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恩師彭明 樺樹 己丑年，除夕。我沏好一壺香片，點亮四壁的燈，換上暗紅顏色的衣裳，準備着過年。 身處異國，四下寂然，短缺了春節的喧鬧，但我仍像兒時一樣努力地營造着快樂，並把快樂提到胸口。 我永遠憧憬未知的新歲，滿懷永不言盡的希冀，等待。 等待最後的鐘聲響起，我深信種種的頹黯都會從敞開的窗戶飄走，清風掠過，無蹤無影。 鈴……，電話驀地響了，定是拜年的親友。我拿起話筒，笑着未問先答：“祝您也新年快樂”。對方聲音低沉，陌生且熟悉，竟是我多年不見的人大老教授程虎嘯先生，遠從北京打來。“終於和你聯繫上了”，他說，“你知道彭明老師胃癌去世了嗎？發現到過世僅幾個月。”話音未落，我的心胃就開始翻滾，猶如小刀在絞，悶痛的尖銳。明明最後一次見到老師，他還精神爍爍，現在我怎麼能相信，那一面竟然就是永別！電話里再問一遍，確定沒聽錯，我就說等會兒給程虎嘯老師打回去。 走進書房我把門關上，剛才的窗明几淨現在卻讓我感到覆上了一層薄暗。幾天前查胡適的資料，我還翻讀彭老師的《五四運動史》，那本書仍斜斜地躺在案頭，而書的作者已經沒了…… 也許人死亡只是另一段旅行的開始，未必比生痛苦，只是我還沒有走過，難以揣測，且不能像有信仰的人那樣灑脫安詳。 我拿過書來，一翻開扉頁就看見熟悉的筆跡：“樺樹指正”，這是玩笑語，學生能指正導師嗎？更何況是學術界德高望重，著作等身的泰斗彭明先生。霎間，老師清朗如孩童般的笑容朦朧朧地浮現，我朝他伸過手去，眼裡便漫出了水來…… 我雖無信仰，卻時常驚異於緣份，好似人之間種種特殊的聯繫都是冥冥中的註定。比如撞車事故，不相干的車輛必須在相同時間出現在相同地點，但凡早一秒或遲一步，這種偶然就會被錯過。當年彭明先生來擔任我的論文導師，不能不說是種緣分。而此緣分又是接二連三的新緣分的源頭，換句話說，這個因結出了一連串的果，我生命中的很多朋友都掛在這根枝串上。 三十年前，彭明是人大僅有的幾位著名教授之一。教授一著名，就不具體授課，每當偶爾講一次大課，都會聽者爆滿。不過我們77級幸運，當年復校，僅3個系，也許學校的老教授們寂寞已久，所以爭相主動地為我們開課。聽說彭明先生也會來講一學期的民國史，學生們私下雀躍，猜想他該是個什麼樣子。我曾讀過彭老師撰寫的通俗民國簡史，文字淺白，那是本書皮已經泛黃的小薄冊子，翻到背面一看，竟然重版了幾十次。 彭老師身材不高卻顯壯實，至少有點出乎我的意料。他大頭寬額，一雙眼睛誠實溫和得近乎灰色；老師嗓音興奮宏亮，大笑起來像孩子一般無戒備，聆聽者無不被其感染。他幽默活潑，講課好聽，不像大多歷史老師那麼刻板。更添趣的是先生有點口吃，且次次都結巴得正在點子上，讓已有的生動加上了笑果。每到下課，求知慾強的同學們都會把彭老師層層圍住，久久不散。不過懶惰的我從沒圍過，也未近距離地和他有過接觸。 80年的秋天，學生開始提交畢業論文的研究題目，我提交的是有關瞿秋白早期思想研究。經過系裡教師們2個多月的仔細討論，除了我以外，全班同學的研究方案都獲得了批准，系裡並分配給每一個學生3名研究相關問題的指導教授。下課後，班主任找到我，說我需另立選題，我問為什麼？答中央沒有給瞿秋白平反，且沒有教授可以輔導這個論題。我沉默無語。他等了一會兒，特別和氣地小聲說，“不要碰這些敏感的東西，要學會保護自己”。第二天早上，我把同樣的論文題目又交了上去，還附了張字條，表明如果沒有導師，我願意自己寫。 當天下午，相聲演員侯寶林到人大來演講，我去晚了，同學幫我在大禮堂占了個位子，待我找到她們坐下時，發現彭明先生就坐在我的右側。先生一見到我就問：“樺樹，你的論文指導老師是誰？”我愣住了，他居然知道我的名字。不過我不願回答他的問題，支吾了好一會兒，才不得已坦誠相告。 彭老師皺起眉頭，沉默了片刻，說：“我來做你的指導教授好不好？當然我對這個問題沒有研究，只是名義上的，我會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陳鐵健來指導你。”我突然覺得感動卻說不出話來，只是面無表情地微微點了下頭。 隔天下午，我來到林園五樓四號彭老師的家。待我走進書房，他早已坐在那裡等我了。他遞給我一封信，牛皮信封上豎體寫着陳鐵健啟。他告訴我到頤和園東北側的中央黨校南院找，李新和陳鐵健等正在那裡編寫《中國新民主主義史》。他又問我：“聽說過陳鐵健嗎？他很有文才。”我答讀過他寫的《重評多餘的話》。 我乘332路公共汽車到達頤和園正門，沿着高高的園牆走了一陣，然後橫過馬路，又在農村的土瓦房小巷裡穿行了十多分鐘，最後才到達黨校南院。這裡風景優美，曾經是清代皇家的賜園。我當時心裡忐忑，讀陳鐵健的文字，腦海里便泛出個枯瘦老人的形象。我上樓找到316室，輕輕地敲開了門，略微吃驚的是，面前的這位陳老師看起來只有四十多歲，鼻梁上架着副黑框眼鏡，衣着乾乾淨淨，言行文質彬彬。 我恭敬地將信交給他，他拆開僅瞥了一眼，就放在了案台上，表情冷淡，估計他已經知道了我的情況。終於他問：“你又為何要研究瞿秋白呢？” 他的問話方式讓我心裡彆扭，就沒了說話的願望。他抬起眼睛，等待我的回答。我眼光一瞟正好看見書架上魯迅的《野草》，就說因為魯迅吧。他驚異地睜大鏡片後面的黑色眼睛，問“你現在還讀魯迅嗎？”我自嘲地乾笑了一聲，答現在不讀小時候讀，不過那時沒讀懂。我們倆兒有點僵持地沉默，最後他說：“你星期四下午2點鐘來吧。” 我很沮喪，都不想去了，但又不願多事，星期四還是準時來到陳老師的辦公室。只見他給我準備了一張小書桌，上面擺着三寸厚的一摞影印資料，字很小，我一看就知道是中央檔案館的文獻，極少人才能看到，我冰涼的心裡突然暖和了一下兒。人人都知道，研究歷史的人視史料如性命，誰手裡掌握的資料多，就意味着誰的成就大，無人會把自己的資料透露給他人。甚至還聽說過有兩個研究相似範疇的大知識分子，其中一人在上午做廣播體操趁競爭對手休息時，將對方積攢了一輩子的卡片資料給偷走了，令人家差點跳樓。 陳老師毫無表情地指指材料對我說：“讀吧”，然後就轉身背對着我忙他自己的事情，直到我走也不再跟我說一句話，以後每次都是如此。陳老師沉默寡語，目光黯淡，你看不出他在想什麼。 彭明老師非常關心我論文的情況，經常詳細地問我進度，我告訴他說還在看資料。他說：“很好很好，研究歷史不是文學創作，論點要有強大的論據來支持，沒有資料，你的邏輯文筆再好，也是虛空的。”他還說：“不能人云亦云”，我點點頭；他又說：“不能標新立異”，我愣了一下兒，皺眉道：“那不就是無路可走了？”他笑了，說其實別人怎麼評論你並不可怕，真正的痛苦來自研究成熟過程中自我的嚴格批判：一遍遍地審視，一遍遍地否定，一遍遍地推翻重來，幾乎就是無路可走。直到有一天……， 你能結結實實地站在那裡。他指了指書房牆上掛的一副對子：“板凳能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說是他的老師范文瀾對他的告誡。我們同學都知道，彭老師是資料大王，他集攢的小卡片都成箱成摞。 周末的一天，外面狂風暴雨，雨點噼哩啪啦打在窗戶玻璃上像炒鍋里的蹦豆，我在東風二樓宿舍樓上突然隱隱聽見外面有人喊我的名字，隔窗探頭一看，只見彭老師在大風裡伊里歪斜地撐着把雨傘，有一邊的傘布還翻了過去，鞋子全淌在水中。我趕緊跑到樓下，他把胳膊底下夾着的兩大厚本內部文史資料交給我，說是剛剛拿到的，千萬別弄丟了。當時有個外系的朋友正好在我宿舍，他問那位老先生是誰呀？我說是彭明老師，他大驚，問是大名鼎鼎的彭明？我說是；大雨天給你送材料？我說是；他表情激動地重複說：“我怎麼就碰不到這樣的老師呢！” 原本一篇本科生的論文，要求不高，實在不是件大不了的事情，加上我性格大而化之，起初並沒想要費多大的氣力。年輕時的我自由散漫，興趣廣泛，喜讀閒書。除了本系的課，哲學系的沙蓮香老師還帶我去北大修了一年的心理學，我又在78中文系聽了兩年的課。雖然我酷愛歷史，卻受不了無表情的枯燥，讀今人寫古，我唯獨偏愛翦伯贊，而對那些考據和細節的糾纏，根本讀不下去。當陳老師給了我鋪天蓋地的資料後，我明白了研究瞿秋白不能再情感用事。每一件具體的大事小事，每一個觀點的產生，每一個思想運動或武力行為的出現都要將其與極為複雜的社會現實和背景聯繫起來。我的熱情開始減退，很厭煩不管說什麼都是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我環顧左右，其他同學居然都沒有我的煩惱，他們那麼自覺自愿地遵守着這個強制的原則，並會嫻熟運用。我感到了孤獨，讀瞿秋白，也感受到他的孤獨。 然而老師們如此認真地指導我，我多少明白自己的責任，至少不能辜負了人家。於是我心無旁騖，精神高度集中在當年雜亂無章的年代裡，對現實反而心不在焉，甚至見到熟識的同學都好像不認識了。 動筆之前，陳老師和我進行了密集又長時間的談話，我們在很多問題上有爭執，比如新文化運動，土地問題，老莊和小乘佛教，法國大革命和俄國的十月革命，洋務運動，赫胥黎的天演論等等。其實在生活里，我也屬於寡語之人，但討論時還是我說得比較多，否則談話就進行不下去了。陳老師很專注地聽，抽不冷子地回我一句，噎得我半天喘咽不下口吐沫。激辯使我腦筋加劇震盪；使我掙脫了情緒色彩；使我近乎冷酷地深層思考。陳老師對我嚴格的方法論訓練讓我一生受益匪淺。 當然，他還詳細地講述了很多別的事情，甚至包括瞿秋白的點滴逸事。他帶着我拜訪了一些當年和瞿有特殊關係的人們，記得有一次去木樨地看望丁玲女士，她送給我幾本她寫的書，其中有一本中篇小說《韋護》，就是記載當年瞿秋白王劍虹和丁玲間的愛情友情。丁玲說：“瞿秋白其實長得不好看，可是很引人注意”。出她家門後，我說老太太還是有點嫉妒呢，陳老師少有地呵呵笑了起來。我接着說：“瞿秋白當時只有二十幾歲，哪個年輕人沒激情？哪個年輕人那麼成熟？瞿說因為沒有牛才用他這條狗來代替耕田的，何必那麼苛責呢？”陳老師怔了一下，好一會兒才幽幽地答: 史上若留名，則無辯辭。我看着他，啞然。 陳老師實在是內向，不輕易表達內心，有時候我把想法寫下來寄給他，他就回信給我，忙碌不能見面的時候，我們幾乎一天一封信。他的文字能力極強，讀他的信比聽他講述要精彩多了。另外我十分喜歡看他寫的字，一筆漂亮工整的歐體。 進入了艱苦的寫作階段，我就越發專注，但還會屢屢面對着浩瀚雜亂的史料枯坐發呆，半天寫不出一個字來。 陳老師固定每星期要看我的草稿，然後批上他的意見，當然每次還不忘記表揚一下。81年的一個夏日，我發高燒40度，彭明老師和陳老師來看望我，臨走時陳老師將散亂在桌子上的手稿帶走了。兩天后，我收到了寄還的稿子，打開一看，他竟接着我的文章寫了下去，至少寫了有500字。 其文字之美好，思辨之透徹，論述之爽利，真讓我感動得眼睛都濕了，這段文字一直就保留在我的文章里。後來回國，陳老師送給我他著的《瞿秋白傳》，我在裡面也看到了這段相同的文字。 終於，我的論文寫完了，一共四萬五千字（系裡只要求寫一萬字以內），裝訂起的稿紙有一本書那麼厚。陳老師讀完後將文稿交給了彭明老師，彭明老師非常誇讚；他審完又把稿子交給了研究義和團的程虎嘯老師，程老師又逐字逐句修改了一遍，去掉了我的形容詞，也去掉了我的學生腔。回想起這些，我至今對他們深懷感恩之情。為了酬謝陳老師輔導我的辛苦，彭明老師在北大西門旁的一家門面很小但講究的西餐廳請大家吃飯，除了彭陳二位老師和我，當天陪座的還有其他幾位史學界的前輩。吃飯的時候彭老師特別高興，對陳老師再三道謝，好似我的父親一般。陳鐵健老師突然很鄭重地提出，希望我能繼續考他的研究生。我一愣，馬上說不要，接着又趕緊解釋說：我不適合研究歷史，因為我板凳坐不了十年冷，你看我努力寫了大半年的文章頂多也只有你們三個人讀了，這不是無效勞動嗎？我當時真是童言無忌，大家哄堂大笑，彭明老師邊笑邊說：“真貪心，我們三個人讀了難道還不足夠嗎？” （未完待續） （感謝沙龍讓我和彭明的二兒子彭躍聯繫上了。由於我家電話變更，彭老師家搬家，互相聯繫不上，使我沒能夠在老師過世前見最後一面，深感難過。為此，把此篇悼文首先貼在這裡。等我有時間，會儘快將文章後半部分寫完。謝謝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