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作家的巴金，十多年前就在我心中死掉了。與他一起死去的，還有丁玲，冰心，劉紹堂這樣一批人。原因就在於我讀了他們文革後的文章，卻再也找不到當年他們作為真正的作家時，那種富有才情，銳氣，想象力和真誠思考的東西。看着他們那些矯情散漫的文字，有病不敢呻吟的彆扭模樣，不時橫插進來的對新時期的感恩戴德，我就不得不佩服那次浩劫在摧毀人的精神方面的力量。

誰說“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事實是：即使再偉大的作家，他首先也得活命。當生命都到受威脅時，剛硬如傅雷顧准陳寅恪者必是少數，大多數人最先丟掉的，恐怕就是說真話的勇氣，忍氣吞聲，唯命是從，屈辱地活着就成了最佳選擇。只是這種長達二十多年的精神暴虐對於任何一個個人都過於漫長，到了七六年以後，他們大多都已身心老矣，且遍體鱗傷，再也經不起折騰，不能復原了。即使象丁玲那樣的奇女子，年輕時為了自己的前程，能撇下落地才數月的孩子神秘失蹤，此時也不過爾爾，面對新一代的崛起，只是不甘地強調自己從前如何輝煌，講些人云亦云的廢話，卻再也寫不出一點有份量的新的東西。相形之下，文章本無奇才，生性卻平和溫厚，注重情誼，又格外珍視親情的巴金，還能瀟灑厲害到哪裡去呢？

所以，巴金，只是那個彆扭時代裡留存下來的彆扭作家。作為一個真正的作家，他曾在自己早年的那些小說里短暫地存活過（相對於他百歲的高壽，真可謂曇花一現。），不過，他很快就死定了。在1955年寫下《必須徹底打垮胡風反黨集團》那種落井下石的文章之後，曾是充滿人道關懷的獨立作家巴金已死。後來那幾本《隨想錄》，只不過是一個劫後餘生的老人在面對自己的良心，歷史和晚輩時所發的感嘆，那種拉家常式的隨筆，那種不堪回首中冒出的幾句肺腑之言，那種喟嘆，不客氣地說，許多過來人都有，甚至在思考的深度上，恐怕還唯有過之而無不及，只不過他是巴金，是中國文聯和作協的主席，若干次人大的代表，所以就顯得格外響亮些。特別是關於”要說真話“和辦一座“文革博物館”的事，總是格外打動人心。

客觀而寬容地講，對於巴金，對於被扭曲了二十年、妻離子散、甚至差點丟了自家性命的他們那一代人，能這樣公開表達出自我反思和懺悔的意識，已實屬不易。誰是不食人間煙火的聖人呢？那些把巴金追捧為“文學巨匠”，“一面旗幟”，“世紀良知”，是在造神；那麼，象朱學勤那樣質問巴金，是不是也在造神？“ 他（巴金）說，他最後的十年，他是以三個字活過來的——說真話。這十年該說的真話太多了，您老人家說幾句吧！不要說一百句，你說一句行不行？說一句沒人拿你怎麼樣？”

可我想巴金，他還是說一部分，他說了他能說的，而你憑什麼從道德的至高點上去要求他呢？要求一個從畸形的時代裡爬着活下來的人，去克服一切記憶中的恐懼，個性中的懦弱和膽怯，現實中的擔憂，毫不猶豫地去說出他心中所想所感的東西？這同樣是不真實的，放在巴金這樣一個具體的人身上，也許就是苛求或是另一種方式的造神。巴金就是巴金，他以他個人的視角和思考表達了他能表達的，僅此而已，而要他承載一個時代一個文壇甚至一個民族一個世紀的懺悔、良心和道義，這本身就是對人性的無知和荒唐，而另一個層面上反照的，也許卻是一種集體的逃避、推卸、缺席和不負責任。

這就象巴金在頭腦還間或清醒之時，曾多次請求“安樂死”而遭拒絕，所以他說：“我是為你們活着”。在這樣一種生與死的彆扭里，你可感受到作為一個真實的人的痛苦？而誰正視了這樣的痛苦？這一份彆扭映射出的可僅僅是一種文化和體制的殘忍？一個民族在對待自己愛戴的所謂偉大作家面前推行的又是怎樣一種強行霸道的價值觀？一種怎樣滿足自己造神欲望和權力遊戲之間的愚昧無恥和自私？而巴金，你沒有自己，你就這樣徹徹底底失掉了自己，他本想在提倡“說真話”和“懺悔”的行動中尋回自己，可最後，你除了被利用，還是被利用，你仍兩手空空如也。

我不知道巴金是不是他們那一代中最痛苦的一個，但無疑他是痛苦的，否則他不會說：“我回頭看背後的路，還能夠分辨這些年我是怎樣走過來的。我踏在腳下的是那麼多的謊言，用鮮花裝飾的謊言。”

他一生都在求“真”，他曾說：“我的敵人是什麼?一切舊的傳統觀念，一切阻礙社會進化和人性發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殘愛的努力，它們都是我的最大的敵人。我始終守住我的營壘，沒有作過妥協。” 他言過其實，事實上，他沒做得那樣好。可他卻曾努力求過真，努力求“真”而一生未得，這就是他的結局。

他年輕時的那些作品，文學成就比不上另一些作家，可卻也充滿了對自由、對真誠的嚮往，對舊時代扼殺個性、人性的批判和吶喊，他的最後的一部長篇小說《寒夜》實際上就是探索和展現那個時代裡普通的小知識分子的命運。雖不是投奔延安的紅色作家，可在這一點上他和丁玲們是一樣的：相信黑暗已到了必將被取代的地步，而新的更好的時代正在到來。所以，四五年重慶談判會議後，毛澤東接見各界人士，對他說：“我在延安聽很多年輕人說，由於讀了你的《家》才走上革命道路……”他便深受觸動，他後來就對自己說：“既然已經劃入兄弟隊伍中，我就要使出全部的力量做一個合格的戰士。”　這就是歷史的玩笑，他們那一代人的悲喜劇。

所以，真正智慧的作家總是遠離權勢，政治甚至組織；所以，獨立自由如天馬行空的薩特連諾貝爾文學獎都拒絕去領。可是巴金做不到，丁玲做不到，茅盾曹禺夏衍老舍也都做不到，他那一代人中，做到並成功了的，卻是那一個沒有一點鬧革命情懷的小女子作家張愛玲，五十代初就悄悄去了香港再也沒有回來的張愛玲。看她的《秧歌》，你就會發現，其實她遠不是一個只知恩恩愛愛，衣錦花香的女子，她對中國社會有驚人的洞察。這絕對令人深思和驚奇。

四十年代的巴金也許是因為沒有看懂而做不到，那麼劫後餘生的巴金呢？他似乎有些明白了：“名利之事我已看得很淡，而且有時甚至感到厭惡。現在想的只是把一點真情留在人間，因此還想寫點隨想，因此時間對我是多麼可貴。想到過去浪費掉那麼多的時光，我覺得我也應當堅持一項原則：儘可能多做自己想做的事，儘可能不做或少做自己不想做的事。(當然其中也包括着儘可能少寫或不寫自己不想寫的文章)。但是做到這一個‘堅持’卻是多麼不容易啊!”“人老了，來日無多，時間可貴，偏偏有人在這個時候麻煩你，干擾你，讓你做買空賣空的‘名人’，我實在痛苦。……我常常不願傷人，結果只有委屈自己。我生活中充滿矛盾，也充滿煩惱。……各種各樣的人來找我做我不願意做的事，為了應付這些人，我痛苦不堪。醫生要我休息，我希望隱姓埋名，避開名利，不做盜名欺世的騙子。”

可到了這個時候，命運似乎在更高更荒誕的意義上與他玩笑，而不在意他真實的所思所需。人們饋贈他各種榮譽：“但丁國際獎”，“法國榮譽勳章”，“亞洲文化獎特別獎”，意大利蒙德羅國際文學獎評委會特別獎，1999年北京天文台甚至把發現的一顆小行星還被命名為“巴金星”。真是竭盡榮華，而最令人啼笑皆非，登峰造極的是，甚至到了2002年，他早已經喪失說話，基本上已處於植物人狀態時，仍被北京人民大會堂里的代表們選為第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他頂着這一堆堆他早已並不在意也無法在意的桂冠，默無聲息地躺在那裡，如果在某些瞬間，他尚能思維，他大概會感到尖銳的痛苦？人在面對死亡時，總會直面自己的靈魂。可他已無法表達，我們不得而知，我們最後能聽到的，只是那一句：“我為你們而活”。我想起小說《寒夜》裡的結尾，他這樣寫到汪文宣的死亡：“可是痛苦又來阻止了他。他被痛苦占有了。痛苦趕走了別的思想。痛苦使他忘記了一切。他只記得忍受痛，或者逃避痛。一場絕望的戰鬥又在進行。他失敗了。但是他不得不繼續作戰。他無聲地哀叫着：‘讓我死罷，我受不了這種痛苦。’……最後他斷氣時，眼睛半睜着，眼珠往上翻，口張開，好象還在向誰要求‘公平’。”六十一年後，巴金在他自己的痛苦裡與世長辭，他是否也會在向我們要着公平呢？公平地看他？作為一個人和一個曾是作家的他？

巴金的彆扭，彆扭的巴金所折射的：也許正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怎樣對待自己精神文化的創造者的問題？怎樣才算是真正尊重了他們？愛戴了他們？

在波德萊爾的《巴黎的憂鬱》裡有一首詩，叫“光環的消失”，描述一個掉了頭上光環的詩人與一個普通人在妓院裡相遇的場面。那人是詩人的崇拜者，他很驚訝並尷尬在這樣一個名聲不好的地方見到這麼著名的人物，可他發覺詩人頭上沒戴光環。詩人喜滋滋地告訴他那光環因為一個生死相關的交通事故而不慎掉到泥潭裡去了，並且他決不想再要了，並且他覺得：“丟失我的標誌總比撞斷我的骨頭要好受一些”，並且“現在我可以隱名埋姓地四處走動，做些低級的事了，就象常人一樣……”他因此感到自在而快樂。

巴金以及他那一代知名作家所要的，也許就是象常人一樣，能自然地活着，自然地走動，甚至做些低級的事情。唯自然地活着，才有自然的作品；唯自然的作品，才有恆久的魅力。

看着當今那些文化名流們對着悼念巴金，做着種種犬儒式的表演：除了看到淺薄，媚俗，懦弱與腐朽，還有什麼呢？

我們離心靈自由仍路途遙遠，而彆扭仍無處不在。

巴金的死，又是一個彆扭時代裡的彆扭神話的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