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Nick Tosques，美第555野戰炮兵營

收於：Tomedi, Rudy, No Bugles, No Drums: An Oral History of the Korean War, John Wiley & Sons, Inc.: New York, NY, ISBN 0-471-5722-2, 1994.

我第一次被徵集入伍是在1946年。到了1947年，服役大約13個月時，陸軍裁減兵力，我就退伍了。然後，1950年7月，韓戰爆發不久，報紙上有個公告宣布所有在1945年到1950年間服役不到13個月的義務兵員會被再次徵召。我只服了不到13個月，果然，在7月底時我又被徵召了。

我是被直接送到韓國去的。當我拿着徵兵令到紐澤西州迪克司堡報到時，他們告訴我說我已經有過基礎訓練，韓國那邊情況不太妙，需要趕快補充兵員。所以任何只要有過服役經驗的人就會被送上飛機，不會有任何訓練的時間。

迪克司堡他們說我會被派到一個彈藥補給單位，但當我到了日本德雷克基地的補充兵中心時，他們叫我們排好隊，然後是“你、你、你、還有你....你們到第555野戰炮兵營。”

我跟那名上尉說：“我從來沒有受過炮兵訓。”

他說：“你會學到的。”

第555炮兵營的綽號是“三五銀幣”（譯註：原文是Triple Nickles，nickle是美金五分錢的銀幣。），才剛剛被打得很慘。他們陣地被打垮，損失許多人員和大炮。

當天晚上他們把我們四個人送上一列火車，開到日本西岸的佐世保港，然後我們搭船到韓國。

那時是1950年9月初，他們還在釜山防線作戰，每天都有火力任務，我必須要很快地學習。

首先，我必須要知道怎麼把炮彈組合起來。炮彈一般分成兩件運送，炮彈和藥筒，藥筒里有9個藥包。105毫米榴炮的射程是7英里半，如果所有藥包都在的話，炮彈可以打到7英里半。如果前進觀測員要求較近的射程的話，就必須用較少的藥包。裝藥6，6個藥包，裝藥4，4個藥包，裝藥3，就是3個藥包。假如變成2個藥包，也就是我被俘虜之前用的，你會知道他們已經是該死的近了。

我學怎樣裝填，我學怎樣發射，我很快學會每一樣，因為如果你不快學，你是沒法生存的。北韓軍一直在我們防線上鑽隙突破，許多次我們不得不在極近距離平射開火。

我們支援的單位是第五團戰鬥群，在從釜山防線突破後，我們一直跟着他們幾乎到了鴨綠江邊。

在鴨綠江附近時，流傳的謠言是：“在日本吃聖誕節晚餐，然後就回美國去。”

接着我們知道的是，我們又回到38度線以南，而唯一能回家的是那些受重傷的傢伙。中國已經參戰，而我們也被打得很慘。在撤退時，從沒有看過這麼多東西要燒掉，成噸的C口糧、彈藥、裝備、汽油，任何我們帶不走的都燒掉。

過了幾個月，我們又再度進攻。在1951年4月的時候，我被選上到日本東京休假10天，當我銷假後，他們說我的名字在下次輪調回國的名單上。

我當時想，真不錯，先開溜了一陣子，回來後又有這麼個好消息。

我預定再兩個星期就回家了。幾天后，中國軍開始他們的春季攻勢，他們想要把我們再一次打回38度線以南。

4月25日下午，我們的指揮官來到炮陣地，說：“開始打包，我們要趕快離開這裡。”

在更前面的地方，我們可以看到第五團戰鬥群的傢伙正離開他們的陣地，他們跳上卡車向我們開來。我們把炮收起，跳上自己的卡車，跟他們一起上路，不過我想我們還開不到一英里的路就碰上一個路障。中國士兵已經繞到我們後方而且擊毀了一輛坦克，坦克擋住了道路，路兩旁有點高度下去是稻田。到了路障處我們只好停下，一停下時中國士兵就從四周的山頭上開火射擊。

機槍子彈、迫擊炮彈、步槍子彈都如雨點般地落在我們頭上。我們把榴炮下架，調轉炮口，在極近距離開火──開炮閂、沿炮管瞄準、裝彈、開炮，然後希望能打中一些東西。

一些中國士兵逼近到扔手榴彈的距離，在我的榴炮周遭爆炸聲此起彼落。有人喊：“尼克，你看！”我抬頭一看，一顆手榴彈向我飛來，我記得的最後一件事是我飛撲在地。

等我清醒過來，已經是晚上了。我不知道我昏迷了多久，但是當我從那顆手榴彈跳開時還是白天。我記得我捏了自己一把，以為在作夢。在我四周死傷狼籍，卡車在燃燒。我不知道向哪裡走，最後我站起來走到一個在呻吟的人身邊。

他的腹部受傷，他半坐半躺着，嘗試着用手擋住腸子不跑出來。我從一具死屍身上拿下一件夾克，纏綁在他的身上好蓋住他的傷口。

“夥計，”我說，“你傷成這樣，我不能扶你起來。”

他想要喝水。我知道不該給腹部受傷的人喝水，但是這傢伙反正活不成了，所以我找到一個滿滿的水壺遞給他。

我說：“我會找人來幫你。”

沿路走了一小段距離，我遇到第五團戰鬥群的三、四個傢伙，他們在路邊擠成一堆，其中一個手臂受傷，正在哭泣。

我說：“噯，我們要趕快離開這裡。”

他們看着我，其中一人說：“你是那個單位的？”

我說：“三五銀幣。”

他們還是望着我，然後另一人說：“好吧，我們要向那邊走？要怎麼離開這裡？”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走，只想到應該向南走，我們在被攻擊前就是走這個方向。不過不管向那個方向走，我們都會聽到中國士兵在講話，不但在我們前面的黑夜中，還在我們四周。

所以最後我說：“好吧，把你們的步槍丟掉，躺下來裝死。”

不過中國士兵四處察看，對每個屍體都刺上一刀，不是要殺死傷兵，而是要看看是不是還有人活着。他們知道總有一天要和談，他們想要儘量多抓俘虜。

我的屁股被刺了一刀，下手很輕，不過足以讓我動了一下。然後我聽到：“Getuppu! Getuppu!（站起來）”

這時再裝也沒有用，所以我就站起來，然後感到很驚訝。我不過五尺八寸高（約170厘米），不過我是低頭看着這個中國士兵。那時我並不覺得害怕，我低頭看着他，還記得一直對自己說：“該死，他還只是個孩子。”

他看起來像個非常年輕的青少年，14、15歲大。那是個有月亮的夜晚，他注意到我的手錶，手錶就沒有了。我戴着一個戒指，他也想要那個戒指，不過我的手指腫脹，所以脫不下來給他。

在我身後的傢伙低聲說：“尼克，你最好把它拿下來，要不然他會把你手指砍掉。”

他很想要那個戒指。當我在那裡使盡各種辦法要脫掉那個戒指時，他就直直地站在那裡看。最後當他舉起步槍時，我開始在手指上拼命吐口水，使勁要取下戒指。我吐了一大堆口水，好不容易終於把戒指拿下來了。

他就像是個拿到新玩具的小孩，戴着手錶和戒指，他四處走動向每個人笑。

直到天亮後我才覺悟到我的處境。我開始一直都沒有想到自己已經是個俘虜，我還在想或許拿走我們的東西後，他們會離開留下我們，然後我們就可以繼續往南走。不過天亮後我才發現不會有那種事。

他們把我們留在那裡一、兩天，我們睡在地上，不過當然沒有多少睡眠可言。我們可以聽到南方傳來的炮聲，而且每過一陣子我們就得站起來拼命狂奔躲炮彈，我們自己的炮兵還在對中國部隊轟擊。

第一天裡，來了一個會說英文的軍官，審訊就開始了。在基礎訓練時，每個士兵都被教導說：如果你被俘，你只報出自己的姓名、階級、以及兵籍號碼。不過實際上你只能用這套應付一下子，你看到其他人在背後或腰際挨上這麼一記重重的槍托，你就會開始想想看有沒有一些你能說卻不會泄漏任何機密的東西。

這個中國軍官問我，“那個單位？”我沒有告訴他。但是當他說：“你是跟着那些卡車還有大炮的嗎？”我說：“Yeah.”

只說，“Yeah.”

然後他問我從哪裡來，我說華盛頓。我沒說是華盛頓特區還是華盛頓州，只是華盛頓。

他沒有追問下去。我發現如果我給他答案，他就會問下個問題。答案不必是正確的，只要表面上看起來我很合作就行了。後來還審問了很多人，但我想沒有人真正給了他們多少資訊。

接下來幾天裡，其他戰俘也被帶過來。當我們變成相當大的一群人時，他們說我們要到北邊的一個戰俘營去。

我們成單行沿着道路行進。很快地情況變成如果想要排泄的話，你只能拉在褲子裡，因為除非他們自己想停下來，是不會讓我們停的。我還記得有傢伙說了句：“我得上廁所”便停下來把褲頭解開，然後突然一聲槍響，就再也看不到那傢伙了。

我們大部分都在夜裡行進，因為白天我們自己的飛機一直在轟炸。路上期間沒有多少食物，他們給我們一種干谷粉，放在手中，然後灑一些水下去讓它變成糊狀，就着手吃下去。有時候我們吃生的高粱，偶爾有一片海帶。

我們向北走了差不多60天。我是在4月25日被俘的，當我們到達位於朝鮮的第一號戰俘營時差不多是6月底了。但是沒有人能確認，我們早就忘掉每天是幾月幾日，那不過是我自己的估計，6月底。

在整個行進途中我們沒有聽到任何新聞，我們所知的是中國人很可能已經占領了整個南韓。我們也不知道我們要去哪裡，只知道是個戰俘營。有些人猜他們要把我們送到中國，我自己猜是滿洲。

第一號戰俘營由一堆韓式的舊泥屋和幾棟木質房屋組成，外面沒有圍牆。我們到達幾天后，在一個教育課程上當他們問有沒有任何問題時，有人問到圍牆的事。“為什麼沒有設圍牆？鐵刺網在哪裡？”

譯員回答：“我們不需要鐵刺網，你們的臉就是鐵刺網。”

他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們分成小組，每10個人被塞進一個小房間裡──不是一棟泥屋，是一個房間。房間的大小就跟一個大的壁櫥差不多（按，原文是large closet，可能是指walk-in closet，相當於一個小間，尺寸不一，可能比衛生間大），你一動就會碰到人。

他們把我們的衣服拿走，發給我們藍色薄布制服。我們身上都很髒，大家兩個月沒洗澡，也不讓我們洗澡。所有人身上都長了虱子，它們在頭髮里，衣服里，全身都是。只有一個辦法可以殺死它們：用手指指甲，一次一隻。

審訊馬上就開始了。他們每天審問我們，晚上也是。早上某個時刻他們會三兩成群把人帶走，不過永遠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輪到你。

他們不知從哪裡知道我是從華盛頓特區來的，然後我就被嚴審了一陣，都是好幾小時不停的審問。白宮在哪條街上？這棟建築在哪裡？那棟建築在哪裡？好像是什麼重要軍事機密一樣。他們問的東西其實都可以從旅遊手冊里找到，但是我根本不記得所有的建築物在哪裡，我從來也不曾注意這些建築座落在哪條街上。當我答不出來時，“嘩”，一條橡膠水管就重重打在我後頸上。

很快地我就信口開河告訴他們每一件事，只要不挨打就行了。那棟建築在這兒，其他建築在那兒，有什麼關係？他們如何能搞得清楚？不過，他們後來還是發現我在扯謊，“嘩”，又是一記橡膠管。我猜他們從來沒有想到過當我說我不記得時是在說真話。我是從華盛頓特區來的，在他們心目中每個從華盛頓特區來的人都該知道所有政府機關的位置，也該知道政府在幹什麼。

然後就是那些政治教育課程。我們每天都要上課，“你們是資本主義者，你們的政府欺騙你，有錢人根本不管你死活，所以他們派你們來這裡送死。你們政府發動戰爭來壓迫朝鮮人民。”都是這些胡扯的東西。

我們也得學習共產主義，那是生命存在的唯一方式，也是唯一的道路，在共產主義下人人平等。我們每天都要聽這種東西。

我們每天早上要很早起來接受點名，在清點人頭後我們領取豆漿，那看起來像牛奶但是是用黃豆加水煮成的。有的人會喝有的人不喝。晚上時，他們會發一杯米粥，嘗起來像是漿燙衣服的糨糊。我儘量吞咽他們給的任何食物，有時會吐出來，有時不會，不過我總是儘量吃光。有些人一直都把食物推開不吃，他們體重下降、生病，會因營養不良或生病而死亡。

他們有個湊合的醫院，如果你生病了，他們就把你丟進去，然後把你的食物也擺進去，你要吃就吃，不吃拉倒。從來就沒有醫藥，我想他們連供應自己人民都不足。

每天早上都是勞動苦工。我們會列隊爬到山上砍柴給他們用，每一棟房屋都是燒柴火取暖的。我們得砍倒樹木，切成小根，然後把大包小根柴火搬到營地去。

下午是上課時間。我們學習毛澤東和他手下怎樣把蔣介石和資本家趕出中國。資本主義是如何地壞，工人階級是如何被剝削，共產主義為何是唯一的出路。我們里的確是有人被影響到，開始相信那一堆胡扯八道。不是馬上地，但是它一直重複又重複，日復一日，資本主義壞，共產主義好。

跟其他大部分人一樣，我隨他們意思去說。是、是、是，你說的對，你說的沒錯。但是在我們心裡真正在想的是怎樣回家，怎樣找份工作，怎樣大買特買一直想要的東西。

在每次政治課後，我們會被送回屋裡去討論共產主義。不過我們會派個人在門口張望，其他人會隨意閒聊，但就是不談共產主義。你以前做什麼？你開什麼樣的車？你有女朋友嗎？諸如此類的。

但是你也不能完全忽略掉課程內容，因為在所有人都在的共同研討時段里，他們會考問你。你研究了什麼？你知道你們政府欺騙你們嗎？你們的哈利．杜魯門在說謊，他永遠也不會讓你們回家。

曾經有幾次我的確喪失了能夠回家的希望與信心。在營里幾個月後，他們告訴我們說和談已經開始了。但是沒有任何事發生。他們會要我們在操場上列隊，然後說和談進展不錯，我們會想，很好，再一個月我們就可以離開這裡了。然後一兩個月後，他們又會要我們列隊，然後宣布和談又破裂了，美國人根本不想要和平，你們永遠也別想回去了。

這種事發生個三、四次後，你該怎麼辦？好幾個月過去了，一年，兩年過去了，我們仍然在這裡。有些人甚至不相信有和談這回事，認為中國人只是在玩弄我們的心靈。

許多人情緒變得非常低落，有幾個甚至自殺。對他們來說可能負擔太重了，他們最終永遠失去了希望，當這情形出現時就無藥可救了。

有件能夠鼓舞我們的事情就是空戰。我們所在的戰俘營離鴨綠江只有幾英里，正在米格走廊下方，幾乎每天都可以看到米格機和我方噴射機的空戰。它們都飛得太高，我們根本分不清什麼是什麼，但有一天有個被俘的飛行員被帶進來關在一起，他教我們去聽機槍的射速。米格機的射速比我方噴射機要慢得多，即使在地面上也可以聽得出差異來。從此之後，每當有米格機被擊落，我們就全力歡呼鼓掌，然後衛兵就會跑過來，揮着步槍要我們安靜，要不然要開槍打我們。

我們都不敢對他們輕忽，他們已經槍斃了一個屢屢反抗製造麻煩的傢伙，而我們被逼要看行刑經過。當時我們在做一些平常的活動，突然間全體集合整隊，然後他們把他帶出來靠站在一堵牆邊，行刑隊已經早在那裡等候了。我還記得自己祈禱，希望那傢伙會沒有痛苦地馬上死掉。在我到韓國前，我看過電影裡德國人和日本人把戰俘帶到行刑前開槍打死，但是實地上看到這種事情發生是極可怕的震撼。電影根本不可能讓你有足夠的心理準備。

那個傢伙沒有被蒙眼，他或許是自己要求不蒙眼的，因為我們也聽說過其他戰俘營也處決過俘虜，不過都會蒙眼。他的手被綁在後面，直直地站在那裡瞪視着他們，直到他們開槍。

我猜大概是在1952年下半年我們開始接到信件。我們當然不會拿到所有的信，但是每過一段日子他們會給出幾封信。我母親就給我寫了一封，劈頭就是：“親愛的尼克，伊莉莎白死了，哈，哈，哈。”

中國人會先讀我們的信，當他們看到上面那句話時，就把我找到營總部去，想要知道為什麼我母親會對某人的死亡這麼高興。什麼樣的人會對別人死掉開心大笑？他們把我審問了好幾個小時，但我就是沒辦法讓他們相信伊莉莎白是輛汽車的名字。我父親有一輛1936年份的福特汽車，已經使用多年，我母親一直叫它“錫麗茲”（譯註：原文是Tin Lizzy，Lizzy 是 Elizabeth 的簡稱別名，正如Bill 是 William 的通用別名一樣）。但是不論我如何解釋，他們還是不懂。

我記得當他們第一次告訴我們戰爭結束時，我們都不相信。他們必須一再重複，因為這個時候我們對他們所說的話一句都不信。然後他們把所有傷病號全都帶走，並且告訴我們他們會先被交換回去，我們還是不信。我們想的是：他們是真的回到南邊了嗎？還是這又是另一套詭計？說不定他們只是把那些傢伙送到另一個戰俘營而已。

他們分發了新制服和新毯子。不過他們以前也這麼幹過，前面幾次宣布和談有所“突破”時都是如此。當和談又破裂時，他們又會把毯子和制服收走。

最後他們把戰俘營分成兩部分，一部份先走，我的那部分晚幾個星期走。我們仍然以為不會回家，卡車往北開把我們送到鐵路車站，他們把我們放到貨車車廂里，然後火車開始向南開去。

_這個時候_，我們才開始想，嘿，或許這次是真的。

或許。

我們向南開了幾個小時，然後他們要我們下火車，換乘卡車，因為鐵路已經被炸斷了。

不過我們仍然在向南開。

中國人把我們在他們那邊的留置營里留了兩天，他們給我們平常吃的米飯，但
加了些東西，還有一小罐豬肉，不過沒人動它。我們想，我們靠米飯還可以多撐上幾天沒有問題，他們大可以留着豬肉自己塞上某個地方（譯註：髒話未翻）。

等了兩天，我們再度坐上卡車向南開，整條路上我們和向北開的卡車一直交錯而過，上面坐滿了跟我們交換的中國與朝鮮士兵。

當我們到了停戰區域，我跳下卡車，不過我的褲子卡在把手上，從中整個裂開。當我走過分界線的時候，我的雙手必須要拉住褲子才不會掉下。那裡有許多各級軍官等在分界線另一端，不過我沒手敬禮。一個上校說：“不要擔心，孩子，走過那條線。”

有幾個人走過分界線後就跪在地上親吻土地，有個傢伙轉身過去對着中國人把拇指頂在鼻子上做鬼臉，我，我一直忙着拉住褲子。

我們理了發也洗了澡，然後他們給我們準備了一餐。所有在場的軍官都變成服務生伺候我們，菜也是他們燒的，他們也負責打菜。我們想吃什麼就點什麼，要吃多少就吃多少。在我們面前煎着大塊牛排，你要幾分熟呢？

我拿了一個餐盤，堆滿了食物，坐下來後只吃了一、兩口就飽了。我再也吃不下了。我的胃已經空了兩年半，還要再過一年，我才能吃下一頓正常份量的餐食。

不過除此之外，我沒有太多調適上的問題。我想到的是，我在這裡了，我回來了，我還可以走路，我還活着。我目睹了許多苦楚、許多折磨、許多死亡，不過我總算平安回來，在我人生的帳簿里，這點就是值得感激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