團體,彼此互盡義務。政府是透過法律,理性,權威等,來保護教會的宣講職事,照顧孤寡貧窮,持守公義;而教會則是已神的話語來引導,糾正,影響政府;二者互相作用,促進神國度的擴展。雖然政府與教會應該是分開的二個領域,卻又彼此關繫密切,處理這種矛盾關繫,隻能在理想狀態下運作。但是,在教會歷史中,非常遺憾的是,在許多實際的詭異多變的政權紛爭中,政教關繫多半是處在糾纏不清的混亂狀態之中。

馬丁路德根據羅馬書十三章和彼得前書二章的原則,努力教導人們順服在上的執政者,他自己也努力服膺這個原則,這可從他在農民戰爭的立場可見壹斑。但是,他也知道這個理論的極限局限性;這可從他在1523年發表的《To what extent it should be obeyed》壹文得到證明。1530,馬丁路德在詮釋《詩篇·八十二篇》時,再次論述政府權力的限製,當政府未盡神所委任的職責時,神必會審判牠。

因此,馬丁路德雖然壹再地尊崇政府的天賦權柄,但又未壹味包庇。他深知當權者對權位的貪婪,他也不諱言大部分王公是暴君,是基督信仰福音的逼迫者。他曾有過壹個比喻,“上帝是個偉大的廚師,經營壹個大廚房,養肥了許多大型牲畜,那就是王公貴族。上帝把他們飼養肥壯,賜予他們豐富的錢財,尊榮和權力,然後宰殺他們。”

按照聖經,人民應該服從執政的,貴族應當服從皇帝。至於是否可以誅殺暴君,馬丁路德則較為低調,比加爾文消極多了,雖然加爾文的措辭,也是帶著某種程度的含糊性,“壹方麵受苦於革命;另壹方麵神會興起複仇者來推翻暴君。”

馬丁路德以為“容忍”不公義,勝過“犯下”不公義的事。懲罰善惡政權是上帝的事,不是那些想主持公義人士的使命。推翻政府不同於改革政府,戰爭永遠是不得已的最後選擇。戰爭時刻,如果無法判斷何者對,何者是暴君,領袖要負全責,士兵隻知道服從上級的命令,領袖則要靠禱告及敬畏的心。至於暴君的定義,以及如何懲治邪惡的政權,馬丁路德以為應該謹慎,不能輕易定論。

近代批評馬丁路德的聲音從未間斷過,從德國的Karl Barth,到現代英國研究馬丁路德的Alister Edgar McGrath,他們都認為馬丁路德對暴虐政治的容忍,暴露了他政治思想上的弱點和不足,且影響到1930年代德國教會對希特勒的容忍;特別是在二戰後受審判的納粹,都咬定馬丁路德是納粹反猶政策的共謀。但是,也有人為之辯護,說馬丁路德反猶的理由,與納粹是截然不同的。(此話題在此暫略不提)

其實,馬丁路德在當時已經意識到他自己理論之天真和缺失。他雖然可以在理論上堅持他的原則,但當他受到實際的壓力時,他也無法完全貫徹他的立場;譬如,1531年簽訂《The Peace of Augsburg 奧斯堡合約》之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Charles五世(Holy Roman Emperor)偏向教皇,二者聯合起來要捉拿馬丁路德。此時,馬丁路德修正了他原先的立場,併未遵守他自己定下的原則,他說願意把諸侯是否可以使用武力抵抗皇帝的問題,交付法律法庭去處理;幸而不久,土耳其人入侵歐洲,這件事暫時轉移了皇帝和教皇的注意力,才解決了這個尷尬的場麵。

(後來,有學者提出疑問,研討馬丁路德是否因為這些事件,而覺察到他自己在政教關繫上的窘迫?馬丁路德雖然作為壹位神學家和法學家,但在麵對複雜政治問題的時候,他畢竟也是力有所不逮。由此,馬丁路德在處理當時政治問題幾次失敗的時候,他是否覺悟他應該回歸到全神貫注所蒙召的傳道事業上?)

馬丁路德認為,人民道德生活的改善,比政府的改革更為重要;如果人民道德敗壞,則政治也無法改進。他認為這個世界已經病入膏肓,真正的醫治士是在信仰屬靈國度的領域,即宣講神的話語;由此,“Theology of the Word of God聖道神學”成為了成熟時期的馬丁路德的思考核心,貫穿於他的餘生。

馬丁路德的生平,可以令人聯想到舊約時代的宮廷先知以賽亞的生涯。以賽亞壹生經歷了四個君王。他的信息也多圍繞著君王和政治家,他可謂閱盡政治滄桑。當以賽亞用“童女懷孕生子”(第七章),“嬰孩的名字”(第九章),“耶西德根”(第十壹章),等壹連串的振奮人心的信息,來預告瀰賽亞國度的時候,老百姓曾經必然地把希望寄托在大衛王朝的君王希西家的身上;但是在第三十八章,這種政治瀰賽亞國度的幻夢破碎了。希西家不但犯錯,也難逃壹死;顯然,他的國度不是永恒的。

《以賽亞書》第二十二章,特別介紹了當時二位傑出的政治家,舍伯那和以利亞敬;二人先後擔任過家宰的職位。以利亞敬更是聲勢顯赫,幾乎享有瀰賽亞的職能地位,“我必將大衛家的鑰匙放在他肩頭上,他開,無人能關;他關,無人能開。我必將他安穩,像釘子釘在堅固處。他必作為他父家榮耀的寶座。(賽二十二22~23;啟三7)” 然而,二人的結局都令人惋惜。舍伯那因為驕傲,為自己鑿華麗顯貴的墳墓(參代下十六14)而下臺。以利亞敬則利用裙帶關繫,為家族安排官職,最後受累辭官。

以賽亞從他們的結局領悟到宦海的虛幻無常,世界政權和人間政治家的有限;這些都無法給人類帶來永遠的希望。希西家和以利亞敬都極力勤政愛民,最後也免不了受權力的腐蝕。神的百姓須寄望於神國度的統治。

雖然許多人認同政權的本質,同教會的本質是南轅北轍的;但許多人也認為教會不可絕緣於政治社會之外,基督徒也應該關懷社會弱勢人群。有人認為政治清明,製度健全,社會安定會有助於傳播福音的環境;但也有人認為未必如此。有時動蕩不安的時局,更能預備人心接受福音。假如社會出現“好”的基督徒政治家,也許會是國家社稷的福氣;但是,某位“敬虔”的基督徒政治家,未必會比壹個非基督徒政治家更好的結局。政治圈內複雜詭異,政治人物通常毀譽參半。馬丁路德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政教之間的矛盾和糾結的關繫是無法被厘清的。

耶穌基督不是以政治手段來贏取世界,祂乃是用和平的福音來徵服人心的。

(以上謹/僅供參考)

舊帖:《馬丁路德:“神的義”是指義人籍著神的恩賜(亦即信心)而得生》http://bbs.creaders.net/rainbow/bbsviewer.php?trd_id=984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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