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作家的巴金，十多年前就在我心中死掉了。与他一起死去的，还有丁玲，冰心，刘绍堂这样一批人。原因就在于我读了他们文革后的文章，却再也找不到当年他们作为真正的作家时，那种富有才情，锐气，想象力和真诚思考的东西。看着他们那些矫情散漫的文字，有病不敢呻吟的别扭模样，不时横插进来的对新时期的感恩戴德，我就不得不佩服那次浩劫在摧毁人的精神方面的力量。

谁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事实是：即使再伟大的作家，他首先也得活命。当生命都到受威胁时，刚硬如傅雷顾准陈寅恪者必是少数，大多数人最先丢掉的，恐怕就是说真话的勇气，忍气吞声，唯命是从，屈辱地活着就成了最佳选择。只是这种长达二十多年的精神暴虐对于任何一个个人都过于漫长，到了七六年以后，他们大多都已身心老矣，且遍体鳞伤，再也经不起折腾，不能复原了。即使象丁玲那样的奇女子，年轻时为了自己的前程，能撇下落地才数月的孩子神秘失踪，此时也不过尔尔，面对新一代的崛起，只是不甘地强调自己从前如何辉煌，讲些人云亦云的废话，却再也写不出一点有份量的新的东西。相形之下，文章本无奇才，生性却平和温厚，注重情谊，又格外珍视亲情的巴金，还能潇洒厉害到哪里去呢？

所以，巴金，只是那个别扭时代里留存下来的别扭作家。作为一个真正的作家，他曾在自己早年的那些小说里短暂地存活过（相对于他百岁的高寿，真可谓昙花一现。），不过，他很快就死定了。在1955年写下《必须彻底打垮胡风反党集团》那种落井下石的文章之后，曾是充满人道关怀的独立作家巴金已死。后来那几本《随想录》，只不过是一个劫后余生的老人在面对自己的良心，历史和晚辈时所发的感叹，那种拉家常式的随笔，那种不堪回首中冒出的几句肺腑之言，那种喟叹，不客气地说，许多过来人都有，甚至在思考的深度上，恐怕还唯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他是巴金，是中国文联和作协的主席，若干次人大的代表，所以就显得格外响亮些。特别是关于”要说真话“和办一座“文革博物馆”的事，总是格外打动人心。

客观而宽容地讲，对于巴金，对于被扭曲了二十年、妻离子散、甚至差点丢了自家性命的他们那一代人，能这样公开表达出自我反思和忏悔的意识，已实属不易。谁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呢？那些把巴金追捧为“文学巨匠”，“一面旗帜”，“世纪良知”，是在造神；那么，象朱学勤那样质问巴金，是不是也在造神？“ 他（巴金）说，他最后的十年，他是以三个字活过来的——说真话。这十年该说的真话太多了，您老人家说几句吧！不要说一百句，你说一句行不行？说一句没人拿你怎么样？”

可我想巴金，他还是说一部分，他说了他能说的，而你凭什么从道德的至高点上去要求他呢？要求一个从畸形的时代里爬着活下来的人，去克服一切记忆中的恐惧，个性中的懦弱和胆怯，现实中的担忧，毫不犹豫地去说出他心中所想所感的东西？这同样是不真实的，放在巴金这样一个具体的人身上，也许就是苛求或是另一种方式的造神。巴金就是巴金，他以他个人的视角和思考表达了他能表达的，仅此而已，而要他承载一个时代一个文坛甚至一个民族一个世纪的忏悔、良心和道义，这本身就是对人性的无知和荒唐，而另一个层面上反照的，也许却是一种集体的逃避、推卸、缺席和不负责任。

这就象巴金在头脑还间或清醒之时，曾多次请求“安乐死”而遭拒绝，所以他说：“我是为你们活着”。在这样一种生与死的别扭里，你可感受到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的痛苦？而谁正视了这样的痛苦？这一份别扭映射出的可仅仅是一种文化和体制的残忍？一个民族在对待自己爱戴的所谓伟大作家面前推行的又是怎样一种强行霸道的价值观？一种怎样满足自己造神欲望和权力游戏之间的愚昧无耻和自私？而巴金，你没有自己，你就这样彻彻底底失掉了自己，他本想在提倡“说真话”和“忏悔”的行动中寻回自己，可最后，你除了被利用，还是被利用，你仍两手空空如也。

我不知道巴金是不是他们那一代中最痛苦的一个，但无疑他是痛苦的，否则他不会说：“我回头看背后的路，还能够分辨这些年我是怎样走过来的。我踏在脚下的是那么多的谎言，用鲜花装饰的谎言。”

他一生都在求“真”，他曾说：“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努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没有作过妥协。” 他言过其实，事实上，他没做得那样好。可他却曾努力求过真，努力求“真”而一生未得，这就是他的结局。

他年轻时的那些作品，文学成就比不上另一些作家，可却也充满了对自由、对真诚的向往，对旧时代扼杀个性、人性的批判和呐喊，他的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寒夜》实际上就是探索和展现那个时代里普通的小知识分子的命运。虽不是投奔延安的红色作家，可在这一点上他和丁玲们是一样的：相信黑暗已到了必将被取代的地步，而新的更好的时代正在到来。所以，四五年重庆谈判会议后，毛泽东接见各界人士，对他说：“我在延安听很多年轻人说，由于读了你的《家》才走上革命道路……”他便深受触动，他后来就对自己说：“既然已经划入兄弟队伍中，我就要使出全部的力量做一个合格的战士。”　这就是历史的玩笑，他们那一代人的悲喜剧。

所以，真正智慧的作家总是远离权势，政治甚至组织；所以，独立自由如天马行空的萨特连诺贝尔文学奖都拒绝去领。可是巴金做不到，丁玲做不到，茅盾曹禺夏衍老舍也都做不到，他那一代人中，做到并成功了的，却是那一个没有一点闹革命情怀的小女子作家张爱玲，五十代初就悄悄去了香港再也没有回来的张爱玲。看她的《秧歌》，你就会发现，其实她远不是一个只知恩恩爱爱，衣锦花香的女子，她对中国社会有惊人的洞察。这绝对令人深思和惊奇。

四十年代的巴金也许是因为没有看懂而做不到，那么劫后余生的巴金呢？他似乎有些明白了：“名利之事我已看得很淡，而且有时甚至感到厌恶。现在想的只是把一点真情留在人间，因此还想写点随想，因此时间对我是多么可贵。想到过去浪费掉那么多的时光，我觉得我也应当坚持一项原则：尽可能多做自己想做的事，尽可能不做或少做自己不想做的事。(当然其中也包括着尽可能少写或不写自己不想写的文章)。但是做到这一个‘坚持’却是多么不容易啊!”“人老了，来日无多，时间可贵，偏偏有人在这个时候麻烦你，干扰你，让你做买空卖空的‘名人’，我实在痛苦。……我常常不愿伤人，结果只有委屈自己。我生活中充满矛盾，也充满烦恼。……各种各样的人来找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为了应付这些人，我痛苦不堪。医生要我休息，我希望隐姓埋名，避开名利，不做盗名欺世的骗子。”

可到了这个时候，命运似乎在更高更荒诞的意义上与他玩笑，而不在意他真实的所思所需。人们馈赠他各种荣誉：“但丁国际奖”，“法国荣誉勋章”，“亚洲文化奖特别奖”，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奖评委会特别奖，1999年北京天文台甚至把发现的一颗小行星还被命名为“巴金星”。真是竭尽荣华，而最令人啼笑皆非，登峰造极的是，甚至到了2002年，他早已经丧失说话，基本上已处于植物人状态时，仍被北京人民大会堂里的代表们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他顶着这一堆堆他早已并不在意也无法在意的桂冠，默无声息地躺在那里，如果在某些瞬间，他尚能思维，他大概会感到尖锐的痛苦？人在面对死亡时，总会直面自己的灵魂。可他已无法表达，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最后能听到的，只是那一句：“我为你们而活”。我想起小说《寒夜》里的结尾，他这样写到汪文宣的死亡：“可是痛苦又来阻止了他。他被痛苦占有了。痛苦赶走了别的思想。痛苦使他忘记了一切。他只记得忍受痛，或者逃避痛。一场绝望的战斗又在进行。他失败了。但是他不得不继续作战。他无声地哀叫着：‘让我死罢，我受不了这种痛苦。’……最后他断气时，眼睛半睁着，眼珠往上翻，口张开，好象还在向谁要求‘公平’。”六十一年后，巴金在他自己的痛苦里与世长辞，他是否也会在向我们要着公平呢？公平地看他？作为一个人和一个曾是作家的他？

巴金的别扭，别扭的巴金所折射的：也许正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怎样对待自己精神文化的创造者的问题？怎样才算是真正尊重了他们？爱戴了他们？

在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里有一首诗，叫“光环的消失”，描述一个掉了头上光环的诗人与一个普通人在妓院里相遇的场面。那人是诗人的崇拜者，他很惊讶并尴尬在这样一个名声不好的地方见到这么著名的人物，可他发觉诗人头上没戴光环。诗人喜滋滋地告诉他那光环因为一个生死相关的交通事故而不慎掉到泥潭里去了，并且他决不想再要了，并且他觉得：“丢失我的标志总比撞断我的骨头要好受一些”，并且“现在我可以隐名埋姓地四处走动，做些低级的事了，就象常人一样……”他因此感到自在而快乐。

巴金以及他那一代知名作家所要的，也许就是象常人一样，能自然地活着，自然地走动，甚至做些低级的事情。唯自然地活着，才有自然的作品；唯自然的作品，才有恒久的魅力。

看着当今那些文化名流们对着悼念巴金，做着种种犬儒式的表演：除了看到浅薄，媚俗，懦弱与腐朽，还有什么呢？

我们离心灵自由仍路途遥远，而别扭仍无处不在。

巴金的死，又是一个别扭时代里的别扭神话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