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恒汉

甘肃发展农业，关键是水。有水就有粮，有粮老百姓就有饭吃。因此，我们提出要改变干旱面貌，必须以“水”为大，下大力气解决水的问题和控制水土流失问题。省委、省革委会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重点抓好“两西”（河西、定西）建设的设想规划。要利用祁连山的水力资源把河西走廊建成商品粮生产基地；要下大力改变定西地区干旱缺水的面貌，加强水利设施建设，修造梯田，打坝填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增加植被，防止水土流失。为此，我们专门组建了“两西”建设指挥部，选配了懂业务、有干劲的干部具体负责。

这个设想计划上报国务院后，国务院领导认为很好，又把甘肃的“两西”扩大为包括宁夏“西海固”地区，合称为“三西”治理干旱的建设工程，由国务院有关部门牵头，加大投资，统一实施。几年后确实见了效，也取得了治理干旱的实际经验。

在那几年中，我和省委、省革委会的其他有关领导同志们每年至少有四个月的时间深入基层视察和调查研究，我们分别深入各地农村蹲点（我在最穷的通谓蹲点），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体察民情，了解情况，听取基层干部的意见。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提出了许多关于治山、治水、如何解决人畜饮水、农田灌溉防渗漏、压砂保墒、如何解决种树成活率等许多实际问题，为我们决策打下了基础。

为了增加治水经费，我多次找国家计委做工作，使计委批准每年投入三千多万元，用于打机井和建设水利设施。几年中我们全省共打机井六万多眼，使八十多万亩旱地变成了水浇田，其中一部分农田达到旱涝保收。

为了充分利用黄河流经甘肃境内的地理优势，在续建好刘家峡大型水力发电站的基础上，我们又先后兴建了兰州郊区的八盘峡水电站和地处陇南的白龙江上的文县碧口水力发电站。

为了解决严重干旱问题，我们请专家研讨论证指挥设计并率领群众修建了景泰一条山、靖远、会宁、榆中桑园峡、三角城等黄河提灌工程，使几十万亩旱地变为稳产高产的绿洲。当时，兰州几个大的中央厂矿企业都把农场建在景泰一条山一带，有了水，那里变成了江南，这些企业也都纷纷解决了一部分农业户口的家属的安置问题，这些家属都有种田的经验，把个一条山农场经营的有声有色，坐在火车上经过这一带时可以观赏到这片沙漠中的绿洲。

为了彻底改变兰州以北地区的干旱状况，我几次向周总理请示、向国务院报告，建议拨款修建“引大入秦”水力工程，即提引青海大通河水入永登秦王川，浇灌秦王川百万亩旱地的浩大工程。为了研究制定实施方案，我几次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徒步到实地勘察，遗憾的是，当时因为经费、技术条件所限，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为了更好地利用小型水力资源，我建议兰州发电机厂和水力涡轮厂生产中小型为主的发电机产品。我跟他们讲，你们要多生产中小型机，以满足陇南、陇东和河西地区的中小型发电提灌的需要，你们自己也解决了销路。后来，河西民乐县的两个中型水库，安装了几台中小型发电机组，解决了全县工农业生产和群众日常生活用电，群众很满意。

经过全省干部群众几年的艰苦努力，甘肃的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改善，粮食产量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1969年前，全省粮食生产一直徘徊在五十亿斤左右，到1970年达七十三亿斤，1975年又超过了百亿大关，大部分地区吃粮达到了基本自给，多数老百姓基本能吃饱肚子，离家外出讨饭的人少了。

我任甘肃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十年期间，我认为，我们甘肃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和基层干部，以及我们绝大多数的“支左”干部，工作是认真踏实的，态度是积极努力的，并且能吃苦、廉洁自律，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文革的情景我想大家还都没有忘记，在那样一个非常混乱的局面中，我们甘肃能做到油井出油，煤矿出煤，钢厂出钢，电站发电，黄河水上山，戈壁旱地产粮，农业增长，粮食翻番，使绝大多数人有饭吃，社会秩序安定，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我们的干部们是在努力地为人民工作吗？就连后来的省委书记宋平在1978年省党代会上也不得不承认：“十年来甘肃全省各方面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按照肖、韩时期兰州军区党委对我的“结论”的说法，十年来我们是在搞破坏，这就全盘否定和抹煞了我们甘肃的广大干部和广大“三支两军”人员的辛勤工作，是睁着眼睛说瞎话。那几年报纸广播大会小会狂轰滥炸，给人一个这样的印象：甘肃省委也好，兰州军区也好，不工作的人没错，泡病号的人正确（说是抵制错误路线），而大多数辛勤工作、日夜忙碌的人却错了。我想，我们党的事业、社会的发展，任何时候都需要勤奋敬业、努力工作的同志去实现。因此，我们还是要讲实事求是，因为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一贯作风，我们在任何时候，看任何事物，都要坚持这一原则。

甘肃中西部地区生活艰苦，风沙大，沙暴一起来人和车就被裹在沙涡中，稍一站不稳就会被刮倒，满脸满头满脖子都灌的是沙土，一张嘴就是一口沙，能见度往往只有五、六米。一个生产队与另一个生产队之间是大片的荒山秃岭，中午太阳烤得土地都有一股焦味，有的地方连草都没有一颗，人走过时只有被惊动的蜥蜴在戈壁上飞快地爬行。当时英国有个华裔女作家叫韩素音的，到我们中西部地区去搜集素材，来过好几次。她对我讲过，她第一次来时一下飞机就发出惊呼：“这里还能生存吗？！”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省里和县里的干部要顶风冒沙，不顾酷暑严寒坚持深入基层，每年不少于四个月。那时没有任何补贴，也没有奖金，更不可能提高工资待遇，甚至有的基层干部为了省钱都自带干粮（有些带点土豆找锅煮煮当饭吃），没有人说过什么，也没有人提出要调动。

我们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同志是南方人，或者老家是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地区的人，他们是解放大西北时转业到地方工作的，一干就是几十年了，找了甘肃的老婆成了家，生了娃娃，算扎下了根，就象电影上说的，成了昆仑山上一颗草，风吹不倒，日晒不枯。这些资格很老的同志有些至今还坚持在基层，很令人感动。

文革时期在基层工作的干部都有一个体会，你在前面干事，可能就有人在后面搞你的阶级斗争，不知什么时候你可能就要倒霉。当干部的不但捞不到半点油水，有些需要应酬的时候还要自己掏腰包。还有些县里的基层干部进城开会，为了节省开支自己背干粮吃。那时候当干部不长工资，但事情要办好，受了委屈自己找毛主席语录解决问题，想通了第二天接着干，许多基层干部就是这样在工作（当然有些少数败类除外）。这一方面说明我们文革时期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使我们的基层干部工作放不开手脚，心存疑虑；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党长期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在党的基层干部身上起到了作用，廉洁奉公，尽职尽责，吃苦耐劳，发扬了我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我们军区派出的“三支两军”干部也大都象地方干部一样，他们无论是来自什么岗位（有些还是从原子弹发射基地来的，还有各个岗位上来的），对自己将要执行的任务都尽职尽责。“支左”人员刚一进点时，工作难度很大，但他们坚决按照中央文件办事，想方设法制止武斗，苦口婆心将几派群众联合到一起，又以身作则搞“抓革命、促生产”，无论是在工厂、学校，还是在自然条件十分艰苦的农村、油田、矿井等地，到处都可以看到穿绿军装的解放军。

文化大革命中全国那么乱，到处是武斗，机关瘫痪，工厂停工，学生闹事。甘肃自中央“三个文件”后便逐渐走上整治，并迅速开始恢复生产。这一切，如果没有广大的地方干部和大批“三支两军”解放军官兵们的努力工作是无法作到的。

我常常在想，这些干部好哇，真的是很朴实，很能吃苦。

1975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甘肃是最平静的一年，农村干劲十足，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记录，也是解放以来第一次不向中央要回销粮、第一次摘掉要回销粮帽子的一年，如果象“结论”上讲的，我们是在搞破坏，是在残酷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哪里来的这个成绩呢？“结论”显然是把问题扩大化了。

当然，在那样一个年代，我们也搞了农业学大寨，也抓了农村阶级斗争，提过一些错误的口号，伤害过一些干部和群众。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阶级斗争扩大化，我在这个时期，无论搞什么事情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毛主席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执行了那条极左的路线，是有错误的。但是，把这个全党性的历史错误都看成是甘肃一个省的，并且要我来负责，我也确实负不起这个责。另外，实事求是地讲，当时是毛泽东、周恩来的时代，无论从党性、党纪还是从个人感情上讲，我们都只有执行，这也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不能脱离开这个历史背景谈问题。

不能不承认，在学大寨的运动中，我也犯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比如在礼县蹲了几天，走马观花地看了几个公社的农田基本建设，又没有深入调查、研究，实际上只有几个公社不错，就当成是全县不错，结果讲了许多大话，过头话，树了一个假典型，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影响很不好。

在农村，农民搞一点小自由，就说是资本主义尾巴，是搞修正主义。实际上到底什么是修正主义，谁也不知道！

另外，在治理甘肃农业的过程中，我们过分强调了自力更生，没有向中央、国务院要过多少救济粮。当时我们的出发点是“顾全大局”“为国分忧”，想方设法自己省内调济解决，现在反思起来，当时把问题想得过于简单了。甘肃的农业问题是个历史难题，我们苦干了十年，问题解决了一些，粮食产量上去了一些，但这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广大的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也需要休养生机，因此适当向中央要求一些救济是必要的。

放不下的牵挂

我这一辈子都是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度过的，乍一免职时，什么事都没有了，后来连文件都看不上了，一下子成了个局外人，猛然间谁都不需要你了，说个心里话，真还有点不适应。

人不工作了，心还是放不下，毕竟是操了十年的心啊，一下子还真割舍不下。天下雨了，我就高兴，心想今年老百姓的日子要好过一些了。天旱的厉害，我就着急，唉，又要有老百姓出来讨饭了。天天关心天气预报，天天记在台历上，这已经成了我几十年的习惯，连我的儿女都说我，你又不工作了，还关心天气预报干什么？我说，习惯了。甘肃的老百姓太苦了，很大程度上讲，还得靠天吃饭，你不关心天气预报怎么能行呢？

从兰州到中川机场的几十里公路线上，沿途都是盐碱地，我们沿公路两旁种上了树，但成活率很低，树死了，我们就组织人再种，一连种了三年。前两次我都亲自去看过，不知这第三次树活了多少？

景泰川一条山黄河提灌工程我们搞了第一期，工程完工后，戈壁上有了水，有了树，有了草，有了庄稼，坐火车从北线走可以看见这一片沙漠绿洲。我免职前，省里已搞了个二期工程方案，已报请国务院批准了，提水泵要修到十二级，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了，如果工程实现预期效果，那么腾格里沙漠就又多了几十万亩的旱涝保收稳产田了。可惜我没能亲自参加这一为甘肃人民造福的工程建设，所幸的是，下一届省委圆满地将这个蓝图实现了，这也足以让我感到欣慰了。

“引大入秦”工程，原来我们曾组织人勘察过，我本人也多次去看过，我们还搞过一个方案报国务院，甚至一些前期工作都开始抓了，但因为没有资金无法搞。现在从报纸上看，这个工程已经开始抓了，这说明我们国家经济有了实力，有能力为老百姓办些事实了。这个工程将来完工后，肯定会为老百姓造福，是个子孙后代受益的大好事。

最近还有一个问题老是在我脑海里转，就是我们修了不少水库，但水的利用率还有问题。你比如说修渠，甘肃的土地沙化的厉害，渠道的衬里就要有讲究，砌得不好，水流经渠道，有相当一部分漏掉了，在沙地里蒸发了，那就很可惜。

还有，最近我看电视，那个以色列的自然条件就和甘肃差不多，人家就搞得很好。他们浇地搞喷灌，我看这个很适合我们甘肃的情况，我们甘肃一个是缺水，一个是土地质量不好，水浇多了还容易盐碱化，因此，应该借鉴国外的喷灌方法，搞些长臂式的大型喷灌机，既节约了用水，又解决了土地盐碱化问题。

甘肃的自然条件恶劣，农业技术底子薄，技术人员缺乏。我们有一所农业大学，还有一些培养农业技术员的中专，但没有经济实力解决技术人员的待遇、房子等具体困难，致使一部分技术人材转业、流失。要想以科技治农，就要留住农业技术专家，改善他们的实际困难，使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治理甘肃农业的工作中去。科技治农是根本解决问题的途径，技术人员就是实现这个途径的宝，所以要设法培养并能留住。

通渭县是甘肃有名的贫困县，荒山秃岭，山上旱得连草都不长，建国以后，七任县委书记都认为“通渭没治”。 1976年，我曾去那里蹲点几个月，亲眼看到通渭的老百姓生活在极度的困境中。我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基层干部与群众一起商量改变贫穷的具体措施。针对通渭荒山荒坡植被少，水土流失严重，无雨无收成，有雨冲成沟的特点，当时我们提出了植树种草、兴修水利，发展养殖业等十项措施，发动老百姓在坡地上修整梯田。为了调动广大农民治理荒山的积极性，我们还提出谁栽树谁受益的政策。为帮助通渭县尽快脱贫，我们还组织省委、省政府各部门派出工作组，结合自身业务进行具体帮助，对口支援。

说句心里话，解放那么多年了，看到通渭老百姓还生活在极度贫困线上，心中实在不忍，但更多的是自责：作为党的干部怎么向当地老百姓交代？所以只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使他们尽快脱离贫困，和全省广大农民一起逐步过上好日子。

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离开了领导岗位，事情来的很突然，对通渭的许诺很多还没有来得及实现，一些具体帮助也没有来得及落实，更无法亲自继续带领大家实现“治理通渭”的心愿，对不起通渭的广大父老乡亲。但我深信，总有一天我会从电视上、广播上、报纸上看到通渭人民摆脱贫困、走上富裕的道路。到那时，我会把酒遥祝那一方质朴、敦厚的农民兄弟们的！

加入时刻: 9/17/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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