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儒家就沒有中國----東海客廳論孫蔣

余東海

一

政治有其因果，意識形態是決定性的因，決定着制度形態和社會形態，決定着國家的基本性質和命運。凡夫畏果，菩薩畏因，君子知因，即知其果。民國政治之不倫不類、制度之不三不四、國家之衰弱無力、社會之混亂無序、壽命之難以持久，原因就藏在三民主義里。

孫氏自創的三民主義思想，不上不下不尷不尬不死不活不中不西不正不邪不好不壞。說它壞則遠遠不如螞主義，說它好又遠遠不如自由主義，遑論儒家文化。對儒家的態度也是不真不假不陰不陽似是而非的。

民國與其說是中華民國，不如稱為民粹之國。其立國思想三民主義，流行思潮民主主義平等主義民族主義社會主義反儒主義，都屬於民粹主義範疇。

民國大多數名家都是不中不西的。不中是不儒家，不西是不自由主義。它們往往錯認民粹主義為自由主義和西方文明，甚至認為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和黨主制公有制可以通往民主自由。它們不倫不類，不郎不秀，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幹什麼壞什麼，正好為極權主義作嫁。

即使自由社會，信奉、鼓吹、讚美兩極主義的人多了，文明的潰敗，自由的喪失，兩極主義的崛起和成功，就是邏輯的必然。前有民國，現有阿富汗，都是殷鑑。

民國三界精英，壞者無底線，好者很有限，最好也只是正人善人的好。除了邊緣化的新儒家群體，民國三界無君子也。新胡適堪稱民國知識界翹楚，也很有限，他寫過一本名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書，書名就是一句糊塗話。

在政治上，應該容忍錯誤，不能容忍罪惡。對於邪說歪理，應該言論容忍，不能理論容忍。換言之，對於邪說歪理，一方面應尊重其言論自由，一方面要將它批倒批臭，避免世人上當受騙。傳真理與辟邪說都是文化人的天職，相輔相成，缺一不可。胡適幫蘇聯說過話，幫魯迅出過書，自以為寬容，我看無異於助惡。

孔子和儒家，是中華之魂。反孔反儒的社會和國家，與中華絕緣。孫蔣集團雖不反儒，但言行信仰大違儒家標準，無力阻止知識界和社會各界反孔反儒惡潮，更無力進行意識形態和社會思潮導良，下場不卜可知。

二

不學無術和德不配位，是民國三界精英的通病，孫蔣亦不例外。蔣先生若能達到他所尊崇的王文成公或曾文正公的境界，或者二公居總統位，中國的命運必大不一樣，外寇不足掃、內賊不足平也，而且更大的可能是，根本沒有賊寇。

即使上得君心，君皆明君，君子居於臣位，終究有很多不便，難以最大程度地施展手腳發揮能力。君子若有機會居於君位，那將大不一樣。試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乃至王曾二公為總統，民國之內政外交將如何？內賊外寇尚有機會猖獗否？

我相信，聖賢君子居總統位，必與孫蔣大不同。先有三個絕不會：一不會信仰耶教，二不會勾搭蘇俄，三不會重用民粹主義者。後有三個絕對會：一會樹仁旗，團結賢人君子，以儒立國治國；二會建良制，吸收民主制的精華，建設公天下的禮制；三會辟邪說，嚴厲批判馬主義和各種民粹主義。

關於蔣君信仰耶教，有人認為是不得已，為了娶宋美齡和更好地爭取美援。我說任何理由都不成立。中華元首就應該和必須信仰昊天上帝，這是關乎民心黨心軍心和中華民族之魂，豈能為了任何理由而犧牲。

在用人方面，民國政府尊重和重用了一群最不值得尊重和重用的人。我指的是反儒派。讓它們成為三界精英，主導教育和內政外交。這才是民國不可饒恕的大錯誤。沒有禮法邊界的自由，就是偽自由和惡自由。自由落到反儒派手裡而不予以禮法制約，必然滑向民粹主義反秩序的自由，無法無天叢林化的自由。

反儒社會，建不起任何良制良法。既建不起禮制德治，也建不起民主法治。反儒社會最適合極權主義成長和成功，建立起來的只能是暴政惡制。換言之，反儒社會不配擁有人權自由和正常的生活，遑論王道。這是道德的不配，因果的不配。

自由落到反儒派和落到儒家手裡，功用、結果都將大不一樣。

自古以來，儒家是天下最值得尊重、最能善用自由的群體。反儒派恰好相反，是人世間最不值得尊重、最不應該重用、最不能善用自由的三個群體之一。故反儒派應該享有言論自由，但沒有從政從教的資格。

正邪顛倒是人世間最大的顛倒，反儒尊馬又是人世間最大的正邪顛倒。這個顛倒發生和流行於民國，民國三界精英和領導人都難辭其咎。

有廳友言：“如果東海處蔣的位置，在那個環境，不一定能做的更好。”我只能說，如果君子居於總統之位，一定能做得更好。至於說東海居其位如何，更好更不好都是空話。但我可以保證上面三個絕不會和三個絕對會。

其實，做不做得成又是一回事，應該怎樣做是另一回事。假設君子上位，就應該這樣做，至少要向這個方向努力。君子得位得勢，只要努力去做，就有做成的希望。不要嘆艱難，想想周文王。

歷史有其邏輯和因果，不能假設。民國的土壤和氣運只適合蔣君集團，即使聖賢置身民國，也不可能得位，就像孔孟置身春秋戰國不可能得位一樣，不僅不可能得君位，而且不可能得君心。我們假設歷史，反思歷史，考察歷史人物的是非功過，是為了更好地吸取教訓，積累經驗，更好地追求和創造未來。

三

著名語文學家周有光先生嘗言：“我經歷過清末、北洋時期、民國、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五個歷史時期從文化上看，最好的是民國時期。國家有民氣，民眾有文化，學界有國際一流學術成果，社會有言論自由，教師能教出好人才。”

同意這個判斷。清朝本是所有儒家王朝中最差，清末又是清朝最差，所有儒家王朝到了末期，都會喪失中華的文明性和代表性而淪為一家一姓的小朝廷，清朝也一樣。以初建民國與最差之最差儒家王朝末期相比，當然優勢顯著。

然復須知，民國的文化成果，仍拜傳統所賜。轉眼間就不行了，政治和文化迅速民粹化，先招敵寇來犯，後為螞作嫁。

賈誼《過秦論》說暴秦：“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民國與暴秦，此正彼邪，當然不同，但不行仁道、不施仁義也是導致衰敗的根本因。東海曰：一毛作難而九州隳，苟安一隅，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足而攻守之勢異也。

嗚呼！覆民國者，民國也，非馬也。去馬者，馬也，非天下也。嗟乎！使民國仁愛吾民，則足以拒馬；使馬家仁愛吾國之民，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政，誰得而去之也？馬人不暇自哀而吾人哀之；吾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吾人也。唯有儒家政治，才能仁愛吾民，愛之以王道仁政和禮樂制度。

1943年3月，蔣介石先生發表《中國之命運》白皮書，說“沒有國黨就沒有中國”。共黨發表社論針鋒相對：“沒有共黨就沒有中國。”立場相反，同樣非理非實。正確的說法是：沒有儒家就沒有中國。沒有中道文化、王道政治和禮樂制度，沒有中華文明，所謂中國，皆非中國。

2021-9-15余東海集於邕城青秀山下獨樂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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