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眾生相之五－祥

我們相識在去聖地牙哥的飛機上，他就坐在我旁邊。他的名字叫祥，是個個子不高，樣子也
很普通的白人。

“你喜歡旅行嗎？”我問。飛機上沒什麼事，遂想起跟鄰座聊天。

“我不喜歡，我愛呆在家裡，舒舒服服的。我恨旅館，平時我必須到別的地方去的時候，我也儘量呆在朋友家。”

這倒是一個我沒想到的答案。

“那你一定有個好太太。”

“啊不，我太太在五年前與我離婚了。她有她自己的事業和家。我們有一兒一女，他們分別住在紐約和華盛頓，他們也都有自己的家。”

我更驚訝了：“那你回家，冷冷清清的一個人，有什麼意思呢？”

“我有一個男友。他也是我的合伙人。我們開一個建築公司，從設計到建造，都由我們做。我們的房子很有特色，內行人一看就知道是我們造的。”

原來他是個同性戀，而且還是個由異性戀轉成的同性戀。我的好奇心立刻被鈎出來了。

他給我看照片，房子是很大、很豪華的那種，確實很別致。他的男友是個黑人，鼻子堅挺，眼睛傳神，很英俊的樣子。照片上他們光着膀子在太陽底下造房。

他似乎一點都不避諱他的同性戀身分。而我以前從未見過同性戀。

顧不上不禮貌了：“你是怎麼從異性戀變為同性戀的呢？”

“認識哈米爾頓是在十一年前。我大學的一個朋友請我到他家去吃飯，哈米爾頓也在座。過後我就忘了他。六年後我在一個飯館吃飯，發現有一個人直盯着我，而我確信我不認識他。然後哈米爾頓向我走來，說‘你好嗎？祥，你在這幹什麼？’我說：‘我在這幹什麼，你在這幹什麼？你幹嗎老看着我？’哈米爾頓說：‘你不認識我了嗎？我們在一個朋友家見到過的。’我開頭還以為是誰在跟我開玩笑，後來才恍然大悟。我們聊得非常愉快，馬上就成了朋友。以後幾乎天天見面，再以後我就辭去了記者的工作，跟他合夥開一個建築公司。哈米爾頓是搞建築的，我本來一竅不通，這幾年下來，也揀了不少皮毛。哈米爾頓是個非常聰明能幹的人，有驚人的記憶力，見過他的人都折服於他的魅力。他非常有教養，說話從來沒有提高過聲音，最主要的是他能把別人身上的好的本質發掘出來。很多人問我，你從哈米爾頓身上看到什麼呀？他只不過是一個黑人罷了。我沒看見黑，也沒看見白，我只看到一個非常優秀的人，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朋友。我們在一起五年了，還和當初熱戀的時候一樣相愛。每周只要有空我們都會出去看電影，看戲，牽着手在公園裡散步。我這是第一次單獨旅行。臨別時我們兩個都很傷感。我已在芝加哥給他打過一次電話了，我待會兒還要試試這飛機上的電話。”

他喝了一口酒，又接着說：“我的太太是個很好的女人，我們一直過得不錯。但我愛上哈米爾頓以後，覺得不能天天靠撒謊過日子，於是我告訴了她實話。她說她知道，她能感覺出來。然後我們就離了婚。她沒有特別怪我，我們到現在還是好朋友。我的女兒、兒子也沒說什麼，我還是他們的好爸爸。我女兒每天給我打電話，每天都打。”

話題轉到我做什麼。我說我是做分子生物學方面的研究，現在正尋找導致肥胖症的基因。

“我也參加過不少藥物方面的研究。”

“是嗎？”

“我讓那些科學家在我身上試驗新藥。”

“什麼樣的新藥？”

“有一次是一種干擾素，持續了兩年。”

“是治什麼病？”

“主要是看干擾素對ＨＩＶ有什麼影響。我想你已經猜到我有愛滋病。”

原來是這樣。我本能地倒到了座位的另一邊，隨後又覺得自己挺可笑的。愛滋病並不能通過一般的身體接觸、甚至擁抱接吻而傳染。

他似乎並不介意，仍然滔滔不絕地講下去：“愛滋病是五年前得的。我開始不相信，怎麼可能呢？我連去了另外兩個醫生那兒，他們都告訴我是愛滋病無疑。我告訴自己說：現在只有兩種選擇，一是面對，一是逃避。我還不想死，那就只能面對。當時我病得非常厲害，雙目都已失明。但我告訴自己，我一定要活下去。我請求醫生，無論什麼辦法，只要想出來，就在我身上試。許多愛滋病人一得知病了後就馬上想到放棄，或是覺得那些辦法在別人身上都沒用，憑什麼對我就有用呢？我不這麼想，只要有一線希望，我就不能放棄。哈米爾頓也查出來有愛滋病，他也是進過好幾次鬼門關了。你看我的旅行袋裡差不多全是藥品，我總是再重都自己帶着，要是丟了就沒命了。五年了，我們一起走了一條很長很艱難的路。現在差不多一切都回來了，除了我的頭髮。我們現在一年造四、五幢房子。我們努力工作，也盡情享受。”

他停了停，又繼續說：“在這場鬥爭中，宗教信仰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信的是天主教。媽媽從小就教我做禱告，我每天都要禱告二、三次。”

“那不是很矛盾嗎？你信上帝，但你卻離婚，又是同性戀。”

“耶穌從來沒有談到過同性戀的問題。 我從不認為上帝會譴責任何一種美好的感情。有一次一個醫生對我說，愛滋病是上帝用來警告那些同性戀的。我說我真不相信這是一個醫生說出來的話。如果是那樣，那癌症呢？肝炎呢？還有各種各樣治不好的病呢？這一場病讓我們更加懂得生命的可貴，也更加明白生命中互相扶持的重要。就在前幾天，報紙上登載了一則新聞，說一個男人在一夜之間破了產，他和全家只能在一輛破車裡棲身。由於某種原因沒有及時申請到政府的救濟，他迫不得己去偷了一包麵包，結果竟被抓住，送到了法官的面前。法官聽了他的陳述後，罰了他十塊錢。他正沮喪着，卻聽法官說：‘這十塊錢我來付。另外，我也要同時請在座的各位一人出五毛錢。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各位都能拿得出這五毛錢，只要少喝一杯咖啡就可以了。我們生而為人，如果在這個時候還不能互相幫助，我們對人還會有什麼信心呢？’我和哈米爾頓得了愛滋病後，我們誰也沒有埋怨誰，反而更加珍惜對方的情誼。我的母親得知我的病情後，有兩年沒有過問我的事，但第三年就不一樣了。你會很驚奇她怎麼會懂得那麼多關於愛滋病的事情。我們現在已能象以前一樣相處了。這一次我就是要回去看望父母，在家呆上三個星期。”

“你有沒有因此而失掉一些顧客呢？”

“並沒有。很奇怪，是不是？我們的顧客甚至比以前多了，很多都是知道的人介紹了他們的朋友來的。這當然跟教育的程度有關。要是發生在二十年前，想都不要想。這也是我為什麼經常去電台電視談愛滋病，如何對待愛滋病，怎樣處理不良情緒等等。你知道，教導人們認識愛滋病太重要了。”

我點頭，睜大了眼睛看着這個樣子普通的男人：同性戀，愛滋病人，但同時又是好朋友，好情人，好父親，好兒子。人原來可以這麼複雜。

祥的父母早已在機場門口等候，看到他便是一陣熱烈地擁抱。他再一次回過頭來對我說拜拜，祝我旅途愉快。我望着他漸行漸遠的背影，心裡覺得應該有許多的感觸，可腦子裡一直就只有他的一句話：“人要是想活得好，又怎麼會活得不好呢？”

是的，人若要活得好，又怎會活得不好呢？

一九九五年十月於聖地牙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