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ieg Larsson 在《龍紋身的女孩》中通過講述財經記者布隆維斯特查找“海莉”失蹤之謎的故事描寫了眾多與事件有關的人物，也介紹了“納粹主義”在瑞典的一些歷史片斷以及對某些瑞典人的影響。當布隆維斯特愈來愈接近真相的時候，他被那位幾十年之間持續虐待、性侵犯、謀殺了多位女性的兇手“馬丁”反制住並關進了馬丁用於犯案的密室。在密室里，馬丁與布隆維斯特兩人有相當長時間的對話，以下所摘錄的是部分對話。


對於自己殘害女性的行為，馬丁這樣說：“你只是個非常普通的小人物，麥可。你無法了解完全掌控一個人的生死時那種神聖的感覺。”
當我讀到這句話的時候，一股寒意從心底泛起，作者通過這句話提醒讀者，“馬丁”只不過是一個家族大財團的“掌門人”，已經有足夠的能力和財力“完全掌控一個人的生死”，推而廣之的話，那些地位崇高如希特勒的“元首”，“領袖”們在推行他們的“神聖意志”的時候，如果沒有足以與之制衡的力量，老百姓的命運終將如何呢？


馬丁還進一步為自己的行為作辯解，他說：
“當然了，我的行為為社會所不容，但我的罪行最主要就是要對抗社會規範。只有當我的客人結束造訪，當我對她們感到厭倦，死亡才會降臨。每次看着她們失望的表情總覺得很神奇。”
“失望的表情？”
“沒錯，失望。她們以為只要討好我，就能活命。她們服從我的規定，開始信任我，與我發展出一種情誼，希望到最後這點情誼能發揮些許作用。結果發現自己上當後自然會失望。”


作者借馬丁的口道出的可以說是一種生存狀態。面對強權的時候，個人的力量微不足道，有人選擇當“烈士”，反抗至死；有人消極抵抗，拒不同流合污；有人採取討好強權的姿態，以求得以苟活甚至賺得些許殘羹余唾。個人選擇不一樣，結果當然也各別不同。小說家借自己創作的人物之口說出自己的理念，也借小說人物的行為反照社會，認同與否，讀者各自心裡有數。


和寫小說一樣，評價歷史人物，也反映了作者的認知能力。最近在網上看到一篇談“愛國”的文章，相當有趣。“愛國”是一個宏大的命題，對於“愛國”的實質內涵，有各種各樣的分析討論，本人對於這個命題沒有什麼高論，只是想就該文所舉的例子發表一點意見。


該文洋洋千言，反覆歌頌一位文化名人辜鴻銘，讚譽他“生平喜歡痛罵西方人”，“宣揚中國文化、嘲諷西學”，“反覆強調東方文明的價值”等等。辜鴻銘是一個大學問家這一點為世所公認，他熱愛東方文明之心也彰彰明甚，但是作者把辜鴻銘先生樹為“愛中國”的楷模我卻不敢認同，因為作者文中還這樣寫道：
民國建立後,他在北大講授英國文學，用偏激的行為方式--留辮子,穿舊服,為納妾和纏足進行頭頭是道的辯解,來對抗整個社會棄絕中華傳統的畸形走向。辜鴻銘一生主張皇權，可他並不是遇到牌位就叩頭。 
根據上述文字，我看到的是，辜先生認為留辮子,穿舊服,納妾和纏足才是遵循中華傳統的“正道”，至於皇上毫無疑問必須有，關鍵是看誰來當。如果有人說，那他也還是“愛中國”呀！那麼，現如今就有一位穿自製黃袍，言必稱“朕”的金先生，他也算得上是一個“愛中國”的人，不過，他愛的是“大清國”！


愛國無罪！不過要拉大人物的大旗來做虎皮就要小心了，弄不好就是廣州人說的：

賣錯相思表錯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