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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一丁:五四和文化
送交者: 潘一丁 2008年05月04日11:27:53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老文评新闻(102)

五四前夕,著名的香港凤凰电视台“世纪大讲堂”举办了一个探讨五四精神和文化之间互动影响的专题讲座。其间给笔者留下一个深刻印象,就是主讲者和现场提问人,都有一种结结巴巴的表现。也就是说,都显得有一点“底气不足”。

这里面完全没有讽刺、嘲笑的含义,更不意味着对在场者的学识或口才提出批评。因为有自知之明的笔者,知道要是不习惯于抛头露面的自己处在这种场合之下,表现会更糟,说不定还会“语无伦次”的。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种“结巴”现象,其实是反映了当前社会学界的一个尴尬的事实,那就是说明迄今为止,包括社会学者和中国人在内的全人类社会,还根本没有认识自己和自己的社会,更不能真正科学地(像自然科学已经达到的水平)、在“知其所以然”的科学《认识论》层次上,掌握诸如人、人权、社会、民主、自由、人性、天性直到科学本身之类,这样一些至关重要的基本概念的本质。那些现在还在争论不休、不断打着文字官司,声称要捍卫的许多被视为“神圣”、实际却莫名其妙的概念(比如人权、民主、言论自由等),只能被证明当代人类社会的精神认识水平,其实还停留在类似对太阳、月亮甚至拿自己的生殖器来崇拜的蒙昧年代。所以只要人类一天不正式宣布已经“完成脱离高等动物的阶段性进化,从此不再遵守丛林法则”,就证明自己毫无真正实质的长进。就算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所谓“科幻小说、电影、电脑游戏”之类,也只不过是把原始时代就具备的人类想象力,在由高科技标量建构成的物质平台上来演绎而已!

中国人本来是最有条件带领全人类走出“动物世界”的,因为中国文化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并且被以类似“压缩”的方式保存至今。可惜的是,西方通过相对简单得多的自然科学领域中取得的成就,将可以积累叠加、甚至盗版仿效的物质文明标量,快速提高到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步,让把握不住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读书人)心猿意马起来,最后有意无意地、作了西方的“跟屁虫”,靠中国文化加工后具备的能力和条件,以丛林法则为“规矩”,去做高等动物就会做的事,来成自己社会今天之“方圆”,要是不出问题、才是不可思议的咄咄怪事了。

其实社会今天表现出来的如此不堪,恰恰从反面的能量绝对值上,证明了作为加工“社会人”的中国文化本身的强大和高明。而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当年提出的要向西方学习甚至全盘西化的主张,本质上就等同于神话故事中讲述过的“拿神灯换新灯”般的愚蠢行为!

所以,五四以后又过了89年,积累了更多比较、鉴别经验或教训的中国人,到底应该“何去何从”?是再清楚明白不过的了。他们特别应该记住的一句格言,就是“聪明人不犯第二次同样的错误”。请勿亵渎或糟踏了绝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请看七年前发表的老文章:要把五四当作教训来纪念


八十二年前,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以北京大专院校的学生为主的民众,因为不满当时北洋军阀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屈服于列强的压力,要在侵犯中国主权和利益的条约上签字,发起罢课和游行示威,过程中受到军警的拦阻,学生进而烧毁了个别官员的住宅,还殴打了官员,演变成一场暴力。只是当时中国才由王朝转制成为共和新政,失去了当祖制“跟屁虫”的依据,也没有现成西方“民主”经验可跟,使那些刚剪了辫子的官员成了进退维谷的“菜鸟”,最後只好以息事宁人的方式让步,开了“以奖效尤”的头,从此成了那个国家群众运动的经典模式、民主招牌菜。官方把它说成是“反帝(国主义)反封建”的觉醒,在野人士说它是“要民主、争自由”的开端,而笔者认为它只是又一面可供“跟屁虫”选择去跟的“大旗”!八十多年来,一批又一批的政治人物或阴谋野心家利用这面大旗,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跟著这面大旗,多次演出过轰轰烈烈、激动人心的大戏,甚至促成了朝代的更替(如四十年代的“反饥饿、要民主”的游行示威)或政治路线的变化(如“六四事件”)。但是到头来,那个国家和民族却仍然没有摆脱历史的宿命,今天那里呈现出的种种有代表性的迹象(如腐败、无能、国际羞辱等),几乎全部可以和八十年前作出对应的联想,甚至连民众的情绪反应都差不多(当然,没有比用物质的进步来反驳更无聊的了,大陆不是有不少当叫花子要饭致富的吗?更不用说还有靠变买或典当来充阔的那号人了)。以至于让人有足够充分的理由,对这段历史作出不那麽神圣的评价!

人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种有思想的生物,而所谓“思想”者,应该是指对自己感官接受到的信息的理性处理能力,包括抽象比较、认识归纳和判断决策等精神思维活动,这是人和只有“条件反射”能力的动物之间,根本和原则的区别。毛泽东有一篇较著名的论述“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文中明确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总结出来。这是极为科学和正确的结论,可以被古今中外已经发生的一切正反事实(包括他自己的成功和失败)所证明。由此可以联想到孔子的伟大,因为他在两千多年前就知道坚持“述而不著”的原则以及提出“礼失求诸于野”的建议,这两条都有“从实践中总结或寻找真理”的含义,和毛泽东的所见“略同”。拿他来和现在那些动不动就要把这个理论、那个权威的名字搬出来吓唬人的读书人“跟屁虫”相比,就难怪中国找不到出路了,後者不正是跟了“纸上谈兵”失败典故的“屁”吗?而人类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过程,则又是这种观点的正面事例,因为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人们已经养成只服从事实而不服从权威的习惯,而每一个理论要想被人承认的唯一途径,就是用实践的事实去证明。这种被事实证明了的理论,反过来又可以指导、启发他人向更高更深的实践去探索、尝试,“叠罗汉”般的结果,当然就会不断进步发展了。

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由于研究的主体对象是由各个不同的“人”所组成,其变数之多,是任何自然科学所无法比拟的(比如“电学”中,任何一种主体如电子、质子,都可以当成是个个一样的,只有共性没有个性),因此尽管两者在理论和实践的相辅相成关系上并无区别,却很难以研究自然科学的方式来总结出正确的理论,可以认为,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能总结出一个能够正确解释自己社会、指导其运作的理论,这可能也是为什麽今天的世界总还不时令人产生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的原因,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正确的理论可依。

我们可以把社会发生的国家兴亡、朝代更替、政治动荡等一切有主动人为影响的事件,都看成是一种社会实践,其策划、发起人一定有某种理论为依据。其结果,又会被自己或他人加以归纳、总结、比较,来验证、评估、修改原来的理论或发现、创造新的社会理论。只是正因为还没有正确的社会理论,所以每一次实践的结果,即使获得当时的成功,也一定同时伴有“後遗症”的隐患,为後人发动又一个同样没有把握的实践埋下“种子”。而总结的人因为利益关系的牵制、原有不正确观点的影响以及知识能力和传统研究方法的局限,至今没有得出一个可以真正“自圆其说”的理论。只知道反复用一种错误理论去克服另一种错误,人类的全部历史,就由这种不断反复的“愚蠢”所铸成。

中国发生的那次“五四运动”,是一个上述事例的典型。当时一部分年轻人接触了一些西方文化,拿人家的长处和自己的短处一比,发现差距很大,再加上在国际上受到欺侮,就把气撒在政府官员头上,继而更迁怒于自己的民族文化(让人联想起现在有的孩子埋怨自己没有“好爸爸”一样),完全没有去弄清民族和文化的互为因果关系,更没有去想想,为什麽这同样的文化,也曾经给自己民族带来过辉煌。遗憾的是,这些年轻人发动的实践成功了。这样的成功又鼓舞了一部分人借苏联的社会主义走上暴力革命之路,并利用同样的方式让国民党吃足了苦头,最後又成功了。从此“五四精神”也被封为一件谁见了都要让三分的“黄马褂”、一面对“跟屁虫”有吸引力的大旗。但是,对那个国家和民族的效果又如何呢?和八十年前相比,他们更民主自由、更少封建迷信、更没有贪污腐败、更不受人欺负了吗?没有。那麽,一个对国家和民族毫无正面建树的事件,有什麽值得国人反复吹嘘骄傲的呢?!

笔者认为,“五四运动”最值得接受的教训,就是在中国要警惕和防止朝野政客或阴谋野心家,利用年轻人来达到目的行为,因为这是他们最容易达到目的的选择,却又是对国家和民族有害无益的方式。道理其实是很明显的,社会本来已经就是一个复杂到只能用系统工程理论证明其无法解决的“系统工程”,而中国又是有最复杂文化和最多人口变数的国家,根本不是年轻人的知识和经验所能胜任,所需要的素质更和年轻人具有的长处背道而驰(详细理由分析,见“青年人努力的方向”),这也是为什麽中国同时代的青年(有的甚至是同学),一旦出得国外从事科技业务,大多事业有成,甚至拿到诺贝尔科学奖,而留下来的却总是不堪回首空白了头。原因无它,就是因为自动或被迫地把最有作为的大好时光,浪费到“关心政治”上去了。

这方面还有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例子,我们今天在赞扬毛泽东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一致誉他为世纪伟人时,却根本没有想到过,正是这同一个人,恰恰在他年轻的时候(1920年),公开发表过和他後半生致力的民族统一、振兴大业完全相反的观点,主张“中国分裂、各省独立自治”,他当时振振有词地说「中国的事,不是统一能够办好的,到现在算是大明白了,……各省自决自治,为改建真中国唯一的法子,好多人业己明白了。」

笔者完全无意以此来嘲笑或否定他的伟大。只是想进一步说明上面的观点,因为一个如此天才、杰出、伟大的人物,在其年轻时尚且照样会产生如此荒唐的想法,更不用说一般人了。设想一下,要是当初就有一个什麽“政治伯乐”相中了他,把他推为“大总统”,那中国会成为什麽样子?李登辉“千古罪人”之名,岂不是早就被他抢得头牌了!这也完全符合他自己後来总结出来的理论的反推:没有足够的实践,就没有正确的思想。

令人吃惊的是,今天中国的政坛,不仅没有接受上述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更要反其道而行之,去开始鼓吹推行领导“年轻化”的政策!这除了可以理解为是对过去那种“老人政治”的矫枉过正外,没有真正治国的科学道理可言,因为没有任何理论能够将治国能力和年龄拉到一起来的,连美国人也找不到,所以才会既选出七十高龄的里根总统、又选出四十来岁的肯尼迪或克林顿总统。要是再根据上面事实的分析推论,其後果是可想而知的。好在中国人经得起折腾,等着瞧吧(其实现在已经开始呈现後果了),愿此文起码能作将来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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