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恩师彭明 桦树 己丑年，除夕。我沏好一壶香片，点亮四壁的灯，换上暗红颜色的衣裳，准备着过年。 身处异国，四下寂然，短缺了春节的喧闹，但我仍像儿时一样努力地营造着快乐，并把快乐提到胸口。 我永远憧憬未知的新岁，满怀永不言尽的希冀，等待。 等待最后的钟声响起，我深信种种的颓黯都会从敞开的窗户飘走，清风掠过，无踪无影。 铃……，电话蓦地响了，定是拜年的亲友。我拿起话筒，笑着未问先答：“祝您也新年快乐”。对方声音低沉，陌生且熟悉，竟是我多年不见的人大老教授程虎啸先生，远从北京打来。“终于和你联系上了”，他说，“你知道彭明老师胃癌去世了吗？发现到过世仅几个月。”话音未落，我的心胃就开始翻滚，犹如小刀在绞，闷痛的尖锐。明明最后一次见到老师，他还精神烁烁，现在我怎么能相信，那一面竟然就是永别！电话里再问一遍，确定没听错，我就说等会儿给程虎啸老师打回去。 走进书房我把门关上，刚才的窗明几净现在却让我感到覆上了一层薄暗。几天前查胡适的资料，我还翻读彭老师的《五四运动史》，那本书仍斜斜地躺在案头，而书的作者已经没了…… 也许人死亡只是另一段旅行的开始，未必比生痛苦，只是我还没有走过，难以揣测，且不能像有信仰的人那样洒脱安详。 我拿过书来，一翻开扉页就看见熟悉的笔迹：“桦树指正”，这是玩笑语，学生能指正导师吗？更何况是学术界德高望重，著作等身的泰斗彭明先生。霎间，老师清朗如孩童般的笑容蒙胧胧地浮现，我朝他伸过手去，眼里便漫出了水来…… 我虽无信仰，却时常惊异于缘份，好似人之间种种特殊的联系都是冥冥中的注定。比如撞车事故，不相干的车辆必须在相同时间出现在相同地点，但凡早一秒或迟一步，这种偶然就会被错过。当年彭明先生来担任我的论文导师，不能不说是种缘分。而此缘分又是接二连三的新缘分的源头，换句话说，这个因结出了一连串的果，我生命中的很多朋友都挂在这根枝串上。 三十年前，彭明是人大仅有的几位著名教授之一。教授一著名，就不具体授课，每当偶尔讲一次大课，都会听者爆满。不过我们77级幸运，当年复校，仅3个系，也许学校的老教授们寂寞已久，所以争相主动地为我们开课。听说彭明先生也会来讲一学期的民国史，学生们私下雀跃，猜想他该是个什么样子。我曾读过彭老师撰写的通俗民国简史，文字浅白，那是本书皮已经泛黄的小薄册子，翻到背面一看，竟然重版了几十次。 彭老师身材不高却显壮实，至少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他大头宽额，一双眼睛诚实温和得近乎灰色；老师嗓音兴奋宏亮，大笑起来像孩子一般无戒备，聆听者无不被其感染。他幽默活泼，讲课好听，不像大多历史老师那么刻板。更添趣的是先生有点口吃，且次次都结巴得正在点子上，让已有的生动加上了笑果。每到下课，求知欲强的同学们都会把彭老师层层围住，久久不散。不过懒惰的我从没围过，也未近距离地和他有过接触。 80年的秋天，学生开始提交毕业论文的研究题目，我提交的是有关瞿秋白早期思想研究。经过系里教师们2个多月的仔细讨论，除了我以外，全班同学的研究方案都获得了批准，系里并分配给每一个学生3名研究相关问题的指导教授。下课后，班主任找到我，说我需另立选题，我问为什么？答中央没有给瞿秋白平反，且没有教授可以辅导这个论题。我沉默无语。他等了一会儿，特别和气地小声说，“不要碰这些敏感的东西，要学会保护自己”。第二天早上，我把同样的论文题目又交了上去，还附了张字条，表明如果没有导师，我愿意自己写。 当天下午，相声演员侯宝林到人大来演讲，我去晚了，同学帮我在大礼堂占了个位子，待我找到她们坐下时，发现彭明先生就坐在我的右侧。先生一见到我就问：“桦树，你的论文指导老师是谁？”我愣住了，他居然知道我的名字。不过我不愿回答他的问题，支吾了好一会儿，才不得已坦诚相告。 彭老师皱起眉头，沉默了片刻，说：“我来做你的指导教授好不好？当然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只是名义上的，我会请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陈铁健来指导你。”我突然觉得感动却说不出话来，只是面无表情地微微点了下头。 隔天下午，我来到林园五楼四号彭老师的家。待我走进书房，他早已坐在那里等我了。他递给我一封信，牛皮信封上竖体写着陈铁健启。他告诉我到颐和园东北侧的中央党校南院找，李新和陈铁健等正在那里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史》。他又问我：“听说过陈铁健吗？他很有文才。”我答读过他写的《重评多余的话》。 我乘332路公共汽车到达颐和园正门，沿着高高的园墙走了一阵，然后横过马路，又在农村的土瓦房小巷里穿行了十多分钟，最后才到达党校南院。这里风景优美，曾经是清代皇家的赐园。我当时心里忐忑，读陈铁健的文字，脑海里便泛出个枯瘦老人的形象。我上楼找到316室，轻轻地敲开了门，略微吃惊的是，面前的这位陈老师看起来只有四十多岁，鼻梁上架着副黑框眼镜，衣着干干净净，言行文质彬彬。 我恭敬地将信交给他，他拆开仅瞥了一眼，就放在了案台上，表情冷淡，估计他已经知道了我的情况。终于他问：“你又为何要研究瞿秋白呢？” 他的问话方式让我心里别扭，就没了说话的愿望。他抬起眼睛，等待我的回答。我眼光一瞟正好看见书架上鲁迅的《野草》，就说因为鲁迅吧。他惊异地睁大镜片后面的黑色眼睛，问“你现在还读鲁迅吗？”我自嘲地干笑了一声，答现在不读小时候读，不过那时没读懂。我们俩儿有点僵持地沉默，最后他说：“你星期四下午2点钟来吧。” 我很沮丧，都不想去了，但又不愿多事，星期四还是准时来到陈老师的办公室。只见他给我准备了一张小书桌，上面摆着三寸厚的一摞影印资料，字很小，我一看就知道是中央档案馆的文献，极少人才能看到，我冰凉的心里突然暖和了一下儿。人人都知道，研究历史的人视史料如性命，谁手里掌握的资料多，就意味着谁的成就大，无人会把自己的资料透露给他人。甚至还听说过有两个研究相似范畴的大知识分子，其中一人在上午做广播体操趁竞争对手休息时，将对方积攒了一辈子的卡片资料给偷走了，令人家差点跳楼。 陈老师毫无表情地指指材料对我说：“读吧”，然后就转身背对着我忙他自己的事情，直到我走也不再跟我说一句话，以后每次都是如此。陈老师沉默寡语，目光黯淡，你看不出他在想什么。 彭明老师非常关心我论文的情况，经常详细地问我进度，我告诉他说还在看资料。他说：“很好很好，研究历史不是文学创作，论点要有强大的论据来支持，没有资料，你的逻辑文笔再好，也是虚空的。”他还说：“不能人云亦云”，我点点头；他又说：“不能标新立异”，我愣了一下儿，皱眉道：“那不就是无路可走了？”他笑了，说其实别人怎么评论你并不可怕，真正的痛苦来自研究成熟过程中自我的严格批判：一遍遍地审视，一遍遍地否定，一遍遍地推翻重来，几乎就是无路可走。直到有一天……， 你能结结实实地站在那里。他指了指书房墙上挂的一副对子：“板凳能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说是他的老师范文澜对他的告诫。我们同学都知道，彭老师是资料大王，他集攒的小卡片都成箱成摞。 周末的一天，外面狂风暴雨，雨点噼哩啪啦打在窗户玻璃上像炒锅里的蹦豆，我在东风二楼宿舍楼上突然隐隐听见外面有人喊我的名字，隔窗探头一看，只见彭老师在大风里伊里歪斜地撑着把雨伞，有一边的伞布还翻了过去，鞋子全淌在水中。我赶紧跑到楼下，他把胳膊底下夹着的两大厚本内部文史资料交给我，说是刚刚拿到的，千万别弄丢了。当时有个外系的朋友正好在我宿舍，他问那位老先生是谁呀？我说是彭明老师，他大惊，问是大名鼎鼎的彭明？我说是；大雨天给你送材料？我说是；他表情激动地重复说：“我怎么就碰不到这样的老师呢！” 原本一篇本科生的论文，要求不高，实在不是件大不了的事情，加上我性格大而化之，起初并没想要费多大的气力。年轻时的我自由散漫，兴趣广泛，喜读闲书。除了本系的课，哲学系的沙莲香老师还带我去北大修了一年的心理学，我又在78中文系听了两年的课。虽然我酷爱历史，却受不了无表情的枯燥，读今人写古，我唯独偏爱翦伯赞，而对那些考据和细节的纠缠，根本读不下去。当陈老师给了我铺天盖地的资料后，我明白了研究瞿秋白不能再情感用事。每一件具体的大事小事，每一个观点的产生，每一个思想运动或武力行为的出现都要将其与极为复杂的社会现实和背景联系起来。我的热情开始减退，很厌烦不管说什么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我环顾左右，其他同学居然都没有我的烦恼，他们那么自觉自愿地遵守着这个强制的原则，并会娴熟运用。我感到了孤独，读瞿秋白，也感受到他的孤独。 然而老师们如此认真地指导我，我多少明白自己的责任，至少不能辜负了人家。于是我心无旁骛，精神高度集中在当年杂乱无章的年代里，对现实反而心不在焉，甚至见到熟识的同学都好像不认识了。 动笔之前，陈老师和我进行了密集又长时间的谈话，我们在很多问题上有争执，比如新文化运动，土地问题，老庄和小乘佛教，法国大革命和俄国的十月革命，洋务运动，赫胥黎的天演论等等。其实在生活里，我也属于寡语之人，但讨论时还是我说得比较多，否则谈话就进行不下去了。陈老师很专注地听，抽不冷子地回我一句，噎得我半天喘咽不下口吐沫。激辩使我脑筋加剧震荡；使我挣脱了情绪色彩；使我近乎冷酷地深层思考。陈老师对我严格的方法论训练让我一生受益匪浅。 当然，他还详细地讲述了很多别的事情，甚至包括瞿秋白的点滴逸事。他带着我拜访了一些当年和瞿有特殊关系的人们，记得有一次去木樨地看望丁玲女士，她送给我几本她写的书，其中有一本中篇小说《韦护》，就是记载当年瞿秋白王剑虹和丁玲间的爱情友情。丁玲说：“瞿秋白其实长得不好看，可是很引人注意”。出她家门后，我说老太太还是有点嫉妒呢，陈老师少有地呵呵笑了起来。我接着说：“瞿秋白当时只有二十几岁，哪个年轻人没激情？哪个年轻人那么成熟？瞿说因为没有牛才用他这条狗来代替耕田的，何必那么苛责呢？”陈老师怔了一下，好一会儿才幽幽地答: 史上若留名，则无辩辞。我看着他，哑然。 陈老师实在是内向，不轻易表达内心，有时候我把想法写下来寄给他，他就回信给我，忙碌不能见面的时候，我们几乎一天一封信。他的文字能力极强，读他的信比听他讲述要精彩多了。另外我十分喜欢看他写的字，一笔漂亮工整的欧体。 进入了艰苦的写作阶段，我就越发专注，但还会屡屡面对着浩瀚杂乱的史料枯坐发呆，半天写不出一个字来。 陈老师固定每星期要看我的草稿，然后批上他的意见，当然每次还不忘记表扬一下。81年的一个夏日，我发高烧40度，彭明老师和陈老师来看望我，临走时陈老师将散乱在桌子上的手稿带走了。两天后，我收到了寄还的稿子，打开一看，他竟接着我的文章写了下去，至少写了有500字。 其文字之美好，思辨之透彻，论述之爽利，真让我感动得眼睛都湿了，这段文字一直就保留在我的文章里。后来回国，陈老师送给我他著的《瞿秋白传》，我在里面也看到了这段相同的文字。 终于，我的论文写完了，一共四万五千字（系里只要求写一万字以内），装订起的稿纸有一本书那么厚。陈老师读完后将文稿交给了彭明老师，彭明老师非常夸赞；他审完又把稿子交给了研究义和团的程虎啸老师，程老师又逐字逐句修改了一遍，去掉了我的形容词，也去掉了我的学生腔。回想起这些，我至今对他们深怀感恩之情。为了酬谢陈老师辅导我的辛苦，彭明老师在北大西门旁的一家门面很小但讲究的西餐厅请大家吃饭，除了彭陈二位老师和我，当天陪座的还有其他几位史学界的前辈。吃饭的时候彭老师特别高兴，对陈老师再三道谢，好似我的父亲一般。陈铁健老师突然很郑重地提出，希望我能继续考他的研究生。我一愣，马上说不要，接着又赶紧解释说：我不适合研究历史，因为我板凳坐不了十年冷，你看我努力写了大半年的文章顶多也只有你们三个人读了，这不是无效劳动吗？我当时真是童言无忌，大家哄堂大笑，彭明老师边笑边说：“真贪心，我们三个人读了难道还不足够吗？” （未完待续） （感谢沙龙让我和彭明的二儿子彭跃联系上了。由于我家电话变更，彭老师家搬家，互相联系不上，使我没能够在老师过世前见最后一面，深感难过。为此，把此篇悼文首先贴在这里。等我有时间，会尽快将文章后半部分写完。谢谢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