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几何原理》中提出的五条公理实在是太小儿科了，比不上《周髀算经》的复杂。 其实，这里揭示了东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分野，它体现出了西方人的“抽象思维”和东方人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之间的巨大文化反差。其实给物理界带来翻天覆地认知能力上革命的牛顿三个定律，在国人瞧来也平淡无奇，现在随便拉出个工程项目，看上去都比它复杂得多。无论是欧几里的的《几何原理》，还是牛顿的三个定律，或是麦克斯韦电磁方程式都是如此之简洁，这才叫Simply beautiful and beautifully simple。而汉字文化只能象糨糊一样地阐述科学问题。 必须有足够的抽象思维能力，才能认识到复杂事务的本质，从而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只有认识到事物“本质”或"truth"的民族，才能高度统一认识，因为在“真理”层面上，分歧是最小的。为什么科学界是最民主的，并没有任何绝对的学术专制，因为科学家们在真理的层面上达到了高度的认知同一。而用汉字的中国人在任何涉及语言和思维的地方，都不能“民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缺乏抽象思维能力，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 此外，《周髀算经》的语言晦涩，内容单调，定义不清，表达不周，概念模糊，逻辑混乱，思路不清，。。。这些直接和汉字有关的缺点我就不一一点评了。什么叫：“圓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用汉字的民族只能将自己的思维范围局限在某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上，这本身就决定了《几何原理》远比《周髀算经》来得伟大，《周髀算经》连《几何原理》的后脖梗子都望不见。因用汉字而缺乏抽象思维的汉人，只能发现磁现象，玩了几千年勺子把，而不能阐述磁现象的理论（一点都没有），不能抽象地认知磁现象的本质；可以通过物理混合瞎猫碰死耗子似地发现火药，而不可能通过化学途径发明炸药；可以用汉字晦涩地阐述割圆术，却不能发展出极限的概念；可以提出勾股定理的某种形式，而无法形成代数学最基本的符号体系；可以计算鸡兔同笼有几条腿的问题，而不能系统地形成线性代数的基本概念。 当然了，《周髀算经》不过是通过和周公的对话来阐述一个具体问题（历法）的文章，而其中所说的那位所谓万王之王的“伏羲”，到底是何方神圣，我们都无从考证了。如果按照中国人喜欢将不知道来源的东西都归于“先贤”或“贤者”或“圣人”的语言习惯来猜测，这个传说中的“伏羲”也许是个外国人，也未可知。至少《周髀算经》中阐述的勾股定理没有作者，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周髀算经不过是成书于东汉时期的作品。写书的人不过是在转述别人的成果，而发明这个成果的“圣人”也许远在西方呢！ 都说〈周髀算经〉阐述了勾股定理，我们来看看，用汉字的古人是如何阐述的：“昔者周公問于商高曰．竊聞乎大夫善數也．請問古者包犧立周天歷度．夫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得尺寸而度．請問數安從出．商高曰．數之法．出于圓方．圓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為句．廣三．股修四．徑隅五．既方其外．半之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生也．周公曰．大哉言數．請問用矩之道．商高曰．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為圓．合矩以為方．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方數為典．以方出圓．笠以寫天．天青黑．地黃赤．天數之為笠也．青黑為表．丹黃為裏．以象天地之位．是故．知地者智．知天者聖．智出于句．句出于矩．夫矩之于數．其裁制萬物．惟所為耳．周公曰．善哉．”谁能说这段话阐述了〈勾股定理〉？并证明了它？ 再说了，远离当时世界文化中心的中华文明，输入外来文化并将其中文化，也没什么奇怪的，中国人现在不还是在这样做吗？周公在《周髀算经》中所问的无外乎是关于历法的原理，而直到清朝中国的历法都远不如西方。去过古观象台的人，都为那些天文仪器自豪，那些仪器上有“南怀仁”的名字，他是督造这些仪器的人，又有谁知道，这位“南怀仁”是个意大利人呢？ 这个用汉字名字的“南怀仁”可以是个比利的传教士，而同样用汉字名字的“伏羲”氏，就不能是希腊人、伊朗人、埃及人，。。。了吗？有人研究后说，中国的八卦，和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古巴比伦文明中的“楔形文”有必然联系，是中华文化在远古时期的一次失败的文字改革，也许这会让很多人六神无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