柞里子：“洋肉”精英与敦煌“国宝”

秦兴而先秦诸子百家包括孔子之儒家在内几乎尽亡，独存者为非孔子之儒。汉兴至武帝独尊儒术，遂使非孔子之儒，假孔子之号，成为华夏文化的传统。两千年后、一百年前出现一批反传统的好汉，勇气有余，功夫欠足，不曾识破传统文化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自以为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高手，口口声声“打倒孔家店”，结果不仅那羊头招牌倒了，羊肉、狗肉一同当成了疯牛肉，而且连同怎么做羊肉的菜谱也被搞成有字天书。从此人们不再吃狗肉不在话下，羊肉是什么滋味也乏人问津。偶尔有好奇的，翻一翻羊肉菜谱，无奈有眼不识天书，赶紧合上，只当没这回事。不过，并非人人都做了半个和尚或半个尼姑，只吃斋而不吃肉。新肉铺开张了，招牌上写的是“洋肉”二字，据说这肉是从水那边来的，所以多了三点水。是真是假，不好说，因为“洋肉”铺里卖的一概是回锅肉，原味如何谁也说不清。

回锅“洋肉”一百年卖下来，培养出一夥自视为中华精英，也被一些妄自菲薄为非精英者视之为中华精英的人物。这夥“洋肉”精英并不都信基督教，反基督教不遗余力者也不乏其人。因为“洋肉”有从西边来的，还有从更西边来的。来路既然不同，做成的回锅肉自然不是一个味道。吃不同回锅“洋肉”长大的，身上的“洋”骚自然也就有别。然而，无论散发出来的是哪一种“洋”骚，终究是“洋”骚而不是“土”气。不过，别以为散发“洋”骚的人都吃“洋”饭，靠“土”吃饭的也不乏其人。因为水那一边吃原“洋肉”长大的人中间有一小撮偏偏对水这边的“土”感兴趣，水这边的“洋肉”精英于是乎就有人与之相呼应。于是就听到有人大骂或大捧英夷斯坦因，也听到有人大骂或大捧法夷伯希和等等。或问：大捧者，“洋肉”吃得足想是不错。大骂者，难道也是“洋肉”吃多了不成？不错，因无论骂与捧，其思维方法和价值观念都属“洋”。曰：何以见得？曰：答案正好可从吹捧或者谩骂斯坦因与伯希和的例子窥见一斑。

近一百年前斯坦因与伯希和先后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以“贱”价买去“国宝”，原本是西北边陲近乎废墟的小镇敦煌，从而成为世界文化圣地。称“贱”，用的是现在的眼光或者说洋人的眼光。称“国宝”，用的也是现在的眼光或者说洋人的眼光。斯坦因与伯希和各付出白银二百两和五百两，所获为“废纸”数千卷。白银，货真价实。“废纸”，是当时见过货色的大多数中国人的观点。如果当时见过货色的中国人不认为是“废纸”，这些“废纸”早就从这些中国人手中换成了白银，等不到斯坦因或伯希和。如果这些“废纸”在当时被中国人用白银换回家中珍而藏之，土改或文化大革命时说不定就因其为“封、资、修”而翻身成了新纸，不会流落异国他乡，在博物馆里坐冷板凳，好生凄凉。

如今水这边的人无论精英与否，皆大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水那边的人的价值观。水那边的人既是不远千里而来，舍得用银子换“废纸”，于是发现并出售“废纸”的道士王圆菉、协助斯坦因成交的师爷蒋孝琬，以及一系列见过却不曾视这些“废纸”为“国宝”的中方大小官员、学者，皆被戴上“民族罪人”、“卖国贼”、“汉奸”、“无知”、“愚昧”、“腐败”等等的帽子。研究敦煌出土的这些“废纸”成了一门学问，称之曰“敦煌学”，洞里的壁画、泥菩萨也都成了“国宝”一级的“艺术珍品”。更有甚者，说什么“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如果真的想认识中国古代文明的话，除了自己去敦煌，再无别路可走”。果真如此？柞里子曰：否。

就价值而言，但凡人类所创造者，皆可以归纳入两类。其一，其价值不以文化为转移，或者说，其价值为各种不同的文化所共同接受。比如，房舍有蔽风雨的价值，车辆有助行动的价值；船舶的价值在漂浮，桥梁的价值在跨越；如此等等，皆属此类。其二，其价值因文化之不同而异。属此类者最早往往出于个人的情感发挥，在某特定文化区域内引起共鸣，遂在这特定文化区域之内被视为有价值的东西。文学、艺术、音乐、宗教皆属此。属于第二类者并非一概不能跨越文化，只是不能如属于第一类者之一概跨越文化。

敦煌藏经洞所出，就内容而言，百分之九十为佛经手卷。既属宗教，其价值之有无、多寡，当视文化背景而定。如前所述，华夏文化的特点恰好在于无宗教。佛教既非发源于华夏，也从来不曾成为华夏文化的主流。损失一些佛经手卷，无论损失的方式是否合法、是否公平，是通过交易抑或是通过盗窃或者抢劫，其损失本身绝无损于华夏文明，亦无关华夏学术。有敦煌，华夏文化不因此而增辉；无敦煌，华夏文化亦不因此而失色。视敦煌佛经手卷之失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纯属谬论。

敦煌藏经洞所出之非佛经部分，就年代而言，最早者不过一千五百年，而华夏文明可以上溯至四千，甚至五千年以前，且自公元前2000年以降，文献保留基本完整；就涉及地域而言，狭小偏远，无足轻重。故即使敦煌所出之非佛经部分于华夏文化之完整有所裨益，充其量不过如滴水之于汪洋。多此一点水，“洋”字的三点水偏旁不因此而改写作四点水，少此一点水，“洋”字的三点水偏旁也不因此而改写作两点水。说什么“如果真的想认识中国古代文明的话，除了自己去敦煌，再无别路可走”，好像除敦煌之外中国文化别无长物，更是如同痴人说梦。

佛经手卷为手写，即使内容无足取，或者可有书法的价值？发现这些手卷的王道士也如此这般想过，故曾选取若干卷请当时在当地有书名的甘肃道台廷栋过目。廷栋看过之后，对王道士说：这些手卷上的字还没有他廷栋写得好，一钱不值。书法是一种颇难超越文化的艺术，故至今不识汉字的民族皆难以“艺术”视之，倘若不视之为“废纸”，只因知其尚可变换为钱而已。幸亏如此！如果水那边的人自认为懂书法，而其所欣赏者又恰好为水这边的人以为“一钱不值”者，则经由凡夫俗子写就的敦煌佛经手卷，说不定就也会同敦煌石窟里的壁画和泥菩萨一样，成为“国宝”一级的“艺术珍品”，令一些“洋肉”精英忙不迭地改写中国的书法史。

绘画和雕塑不如书法这般幸运，属于比较易于跨越文化者。唯其比较易于跨越，其因文化而异的“异”，往往为人所忽略而唯见其“同”，以为艺术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念。其实大不然。就艺术而言，水这边与水那边的价值观念的最大差异，窃以为在于这边以“虚”为贵而那边以“实”为贵。或以为“虚”意味着“抽象”，又以为“抽象派”艺术发源于西方，其实，这两种“以为”，皆非是。中国绘画从来不贵“形似”而贵“神似”，故就绘画而言，工笔为下、写意为上，设色为下、黑白为上；书法则更为纯粹的抽象艺术不待言。西方绘画从来以追求“形似”为的，迟至近代方脱离“形似”的追求而趋于“抽象”。“抽象派”既不发源于西方，以“抽象”为高的价值观也不发源于西方。此其非是之一。

无论主“形似”抑或主“抽象”，皆就作品可见的实体而言，故皆为“实”而并非真正的“虚”。此其非是之二。华夏于艺术素来以意境为尚，所谓意境者，须于作品的实体之外而求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虚无飘渺，不可捉摸。这才是真正的“虚”。唯其追求“虚”，故华夏文明于艺术向来有所谓“家”与“匠”之别。“家”与“匠”之别，不在技巧的精与拙，也不在体裁的雅与俗，而在文化修养的高与低。中国历史上罕有“纯粹”的画家和书法家，但凡在绘画或书法领域内成家者，无不同为高水平的文人骚客，即其明证。雕塑难于产生“虚”的效果，文化修养高者皆蔑视之而不为，故中国雕塑素来不入品流，也从无以雕塑而成家者，恰可视之为反证。

敦煌石窟的壁画，十之八九为佛教故事，线条钝而乏力、设色死而无韵(设色已为下乘，更何况死而无韵)，无论就技巧还是体裁而言，皆不入流，更遑论意境。敦煌石窟的泥塑，十之八九为菩萨。天下的菩萨，无论站立坐卧，总是同一副呆若木鸡的面孔。就哲学而言，或可称之为深不可测、以不变应万变的高手；就艺术而言，则如同机器成批生产的处理品。绝大部分雷同，故非机器成批生产难得如此。略有出入，故非不合格的处理品莫属。一言以蔽之，衡之以华夏的艺术观，敦煌石窟的壁画和泥塑，如同石窟所藏佛经手卷的书法一样，并无价值可言。

敦煌石窟之中，并非无可宝者，比如，一些石窟内的地面是西夏时期的瓷砖铺就的，以柞里子之见，这些瓷砖的艺术价值远出于佛教壁画和泥塑菩萨之上。仅因水那边不曾有人来收购或窃取，国人不以宝视之，不少洞窟一任游客践踏。不从中国固有的价值观念辨认敦煌之种种有无价值、有多少价值，只因水那边的人视之为“宝”，故从而“宝”之，并信口开河，说些荒谬绝伦、“宝”气十足的废话。若不是“洋肉”吃得太多，试问作何解释？故曰：无论视从水那边过来的探“宝”者为识“宝”的英雄从而捧之，还是视从水那边过来的盗“宝”者为窃“宝”的无赖从而骂之，皆为“洋肉”精英之所为而无疑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