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運生談藝錄（29）

人們把音樂說成是聽覺藝術，把繪畫說成是視覺藝術，這讓我們感覺膚淺，甚至不厚道。

原來，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為這兩個術語的命名者發現了這樣的事實：盲人不能欣賞繪畫，因為他們的視覺失靈了；聾子不能欣賞音樂，因為他們的聽覺失靈了。總之，命名者幾乎是根據殘疾人的缺陷來談論藝術。

說音樂是聽覺藝術，相當於用手勢語告知聾子：這種東西跟你無關；說繪畫是視覺藝術，相當於對盲人說：這種東西到底是怎麼回事，你這輩子是不可能弄明白的了。

實際上，即使我們有敏銳的視覺和聽覺，我們仍然可能對繪畫和音樂沒有感覺。對於音樂和繪畫的此種命名，無非只能讓我們這些正常人慶幸自己還不是殘疾人。

不是建立在深刻洞察基礎上的名詞，充斥在藝術理論體系之中。

據說，當年一位科舉考試的命題者從儒家經典中選出“維止”兩個字作為作文的題目，有人卻因此向雍正皇帝告發：把“雍正”兩個字的“頭”去掉就成了“維止”，可見，出題的人是想殺掉陛下！於是有了一場文字獄。

《紅樓夢》研究領域有一派叫“索引派”，這一派的研究者從《紅樓夢》書中“索引”出了作者曹雪芹種種深刻的用意。

把“研究”的成果報告給小肚雞腸的皇帝，成了文字獄；報告給喜歡猜謎語的人，成了學問。

文字獄的產生，其實是源於專制帝王缺少幽默感，不能欣賞告發者的機智——被邪惡地加以運用的機智。從“維止”而聯想到“斷頭”的“雍正”，還有告發者因為此聯想而產生的喜悅與夢想，原本都值得欣賞一番。

我國的文學教授喜歡說：對文學史沒有相當的了解，你就不能真正欣賞文學作品。

這麼說來，歷史上的第一件文學作品，只能是人人都能欣賞的，因為那時候還沒有文學史，後來的文學作品，為什麼就跟欣賞者過不去，一定要把欣賞者折騰一番，才肯露出自己的真面目？這樣，文學史豈不是文學作品日益變得刁鑽古怪的歷史？

或許，文學教授的本意是想神化自己的文學史知識，只是無意間醜化了文學作品。再間接的自吹自擂，也意味着對他者的傷害，最終也傷害了自吹自擂者本人。

我們中國人是“因陋就簡”的民族。《莊子》書中“庖丁解牛”故事裡，庖丁掌握了合理使用刀具的技術，更是從運用這些技術的過程中得到滿足，卻沒有想到去改進這些刀具。中國的水墨畫，是人們用毛筆蘸墨汁畫成，這讓我們想到筆墨不離身的讀書人，他們圖省事，直接用寫字的筆墨來作畫。

“因陋就簡”不妨礙偉大藝術品的出現，或許還有助於偉大藝術品的出現，卻會阻礙技術的進步。

與西方樂器的華美外觀相比，我們的傳統樂器顯得寒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