柞里子：“洋肉”精英與敦煌“國寶”

秦興而先秦諸子百家包括孔子之儒家在內幾乎盡亡，獨存者為非孔子之儒。漢興至武帝獨尊儒術，遂使非孔子之儒，假孔子之號，成為華夏文化的傳統。兩千年後、一百年前出現一批反傳統的好漢，勇氣有餘，功夫欠足，不曾識破傳統文化掛羊頭賣狗肉的勾當，自以為是“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的高手，口口聲聲“打倒孔家店”，結果不僅那羊頭招牌倒了，羊肉、狗肉一同當成了瘋牛肉，而且連同怎麼做羊肉的菜譜也被搞成有字天書。從此人們不再吃狗肉不在話下，羊肉是什麼滋味也乏人問津。偶爾有好奇的，翻一翻羊肉菜譜，無奈有眼不識天書，趕緊合上，只當沒這回事。不過，並非人人都做了半個和尚或半個尼姑，只吃齋而不吃肉。新肉鋪開張了，招牌上寫的是“洋肉”二字，據說這肉是從水那邊來的，所以多了三點水。是真是假，不好說，因為“洋肉”鋪里賣的一概是回鍋肉，原味如何誰也說不清。

回鍋“洋肉”一百年賣下來，培養出一夥自視為中華精英，也被一些妄自菲薄為非精英者視之為中華精英的人物。這夥“洋肉”精英並不都信基督教，反基督教不遺餘力者也不乏其人。因為“洋肉”有從西邊來的，還有從更西邊來的。來路既然不同，做成的回鍋肉自然不是一個味道。吃不同回鍋“洋肉”長大的，身上的“洋”騷自然也就有別。然而，無論散發出來的是哪一種“洋”騷，終究是“洋”騷而不是“土”氣。不過，別以為散發“洋”騷的人都吃“洋”飯，靠“土”吃飯的也不乏其人。因為水那一邊吃原“洋肉”長大的人中間有一小撮偏偏對水這邊的“土”感興趣，水這邊的“洋肉”精英於是乎就有人與之相呼應。於是就聽到有人大罵或大捧英夷斯坦因，也聽到有人大罵或大捧法夷伯希和等等。或問：大捧者，“洋肉”吃得足想是不錯。大罵者，難道也是“洋肉”吃多了不成？不錯，因無論罵與捧，其思維方法和價值觀念都屬“洋”。曰：何以見得？曰：答案正好可從吹捧或者謾罵斯坦因與伯希和的例子窺見一斑。

近一百年前斯坦因與伯希和先後從敦煌莫高窟藏經洞以“賤”價買去“國寶”，原本是西北邊陲近乎廢墟的小鎮敦煌，從而成為世界文化聖地。稱“賤”，用的是現在的眼光或者說洋人的眼光。稱“國寶”，用的也是現在的眼光或者說洋人的眼光。斯坦因與伯希和各付出白銀二百兩和五百兩，所獲為“廢紙”數千卷。白銀，貨真價實。“廢紙”，是當時見過貨色的大多數中國人的觀點。如果當時見過貨色的中國人不認為是“廢紙”，這些“廢紙”早就從這些中國人手中換成了白銀，等不到斯坦因或伯希和。如果這些“廢紙”在當時被中國人用白銀換回家中珍而藏之，土改或文化大革命時說不定就因其為“封、資、修”而翻身成了新紙，不會流落異國他鄉，在博物館裡坐冷板凳，好生淒涼。

如今水這邊的人無論精英與否，皆大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了水那邊的人的價值觀。水那邊的人既是不遠千里而來，捨得用銀子換“廢紙”，於是發現並出售“廢紙”的道士王圓菉、協助斯坦因成交的師爺蔣孝琬，以及一系列見過卻不曾視這些“廢紙”為“國寶”的中方大小官員、學者，皆被戴上“民族罪人”、“賣國賊”、“漢奸”、“無知”、“愚昧”、“腐敗”等等的帽子。研究敦煌出土的這些“廢紙”成了一門學問，稱之曰“敦煌學”，洞裡的壁畫、泥菩薩也都成了“國寶”一級的“藝術珍品”。更有甚者，說什麼“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如果真的想認識中國古代文明的話，除了自己去敦煌，再無別路可走”。果真如此？柞里子曰：否。

就價值而言，但凡人類所創造者，皆可以歸納入兩類。其一，其價值不以文化為轉移，或者說，其價值為各種不同的文化所共同接受。比如，房舍有蔽風雨的價值，車輛有助行動的價值；船舶的價值在漂浮，橋梁的價值在跨越；如此等等，皆屬此類。其二，其價值因文化之不同而異。屬此類者最早往往出於個人的情感發揮，在某特定文化區域內引起共鳴，遂在這特定文化區域之內被視為有價值的東西。文學、藝術、音樂、宗教皆屬此。屬於第二類者並非一概不能跨越文化，只是不能如屬於第一類者之一概跨越文化。

敦煌藏經洞所出，就內容而言，百分之九十為佛經手卷。既屬宗教，其價值之有無、多寡，當視文化背景而定。如前所述，華夏文化的特點恰好在於無宗教。佛教既非發源於華夏，也從來不曾成為華夏文化的主流。損失一些佛經手卷，無論損失的方式是否合法、是否公平，是通過交易抑或是通過盜竊或者搶劫，其損失本身絕無損於華夏文明，亦無關華夏學術。有敦煌，華夏文化不因此而增輝；無敦煌，華夏文化亦不因此而失色。視敦煌佛經手卷之失為“吾國學術之傷心史”，純屬謬論。

敦煌藏經洞所出之非佛經部分，就年代而言，最早者不過一千五百年，而華夏文明可以上溯至四千，甚至五千年以前，且自公元前2000年以降，文獻保留基本完整；就涉及地域而言，狹小偏遠，無足輕重。故即使敦煌所出之非佛經部分於華夏文化之完整有所裨益，充其量不過如滴水之於汪洋。多此一點水，“洋”字的三點水偏旁不因此而改寫作四點水，少此一點水，“洋”字的三點水偏旁也不因此而改寫作兩點水。說什麼“如果真的想認識中國古代文明的話，除了自己去敦煌，再無別路可走”，好像除敦煌之外中國文化別無長物，更是如同痴人說夢。

佛經手卷為手寫，即使內容無足取，或者可有書法的價值？發現這些手卷的王道士也如此這般想過，故曾選取若干卷請當時在當地有書名的甘肅道台廷棟過目。廷棟看過之後，對王道士說：這些手卷上的字還沒有他廷棟寫得好，一錢不值。書法是一種頗難超越文化的藝術，故至今不識漢字的民族皆難以“藝術”視之，倘若不視之為“廢紙”，只因知其尚可變換為錢而已。幸虧如此！如果水那邊的人自認為懂書法，而其所欣賞者又恰好為水這邊的人以為“一錢不值”者，則經由凡夫俗子寫就的敦煌佛經手卷，說不定就也會同敦煌石窟里的壁畫和泥菩薩一樣，成為“國寶”一級的“藝術珍品”，令一些“洋肉”精英忙不迭地改寫中國的書法史。

繪畫和雕塑不如書法這般幸運，屬於比較易於跨越文化者。唯其比較易於跨越，其因文化而異的“異”，往往為人所忽略而唯見其“同”，以為藝術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價值觀念。其實大不然。就藝術而言，水這邊與水那邊的價值觀念的最大差異，竊以為在於這邊以“虛”為貴而那邊以“實”為貴。或以為“虛”意味着“抽象”，又以為“抽象派”藝術發源於西方，其實，這兩種“以為”，皆非是。中國繪畫從來不貴“形似”而貴“神似”，故就繪畫而言，工筆為下、寫意為上，設色為下、黑白為上；書法則更為純粹的抽象藝術不待言。西方繪畫從來以追求“形似”為的，遲至近代方脫離“形似”的追求而趨於“抽象”。“抽象派”既不發源於西方，以“抽象”為高的價值觀也不發源於西方。此其非是之一。

無論主“形似”抑或主“抽象”，皆就作品可見的實體而言，故皆為“實”而並非真正的“虛”。此其非是之二。華夏於藝術素來以意境為尚，所謂意境者，須於作品的實體之外而求之，只可意會，不可言傳，虛無飄渺，不可捉摸。這才是真正的“虛”。唯其追求“虛”，故華夏文明於藝術向來有所謂“家”與“匠”之別。“家”與“匠”之別，不在技巧的精與拙，也不在體裁的雅與俗，而在文化修養的高與低。中國歷史上罕有“純粹”的畫家和書法家，但凡在繪畫或書法領域內成家者，無不同為高水平的文人騷客，即其明證。雕塑難於產生“虛”的效果，文化修養高者皆蔑視之而不為，故中國雕塑素來不入品流，也從無以雕塑而成家者，恰可視之為反證。

敦煌石窟的壁畫，十之八九為佛教故事，線條鈍而乏力、設色死而無韻(設色已為下乘，更何況死而無韻)，無論就技巧還是體裁而言，皆不入流，更遑論意境。敦煌石窟的泥塑，十之八九為菩薩。天下的菩薩，無論站立坐臥，總是同一副呆若木雞的面孔。就哲學而言，或可稱之為深不可測、以不變應萬變的高手；就藝術而言，則如同機器成批生產的處理品。絕大部分雷同，故非機器成批生產難得如此。略有出入，故非不合格的處理品莫屬。一言以蔽之，衡之以華夏的藝術觀，敦煌石窟的壁畫和泥塑，如同石窟所藏佛經手卷的書法一樣，並無價值可言。

敦煌石窟之中，並非無可寶者，比如，一些石窟內的地面是西夏時期的瓷磚鋪就的，以柞里子之見，這些瓷磚的藝術價值遠出於佛教壁畫和泥塑菩薩之上。僅因水那邊不曾有人來收購或竊取，國人不以寶視之，不少洞窟一任遊客踐踏。不從中國固有的價值觀念辨認敦煌之種種有無價值、有多少價值，只因水那邊的人視之為“寶”，故從而“寶”之，並信口開河，說些荒謬絕倫、“寶”氣十足的廢話。若不是“洋肉”吃得太多，試問作何解釋？故曰：無論視從水那邊過來的探“寶”者為識“寶”的英雄從而捧之，還是視從水那邊過來的盜“寶”者為竊“寶”的無賴從而罵之，皆為“洋肉”精英之所為而無疑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