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众生相之五－祥

我们相识在去圣地牙哥的飞机上，他就坐在我旁边。他的名字叫祥，是个个子不高，样子也
很普通的白人。

“你喜欢旅行吗？”我问。飞机上没什么事，遂想起跟邻座聊天。

“我不喜欢，我爱呆在家里，舒舒服服的。我恨旅馆，平时我必须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我也尽量呆在朋友家。”

这倒是一个我没想到的答案。

“那你一定有个好太太。”

“啊不，我太太在五年前与我离婚了。她有她自己的事业和家。我们有一儿一女，他们分别住在纽约和华盛顿，他们也都有自己的家。”

我更惊讶了：“那你回家，冷冷清清的一个人，有什么意思呢？”

“我有一个男友。他也是我的合伙人。我们开一个建筑公司，从设计到建造，都由我们做。我们的房子很有特色，内行人一看就知道是我们造的。”

原来他是个同性恋，而且还是个由异性恋转成的同性恋。我的好奇心立刻被钩出来了。

他给我看照片，房子是很大、很豪华的那种，确实很别致。他的男友是个黑人，鼻子坚挺，眼睛传神，很英俊的样子。照片上他们光着膀子在太阳底下造房。

他似乎一点都不避讳他的同性恋身分。而我以前从未见过同性恋。

顾不上不礼貌了：“你是怎么从异性恋变为同性恋的呢？”

“认识哈米尔顿是在十一年前。我大学的一个朋友请我到他家去吃饭，哈米尔顿也在座。过后我就忘了他。六年后我在一个饭馆吃饭，发现有一个人直盯着我，而我确信我不认识他。然后哈米尔顿向我走来，说‘你好吗？祥，你在这干什么？’我说：‘我在这干什么，你在这干什么？你干吗老看着我？’哈米尔顿说：‘你不认识我了吗？我们在一个朋友家见到过的。’我开头还以为是谁在跟我开玩笑，后来才恍然大悟。我们聊得非常愉快，马上就成了朋友。以后几乎天天见面，再以后我就辞去了记者的工作，跟他合伙开一个建筑公司。哈米尔顿是搞建筑的，我本来一窍不通，这几年下来，也拣了不少皮毛。哈米尔顿是个非常聪明能干的人，有惊人的记忆力，见过他的人都折服于他的魅力。他非常有教养，说话从来没有提高过声音，最主要的是他能把别人身上的好的本质发掘出来。很多人问我，你从哈米尔顿身上看到什么呀？他只不过是一个黑人罢了。我没看见黑，也没看见白，我只看到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我们在一起五年了，还和当初热恋的时候一样相爱。每周只要有空我们都会出去看电影，看戏，牵着手在公园里散步。我这是第一次单独旅行。临别时我们两个都很伤感。我已在芝加哥给他打过一次电话了，我待会儿还要试试这飞机上的电话。”

他喝了一口酒，又接着说：“我的太太是个很好的女人，我们一直过得不错。但我爱上哈米尔顿以后，觉得不能天天靠撒谎过日子，于是我告诉了她实话。她说她知道，她能感觉出来。然后我们就离了婚。她没有特别怪我，我们到现在还是好朋友。我的女儿、儿子也没说什么，我还是他们的好爸爸。我女儿每天给我打电话，每天都打。”

话题转到我做什么。我说我是做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现在正寻找导致肥胖症的基因。

“我也参加过不少药物方面的研究。”

“是吗？”

“我让那些科学家在我身上试验新药。”

“什么样的新药？”

“有一次是一种干扰素，持续了两年。”

“是治什么病？”

“主要是看干扰素对ＨＩＶ有什么影响。我想你已经猜到我有爱滋病。”

原来是这样。我本能地倒到了座位的另一边，随后又觉得自己挺可笑的。爱滋病并不能通过一般的身体接触、甚至拥抱接吻而传染。

他似乎并不介意，仍然滔滔不绝地讲下去：“爱滋病是五年前得的。我开始不相信，怎么可能呢？我连去了另外两个医生那儿，他们都告诉我是爱滋病无疑。我告诉自己说：现在只有两种选择，一是面对，一是逃避。我还不想死，那就只能面对。当时我病得非常厉害，双目都已失明。但我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活下去。我请求医生，无论什么办法，只要想出来，就在我身上试。许多爱滋病人一得知病了后就马上想到放弃，或是觉得那些办法在别人身上都没用，凭什么对我就有用呢？我不这么想，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不能放弃。哈米尔顿也查出来有爱滋病，他也是进过好几次鬼门关了。你看我的旅行袋里差不多全是药品，我总是再重都自己带着，要是丢了就没命了。五年了，我们一起走了一条很长很艰难的路。现在差不多一切都回来了，除了我的头发。我们现在一年造四、五幢房子。我们努力工作，也尽情享受。”

他停了停，又继续说：“在这场斗争中，宗教信仰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信的是天主教。妈妈从小就教我做祷告，我每天都要祷告二、三次。”

“那不是很矛盾吗？你信上帝，但你却离婚，又是同性恋。”

“耶稣从来没有谈到过同性恋的问题。 我从不认为上帝会谴责任何一种美好的感情。有一次一个医生对我说，爱滋病是上帝用来警告那些同性恋的。我说我真不相信这是一个医生说出来的话。如果是那样，那癌症呢？肝炎呢？还有各种各样治不好的病呢？这一场病让我们更加懂得生命的可贵，也更加明白生命中互相扶持的重要。就在前几天，报纸上登载了一则新闻，说一个男人在一夜之间破了产，他和全家只能在一辆破车里栖身。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及时申请到政府的救济，他迫不得己去偷了一包面包，结果竟被抓住，送到了法官的面前。法官听了他的陈述后，罚了他十块钱。他正沮丧着，却听法官说：‘这十块钱我来付。另外，我也要同时请在座的各位一人出五毛钱。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各位都能拿得出这五毛钱，只要少喝一杯咖啡就可以了。我们生而为人，如果在这个时候还不能互相帮助，我们对人还会有什么信心呢？’我和哈米尔顿得了爱滋病后，我们谁也没有埋怨谁，反而更加珍惜对方的情谊。我的母亲得知我的病情后，有两年没有过问我的事，但第三年就不一样了。你会很惊奇她怎么会懂得那么多关于爱滋病的事情。我们现在已能象以前一样相处了。这一次我就是要回去看望父母，在家呆上三个星期。”

“你有没有因此而失掉一些顾客呢？”

“并没有。很奇怪，是不是？我们的顾客甚至比以前多了，很多都是知道的人介绍了他们的朋友来的。这当然跟教育的程度有关。要是发生在二十年前，想都不要想。这也是我为什么经常去电台电视谈爱滋病，如何对待爱滋病，怎样处理不良情绪等等。你知道，教导人们认识爱滋病太重要了。”

我点头，睁大了眼睛看着这个样子普通的男人：同性恋，爱滋病人，但同时又是好朋友，好情人，好父亲，好儿子。人原来可以这么复杂。

祥的父母早已在机场门口等候，看到他便是一阵热烈地拥抱。他再一次回过头来对我说拜拜，祝我旅途愉快。我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心里觉得应该有许多的感触，可脑子里一直就只有他的一句话：“人要是想活得好，又怎么会活得不好呢？”

是的，人若要活得好，又怎会活得不好呢？

一九九五年十月于圣地牙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