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恆漢

甘肅發展農業，關鍵是水。有水就有糧，有糧老百姓就有飯吃。因此，我們提出要改變乾旱面貌，必須以“水”為大，下大力氣解決水的問題和控制水土流失問題。省委、省革委會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重點抓好“兩西”（河西、定西）建設的設想規劃。要利用祁連山的水力資源把河西走廊建成商品糧生產基地；要下大力改變定西地區乾旱缺水的面貌，加強水利設施建設，修造梯田，打壩填溝，大搞農田基本建設，增加植被，防止水土流失。為此，我們專門組建了“兩西”建設指揮部，選配了懂業務、有幹勁的幹部具體負責。

這個設想計劃上報國務院後，國務院領導認為很好，又把甘肅的“兩西”擴大為包括寧夏“西海固”地區，合稱為“三西”治理乾旱的建設工程，由國務院有關部門牽頭，加大投資，統一實施。幾年後確實見了效，也取得了治理乾旱的實際經驗。

在那幾年中，我和省委、省革委會的其他有關領導同志們每年至少有四個月的時間深入基層視察和調查研究，我們分別深入各地農村蹲點（我在最窮的通謂蹲點），與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勞動，體察民情，了解情況，聽取基層幹部的意見。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他們提出了許多關於治山、治水、如何解決人畜飲水、農田灌溉防滲漏、壓砂保墒、如何解決種樹成活率等許多實際問題，為我們決策打下了基礎。

為了增加治水經費，我多次找國家計委做工作，使計委批准每年投入三千多萬元，用於打機井和建設水利設施。幾年中我們全省共打機井六萬多眼，使八十多萬畝旱地變成了水澆田，其中一部分農田達到旱澇保收。

為了充分利用黃河流經甘肅境內的地理優勢，在續建好劉家峽大型水力發電站的基礎上，我們又先後興建了蘭州郊區的八盤峽水電站和地處隴南的白龍江上的文縣碧口水力發電站。

為了解決嚴重乾旱問題，我們請專家研討論證指揮設計並率領群眾修建了景泰一條山、靖遠、會寧、榆中桑園峽、三角城等黃河提灌工程，使幾十萬畝旱地變為穩產高產的綠洲。當時，蘭州幾個大的中央廠礦企業都把農場建在景泰一條山一帶，有了水，那裡變成了江南，這些企業也都紛紛解決了一部分農業戶口的家屬的安置問題，這些家屬都有種田的經驗，把個一條山農場經營的有聲有色，坐在火車上經過這一帶時可以觀賞到這片沙漠中的綠洲。

為了徹底改變蘭州以北地區的乾旱狀況，我幾次向周總理請示、向國務院報告，建議撥款修建“引大入秦”水力工程，即提引青海大通河水入永登秦王川，澆灌秦王川百萬畝旱地的浩大工程。為了研究制定實施方案，我幾次帶領工程技術人員徒步到實地勘察，遺憾的是，當時因為經費、技術條件所限，這個計劃未能實現。

為了更好地利用小型水力資源，我建議蘭州發電機廠和水力渦輪廠生產中小型為主的發電機產品。我跟他們講，你們要多生產中小型機，以滿足隴南、隴東和河西地區的中小型發電提灌的需要，你們自己也解決了銷路。後來，河西民樂縣的兩個中型水庫，安裝了幾台中小型發電機組，解決了全縣工農業生產和群眾日常生活用電，群眾很滿意。

經過全省幹部群眾幾年的艱苦努力，甘肅的農業生產條件有了改善，糧食產量也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1969年前，全省糧食生產一直徘徊在五十億斤左右，到1970年達七十三億斤，1975年又超過了百億大關，大部分地區吃糧達到了基本自給，多數老百姓基本能吃飽肚子，離家外出討飯的人少了。

我任甘肅省委書記、省革委會主任十年期間，我認為，我們甘肅的絕大多數領導幹部和基層幹部，以及我們絕大多數的“支左”幹部，工作是認真踏實的，態度是積極努力的，並且能吃苦、廉潔自律，成績也是有目共睹的。文革的情景我想大家還都沒有忘記，在那樣一個非常混亂的局面中，我們甘肅能做到油井出油，煤礦出煤，鋼廠出鋼，電站發電，黃河水上山，戈壁旱地產糧，農業增長，糧食翻番，使絕大多數人有飯吃，社會秩序安定，這難道還不足以說明我們的幹部們是在努力地為人民工作嗎？就連後來的省委書記宋平在1978年省黨代會上也不得不承認：“十年來甘肅全省各方面建設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按照肖、韓時期蘭州軍區黨委對我的“結論”的說法，十年來我們是在搞破壞，這就全盤否定和抹煞了我們甘肅的廣大幹部和廣大“三支兩軍”人員的辛勤工作，是睜着眼睛說瞎話。那幾年報紙廣播大會小會狂轟濫炸，給人一個這樣的印象：甘肅省委也好，蘭州軍區也好，不工作的人沒錯，泡病號的人正確（說是抵制錯誤路線），而大多數辛勤工作、日夜忙碌的人卻錯了。我想，我們黨的事業、社會的發展，任何時候都需要勤奮敬業、努力工作的同志去實現。因此，我們還是要講實事求是，因為實事求是是我們黨的一貫作風，我們在任何時候，看任何事物，都要堅持這一原則。

甘肅中西部地區生活艱苦，風沙大，沙暴一起來人和車就被裹在沙渦中，稍一站不穩就會被颳倒，滿臉滿頭滿脖子都灌的是沙土，一張嘴就是一口沙，能見度往往只有五、六米。一個生產隊與另一個生產隊之間是大片的荒山禿嶺，中午太陽烤得土地都有一股焦味，有的地方連草都沒有一顆，人走過時只有被驚動的蜥蜴在戈壁上飛快地爬行。當時英國有個華裔女作家叫韓素音的，到我們中西部地區去搜集素材，來過好幾次。她對我講過，她第一次來時一下飛機就發出驚呼：“這裡還能生存嗎？！”

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省里和縣裡的幹部要頂風冒沙，不顧酷暑嚴寒堅持深入基層，每年不少於四個月。那時沒有任何補貼，也沒有獎金，更不可能提高工資待遇，甚至有的基層幹部為了省錢都自帶乾糧（有些帶點土豆找鍋煮煮當飯吃），沒有人說過什麼，也沒有人提出要調動。

我們有一些年紀比較大的同志是南方人，或者老家是自然條件比較好的地區的人，他們是解放大西北時轉業到地方工作的，一干就是幾十年了，找了甘肅的老婆成了家，生了娃娃，算紮下了根，就象電影上說的，成了崑崙山上一顆草，風吹不倒，日曬不枯。這些資格很老的同志有些至今還堅持在基層，很令人感動。

文革時期在基層工作的幹部都有一個體會，你在前面幹事，可能就有人在後面搞你的階級鬥爭，不知什麼時候你可能就要倒霉。當幹部的不但撈不到半點油水，有些需要應酬的時候還要自己掏腰包。還有些縣裡的基層幹部進城開會，為了節省開支自己背乾糧吃。那時候當幹部不長工資，但事情要辦好，受了委屈自己找毛主席語錄解決問題，想通了第二天接着干，許多基層幹部就是這樣在工作（當然有些少數敗類除外）。這一方面說明我們文革時期搞階級鬥爭擴大化，使我們的基層幹部工作放不開手腳，心存疑慮；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們黨長期堅持思想政治工作，在黨的基層幹部身上起到了作用，廉潔奉公，盡職盡責，吃苦耐勞，發揚了我們黨的艱苦奮鬥的優良作風。

我們軍區派出的“三支兩軍”幹部也大都象地方幹部一樣，他們無論是來自什麼崗位（有些還是從原子彈發射基地來的，還有各個崗位上來的），對自己將要執行的任務都盡職盡責。“支左”人員剛一進點時，工作難度很大，但他們堅決按照中央文件辦事，想方設法制止武鬥，苦口婆心將幾派群眾聯合到一起，又以身作則搞“抓革命、促生產”，無論是在工廠、學校，還是在自然條件十分艱苦的農村、油田、礦井等地，到處都可以看到穿綠軍裝的解放軍。

文化大革命中全國那麼亂，到處是武鬥，機關癱瘓，工廠停工，學生鬧事。甘肅自中央“三個文件”後便逐漸走上整治，並迅速開始恢復生產。這一切，如果沒有廣大的地方幹部和大批“三支兩軍”解放軍官兵們的努力工作是無法作到的。

我常常在想，這些幹部好哇，真的是很樸實，很能吃苦。

1975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甘肅是最平靜的一年，農村幹勁十足，糧食產量達到歷史最高記錄，也是解放以來第一次不向中央要回銷糧、第一次摘掉要回銷糧帽子的一年，如果象“結論”上講的，我們是在搞破壞，是在殘酷迫害廣大幹部和群眾，哪裡來的這個成績呢？“結論”顯然是把問題擴大化了。

當然，在那樣一個年代，我們也搞了農業學大寨，也抓了農村階級鬥爭，提過一些錯誤的口號，傷害過一些幹部和群眾。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階級鬥爭擴大化，我在這個時期，無論搞什麼事情都要以階級鬥爭為綱，貫徹毛主席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執行了那條極左的路線，是有錯誤的。但是，把這個全黨性的歷史錯誤都看成是甘肅一個省的，並且要我來負責，我也確實負不起這個責。另外，實事求是地講，當時是毛澤東、周恩來的時代，無論從黨性、黨紀還是從個人感情上講，我們都只有執行，這也是當時的實際情況，我們不能脫離開這個歷史背景談問題。

不能不承認，在學大寨的運動中，我也犯有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比如在禮縣蹲了幾天，走馬觀花地看了幾個公社的農田基本建設，又沒有深入調查、研究，實際上只有幾個公社不錯，就當成是全縣不錯，結果講了許多大話，過頭話，樹了一個假典型，經不起實踐的檢驗，影響很不好。

在農村，農民搞一點小自由，就說是資本主義尾巴，是搞修正主義。實際上到底什麼是修正主義，誰也不知道！

另外，在治理甘肅農業的過程中，我們過分強調了自力更生，沒有向中央、國務院要過多少救濟糧。當時我們的出發點是“顧全大局”“為國分憂”，想方設法自己省內調濟解決，現在反思起來，當時把問題想得過於簡單了。甘肅的農業問題是個歷史難題，我們苦幹了十年，問題解決了一些，糧食產量上去了一些，但這還只是處於起步階段，廣大的基層幹部和農民群眾也需要休養生機，因此適當向中央要求一些救濟是必要的。

放不下的牽掛

我這一輩子都是在緊張繁忙的工作中度過的，乍一免職時，什麼事都沒有了，後來連文件都看不上了，一下子成了個局外人，猛然間誰都不需要你了，說個心裡話，真還有點不適應。

人不工作了，心還是放不下，畢竟是操了十年的心啊，一下子還真割捨不下。天下雨了，我就高興，心想今年老百姓的日子要好過一些了。天旱的厲害，我就着急，唉，又要有老百姓出來討飯了。天天關心天氣預報，天天記在檯曆上，這已經成了我幾十年的習慣，連我的兒女都說我，你又不工作了，還關心天氣預報幹什麼？我說，習慣了。甘肅的老百姓太苦了，很大程度上講，還得靠天吃飯，你不關心天氣預報怎麼能行呢？

從蘭州到中川機場的幾十里公路線上，沿途都是鹽鹼地，我們沿公路兩旁種上了樹，但成活率很低，樹死了，我們就組織人再種，一連種了三年。前兩次我都親自去看過，不知這第三次樹活了多少？

景泰川一條山黃河提灌工程我們搞了第一期，工程完工後，戈壁上有了水，有了樹，有了草，有了莊稼，坐火車從北線走可以看見這一片沙漠綠洲。我免職前，省里已搞了個二期工程方案，已報請國務院批准了，提水泵要修到十二級，可以說是一個奇蹟了，如果工程實現預期效果，那麼騰格里沙漠就又多了幾十萬畝的旱澇保收穩產田了。可惜我沒能親自參加這一為甘肅人民造福的工程建設，所幸的是，下一屆省委圓滿地將這個藍圖實現了，這也足以讓我感到欣慰了。

“引大入秦”工程，原來我們曾組織人勘察過，我本人也多次去看過，我們還搞過一個方案報國務院，甚至一些前期工作都開始抓了，但因為沒有資金無法搞。現在從報紙上看，這個工程已經開始抓了，這說明我們國家經濟有了實力，有能力為老百姓辦些事實了。這個工程將來完工後，肯定會為老百姓造福，是個子孫後代受益的大好事。

最近還有一個問題老是在我腦海里轉，就是我們修了不少水庫，但水的利用率還有問題。你比如說修渠，甘肅的土地沙化的厲害，渠道的襯裡就要有講究，砌得不好，水流經渠道，有相當一部分漏掉了，在沙地里蒸發了，那就很可惜。

還有，最近我看電視，那個以色列的自然條件就和甘肅差不多，人家就搞得很好。他們澆地搞噴灌，我看這個很適合我們甘肅的情況，我們甘肅一個是缺水，一個是土地質量不好，水澆多了還容易鹽鹼化，因此，應該借鑑國外的噴灌方法，搞些長臂式的大型噴灌機，既節約了用水，又解決了土地鹽鹼化問題。

甘肅的自然條件惡劣，農業技術底子薄，技術人員缺乏。我們有一所農業大學，還有一些培養農業技術員的中專，但沒有經濟實力解決技術人員的待遇、房子等具體困難，致使一部分技術人材轉業、流失。要想以科技治農，就要留住農業技術專家，改善他們的實際困難，使他們能夠全身心地投入到治理甘肅農業的工作中去。科技治農是根本解決問題的途徑，技術人員就是實現這個途徑的寶，所以要設法培養並能留住。

通渭縣是甘肅有名的貧困縣，荒山禿嶺，山上旱得連草都不長，建國以後，七任縣委書記都認為“通渭沒治”。 1976年，我曾去那裡蹲點幾個月，親眼看到通渭的老百姓生活在極度的困境中。我和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和基層幹部與群眾一起商量改變貧窮的具體措施。針對通渭荒山荒坡植被少，水土流失嚴重，無雨無收成，有雨沖成溝的特點，當時我們提出了植樹種草、興修水利，發展養殖業等十項措施，發動老百姓在坡地上修整梯田。為了調動廣大農民治理荒山的積極性，我們還提出誰栽樹誰受益的政策。為幫助通渭縣儘快脫貧，我們還組織省委、省政府各部門派出工作組，結合自身業務進行具體幫助，對口支援。

說句心裡話，解放那麼多年了，看到通渭老百姓還生活在極度貧困線上，心中實在不忍，但更多的是自責：作為黨的幹部怎麼向當地老百姓交代？所以只有儘自己最大的努力幫助他們，使他們儘快脫離貧困，和全省廣大農民一起逐步過上好日子。

由於政治上的原因，我離開了領導崗位，事情來的很突然，對通渭的許諾很多還沒有來得及實現，一些具體幫助也沒有來得及落實，更無法親自繼續帶領大家實現“治理通渭”的心願，對不起通渭的廣大父老鄉親。但我深信，總有一天我會從電視上、廣播上、報紙上看到通渭人民擺脫貧困、走上富裕的道路。到那時，我會把酒遙祝那一方質樸、敦厚的農民兄弟們的！

加入時刻: 9/17/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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