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來“打黑”遭遇了什麼？　　

　　pioneer

 

總設計師在改革開放初期這樣比喻：打開窗戶，呼吸新鮮空氣，難免進來幾個蒼蠅。　　

“打開窗戶”後的三十年實踐結果：我們透支的下幾代人的資源和以犧牲環境、健康為代價創造出的財富奔流而出；新鮮空氣沒呼吸到，“蒼蠅”卻蜂擁而進：信仰丟失、化公為私、兩極分化、貪污腐敗、治安惡化、道德淪喪、精神頹廢、有奶便是娘、給錢就上床……種種醜惡如沙塵紛飛，蚊蠅襲來！　　

在顛倒的偉大時代，人們再也不會愚昧的像“極左”年代那樣，因為家裡出小偷、“破鞋”而被千夫所指以至羞於在人前抬頭了。彼此彼此，理解萬歲，誰笑話誰呀？我一個曾為常進監獄的“扒手”兒子自慚過的鄰居，劉老太太，近年來思想得到了極大解放，在人前說話的嗓音益發洪亮。尤其是出門看了一次在徐州“發展”的兒子後，簡直引以為榮、奔走相告了：“我家老五，現在不用親自動手（偷）了。他手下有一批兄弟上車（偷），他坐地分錢。如果有人犯案，他負責到警方拿錢“撈人”；“我這次坐火車到徐州，一介紹說‘這是老五的母親’，乘警、乘務員立馬端茶倒水拎行李。——都靠我家老五養着。”　　

上流社會更是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以“真善美”為恥，以“假醜惡”為榮；以公為丑，以私為美；以崇高為假、以庸俗為真；以真小人為美，以偽君子為丑……　　

“舞台小人生，人生大舞台”。官僚、學者在媒體、會上慷慨激昂、義正辭嚴，但誰都知道，那種場合的發言只是“官員”、“道學”等角色的台詞，說者無心，聽者無意，上不得酒桌的。正如魯迅在一篇文章里說的那樣（大意）：“楊小樓做《單刀赴會》，梅蘭芳做《黛玉葬花》，只有在戲台上的時候是關雲長，是林黛玉，下台就成了普通人，決不會永遠地提着青龍偃月刀或鋤頭，以關老爺，林妹妹自命。”感謝主流崇美學者們幾十年如一日地宣傳資本主義“人性普世”、“人性自私”的價值觀，使官僚、學者擺脫了“大公無私”、“為人民服務”的“極左”思想束縛：“俺也是人，不是清教徒”、“富光榮、窮可恥，俺也想發家致富、澤蔭子孫”、“俺也有七情六慾，也想三妻四妾”、“俺……”。　　

我有時和一些小官員們一起吃飯，大家都很誠實，不“裝正經”、不做“偽君子”。有艷羨ＸＸ長今年進設備撈了至少幾十萬回扣的，有奉勸同仁和上司好好“明白明白”以再官升一級的，有直言不諱自己今年想謀某個肥缺的……試想此時如果某人站起來大義凜然一下：“是人民養活了你們，你們看着辦”，這無異於一個演過一回關雲長或林黛玉的演員在現實生活中又提着青龍偃或鋤頭背起了戲文，引來的將是一對對發現外星人一樣欲奪眶而出的眼球。不必勞孫冬冬的大駕，當場就有人私下裡把他鑑定為“神經病”了。　　

從偽君子進化到真小人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在一個以丑為美、是非顛倒的時代，劣幣驅逐良幣，好肉敵不過癌細胞，莊稼長不過野草，真君子不適生存。不能否認的是，在主流資改精英們的毫不動搖、堅持不懈的努力下，我們的確已經成功地進入到了一個“好人不敢承認”甚至“好人裝壞”的新時代。　　

人生存在社會中，除了“舉世皆濁我獨清”的屈原、“橫眉冷對千夫指”的魯迅、與整個精英集團決裂的毛澤東等少數人外，鮮有願意與社會主流意識形態格格不入，成為“另類”；更多的是希望融入社會、集體，尤其是自己周圍的小圈子裡，得到社會、集體尤其是親友、同事、同學的認同。——“低頭不見抬頭見”、“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路”……前面提到的那種大義凜然教訓同仁的人，就很難“合群”；在一個酒桌上，為烘托氣氛、拉近距離，有人講“黃段子”時，真君子違心地表示“人性化”、“正常人”的欣賞怕是更好的選擇，很難“非禮勿聽”、拂袖而去；我也聽說過工棚里的工友們大談嫖娼經歷時，沒去過色情場的老實人競也杜撰自己的“嫖史”作“投名狀”；我還看過某精神病專家的研究結果：“精神患者看正常人都不正常。所以，一個正常人要接近精神患者，必須要做出他們同樣的怪誕舉動，才能被他們視作同類”；還有諸如“你當官你也貪”、“我當官我也撈”、“都是人”之類對貪腐將心比心、理解萬歲的話，往往出於被統治階級之口。社會就這麼“和諧”了。　　

作為一個不容“黃賭毒”存在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名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人民公僕、共產黨員薄熙來，唱紅打黑，神聖職現，天經地義。用薄的話說就是“這連清朝道光皇帝和林則徐都不能容忍”。然而，得到全國人民一致支持的重慶打黑行動，卻遭後了滿嘴“民主”、“人權”、“法制”的的走資精英的歪曲和阻撓:　　

——“作秀”；　　

——“形象工程”；　　

——“打黑不能搞運動化，不能搞紅色恐怖，更不能砸爛公檢法，不能人人過關”；　　　　

——“掃黑“行動一旦運動化，必然會造成擴大化，會破壞法制公平。　　

……　　

結果，薄熙來竟要為這個在任何社會都會被大書特書的“民心工程”尋找一個“正當防衛”、“被逼而為”、“不得不”的藉口——“打黑不是我們要主動而為，而是黑惡勢力逼得我們沒辦法。”“老百姓聚集在政府門口，舉着血淋淋的照片，畫面讓人神經緊張。黑惡勢力拿刀砍人，就像屠戶用刀砍殺牲畜，慘不忍睹。去年我們清繳刀具，大砍刀堆積如山。那不是一般的匕首，而是砍刀啊！”　　

明明是大快人心的好事，按照右派精英的“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無利不早起”的“人性自私”邏輯推定，反而成了壞事。干好事的人非但不敢為自己歌功，反而要為自己“辯誣”——不是故意的，並且舉出幾位國家領導人的講話和批示作掩護——上邊同意，之前別人也打過。可見這個社會已經被主流精英徹底顛了底朝天。　　

薄熙來到重慶，燒錯了火。如果和其他改革明星一樣，對殘餘的國企甚至事業單位進行“改革攻堅”，把“砸三鐵”進行到底；整肅市容市貌，嚴禁小商小販占道經營；大興土木拉ＧＤP，為開發商圈地、拆遷保駕護航。再夾一本亞當·斯密的著作，言必稱“市場”、“法制”、“民主”等“普世價值”……立馬就能成為主流媒體上的耀眼明星。可是，薄竟打黑還唱紅，這不是和資改唱對台戲嗎？別人改革都拿幾千萬工人，幾億農民開刀——“砸三鐵”、“居者無房”、“患者無療”、“學者無教”、“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厲以寧）。可他卻把刀動到的少數先富起來的0.4%的頭上。他們這可是我們改開30年政策傾斜、法律放寬、千辛萬苦培養起來的新階層啊！所以，薄熙來必然要觸犯到“為富人說話”的資改精英的理念：　　

——“富人是社會的寶貴財富”、“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窮人還有前途嗎？中國窮了幾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消滅了富人，中國只能變成窮人國。”（茅于軾）　　

——“善待富人從另一個層次分析，也就是善待改革開放”、“如若我們對富人的態度有誤，使其心灰意冷，則於國於民不利”、“善待富人就是給先富者一個寬鬆的環境”、“在時下的中國，對待富人的態度是否已經成為檢驗一個人是否善待改革開放的試金石。”　　

——“善待富人還有另一層意義，富人作為“火車頭”,就是帶動千家萬戶、帶動全社會奔康致富。”（《善待富人》）　　

——“赦免民企“原罪”關繫到對改革開放的態度。”“個別企業家難免有暗箱操作，做見不得人的事。但是這不能全怪他們，主要是制度環境造成的。可以說，企業家都得搞點桌下交易，你不同流合污事情就做不成，這叫做逼良為娼。”（重慶黑老大黎強、陳明亮等人的公開身份都是民營企業家，並因其和熱比婭同樣的“先富”、“新階層”地位而進入人大、政協。）　　

——“當務之急是地下金融合法化。這些地下金融已經存在很長時間了，他們都有相當的經驗，也不會出什麼大事……”（重慶黑惡團伙以高得驚人的利息強行放貸，而後通過暴力收債，從中牟取巨額不法收入。重慶市警方披露的數據是，重慶高利貸逾300億元，規模已占到重慶全年財政收入的1/3強。）　　

——“為全力維護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秩序，從根本上保護和促進就業，”“對涉嫌犯罪的企業特別是目前仍在營運的困難企業，要慎用查封、扣押、凍結等措施;對企業法定代表人、生產經營負責人和技術業務骨幹，涉嫌一般犯罪的，可不採用拘留、逮捕等措施。”（廣東省檢察院）　　

……　　

資改精英仇恨薄熙來的原因還在於：　　

一、“重慶打黑”粉碎了資改派的西方法制神話　　

資改精英一向鼓吹資本主義的法制，要用所謂的“健全法制”（精英法制）反腐，指摘用“群眾運動”反腐除惡為‘暴民政治”。而薄熙來的唱紅打黑、群眾路線以及前３０年的實踐充分證明，只的毛澤東的群眾路線、群眾運動才是根除腐敗、黑社會等醜惡現象的有效方法。而他們鼓吹的西方資本主義精英法制，包括他們心中的“彼岸”——美國在內，在哪個資本主義國家消滅黃賭毒、黑社會了？在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黑社會組織反而合法化、陽光化了。如日本的“山口組”、台灣的“竹聯幫”、“四海幫”。　　

資改精英的民主法制樣板之一的香港地區，曾被張子強及其馬仔搞的人人自危，卻無計可施。張子強製造搶劫啟德機場運鈔車的情牽被捕，判決結果卻是無罪釋放、逍遙法外。誰不知道，私有制度下律師不會為正義而是為金錢辯護，否則就得餓死。律師的聲名不在於為無罪者打贏官司，而在於為有罪者逃避法律制裁，所以律師中捍衛法律的少、鑽法律空子多。最後，張子強還是被資改派稱為“人治”的大陸警方鎮壓。　　

資改派會說，這說明人家的法制健全，重視人權。看來，他們只關心富人包括黑社會的人權，不關心人民群眾的死活。不知道對罪犯的縱容就是對人民的犯罪。健全法制，健全法制，改開後，法律動越制越多，貪腐、黑社會、卻越來越嚴重。等他們把全國的樹木都造成紙張印成法律文獻時，黑社會早就掌控政權，人民已經回到奴隸時代了。資改派又說，這是執法不嚴的結果。這倒是事實。否則按照《憲法》條款，這些以顛覆社會主義政權為業的犯罪分子早就被繩之以法了。　　

諷刺是：對大陸違背“犯罪嫌疑人必須到犯罪所在地受審”的法律原則，拒絕張子強及其律師的“回港受審”要求，並超期關壓張子強８０多天的“人治”行為，資改精英的民主法制樣板——香港地區的媒體、市民竟一致拍手叫好、大快人心。沒人像指責薄熙來的大陸資改精英那樣，披着“人權”、“法制”的羊皮，跳出來捍衛張子強的人權和所謂的法制原則。　　

法律是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工具，從來就沒有什麼超階級的法制。否則人類社會現在還在遵守着奴隸主的法律，或者原始部落首領的規則。從源頭上看：私有制、世襲制的產生，奴隸起義、農民起義，資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革命，統統都是犯罪行為。　　

二、“重慶打黑”戳穿了資改派“挺富”的謊言　　

改革３０年，右翼媒體一刻也沒有古今中外的一切有錢人正名：“富人是社會的寶貴財富”、“企業家是民族英雄，是當代最可愛的人”、“美國的窮人都感謝富人，是富人使他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富人養活了窮人”……　　

近來，資改派圖窮匕見，為顛覆共產黨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合法性，又掀起一股為土地革命時期被專政的大地主們翻案的高潮：劉文彩、黃世仁、南霸天，都是省吃儉用，勤勞致富——“先有一隻雞，一隻雞變成一隻鵝，一隻鵝變一隻羊，一隻羊變一頭牛”，甚至連小說里的文學形象周扒皮也要“還原”。而據說當時給這些地主當佃戶、長工的農民們的生活水平比解放後還高。後來是共產黨挑動階級鬥爭，帶領着一群因為懶惰而貧窮的暴民、刁民、痞子“打土豪分田地”，專了勤勞善良的地主們的政。　　

資改派們不必指責“愚民”人們受了共產黨的蠱惑，未等黃世仁、劉文彩們富的子孫萬代都能榮華富貴後再帶他們共同富裕，便迫不及待地鬧拼命了。擁有打手、家丁的大惡霸、大地家，只能像黎強、陳明亮一樣，對窮人強取豪奪、敲髓吸骨，決不可能帶領窮人一起奔小康、“先富帶後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中外的歷史上從來就沒有過。　　

三、“重慶打黑”撕破的資改派的“反腐”偽裝　　

資改精英曾經以縱容、鼓勵官僚集團的腐敗、侵吞公有資產（MBO）為條件誘餌，來換取其對私有化改革的支持：　　

——“改革要利用腐敗和賄賂，以便減少權力轉移和再分配的障礙。腐敗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在這方面的花費，實際上是走向市場經濟的買路錢，構成改革的成本費。（張曙光）　　　　

——官員索取剩餘可能是一個帕累托改進；因為它有利於降低監督成本，調動官員的積極性。私人產品腐敗的存在，對社會、經濟發展來說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優的。（張維迎）　　

——“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只有做大蛋糕，才談得上補償。”“改革必須補償現有利益群體，否則改革就進行不下去。”“改革使得相對利益受損最大的應該是領導幹部，其次是工人，接下來是農民。”（張維迎）　　

而到了他們想進行改旗易幟的“政治體制改革”時，又把茅頭指向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指其為權貴資本主義的根源、實現法制文明的的市場經濟的障礙。於是，資改精英們搖身一變，又成了“反腐”、“維權”、“民主”的先鋒，並污衊反對其配合帝國主義和平演變戰略、把中國引入帝國主義的殖民地邪路的改旗易幟企圖的左翼愛國人士為“既得利益集團”、“權貴集團”的幫凶。　　

這次的重慶打黑行動，就徹底撕破的資改精英的“反腐”、“維權”、“民主”的偽裝。他們跳出來向反打黑反腐（“保護傘“）的薄熙來發難、潑髒水。確實兌現了他們“為富人說話”的承諾，但再也圓不了他們“給窮人辦事”的謊言了。相反，被他們指摘的左翼愛國人士和廣大人民群眾對薄熙來及正義行動給予了堅決支持。　　

在資改派的阻撓下，重慶的“唱紅打黑”、“挖保護傘”行動能走多遠？成敗取決於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動歷史的動力”。離開了人民群眾，即使毛主席在世也不能挽狂瀾於既倒。薄熙來坦言：“現在打黑困難仍然很大，問題很多，但是有群眾支持，打黑一定能取得勝利。”　　

支持薄熙來！把“唱紅打黑”、“挖保護傘”行動進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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