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籀史》解題 

《籀史》，(元)翟耆年撰。 
翟耆年，生卒年不詳，湖北丹陽人，字伯濤，號黃鶴山人。 
一函一冊。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編號：51/3。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登錄編號：95328。無魚尾。版心中部刻書名。上下單邊，左右雙邊。上下粗黑口。寬16.5厘米，高10厘米。 
上海圖書館古籍部收藏此書，索書號為：線善798829、線善T11930-45、線普長333409-535、 
此書系守山閣叢書之一。無書名頁。有書牌頁：“光緒己丑年壽平月，鴻文書局石印”。所收為宋代研究青銅器銘文書目題要。其中，缺此書下卷。無器形圖，無尺寸說明，無釋文，對書目有考證文字。 
據李遇孫《金石學錄》中的記載：“具採金石遺文，各種之下，皆附論說，括其梗概，其書不能如薛尚功之備載篆文，而考述原委，較薛為詳”。 
林鈞《石廬金石書志》卷十九如是評價此書： 
蓋南宋初所作，本上下二卷，歲久散佚。惟嘉興曹溶家尚有抄本，然已僅存上卷，今藏弆家所著錄，皆自曹本傳寫者也。王士禎嘗載其目於《居易錄》，欲以訪其下卷。卒未之獲。知無完本久矣。其以籀名史，特因所載多金石款識篆隸之體為多，實非專述籀文。所錄各種之後，皆附論說，括其梗概。 
此書另有靜圓叢書本、西泠印社本。 
此書實際上是元明之間最重要的一部專題學術史性質的著作。林鈞所謂“蓋南宋初所作”之說，不知所本。 
又見李遇孫《金石學錄》中的有關評價： 
其書不能如宋代薛尚功之備。載篆文而考述原委，較薛為詳。惟於歧陽石鼓，不深信為史籀作。則其識見不如尚功耳。 
翟氏此書，在保存宋代金文學術研究文獻史料上貢獻頗大，雖然該書的下卷早已經失傳，但是僅就上卷，依然可以看出此書的見識和學術品位。 
從現存的上下兩卷目錄來看，作者收錄了對以下各書的述評和介紹： 
上卷十九種：《徽宗聖文仁德顯孝皇帝宣和博古圖》三十卷、《徽宗皇帝祀圜丘方澤太廟明堂禮器款識》三卷、《徽宗皇帝政和四年夏祭方澤禮器款識》一卷、《比干墓銅盤記》、《周穆王東巡題名》一卷、《周宣王吉日癸巳碑》一卷、《石鼓碑》一卷、《先聖篆延陵季子墓碑》一卷、《徐鉉古鉦銘碑》一卷、《皇佑三館古器圖》、《胡俛古器圖》、《李伯時考古圖》五卷、《李伯時周鑒圖》一卷、《呂與叔考古圖》二十卷、《劉原父先秦古器圖碑》一卷、《周秦古器銘碑》一卷、《朱氏史章訓古》一卷、《趙明誠古器物銘碑》十五卷、《晏氏鼎彝譜》一卷。 
下卷十五種：《安州古器圖》一卷、《趙九成着呂氏考古圖釋》、《石公弼維揚燕衎堂古器銘》一卷、《黃氏古器款字》一卷、《廣川董氏古文集類》十卷、《趙氏獲古厴記》一卷、《洛陽安氏牧敦圖》一卷、《趙州刻漏銘》一卷、《梓州蜼彝記》、《青州古器古五圖》一卷、《嚴真觀古器圖》一卷、《蔡氏古器款識》三卷、《榮氏考古錄》十五卷、《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翟氏三代鐘鼎款識》三卷。 
其中上卷中《皇佑三館古器圖》、《胡俛古器圖》、《李伯時考古圖》、《呂與叔考古圖》、《劉原父先秦古器圖碑》等書都是宋代金文學術研究的名著。而下卷的《趙九成着呂氏考古圖釋》和《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書也宋代名著，《廣川董氏古文集類》不知道是否就是《廣川書跋》？實際上，翟氏此書上卷就已經是該書學術精華所在了。 
《四庫全書總目》中評價說： 
耆年字伯壽，參政汝文之子，別號黃鶴山人。是書首載《宣和博古圖》，有“紹興十有二年二月帝命臣耆年”云云，蓋南宋初所作。本上下二卷，歲久散佚。惟嘉興曹溶家尚有鈔本，然巳僅存上卷。今藏弆家所著錄，皆自曹本傳寫者也。王士禎嘗載其目於《居易錄》，欲以訪求其下卷，卒未之獲，知無完本久矣。其以籀名史，特因所載多金石款識，篆隸之體為多，實非專述籀文。所錄各種之後，皆附論說，括其梗概。於岐陽石鼓，不深信為史籀之作，與唐代所傳特異。亦各存所見，然未至如金馬定國堅執為宇文周所作也。所錄不及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備載篆文，而所述源委則較薛為詳。二書相輔而行，固未可以偏廢。其中所云趙明誠《古器物銘碑》十五卷，稱“商器三卷，周器十卷，秦漢器二卷。河間劉跂序，洛陽王壽卿篆。”據其所說，則十五卷皆古器物銘，而無石刻。當於《金石錄》之外別為一書。而士禎以為即《金石錄》者，其說殊誤。豈士禎偶未檢《金石錄》歟？ 
《籀史》一書，寫於宋高宗紹興十二年，因為該書中翟耆年曾感嘆趙明誠“無子能保其遺余，每為之嘆息也”。該書準確地記載了宋代金文學術研究的歷史，具有很高的、不可替代的史料價值。根據《籀史》中的所載，宋代著錄金文學術研究著作，已經多達三十幾家，而南宋以後各家之作，尚未計算在內。由此可以知道宋代金文學術研究的大盛。 
他的書中關於呂大臨的文字最多，可見他對此書的重視。在文章一開始，他先對呂氏金文學術研究的學術價值進行了總結：“其辯證字學，用意深遠”。並引用了呂氏對“宣榭”、對《散季肇敦》、對爵等銘文和功能的考證，他都給予了呂氏的觀點以極高的評價：“其討論深遠，博而合經，非寡聞淺學所能窺識”。 
他在對《劉原父先秦古器圖碑》一書的考證中，引用劉敞對曆法問題進行的解說： 
按《商已酉尊》雲“十九月”者，《兄癸酉卣》雲“十九月”，《南宮鼎》雲“十有三月”，《周牧敦》雲“惟王十年十有四月既生霸”，《上雝鼎》雲“十有四月”，古者，嗣君繼世，踰年行繼位之禮，然後改元。今曰十有三月、十有四月、十有九月者，疑嗣王繼世雖踰年，未及改元，但以月數也。 
此書的錯誤之處也不少。如《考古圖》一書，《籀史》中目錄和標題皆作“呂與叔《考古圖》二十卷”，而該書內容則作“《考古圖》三十卷”，如此不一，殊為可笑。今案《考古圖》當以十卷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