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萬懸賞

大致說來，在“百萬懸賞”之後的一年中，司馬南一夥過得並不輕鬆——即使是胡萬林的被捕入獄，也沒能讓他們那緊鎖的眉頭完全得以舒展。只是到了“7·20”之後，他們才找到了“翻身做主”的感覺。1999年8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條僅有二百多字的消息，全文如下：

“由《生活科學大觀》雜誌社、《小博士報》社、《廣西科技報》社出資和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共同創立的‘反偽科學突出貢獻獎’，今天在北京舉行了首屆頒獎大會，獎勵長期以來旗幟鮮明地揭露、批判偽科學作出突出貢獻的于光遠、龔育之、何祚庥、郭正誼和司馬南。

“著名社會科學家于光遠在講話中說，我國政府決定取締‘法輪功’，說明反偽科學的鬥爭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三尺之凍也非一日能解。反偽科學是一場韌性的戰鬥，大家還要繼續努力。

“據悉，‘反偽科學突出貢獻獎’獎勵基金現籌集了100萬元，每兩年提出基金增值10萬元作為獎金頒發。為使這筆基金擴大，首次獲獎的5位人士今天將獎金全部捐給了基金會。”【73】

這是司馬南的名字第一次在《人民日報》上亮相。而據李力研說，就在一年前，司馬南曾因《抓住司馬南》一書而遭到多次調查，“有關方面幾乎天天找司馬南，要他交代是否與美國人真有‘勾結’。”【74】這說明，“反偽鬥士”司馬南終於因為歪打正着的“反邪”而撈到了政治資本，從潛在的“敵對勢力”變成了“依靠力量”。而于光遠提出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論調，就是他為反偽幫制定的世紀末行動總綱，其實質就是利用“7·20”事件，把“偽科學”、“邪教”的根子上溯二十年，籍此把由錢學森發起、由柯雲路接力的“人體科學”或“生命科學”就地正法。這就是反偽幫喋喋不休地大談“二十年大較量”、殺氣騰騰地追問“法輪功何以成勢”的根本原因。

反偽幫報仇，二十年不晚

于光遠從1979年3月就開始與“人體特異功能”明爭暗鬥，但直到1999年7月20日才得到徹底翻身。在翻身之後，于光遠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高唱“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個論調，用它指引反偽幫乘勝追擊，和“偽科學”算總賬，把法輪功的“成勢”的根源一直追溯到1979年《四川日報》報道的“耳朵認字”。（截圖來源：《科技潮》2000年3期8頁、《生活科學大觀》1999年11期4頁。）

需要指出的是，那個所謂的“反偽科學突出貢獻獎”只舉辦了兩屆就無疾而終了。為什麼呢？因為那個挑頭“出資”“100萬元”的《生活科學大觀》，是由廣西科協主辦的刊物，它從誕生時起就一直病病歪歪半死不活，在1999年前後的發行量只有幾千份，可謂風雨飄搖，朝不保夕。可是，就是這麼一個在廣西都沒有幾個人知曉的小刊物，當時卻維持着一個“北京工作站”，專門做反偽“工作”——該刊1999年第5期就是“批胡批柯”專號。可惜的是，即使是這麼拼命折騰，這家雜誌也還是沒能活過2001年。由此可知，那個號稱百萬的“反偽基金”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而那五個獲獎人“將獎金全部捐給了基金會”，就是在玩方舟子所說的“讓賞金從左手換到右手”的“鬧劇”。【75】也就是說，這個“反偽科學突出貢獻獎”，從基金到獎金，從評獎到獲獎，都是在搞欺詐。這也說明，反偽幫當時不僅“前衛”而且“錢緊”，他們在“反偽”之時“向錢看”，對欺詐、作偽沒有任何心理障礙。

反偽幫自編自導自演的頒獎鬧劇

1999年8月11日，于光遠、龔育之、何祚庥、郭正誼、司馬南獲得“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主辦的首屆“反偽科學突出貢獻獎”。在當時，于光遠、龔育之、何祚庥這三個人是這個研究會的核心和中堅：于光遠是該研究會的創始人及第一、第二屆理事長（1981-1992）；龔育之是第三、第四屆理事長（1992-2001）、何祚庥從第一屆起就是常務理事，到第四屆時升任副理事長。也就是說，“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給于光遠等人發獎，就是自己的左手給自己的右手發獎。而那個提供資金的《生活科學大觀》雜誌，當時瀕臨倒閉，不要說拿不出一百萬元基金，即使是十萬元獎金他們也不可能負擔得起。所以，他們發出去的十萬獎金，如果真有的話，只不過是在人前轉了一圈，然後馬上又回到了原處。

三個月後，司馬南在《人民日報》上再次亮相，這次是因為他跟着何祚庥跑到那個由四人幫餘孽、反偽幫要員鄧偉志當了三屆副主席的“民進中央”，與那裡的“民主人士”就“如何貫徹全國人大常委會決議，深入開展反對邪教鬥爭”舉行座談——《人民日報》給司馬南列出的身份是“反偽氣功者”。【76】事實是，在“民進中央”自己的相關報道中，根本就沒有提司馬南的名字【77】，顯然是把他當成了何祚庥的拖油瓶。所以，由《人民日報》出面給他“正名”，凸顯其“當朝紅人”的背景。也就是在這個背景之下，司馬南拋出了“百萬懸賞”騙局的升級版，“千萬懸賞”。

1、十字軍東征

1999年11月18日，也就是在再次登陸《人民日報》的當天，司馬南第N次在中國科技會堂舉行新聞發布會。反偽報紙《成都商報》在發布會舉行之前就給他們發了預報，說“在世界範圍內素有‘反偽鬥士’之稱的司馬南和美國人蘭迪昨日在京向記者透露，繼他們二人1998年分別懸賞百萬人民幣和百萬美金挑戰偽科學之後，兩人將首次聯合懸賞近兩千萬人民幣在全世界範圍內挑戰偽大師、偽科學。”【78】而在發布會的第二天，該報又發表了長達一千多字的報道：

“11月18日早晨8時30分，記者來到北京科技會堂。大堂里已經聚集了70多家世界各國的新聞記者，他們將在這裡共同目睹司馬南和蘭迪表演特異功能。

“北京科技會堂西一廳，主席台上拉着一條橫幅——懸賞通靈人新聞發布會。兩側過道架滿了攝像機，攝影記者也選好了最佳攝影點。

“上午9時，司馬南和蘭迪共同向與會者宣讀了聯合聲明：分別設獎金1000萬人民幣和110萬美元懸賞特異功能者。”

“為了揭露特異功能者的把戲，蘭迪和司馬南為大家現場表演了特異功能。……

“司馬南、蘭迪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解釋說，其實這些特異功能都是騙子們耍的小把戲，都能一一破解。如果有人不服，可以前來博獎，讓科學來證明、驗證他的特異功能。

“整個發布會氣氛熱烈。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在會上倡導：共同反對偽科學、偽氣功。”【79】

也就是說，從1990年起就被反偽幫隆重推出的司馬南，在反了十年的“偽”之後，他的“反偽”招術還是那麼簡單：“我是假貨，你怎麼可能是真的？”還記得司馬南在一年前曾撒謊說“我做的工作是想肯定特異功能”嗎？而在此時，顯然是因為找到的洋主子，所以他就挺直了腰板直言不諱地說“特異功能都是騙子們耍的小把戲”了。事實是，司馬南當時確實把蘭迪視為主子了。這是那個所謂的“聯合聲明”的開篇：

“我們倆人象十字軍戰士一樣，在各自國家裡從事着非常類似的工作，即用懷疑的思考和魔術的實踐，致力於揭穿那些打着‘通靈人’（中國稱之為特異功能）旗號的騙子們。”【80】

所謂“十字軍”，是中世紀時在羅馬教皇指使下舉着十字架遠征東方異教徒的基督教徒，英文叫“The Crusaders”。蘭迪把自己當做“十字軍（東征）戰士”，可以說是名正言順、名副其實；但司馬南自稱是“無神論者”，他是怎麼變成“十字軍戰士”的呢？他還要向東征討哪些異教徒呢？所以說，這個一年前還在狂妄叫囂“蘭迪應該是美國的司馬南。我幹嗎是他中國的蘭迪呢？”【81】的胡同串子，在見到瘦小枯乾的蘭迪之後，馬上渾身癱軟，為自己能夠當上“中國的蘭迪”而給祖墳燒高香。好笑的是，這個徹頭徹尾的美奴，後來為了當“反美鬥士”，就把《蘭迪、司馬南聯合聲明》中的“十字軍”三字砍掉了。【82】

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司馬南為什麼非要把“特異功能”稱為“通靈”？所謂的“通靈人”，是指西方社會那些宣稱能夠與死者或其他神靈進行溝通交流的人，英文叫“channeler”或“psychic”。在中國，除了極少數曾遭到反偽幫公開耍弄的人之外，根本就沒有哪個特異功能者宣稱自己能夠“通靈”。而司馬南之所以非要在通靈和特異功能之間劃上等號，就是因為于光遠早在八十年代初就那麼做了：為了給“人體科學”貼上“海外勢力”、“有神論”、“反恩格斯”、“反自然辯證法”的標籤，于光遠曾多次發表文章，給它扣上了“靈學”的大帽子，說“人體特異功能的研究就是靈學的一個變種”【83】、“人體特異功能就是Psi的變種”【84】。于光遠的這個說法，遭到“人體科學”群體的強力抵制，以致它一直沒能流行起來，所以他們後來才心有不甘地接受了parapsychology的漢譯“超心理學”。但是，在反偽幫的心中，特異功能研究一直就是“靈學”。例如，何祚庥指導的第一個反偽博士學位論文就題為《靈學》，其開篇第一句話就是：

“靈學，是近代唯靈論運動、現代心靈研究和當代超心理學的總稱，它作為聲稱使用‘科學手段’研究所謂‘心靈現象’的一個領域，在西方迄今已有一百四十多年的歷史。”【85】

也就是因為時刻都想給特異功能扣上“靈學”的大帽子，所以反偽幫才會在“聚集了70多家世界各國的新聞記者”的場合，通過洋人的嘴，講出“通靈人=中國的特異功能人=騙子”這樣的大盜理。換言之，蘭迪的這次訪華，是以于光遠為首的反偽幫反攻倒算整體行動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一個極為關鍵的環節。也就是因為如此，反偽幫對蘭迪訪華的性質或者諱莫如深，或者撒下彌天大謊。例如，李力研就一再說這樣的話：

“（蘭迪）這次來不是官方邀請，而是帶着小助手來中國度假”。【20】

“這個洋人1999年11月的訪華，還是以個人身份前來”。【86】

這個國家體委副研究員顯然不知道，蘭迪本人早已泄露了天機：在回到美國之後不久，蘭迪就在自己的網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炫耀自己那趟中國之行之豪華。而他特別提到，自己當時是被“請到”北京的，其目的就是參加由一個“文化團體”組織召開“規模盛大的新聞發布會”。【87】蘭迪還說，司馬南的懸賞是受到中國政府支持的（endorsed by the government）。（同上。）很可能是知道紙包不住火，反偽幫刊物《自然辯證法研究》才會貌似不經意地透露說，邀請蘭迪的那個組織就是“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而在與司馬南登台獻演之前三天，他曾在中國科協的業務大樓給“龔育之、何祚庥、郭正誼、司馬南及首都各界人士40餘人”做了一個題為《揭露巫術和超自然現象真相》的講演。【88】而這樣的信息或者是過於隱秘，或者是過于敏感，其他媒體對此都顯得小心翼翼三緘其口，如有的媒體就說蘭迪防華是“參加有關方面組織的反偽科學學術交流會。”【89】而李力研則或是真的被蒙在鼓裡，或是自作聰明搞“此地無銀三百兩”把戲。也就是因為身份特殊、使命重大，所以司馬南、蘭迪的“懸賞新聞發布會”要由郭正誼出面主持，由何祚庥出面壓陣——龔育之因為身份特殊，不宜公開露面；于光遠則正巧“去外地出差”【90】，所以也沒有露面。而誰都知道，沒有這兩個人點頭，“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是絕對不敢貿然給一個充其量不過是二流魔術師、並且是一個早已過氣的魔術師發邀請的。

江湖術士是反偽幫克敵制勝的唯一法寶

1999年11月12日，受“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的秘密邀請，美國魔術師蘭迪帶領一個“助手”——實際上是他的同性伴侶（homosexual partner）——跑到中國，與反偽幫馬前卒司馬南聯手懸賞“通靈人”。在華期間，蘭迪曾在司馬南的陪同下到西安遊覽，到中國科協給反偽幫做報告、到中國文聯與反偽魔術師聯歡。（截圖來源：《生活科學大觀》2000年9期、《“鐵齒銅牙”司馬南》，河北少年兒童出版社2004年版。）

事實是，司馬南、蘭迪所說的“懷疑的思考”，就是對“你是騙子”的堅定信念，其中沒有一絲一毫的“懷疑”；而他們所說的“魔術的實踐”，就是“你的特異功能我能用魔術來複製，因此證明你是個騙子”這個流氓邏輯——如上所述，它其中不但沒有一絲一毫的真科學，恰恰相反，它是徹頭徹尾的偽科學。所以說，真正的“騙子們”就是這兩個冒充“反偽鬥士”的江湖術士——實際上，蘭迪在自己的名片上就印着“職業騙子”（Professional Charlatan）這幾個字。

2、反偽幫造神

也就是因為反偽幫對蘭迪訪華付出了大本錢，並且對他的影響寄予厚望，所以他們就拼命給他的那張老臉貼金。這是《成都商報》那篇報道對蘭迪的介紹：

“蘭迪先生是‘對於聲稱超自然現象的科學調查委員會’(CSICOP)的創辦者，有自己的會刊《懷疑的探索者》(Skeptical Inquirer)。”【79】

這是《科技潮》雜誌對蘭迪的介紹：

“蘭迪先生是美國公民，今年已有71歲高齡，是美國‘對於聲稱超自然現象的科學調查委員會’（CSICOP）的創辦者，該委員會是一個學者和專家組織，不追求贏利，旨在檢測出現的超自然現象，向媒體、公眾和其他科學群體提供信息源服務。”【80】

這是民進中央刊物《民主》對蘭迪的介紹：

“他是‘對於聲稱超自然現象的科學調查委員會’（CSICOP）的創辦者，該委員會是一個學術團體和專家組織，不追求贏利，旨在檢驗出現的聲稱的超自然現象，向媒體、公眾和其他科學群體提供信息源服務。”【91】

這是《人民日報》的高級記者、反偽幫重要成員陳祖甲在反偽幫幫刊《科學與無神論》上對蘭迪的介紹：

“他創辦了‘對聲稱超自然現象的科學調查委員會’，組織一些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專家，對所謂的超自然現象進行檢測。”【92】

事實是，就像世界上的絕大多數“組織”一樣，科學警察組織CSICOP也是集體“創辦”的，如果非要給它找一個“創辦人”的話，那這個人也非保羅·庫爾茨（Paul Kurtz, 1925-2012）莫屬。這是反偽幫要員郭正誼在蘭迪訪華之前說的話：

“1976年，在保羅·庫爾茨（Paul Kurtz）教授的推動下組織成立了‘針對“異常現象”科學考察委員會’（簡稱CSICOP），庫爾茨是紐約大學布法羅分校的哲學教授，並一直擔任委員會主席。”【93】

這是于光遠的狗腿子申振鈺在蘭迪訪華之後說的話：

“CSICOP組織是1976年由美國著名哲學家紐約州立大學教授保羅·庫爾茲（Paul kurtz）建立的”。【94】

實際上，幾乎與中國的反偽幫把蘭迪捧上“科學警察創辦人”寶座同時，美國反偽幫要員邁克爾·謝爾曼（Michael Brant Shermer, 1954-）把庫爾茨捧上了整個“反偽運動之父”的寶座：

“不論誰被當作現代懷疑運動“之父”，和我交談過的人，包括那些創始人，都同意這個看法：使這一切成為事實，庫爾茨的貢獻比任何其他人更多。所有成功的社會運動都需要一個擁有組織技巧和社會智力的人來操作。而庫爾茨就是這個人。”【95】

事實是，據庫爾茨的相關文章，1976年，他與東密歇根大學社會學家楚茨（Marcello Truzzi, 1935-2003）以共同主席的身份邀請了大約十人到他所在的校園開會——其中之一是蘭迪——，而那個會議就算是“科學警察”的成立之始。【96】後來，庫爾茨又說他當初邀請了“幾十個超常現象的批評者”到他的所在地阿默斯特。【97】再到後來，庫爾茨乾脆大大方方地這樣說：“眾所周知，我是創辦科學警察的罪魁禍首”。【98】確實，當時《紐約時報》報道該委員會成立的消息時，共提到12個人，他們全都是教授和學者（5名哲學家，3名天文學家，兩名作家，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各一），不僅蘭迪的名字沒有出現，連“魔術師”這個詞也都沒有出現。【99】而在科學警察機關刊物Skeptical Inquirer每期都在封二上刊印這個“委員會”的“委員”（fellow）名單，但從1991年起，蘭迪的名字有二十年沒有在這個名單上出現過。為什麼呢？因為當時以色列“通靈人”蓋勒（Uri Geller, 1946-）起訴科學警察，庫爾茨要求蘭迪低調，蘭迪因此憤而辭職。只是到了2010年，蘭迪才被重新接納為“委員”。【100】也就是因為如此，Skeptical Inquirer在後來發表的蘭迪採訪錄中，一直把蘭迪稱為“一個創始委員”（a founding fellow of CSICOP）【101】；而像他那樣的“創始委員”，總共有24個【102】。

庫主席

1977年8月，CSICOP在紐約市召開第一次執行理事會，庫爾茨坐在主席的位置。左二白髮人為蘭迪。（圖片來源：Skeptical Inquirer 37(1):12.）（註：科學警察原本就是美國人本主義者協會下面的一個“委員會”，而庫爾茨之所以要在一個“委員會”之下疊床架屋、再建立一個“執行理事會”，目的之一就是要使當初的那些“委員”變成有名無實的“顧問”而沒有“執行”的權力。1978年，CSICOP脫離美國人文協會，在紐約州註冊為獨立的非贏利組織。）

實際上，早在1995年，陳祖甲就曾在一篇文章中說過，蘭迪在1988年訪華時的身份不過就是“超自然現象科學調查委員會”的一個隨員。【103】在1998年，陳祖甲也還只敢說蘭迪是科學警察組織的“主要發起人”之一。【104】而他之所以要在“千萬懸賞”之際讓蘭迪的身份升格為科學警察的“（唯一）創辦人”，就是在故意撒謊造謠。問題是，他為什麼要那麼做？考慮到當時反偽幫媒體的眾口一詞，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他那是在按照反偽幫的統一腔調來傳遞虛假信息。

果然，不到一年的功夫，蘭迪的身份又變了。為了把他塞進高規格的“2000中國國際科普論壇”，反偽幫把蘭迪包裝成了一名“反偽科學專家”，並被安排與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利昂·萊德曼、美國《科學》雜誌主編魯賓斯坦一道，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第一副總理李嵐清的接見。【105】不僅如此，連高中都沒有畢業的蘭迪，還在那次大會上被正式介紹為“教授”。【106】難怪這個從來就沒上過大學也從來就沒有搞過科學研究的“半文盲”——按照方舟子的標準——，會在中國講授科學誠信問題。【107】也就是因為反偽幫的包裝和炒作，美國二流魔術師蘭迪猛然間變成了世界頭號魔術大師，不僅頻頻在中央電視台上亮相，“而且在北京電視台、武漢電視台大出風頭”。【108】回國後不久，蘭迪就宣布他的教育基金會網站馬上就會出現中文鏡像版。【109】2001，海南出版社——就是那家給司馬南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反偽”著作的“三環出版社”——翻譯出版了一套“蘭迪系列”叢書，總共五本，而他的身份更是水漲船高，變成了“世界上最知名的反偽科學專家”。【110】所以說，只要能夠“反偽”，反偽幫就什麼偽都敢做，什麼謠都敢造，包括指鹿為馬、欺上瞞下。也正是因為如此，我們可以斷言，反偽幫真正關心的問題絕不可能是什麼狗屁“真”、“偽”，因為這個團伙對造假、作偽、撒謊、造謠全都輕車熟路、習以為常。

3、北美混子蘭迪

雖然中國的科學納粹把美國的科學警察捧上了天，並且視為自己的宗祖，但大量的事實表明，這個組織與“真科學”根本就沒有什麼關係，而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偽科學組織——這是它的一個“創辦人”說的話：

“實際上，他們是一夥想要揭假卻搞砸了自己的主要調查，於是就偽造數據、掩蓋失誤，並且將那些威脅要公布真相的同行一腳踢開的傢伙們。”【111】

也就是因為造假被揭，這個組織後來宣布，“作為一個組織，CSlCOP並不直接從事靈學測驗、對特異現象進行研究、或對相關事物進行調查。”【112】

事實是，這個組織的頭面人物中，不僅沒有一個真正的科學家，他們之中連一個一流的學者都沒有。而這個偽科學組織之所以能夠與中國科學納粹發生聯繫，又完全是因為于光遠的老部下、時任《科技日報》社長兼總編林自新在1987年專程親往該組織請他們到中國彈壓“偽科學”。問題是，既不搞科學研究又不搞科學調查的科學警察，到底是怎麼“反對偽科學”？答曰：他們只有兩個招術：第一就是像于光遠那樣，“據理（性）力爭”、搞“哲學評論”；第二就是利用魔術師來搞怪，這也是蘭迪能夠成為“反偽鬥士”的唯一原因。

根據英文維基百科，蘭迪（James Randi,1928-2020）年出生於加拿大，原名叫“Randall James Hamilton Zwinge”，蘭迪是他的藝名。蘭迪17歲時輟學，開始了魔術師的生涯。蘭迪真正名聲大噪，是在七十年代，起因是他對以色列人“通靈人”蓋勒窮追不捨。蓋勒在以色列嶄露頭角是在1970年，當時就有人指控他是個騙子。【113】1972年，剛剛從斯坦福大學獨立出來的斯坦福研究所（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 SRI）受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資助，對蓋勒進行了研究，其結果就是1974年10月在英國《自然》雜誌上發表的研究報告，題為《在感官屏蔽的情況下的信息傳遞》。【114】斯坦福研究所是世界頂尖科研機構，《自然》是世界頂級科學雜誌，所以，這篇報告的發表，相當於為蓋勒的“通靈”能力做出了某種程度的“認證”。

在完成了斯坦福研究所的研究之後，蓋勒曾到紐約的《時代》雜誌表演，而當時《時代》雜誌的科學編輯就是科學警察的一名成員，所以他讓蘭迪冒充《時代》雜誌的記者混入現場，這是他與蓋勒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直接接觸。在蓋勒離開後，蘭迪重複出了蓋勒的那些“特異功能”。這導致了《時代》雜誌對蓋勒及斯坦福研究的負面報道。【115】1975年，蘭迪揭露蓋勒書，《尤里·蓋勒的魔術》（The Magic of Uri Geller），正式出版。在這本書中，蘭迪對斯坦福研究所的研究做出了猛烈的攻擊。而斯坦福研究所的那兩個科學家則指出，蘭迪的這本書含有至少24處不實之詞，如說斯坦福大學的研究人員在對蓋勒進行研究時，討厭魔術師的參與、沒有搭理他主動提供諮詢的自薦，最好笑的就是指出蘭迪竟然不知道他可以從圖書館中非常容易地找到《自然》雜誌，所以他才會寫信向他們索取在該雜誌上發表的一篇論文，並且對對方沒有搭理他而憤憤不平。【116】確實，蘭迪在那本書“揭露”蓋勒的招術主要有兩個：第一，就是把科學家當成傻子，可以被蓋勒隨意愚弄；第二就是宣稱自己能夠用魔術複製出蓋勒的“特異功能”。這是李力研津津樂道的蘭迪三板斧：

“一是用魔術的方式模仿蓋勒，你蓋勒表演什麼神功，我蘭迪也表演什麼神功，從而讓你失去神秘；二是反證，以後的表演中蓋勒總是不讓蘭迪在場，從而可以看出蓋勒心虛；三是蘭迪懷裡有一張一萬美金的支票，任何人只要做出了蘭迪模仿不了的‘神功’，則可將此支票當場拿走，從而激發天下人都來檢舉揭發蓋勒，最大限度做到‘透明’。”【20】

這實際上就是為什麼一個高中輟學生會在一夥所謂的“科學家”中混得風生水起的根本原因，也是江湖術士司馬南能夠在中國反偽幫中成為主角的根本原因，因為他們的“測驗” 、“研究”、“調查”不過就是通過耍把戲的方式來複製出相同或類似的結果，甚至連這個都不要，直接說對方在造假，然後就宣告勝利。而除了靠這些江湖術士來製造噱頭、製造新聞、製造混亂、譁眾取寵之外，那些“反偽科學家”反偽的唯一招術就是于光遠所說的“哲學評論”，即根據唯物主義原理、根據自然辯證法命題、根據他們認可的“成熟科學”、根據他們認定的“常識”來“證明”特異功能“是不可能的”。而那樣的“證明”，不要說是讓第三方信服，它連反偽幫的成員都感到害臊——李博學就說它是帶着文革色彩、使用文革語言的“本着馬列經典的論戰方式”【117】、“空泛”【118】。所以說，美國的科學警察和中國的反偽幫完全是一脈相承的一丘之貉，而後者也確實把前者視為自己的當然主子。這就是“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特邀蘭迪到北京與司馬南上演“百萬懸賞升級版”二人轉的時代背景。

掛羊頭賣狗肉的“科學調查委員會”

被中國科學納粹視為教宗的“對聲稱超自然現象的科學調查委員會”（The Committee for the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Claims of the Paranormal），即“科學警察”（CSICOP），成立於1976年，起因是一伙人（主要是美國學者）對一個法國人（Michel Gauquelin, 1928-1991）通過統計分析發現的“火星效應”（Mars effect）進行圍剿和攻擊。而就在那個過程中，這個組織的最早成員之一Dennis Rawlins發現了它的本質：它更在乎的是自己的立場，而不是真理（the organization is committed to perpetuating a position, not to determining the truth）。【22】與這個秘密被揭露幾乎同時，科學警察理事會通過了一項決議，宣布自己“對聲稱超自然現象”不測試、不研究、不調查。【112】也就是因為自知名實不副，這夥人在2006年改名換姓，把“科學警察”中的“警察”（COP）去掉，而只保留“科學”（CSI）這個發音。而這個CSI並不是Committee for the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的簡寫，而是Committee for Skeptical Inquiry的簡寫，譯成中文就是“懷疑地探詢委員會”。據說在討論改名時，最終的三個候選名稱中有兩個含有“科學”，而它們卻全都落選，理由之一就是它顯得“過於寬泛，甚至有點兒放肆”（it was overly broad, even a little presumptuous）。【119】也就是說，連他們自己都知道他們這個委員會與“科學”不般配，但他們卻至今被中國的反偽幫當作祖宗一般膜拜。

科邪教請來的洋槍隊

1988年，受時任《科技日報》社社長、總編林自新（于光遠的馬仔）的邀請，極可能是受中國方面全額資助，美國科學警察組織CSICOP派出一個六人代表團到中國“調查”人體特異功能。按照反偽幫要員鄧偉志所說的“研究人體科學一定要有解剖學家、生理學家、心理學家參加，也一定要有廣大醫學家參加”【120】這個標準，這六個人之中，只有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格林敦學院社會心理學家詹姆斯·阿爾考克（James E. Alcock, 1942-）與“人體科學”能勉強沾上點兒邊兒，其餘的人連“科學”的邊兒都粘不上：保羅·庫爾茨（Paul Kurtz, 1925-2012）從本科時就開始學哲學，一直到去世都只與哲學打交道；詹姆斯·蘭迪（James Randi, 1928-）連高中都沒有畢業；菲利普· J.克拉斯（Philip J. Klass, 1919-2005）只有政治學學士學位，他從大學時代就給科學警察打工掙錢；肯德里克·弗萊茲爾（Kendrick Frazier, 1942-）從學士到碩士都是新聞學專業；巴里·卡爾（Barry Karr）只有本科學位，所學專業是電子工程。在當時，這六個人中沒有一個人從事真正意義的科學研究。1995年，這個組織再次派人訪華，將反偽的矛頭對準了中醫，它也是方舟子變成中醫黑的開端。據于光遠的打手申振鈺透露，她和林自新等人曾在1992年、1996年兩次專程赴美參加該組織的年會（司馬南在1996年因為簽證被拒而沒能成行）；從2003年起該組織在美國專門辦班培訓中國人員，而中國的“反偽鬥士”則在2003年建立了一個“異常現象探索小組”，很可能就是何祚庥在1998年宣稱要建立的那個“超自然現象、特異功能現象調查、測試、評估志願者委員會”，它實際上就是美國科學警察的分支、派出機構。申振鈺在九十年代發表的很多“論文”都是從自該組織成員（尤其是阿爾考克）的文章中抄襲來的。

外甥狗，外甥狗，來了就吃，吃了就走

儘管中國反偽幫在20世紀至少三次把美國魔術師蘭迪當成祖宗一般恭恭敬敬地請到中國幫他們“打假”，但這個加拿大老頭直到2017年還以為北京屬於“中華民國”（The Republic of China）。更好笑的是，為了證明自己有當“科學研究員”（scientific investigator）的實力和水平，蘭迪反覆強調他早年就學的加拿大高中比紐約的高中教育水平高；所以，儘管他高中沒畢業，但他輟學之時卻已經有足夠的資格上大學一年級了。實際上，和司馬南知道何祚庥是個科學混子一樣，蘭迪雖然口頭上尊崇科學、尊敬科學家，口口聲聲說什麼“科學家是我們最重要的朋友”，但他實際上根本就看不起科學家，曾一再說“科學家是些最不具備識別騙子能力的人，他們最容易上當。”【121】（截圖來源：Skeptical Inquirer 41(2):16-19.）

4、馬前卒一馬當先

問題是，司馬南不是在一年前就讓一百萬元賞金嚇得東躲西藏了嗎？他哪兒來的膽子敢把賞金提高十倍？答曰：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形勢”變了。原來，在屈居了二十年的下風之後，反偽幫終於憑藉“7.20事件”後來居上，穩穩噹噹地把握了權柄。確實，因為“反邪”有功，反偽幫當時擁有呼風喚雨、甚至生殺予奪的特權——何祚庥後來就曾多次得瑟說，他在京西賓館做“反邪”報告時，中科院院長路甬祥得乖乖地親自出面給他主持會議。也就是因為囂張至極，所以反偽幫當時造起謠來可以說是肆無忌憚。看看反偽幫控制的黑媒體在炒作司馬南的“千萬懸賞”之際是怎麼為那個“百萬懸賞”洗地的：

“1998年5月，司馬南曾鄭重設獎金100萬元人民幣，懸賞有神功異能者，至今無人真正應戰。”【122】

“去年五月，司馬南出資百萬人民幣，美國魔術大師出資百萬美元懸賞‘特異功能人’。時至今日，這‘雙百萬’重獎無人問津。”【123】

“去年五月，好幾家報紙曾作過如下的報道：司馬南和美國人詹姆斯·蘭迪挑戰具有特異功能的通靈人士：凡能按照嚴格的科學規範，證實任何特異功能者，將獲100萬人民幣和100萬美元的獎賞。一年多過去了，未見出現領獎者。”【124】

“自他去年提出百萬人民幣懸賞之後，接到大約1000 人次的求博。但沒有一個獲得成功。”【125】

而反偽幫之所以要編造這樣的謊言，就是要以此證明，“大師”們害怕司馬南的“科學檢驗”，因此自認“咱沒那本事”；或者“不敢到科學的講台上去變戲法”。你看反偽幫像不像一個詐騙團伙在搞有組織的詐騙活動？

顯然是要利用“大好形勢”，司馬南特意在“聯合聲明”中做出一項“提議”：“博取兩筆獎金，以下三位中國公民享有優先權：李洪志、柯雲路、嚴新”。【80】這是什麼意思呢？原來，李洪志當時是中國政府通緝的頭號要犯——《人民日報》就破天荒地在頭版發表了公安部對他的通緝令。而司馬南之所以要在懸賞千萬之際把李洪志拉出來，與他一年前在懸賞百萬之時把胡萬林拉出來的目的完全一樣，那就是玩兒一箭雙鵰一石仨鳥的把戲：第一，向黨表忠心、獻紅心，證明自己確實是“反邪”的大功臣，而不是美國特務；第二，用李洪志來嚇唬、阻擋那些不知深淺的挑戰者；第三，利用李洪志來株連柯雲路，暗示他倆是一路貨——司馬南當初追殺胡萬林的目的就是要“拔出蘿蔔帶出泥”。而司馬南之所以要把嚴新拉出來，則純粹是這個胡同串子的自作聰明，其目的就是要掩蓋自己這一條款的險惡居心——結果凸顯其處心積慮。

大好形勢不僅給司馬南壯了膽兒，還讓他釣到了一條大魚，那就是山東煙臺榮昌製藥有限公司，一個靠在央視上打廣告賣中藥貼劑“榮昌肛泰”起家的企業。而在該公司董事會公布的“決議”中，有這樣一段話：

“我們董事會全體成員認為，為了打鬼，要藉助司馬南，更要幫助司馬南。幫助司馬南，就是匡扶正義，捍衛科學，對於中國來說，這是一件極有意義的事情。”【126】

“要藉助司馬南”這六個字，可以說是泄露了天機。他們“要藉助司馬南”什麼？看看司馬南那張長滿“鐵齒銅牙”的嘴是怎麼忽悠的：

“老兄，這是多好的一個宣傳炒作機會，1000萬根本不用到帳，也絕對不會輸。誰要是能公開證明特異功能，那不知道會有多少周折。而且即令真的輸了，那是輸給了好幾個的諾貝爾獎。用1000萬買這樣一個歷史性的科學榮譽也值了。”【127】

這實際上相當於說：你們“企業家”打廣告不也得花錢嗎？而只要你們肯出錢，我們這些“反偽鬥士”就會以“科學”的名義給你打廣告——你賺大了！上面這段話同時還說明，在司馬南的內心，他知道特異功能是存在的，而他“懸賞”的勝券就是，他有能耐製造出無窮無盡的“周折”，讓它們的存在永遠都無法得到科學納粹的認可和“證明”——換句話說就是“耍無賴”。

需要指出的是，在當時，反偽幫已經把槍口對準了中醫：1995年，美國科學警察派出的第二次訪華洋槍隊就是要拿中醫開刀；1999年，美國科學警察頭子庫爾茨的私人出版社出版了由林自新、於力、郭正誼、申振鈺、張洪林、張彤玲署名的Qigong Chinese Medicine or Pseudoscience？（《氣功、中醫或是偽科學？》）一書。幾年後，何祚庥就開始對中醫公開叫罵。而在1999年，反偽幫對一個中藥企業給他們反偽做財務擔保，並沒有任何心理障礙。這說明什麼呢？只說明一個問題：他們只在乎錢。

司馬南與世界騙

1999年年底，反偽幫猖狂至極，在“百萬懸賞”騙局尚且不清不白之際，又推出“千萬懸賞”，顯然是要趁勢大撈一把：既要撈政治資本，更要撈經濟實惠。為了恐嚇那些潛在的挑戰者，同時陷害自己的頭號死敵柯雲路，司馬南故意在其“聯合聲明”中“提議”，要讓正在被中國政府全球通緝的李洪志與正在被反偽幫造謠說已被立案偵查的柯雲路和早在十年前就已經離開中國的嚴新這三個人享有“搏取兩筆獎金”的“優先權”。（截圖來源：《科技潮》1999年12期19頁、1999年7月30日《人民日報》、《科學與無神論》2000年3期17頁。）

5、老江湖故伎重演

司馬南在懸賞千萬之時，一定以為有李洪志給他做擋箭牌、有洋人和“形勢”在給他做後盾，那些“偽科學”們即使吃了熊心豹子膽也不敢再來找自己的麻煩了。但恰如他自己所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懸賞的消息一公布，打上門來的挑戰者就絡繹不絕。據《廣州日報》報道，當時“已有四人致電司馬南辦公室表示了強烈的博取獎金的意向。”而司馬南雖然嘴上應承“準備應招”，但同時“認為這些都是無稽之談。”【128】顯然，司馬南說“準備應招”是假，以“無稽之談”把對方打發走是真。一句話，想要“搏獎”？沒門！

可惜的是，上一波挑戰者還在門口堵着不走，下一波挑戰者就又打上門來。據媒體報道，1999年11月30日，重慶市星光絕技藝術團團長陳劍秀當着《重慶晚報》記者的面通過傳真把“應戰書”發給了司馬南的辦公室，而該記者馬上從司馬南辦公室得到確認，傳真收到了。這是那份應戰書的關鍵部分：

“婦女卵巢囊腫是一種常見病，去除病灶的方式多是手術，而 我對於囊腫可用功力將其化去，不用打針吃藥，最終結果可用醫院B超鑑定。

“囊腫無論大小均可化去，但為了在短時間內使應戰有一結果，所以要求應戰時所化囊腫在10厘米以內，患者可 由你們初選，我來確定，應戰地點可進一步商榷。

“請司馬南先生在十五日內明確答覆，超出時限，我們將視作你拒絕應戰。”【129】

對此，司馬南的答覆是：

“要來拿我的這個1000萬獎金，有一個最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你的什麼特異功能首先要得到科學的確證，就重慶的這個陳劍秀而言，她自稱能用氣功功力化掉腫瘤，那她首先就必須找權威的醫生、權威的醫學機構，用科學的方法進行鑑定。有了科學的確證後，她就可以直接到北京來找我拿錢，完全沒有必要給我做什麼表演。”【130】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成都商報》的報道中，司馬南一夥說的話是“如果有人不服，可以前來博獎，讓科學來證明、驗證他的特異功能。”也就是說，擂台是他們設的，擂主就是他們本人，只要挑戰者敢於“前來”，他們就負責證明挑戰者的那一套“都是騙子們耍的小把戲，都能一一破解”——實在不行，還有“科學”幫忙。也就是說，蘭迪和那個“聯合聲明”的實質是讓挑戰者肩負“表演”（舉證）的義務，而他們本人則把驗證（即證偽）的責任攬到了自己的懷裡。但司馬南上面這段話，則完全相反，它把舉證和驗證的責任一股腦地全都推給了對方——這不就是耍無賴嗎？

其次，司馬南之所以要左一個“權威”、右一個“科學”，其目的就是給自己留下了“一票否決”的權力，或者說是為自己耍無賴留下一條後路。所以，即使陳劍秀真的把重慶所有的醫生都找了出來，並且他們全都給陳劍秀出具了證明，她也根本無法拿到司馬南的懸賞，因為司馬南有能耐找出更“權威”、更“科學”的“院士”來給自己站台，說那些“權威的醫生、權威的醫學機構”的方法“不科學”。果然，司馬南接着“善意地提到”：

“對這種自稱能用特異功能治這個病那個病的，我們似乎見慣不驚，所謂有效，都是心理暗示在短時間內起作用。要避免這種心理暗示，對其作出科學鑑定，就離不開雙盲原則，即患者並不知有人在給他（她）發功，發功者也不知在給具體哪個人發功。”【130】

所謂“雙盲原則”，是指在科學試驗中，被試驗的人和做試驗的人都不知道哪個人接受了什麼樣的“處理”。而之所以要採用這種方法，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所謂的“安慰劑效應”（Placebo Effect），它指病人雖然服用的是沒有任何藥效的“假藥”（安慰劑），但因為自以為服用的是“真藥”，結果導致病情確實得到好轉甚至痊癒。“安慰劑效應”的生理、病理機制至今是個不解之謎，但對它最簡單的解釋就是“信念”或者非物質的“意識”確實可以治病。不僅如此，它還證明，那個一直被反偽幫當作偽科學標誌的“信則靈”信條並不是什麼“偽科學”，而是千真萬確存在的事實。

反偽幫之所以那麼熱衷於“雙盲試驗”，有幾個原因。第一，因為病人之間存在個體差異，以及相同病人存在發病輕重、發病原因、發病程度等方面的差異，所以，患者對治療的反應也存在差異，即同樣的治療並不一定產生完全相同的效果。而為了消滅這種差異對判斷療效的影響，雙盲試驗必須使用大量的病人當試驗品，這就決定了雙盲試驗具有成本高、時間長這些缺點。其次，對於某些疾病的某些療法，尤其是那些個體化程度強以及破壞性較大的療法，如對絕症的治療、如對關鍵部位的手術，雙盲試驗幾乎是不可能的。第三，由於“安慰劑效應”的存在，以及病人之間的個體差異，在很多情況下，一些特異的效果（即對某類人有效、對其他人無效或者效果不明顯）幾乎註定會被“雙盲試驗”所抹殺，即你明知道這種療法有效，也無法通過雙盲試驗來證明這一點。這就是為什麼那個邪惡律師卓小勤在黑胡萬林時會瘋狂叫囂“必須用‘雙盲’法”，而方舟子在黑中醫或黑自己死敵肖傳國時，會把雙盲試驗尊崇為“金標準”的唯一原因。【131】

其實，“雙盲”用於醫學試驗的最最邪惡之處就在於，它把病人當成了試驗品合理合法化了，讓其中的一部分病人註定成為“科學”的犧牲品。所以說，司馬南一邊用“心理暗示”來解釋陳劍秀的“氣功”，一邊掏出“雙盲原則”來刁難她，就是在耍無賴。讓他沒有料到的是，那個陳劍秀知難而上，馬上給司馬南發了一封公開信，其中說：

“我之所以接受挑戰，並不是為了那1000萬元，也不是定要讓司馬南先生服氣，只是為了證明‘氣功化囊腫’這一現代科學難以解釋的特殊現象；請司馬南先生在重慶指定代理人，並有授權書；這次應戰實質上是對科學的一種求證與探索。如果心理暗示能使鵝蛋大的囊腫化去的話，這本身就值得研究。”【132】

對此，司馬南除了重複“我傾向於認定，所謂‘氣功化囊腫’實際上是一種心理暗示法”這個陳詞老調之外，就是繼續耍無賴：

“懇請那些心急如火準備來拿錢，或為教訓司馬南出一口氣的挑戰者稍安勿躁。表演證明不了特異功能，司馬南也不是特異功能的權威鑑定人，你的特異功能必須經過科學確證。已故作家王小波有一句話我十分欣賞：在你的特異功能未得到科學確證之前，我把你叫做騙子，對閣下的尊嚴應該不是冒犯。”（同上。）

不過，最有戲劇性的一幕出現在一個多月後。當時，重慶衛視的“龍門陣”節目邀請司馬南去獻藝，同時暗暗邀請了陳劍秀，要她與司馬南當面較量。不幸的是，這個消息被重慶的一家報紙提前泄露，於是就有了下面這個場面：

“早在昨日上午，記者便接到陳劍秀助手陳偉的電話，陳偉說：‘陳劍秀女士已接到《龍門陣》的邀請，原來他們想讓陳劍秀女士坐在觀眾席上，但陳劍秀女士認為這不公平，她將拒絕。電視台後來答應讓陳劍秀女士也作嘉賓，陳女士就同意出席，並已作好了準備。’

昨晚6時許，陳劍秀一行被早早地安排到了《龍門陣》辦公室，記者剛與他們聊了幾句，便被人悄悄告知司馬南在外面。

“記者在過道上見到了司馬南的助手董力。因是熟人，董力問：‘屋子裡是不是陳劍秀他們?’記者將重慶某報的報道給他看後，就見司馬南從巷道那頭走過來，寒暄之後，司馬南對本報記者說：‘走，你幫我找一個賓館，咱們走。’記者詫異地問：‘節目不做了?’司馬南一邊往外走，一邊生氣地說：‘我誠心誠意抱病而來，他們卻拿我開涮。’……

“司馬南激動地說：‘我的自尊心受到了傷害，我有我的知情權啊！他們不了解司馬的個性，不尊重我，我還怎麼合作？明天一早，我就坐飛機走。讓我與陳劍秀同坐在嘉賓席上，這對我是一種侮辱，決什麼斗？刻意安排的這種遭遇，完全不利於對科學的張揚。’”【133】

那麼，這場鬧劇是怎麼收場的呢？當然是“打假鬥士”司馬南大獲全勝了：

“記者與司馬南回電視台的路上，陳偉打電話來告訴記者，電視台的人給他們講接上級指示要他們離開，連他們只做觀眾的要求也拒絕了。”（同上。）

你見過這樣的無賴嗎？

6、科邪教唱雙簧

事實是，在當時，挑戰司馬南的並非只有陳劍秀一人——1999年12月10日，中新社發出的一篇報道就題為《司馬南：千萬巨款 引來成群挑戰》；同一天，山西省孝義市人體科學學會發表“應戰聲明”，“邀請蘭迪、司馬南二位，在他們認為方便的時候，來我市人體科學學會，協商簽約之事”。【134】毫無疑問，對於所有這些挑戰或者“應戰”，司馬南的回應都是千篇一律的裝聾作啞。

很可能是看不慣司馬南的裝死狗耍無賴，那個曾被司馬南視為戰友、也確實是反偽幫戰友的“507所牛津大學博士後回國的專家何宏”在《中華讀書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要求司馬南“向蘭迪學習”，第一要明確定義“特異功能”，第二要成立“仲裁委員會”，第三要資金到位，第四要發表“動態報告”。【135】讓人不可思議的是，反偽幫的幫刊《科學與無神論》不僅轉發了何宏的文章，它還在文章的末尾加上了一段按語，其中建議“設擂一方首先從程序上應嚴謹有致，章法條款俱全，這樣操作起來才能叫各路英雄服氣，讓天下百姓喝彩。”【136】如果你以為反偽幫真的改邪歸正了，那你就大錯特錯了，它原來是反偽幫與司馬南上演的一出雙簧戲。

原來，在二月底左右，司馬南在自己的網站——中國男人網——公布了署名“司馬南辦公室”的《懸賞特異功能人具體操作程序》。緊接着，反偽幫的幫刊在其第三期上將之全文發表。而按照這個所謂的“程序”，不要說懸賞的對象是“特異功能”，即使是“正常功能”，也不會有任何人能夠拿到那筆巨款——恰恰相反，挑戰者還有被罰10-100萬元的可能。簡言之，為了保證沒人能夠博得賞金，司馬南在其“程序”中安置了數不清的“保險條款”。看看“博獎者資格確認”中的這條：

“（1）個人推薦須有相關專業10名正教授或5名以上中科院（工程院）院士簽名。”【137】

顯然，司馬南知道，在那個風聲鶴唳、比白色恐怖還要白色還要恐怖的環境下，即使是那些腦袋被驢踢了的教授、院士，也沒膽兒敢跟中國的科學納粹對着幹！

再看看接下來的兩條：

“（2）團體推薦，須經中科院所級（含所級）以上單位或中國科協省級以上（含省級）蓋章簽字。

“（3）中國人體科學學會、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中國體育氣功研究會、中國元極學會等組織不具有推薦資格。”

在當時，中國人體科學學會是國家科委1987年批准成立的學術團體，由龔育之擔任顧問的“高技術與新文化文存第1號”就將之與于光遠的“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並列在“中國科協所屬自然科學專門學會、協會、研究會”之下。【138】而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更是名正言順的“中國科協省級以上（含省級）”單位：它是國家體改委在1985年正式批准成立的，1987年被中國科協正式接納為一級學會會員。【139】可是，一個胡同串子自己批准成立的“辦公室”竟然有權把他們全部從中國科協開除出去——由此可知科學納粹當時到底有多麼囂張和猖狂。

還是出於“讓你知難而退”的目的，司馬南還規定了十條“博獎者須承認”的“規則”，其中除了規定“倘其故意詐欺行為確定，則需接受每次10萬元人民幣至100萬人民幣的處罰”外，最重要的就是第七、第八兩條：

7、參加判定性實驗的專家，由本辦公室依據其名望與資質從中外科學家中選出，屆時名單將會公之於眾。

8、博獎者推薦的科學家名單必須得到本辦公室認可，否則不具有鑑定資格。

這相當於說，在“司馬南辦公室”這個法庭上，只有司馬南親手挑選的“科學家”才能充任大法官。

如果你以為在如此這般之後司馬南就放心了的話，那你就“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了。這是司馬南開列的達到“科學界公認”的四條標準：

1、中國科學院確認特異功能客觀真實性，在權威學術刊物刊發其實驗報告論文，榮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

2、相關試驗報告論文在國外有影響的權威學術刊物上發表；

3、反對者的質疑不能駁倒這些實驗報告基本結論；

4、研究者因其科研上的偉大突破而獲國際科研大獎，雖然國際獲獎並不是科學界公認的必要條件。

這四條之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三條，它的含義就是，即使你滿足了其餘三條，你也無法獲得那個懸賞，因為我有本事對你的成果發出連續不斷的“質疑”。而誰都知道，一旦反偽幫對你提出“質疑“，你不僅永遠都無法將之“駁倒”，你連做出能夠讓他們滿意的回答都不可能——反偽幫在過去四十年中的反偽實踐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而只有明白了這一點，你才能夠看懂司馬南的鐵哥們李力研說的這兩段話：

“這倆人真有意思。密謀了個‘聯手行動’，山東一家企業贊助，這真是個誘人的餡餅，但也一定是個誘人的陷阱。

“最近，聽說果有四人宣稱自己真有神功，可以將瘤子發功‘變軟’，於是拿賞的呼聲再次響起。不知這些人是要吃到餡餅還是要掉進陷阱。那就讓我們拭目以待。”【140】

也就是說，反偽幫從上到下心裡全都明白——因為他們當初就是這麼設計的——，“千萬懸賞”既是一個“陷阱”，又是一個“餡餅”，陷阱是給那些想吃餡餅的“通靈人”預備的，因為司馬南設這麼大的局，就是要把餡餅吃進自己的肚子裡。果然，在1998年還滿世界哭窮說自己只能吃得起火鍋的司馬南，到了2001年，就變得“有錢”了。【141】

反偽鬥士斗你玩兒

在炒作了一百多天“千萬懸賞”之後，司馬南終於公布了一個如何獲獎的“具體程序”。且不說這個“程序”本身就證明司馬南在那之前的所有託詞——如讓陳劍秀自己找人驗證特異功能——是蓄意欺詐，僅說這個“程序”的內容，其條款大多都是“流氓條款”、“惡霸條款”（黃色背景標記），其目的就是讓你一步一個坎、步步有陷阱、玩兒死你不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