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万悬赏

大致说来，在“百万悬赏”之后的一年中，司马南一伙过得并不轻松——即使是胡万林的被捕入狱，也没能让他们那紧锁的眉头完全得以舒展。只是到了“7·20”之后，他们才找到了“翻身做主”的感觉。1999年8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条仅有二百多字的消息，全文如下：

“由《生活科学大观》杂志社、《小博士报》社、《广西科技报》社出资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共同创立的‘反伪科学突出贡献奖’，今天在北京举行了首届颁奖大会，奖励长期以来旗帜鲜明地揭露、批判伪科学作出突出贡献的于光远、龚育之、何祚庥、郭正谊和司马南。

“著名社会科学家于光远在讲话中说，我国政府决定取缔‘法轮功’，说明反伪科学的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三尺之冻也非一日能解。反伪科学是一场韧性的战斗，大家还要继续努力。

“据悉，‘反伪科学突出贡献奖’奖励基金现筹集了100万元，每两年提出基金增值10万元作为奖金颁发。为使这笔基金扩大，首次获奖的5位人士今天将奖金全部捐给了基金会。”【73】

这是司马南的名字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亮相。而据李力研说，就在一年前，司马南曾因《抓住司马南》一书而遭到多次调查，“有关方面几乎天天找司马南，要他交代是否与美国人真有‘勾结’。”【74】这说明，“反伪斗士”司马南终于因为歪打正着的“反邪”而捞到了政治资本，从潜在的“敌对势力”变成了“依靠力量”。而于光远提出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论调，就是他为反伪帮制定的世纪末行动总纲，其实质就是利用“7·20”事件，把“伪科学”、“邪教”的根子上溯二十年，籍此把由钱学森发起、由柯云路接力的“人体科学”或“生命科学”就地正法。这就是反伪帮喋喋不休地大谈“二十年大较量”、杀气腾腾地追问“法轮功何以成势”的根本原因。

反伪帮报仇，二十年不晚

于光远从1979年3月就开始与“人体特异功能”明争暗斗，但直到1999年7月20日才得到彻底翻身。在翻身之后，于光远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高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论调，用它指引反伪帮乘胜追击，和“伪科学”算总账，把法轮功的“成势”的根源一直追溯到1979年《四川日报》报道的“耳朵认字”。（截图来源：《科技潮》2000年3期8页、《生活科学大观》1999年11期4页。）

需要指出的是，那个所谓的“反伪科学突出贡献奖”只举办了两届就无疾而终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挑头“出资”“100万元”的《生活科学大观》，是由广西科协主办的刊物，它从诞生时起就一直病病歪歪半死不活，在1999年前后的发行量只有几千份，可谓风雨飘摇，朝不保夕。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在广西都没有几个人知晓的小刊物，当时却维持着一个“北京工作站”，专门做反伪“工作”——该刊1999年第5期就是“批胡批柯”专号。可惜的是，即使是这么拼命折腾，这家杂志也还是没能活过2001年。由此可知，那个号称百万的“反伪基金”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而那五个获奖人“将奖金全部捐给了基金会”，就是在玩方舟子所说的“让赏金从左手换到右手”的“闹剧”。【75】也就是说，这个“反伪科学突出贡献奖”，从基金到奖金，从评奖到获奖，都是在搞欺诈。这也说明，反伪帮当时不仅“前卫”而且“钱紧”，他们在“反伪”之时“向钱看”，对欺诈、作伪没有任何心理障碍。

反伪帮自编自导自演的颁奖闹剧

1999年8月11日，于光远、龚育之、何祚庥、郭正谊、司马南获得“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办的首届“反伪科学突出贡献奖”。在当时，于光远、龚育之、何祚庥这三个人是这个研究会的核心和中坚：于光远是该研究会的创始人及第一、第二届理事长（1981-1992）；龚育之是第三、第四届理事长（1992-2001）、何祚庥从第一届起就是常务理事，到第四届时升任副理事长。也就是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给于光远等人发奖，就是自己的左手给自己的右手发奖。而那个提供资金的《生活科学大观》杂志，当时濒临倒闭，不要说拿不出一百万元基金，即使是十万元奖金他们也不可能负担得起。所以，他们发出去的十万奖金，如果真有的话，只不过是在人前转了一圈，然后马上又回到了原处。

三个月后，司马南在《人民日报》上再次亮相，这次是因为他跟着何祚庥跑到那个由四人帮余孽、反伪帮要员邓伟志当了三届副主席的“民进中央”，与那里的“民主人士”就“如何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决议，深入开展反对邪教斗争”举行座谈——《人民日报》给司马南列出的身份是“反伪气功者”。【76】事实是，在“民进中央”自己的相关报道中，根本就没有提司马南的名字【77】，显然是把他当成了何祚庥的拖油瓶。所以，由《人民日报》出面给他“正名”，凸显其“当朝红人”的背景。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司马南抛出了“百万悬赏”骗局的升级版，“千万悬赏”。

1、十字军东征

1999年11月18日，也就是在再次登陆《人民日报》的当天，司马南第N次在中国科技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反伪报纸《成都商报》在发布会举行之前就给他们发了预报，说“在世界范围内素有‘反伪斗士’之称的司马南和美国人兰迪昨日在京向记者透露，继他们二人1998年分别悬赏百万人民币和百万美金挑战伪科学之后，两人将首次联合悬赏近两千万人民币在全世界范围内挑战伪大师、伪科学。”【78】而在发布会的第二天，该报又发表了长达一千多字的报道：

“11月18日早晨8时30分，记者来到北京科技会堂。大堂里已经聚集了70多家世界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将在这里共同目睹司马南和兰迪表演特异功能。

“北京科技会堂西一厅，主席台上拉着一条横幅——悬赏通灵人新闻发布会。两侧过道架满了摄像机，摄影记者也选好了最佳摄影点。

“上午9时，司马南和兰迪共同向与会者宣读了联合声明：分别设奖金1000万人民币和110万美元悬赏特异功能者。”

“为了揭露特异功能者的把戏，兰迪和司马南为大家现场表演了特异功能。……

“司马南、兰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说，其实这些特异功能都是骗子们耍的小把戏，都能一一破解。如果有人不服，可以前来博奖，让科学来证明、验证他的特异功能。

“整个发布会气氛热烈。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在会上倡导：共同反对伪科学、伪气功。”【79】

也就是说，从1990年起就被反伪帮隆重推出的司马南，在反了十年的“伪”之后，他的“反伪”招术还是那么简单：“我是假货，你怎么可能是真的？”还记得司马南在一年前曾撒谎说“我做的工作是想肯定特异功能”吗？而在此时，显然是因为找到的洋主子，所以他就挺直了腰板直言不讳地说“特异功能都是骗子们耍的小把戏”了。事实是，司马南当时确实把兰迪视为主子了。这是那个所谓的“联合声明”的开篇：

“我们俩人象十字军战士一样，在各自国家里从事着非常类似的工作，即用怀疑的思考和魔术的实践，致力于揭穿那些打着‘通灵人’（中国称之为特异功能）旗号的骗子们。”【80】

所谓“十字军”，是中世纪时在罗马教皇指使下举着十字架远征东方异教徒的基督教徒，英文叫“The Crusaders”。兰迪把自己当做“十字军（东征）战士”，可以说是名正言顺、名副其实；但司马南自称是“无神论者”，他是怎么变成“十字军战士”的呢？他还要向东征讨哪些异教徒呢？所以说，这个一年前还在狂妄叫嚣“兰迪应该是美国的司马南。我干吗是他中国的兰迪呢？”【81】的胡同串子，在见到瘦小枯干的兰迪之后，马上浑身瘫软，为自己能够当上“中国的兰迪”而给祖坟烧高香。好笑的是，这个彻头彻尾的美奴，后来为了当“反美斗士”，就把《兰迪、司马南联合声明》中的“十字军”三字砍掉了。【82】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司马南为什么非要把“特异功能”称为“通灵”？所谓的“通灵人”，是指西方社会那些宣称能够与死者或其他神灵进行沟通交流的人，英文叫“channeler”或“psychic”。在中国，除了极少数曾遭到反伪帮公开耍弄的人之外，根本就没有哪个特异功能者宣称自己能够“通灵”。而司马南之所以非要在通灵和特异功能之间划上等号，就是因为于光远早在八十年代初就那么做了：为了给“人体科学”贴上“海外势力”、“有神论”、“反恩格斯”、“反自然辩证法”的标签，于光远曾多次发表文章，给它扣上了“灵学”的大帽子，说“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就是灵学的一个变种”【83】、“人体特异功能就是Psi的变种”【84】。于光远的这个说法，遭到“人体科学”群体的强力抵制，以致它一直没能流行起来，所以他们后来才心有不甘地接受了parapsychology的汉译“超心理学”。但是，在反伪帮的心中，特异功能研究一直就是“灵学”。例如，何祚庥指导的第一个反伪博士学位论文就题为《灵学》，其开篇第一句话就是：

“灵学，是近代唯灵论运动、现代心灵研究和当代超心理学的总称，它作为声称使用‘科学手段’研究所谓‘心灵现象’的一个领域，在西方迄今已有一百四十多年的历史。”【85】

也就是因为时刻都想给特异功能扣上“灵学”的大帽子，所以反伪帮才会在“聚集了70多家世界各国的新闻记者”的场合，通过洋人的嘴，讲出“通灵人=中国的特异功能人=骗子”这样的大盗理。换言之，兰迪的这次访华，是以于光远为首的反伪帮反攻倒算整体行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极为关键的环节。也就是因为如此，反伪帮对兰迪访华的性质或者讳莫如深，或者撒下弥天大谎。例如，李力研就一再说这样的话：

“（兰迪）这次来不是官方邀请，而是带着小助手来中国度假”。【20】

“这个洋人1999年11月的访华，还是以个人身份前来”。【86】

这个国家体委副研究员显然不知道，兰迪本人早已泄露了天机：在回到美国之后不久，兰迪就在自己的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炫耀自己那趟中国之行之豪华。而他特别提到，自己当时是被“请到”北京的，其目的就是参加由一个“文化团体”组织召开“规模盛大的新闻发布会”。【87】兰迪还说，司马南的悬赏是受到中国政府支持的（endorsed by the government）。（同上。）很可能是知道纸包不住火，反伪帮刊物《自然辩证法研究》才会貌似不经意地透露说，邀请兰迪的那个组织就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而在与司马南登台献演之前三天，他曾在中国科协的业务大楼给“龚育之、何祚庥、郭正谊、司马南及首都各界人士40余人”做了一个题为《揭露巫术和超自然现象真相》的讲演。【88】而这样的信息或者是过于隐秘，或者是过于敏感，其他媒体对此都显得小心翼翼三缄其口，如有的媒体就说兰迪防华是“参加有关方面组织的反伪科学学术交流会。”【89】而李力研则或是真的被蒙在鼓里，或是自作聪明搞“此地无银三百两”把戏。也就是因为身份特殊、使命重大，所以司马南、兰迪的“悬赏新闻发布会”要由郭正谊出面主持，由何祚庥出面压阵——龚育之因为身份特殊，不宜公开露面；于光远则正巧“去外地出差”【90】，所以也没有露面。而谁都知道，没有这两个人点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是绝对不敢贸然给一个充其量不过是二流魔术师、并且是一个早已过气的魔术师发邀请的。

江湖术士是反伪帮克敌制胜的唯一法宝

1999年11月12日，受“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秘密邀请，美国魔术师兰迪带领一个“助手”——实际上是他的同性伴侣（homosexual partner）——跑到中国，与反伪帮马前卒司马南联手悬赏“通灵人”。在华期间，兰迪曾在司马南的陪同下到西安游览，到中国科协给反伪帮做报告、到中国文联与反伪魔术师联欢。（截图来源：《生活科学大观》2000年9期、《“铁齿铜牙”司马南》，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4年版。）

事实是，司马南、兰迪所说的“怀疑的思考”，就是对“你是骗子”的坚定信念，其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而他们所说的“魔术的实践”，就是“你的特异功能我能用魔术来复制，因此证明你是个骗子”这个流氓逻辑——如上所述，它其中不但没有一丝一毫的真科学，恰恰相反，它是彻头彻尾的伪科学。所以说，真正的“骗子们”就是这两个冒充“反伪斗士”的江湖术士——实际上，兰迪在自己的名片上就印着“职业骗子”（Professional Charlatan）这几个字。

2、反伪帮造神

也就是因为反伪帮对兰迪访华付出了大本钱，并且对他的影响寄予厚望，所以他们就拼命给他的那张老脸贴金。这是《成都商报》那篇报道对兰迪的介绍：

“兰迪先生是‘对于声称超自然现象的科学调查委员会’(CSICOP)的创办者，有自己的会刊《怀疑的探索者》(Skeptical Inquirer)。”【79】

这是《科技潮》杂志对兰迪的介绍：

“兰迪先生是美国公民，今年已有71岁高龄，是美国‘对于声称超自然现象的科学调查委员会’（CSICOP）的创办者，该委员会是一个学者和专家组织，不追求赢利，旨在检测出现的超自然现象，向媒体、公众和其他科学群体提供信息源服务。”【80】

这是民进中央刊物《民主》对兰迪的介绍：

“他是‘对于声称超自然现象的科学调查委员会’（CSICOP）的创办者，该委员会是一个学术团体和专家组织，不追求赢利，旨在检验出现的声称的超自然现象，向媒体、公众和其他科学群体提供信息源服务。”【91】

这是《人民日报》的高级记者、反伪帮重要成员陈祖甲在反伪帮帮刊《科学与无神论》上对兰迪的介绍：

“他创办了‘对声称超自然现象的科学调查委员会’，组织一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专家，对所谓的超自然现象进行检测。”【92】

事实是，就像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组织”一样，科学警察组织CSICOP也是集体“创办”的，如果非要给它找一个“创办人”的话，那这个人也非保罗·库尔茨（Paul Kurtz, 1925-2012）莫属。这是反伪帮要员郭正谊在兰迪访华之前说的话：

“1976年，在保罗·库尔茨（Paul Kurtz）教授的推动下组织成立了‘针对“异常现象”科学考察委员会’（简称CSICOP），库尔茨是纽约大学布法罗分校的哲学教授，并一直担任委员会主席。”【93】

这是于光远的狗腿子申振钰在兰迪访华之后说的话：

“CSICOP组织是1976年由美国著名哲学家纽约州立大学教授保罗·库尔兹（Paul kurtz）建立的”。【94】

实际上，几乎与中国的反伪帮把兰迪捧上“科学警察创办人”宝座同时，美国反伪帮要员迈克尔·谢尔曼（Michael Brant Shermer, 1954-）把库尔茨捧上了整个“反伪运动之父”的宝座：

“不论谁被当作现代怀疑运动“之父”，和我交谈过的人，包括那些创始人，都同意这个看法：使这一切成为事实，库尔茨的贡献比任何其他人更多。所有成功的社会运动都需要一个拥有组织技巧和社会智力的人来操作。而库尔茨就是这个人。”【95】

事实是，据库尔茨的相关文章，1976年，他与东密歇根大学社会学家楚茨（Marcello Truzzi, 1935-2003）以共同主席的身份邀请了大约十人到他所在的校园开会——其中之一是兰迪——，而那个会议就算是“科学警察”的成立之始。【96】后来，库尔茨又说他当初邀请了“几十个超常现象的批评者”到他的所在地阿默斯特。【97】再到后来，库尔茨干脆大大方方地这样说：“众所周知，我是创办科学警察的罪魁祸首”。【98】确实，当时《纽约时报》报道该委员会成立的消息时，共提到12个人，他们全都是教授和学者（5名哲学家，3名天文学家，两名作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各一），不仅兰迪的名字没有出现，连“魔术师”这个词也都没有出现。【99】而在科学警察机关刊物Skeptical Inquirer每期都在封二上刊印这个“委员会”的“委员”（fellow）名单，但从1991年起，兰迪的名字有二十年没有在这个名单上出现过。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以色列“通灵人”盖勒（Uri Geller, 1946-）起诉科学警察，库尔茨要求兰迪低调，兰迪因此愤而辞职。只是到了2010年，兰迪才被重新接纳为“委员”。【100】也就是因为如此，Skeptical Inquirer在后来发表的兰迪采访录中，一直把兰迪称为“一个创始委员”（a founding fellow of CSICOP）【101】；而像他那样的“创始委员”，总共有24个【102】。

库主席

1977年8月，CSICOP在纽约市召开第一次执行理事会，库尔茨坐在主席的位置。左二白发人为兰迪。（图片来源：Skeptical Inquirer 37(1):12.）（注：科学警察原本就是美国人本主义者协会下面的一个“委员会”，而库尔茨之所以要在一个“委员会”之下叠床架屋、再建立一个“执行理事会”，目的之一就是要使当初的那些“委员”变成有名无实的“顾问”而没有“执行”的权力。1978年，CSICOP脱离美国人文协会，在纽约州注册为独立的非赢利组织。）

实际上，早在1995年，陈祖甲就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兰迪在1988年访华时的身份不过就是“超自然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的一个随员。【103】在1998年，陈祖甲也还只敢说兰迪是科学警察组织的“主要发起人”之一。【104】而他之所以要在“千万悬赏”之际让兰迪的身份升格为科学警察的“（唯一）创办人”，就是在故意撒谎造谣。问题是，他为什么要那么做？考虑到当时反伪帮媒体的众口一词，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那是在按照反伪帮的统一腔调来传递虚假信息。

果然，不到一年的功夫，兰迪的身份又变了。为了把他塞进高规格的“2000中国国际科普论坛”，反伪帮把兰迪包装成了一名“反伪科学专家”，并被安排与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利昂·莱德曼、美国《科学》杂志主编鲁宾斯坦一道，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李岚清的接见。【105】不仅如此，连高中都没有毕业的兰迪，还在那次大会上被正式介绍为“教授”。【106】难怪这个从来就没上过大学也从来就没有搞过科学研究的“半文盲”——按照方舟子的标准——，会在中国讲授科学诚信问题。【107】也就是因为反伪帮的包装和炒作，美国二流魔术师兰迪猛然间变成了世界头号魔术大师，不仅频频在中央电视台上亮相，“而且在北京电视台、武汉电视台大出风头”。【108】回国后不久，兰迪就宣布他的教育基金会网站马上就会出现中文镜像版。【109】2001，海南出版社——就是那家给司马南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反伪”著作的“三环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一套“兰迪系列”丛书，总共五本，而他的身份更是水涨船高，变成了“世界上最知名的反伪科学专家”。【110】所以说，只要能够“反伪”，反伪帮就什么伪都敢做，什么谣都敢造，包括指鹿为马、欺上瞒下。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断言，反伪帮真正关心的问题绝不可能是什么狗屁“真”、“伪”，因为这个团伙对造假、作伪、撒谎、造谣全都轻车熟路、习以为常。

3、北美混子兰迪

虽然中国的科学纳粹把美国的科学警察捧上了天，并且视为自己的宗祖，但大量的事实表明，这个组织与“真科学”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科学组织——这是它的一个“创办人”说的话：

“实际上，他们是一伙想要揭假却搞砸了自己的主要调查，于是就伪造数据、掩盖失误，并且将那些威胁要公布真相的同行一脚踢开的家伙们。”【111】

也就是因为造假被揭，这个组织后来宣布，“作为一个组织，CSlCOP并不直接从事灵学测验、对特异现象进行研究、或对相关事物进行调查。”【112】

事实是，这个组织的头面人物中，不仅没有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他们之中连一个一流的学者都没有。而这个伪科学组织之所以能够与中国科学纳粹发生联系，又完全是因为于光远的老部下、时任《科技日报》社长兼总编林自新在1987年专程亲往该组织请他们到中国弹压“伪科学”。问题是，既不搞科学研究又不搞科学调查的科学警察，到底是怎么“反对伪科学”？答曰：他们只有两个招术：第一就是像于光远那样，“据理（性）力争”、搞“哲学评论”；第二就是利用魔术师来搞怪，这也是兰迪能够成为“反伪斗士”的唯一原因。

根据英文维基百科，兰迪（James Randi,1928-2020）年出生于加拿大，原名叫“Randall James Hamilton Zwinge”，兰迪是他的艺名。兰迪17岁时辍学，开始了魔术师的生涯。兰迪真正名声大噪，是在七十年代，起因是他对以色列人“通灵人”盖勒穷追不舍。盖勒在以色列崭露头角是在1970年，当时就有人指控他是个骗子。【113】1972年，刚刚从斯坦福大学独立出来的斯坦福研究所（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 SRI）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助，对盖勒进行了研究，其结果就是1974年10月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报告，题为《在感官屏蔽的情况下的信息传递》。【114】斯坦福研究所是世界顶尖科研机构，《自然》是世界顶级科学杂志，所以，这篇报告的发表，相当于为盖勒的“通灵”能力做出了某种程度的“认证”。

在完成了斯坦福研究所的研究之后，盖勒曾到纽约的《时代》杂志表演，而当时《时代》杂志的科学编辑就是科学警察的一名成员，所以他让兰迪冒充《时代》杂志的记者混入现场，这是他与盖勒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直接接触。在盖勒离开后，兰迪重复出了盖勒的那些“特异功能”。这导致了《时代》杂志对盖勒及斯坦福研究的负面报道。【115】1975年，兰迪揭露盖勒书，《尤里·盖勒的魔术》（The Magic of Uri Geller），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兰迪对斯坦福研究所的研究做出了猛烈的攻击。而斯坦福研究所的那两个科学家则指出，兰迪的这本书含有至少24处不实之词，如说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对盖勒进行研究时，讨厌魔术师的参与、没有搭理他主动提供咨询的自荐，最好笑的就是指出兰迪竟然不知道他可以从图书馆中非常容易地找到《自然》杂志，所以他才会写信向他们索取在该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并且对对方没有搭理他而愤愤不平。【116】确实，兰迪在那本书“揭露”盖勒的招术主要有两个：第一，就是把科学家当成傻子，可以被盖勒随意愚弄；第二就是宣称自己能够用魔术复制出盖勒的“特异功能”。这是李力研津津乐道的兰迪三板斧：

“一是用魔术的方式模仿盖勒，你盖勒表演什么神功，我兰迪也表演什么神功，从而让你失去神秘；二是反证，以后的表演中盖勒总是不让兰迪在场，从而可以看出盖勒心虚；三是兰迪怀里有一张一万美金的支票，任何人只要做出了兰迪模仿不了的‘神功’，则可将此支票当场拿走，从而激发天下人都来检举揭发盖勒，最大限度做到‘透明’。”【20】

这实际上就是为什么一个高中辍学生会在一伙所谓的“科学家”中混得风生水起的根本原因，也是江湖术士司马南能够在中国反伪帮中成为主角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们的“测验” 、“研究”、“调查”不过就是通过耍把戏的方式来复制出相同或类似的结果，甚至连这个都不要，直接说对方在造假，然后就宣告胜利。而除了靠这些江湖术士来制造噱头、制造新闻、制造混乱、哗众取宠之外，那些“反伪科学家”反伪的唯一招术就是于光远所说的“哲学评论”，即根据唯物主义原理、根据自然辩证法命题、根据他们认可的“成熟科学”、根据他们认定的“常识”来“证明”特异功能“是不可能的”。而那样的“证明”，不要说是让第三方信服，它连反伪帮的成员都感到害臊——李博学就说它是带着文革色彩、使用文革语言的“本着马列经典的论战方式”【117】、“空泛”【118】。所以说，美国的科学警察和中国的反伪帮完全是一脉相承的一丘之貉，而后者也确实把前者视为自己的当然主子。这就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特邀兰迪到北京与司马南上演“百万悬赏升级版”二人转的时代背景。

挂羊头卖狗肉的“科学调查委员会”

被中国科学纳粹视为教宗的“对声称超自然现象的科学调查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the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Claims of the Paranormal），即“科学警察”（CSICOP），成立于1976年，起因是一伙人（主要是美国学者）对一个法国人（Michel Gauquelin, 1928-1991）通过统计分析发现的“火星效应”（Mars effect）进行围剿和攻击。而就在那个过程中，这个组织的最早成员之一Dennis Rawlins发现了它的本质：它更在乎的是自己的立场，而不是真理（the organization is committed to perpetuating a position, not to determining the truth）。【22】与这个秘密被揭露几乎同时，科学警察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自己“对声称超自然现象”不测试、不研究、不调查。【112】也就是因为自知名实不副，这伙人在2006年改名换姓，把“科学警察”中的“警察”（COP）去掉，而只保留“科学”（CSI）这个发音。而这个CSI并不是Committee for the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的简写，而是Committee for Skeptical Inquiry的简写，译成中文就是“怀疑地探询委员会”。据说在讨论改名时，最终的三个候选名称中有两个含有“科学”，而它们却全都落选，理由之一就是它显得“过于宽泛，甚至有点儿放肆”（it was overly broad, even a little presumptuous）。【119】也就是说，连他们自己都知道他们这个委员会与“科学”不般配，但他们却至今被中国的反伪帮当作祖宗一般膜拜。

科邪教请来的洋枪队

1988年，受时任《科技日报》社社长、总编林自新（于光远的马仔）的邀请，极可能是受中国方面全额资助，美国科学警察组织CSICOP派出一个六人代表团到中国“调查”人体特异功能。按照反伪帮要员邓伟志所说的“研究人体科学一定要有解剖学家、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参加，也一定要有广大医学家参加”【120】这个标准，这六个人之中，只有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格林敦学院社会心理学家詹姆斯·阿尔考克（James E. Alcock, 1942-）与“人体科学”能勉强沾上点儿边儿，其余的人连“科学”的边儿都粘不上：保罗·库尔茨（Paul Kurtz, 1925-2012）从本科时就开始学哲学，一直到去世都只与哲学打交道；詹姆斯·兰迪（James Randi, 1928-）连高中都没有毕业；菲利普· J.克拉斯（Philip J. Klass, 1919-2005）只有政治学学士学位，他从大学时代就给科学警察打工挣钱；肯德里克·弗莱兹尔（Kendrick Frazier, 1942-）从学士到硕士都是新闻学专业；巴里·卡尔（Barry Karr）只有本科学位，所学专业是电子工程。在当时，这六个人中没有一个人从事真正意义的科学研究。1995年，这个组织再次派人访华，将反伪的矛头对准了中医，它也是方舟子变成中医黑的开端。据于光远的打手申振钰透露，她和林自新等人曾在1992年、1996年两次专程赴美参加该组织的年会（司马南在1996年因为签证被拒而没能成行）；从2003年起该组织在美国专门办班培训中国人员，而中国的“反伪斗士”则在2003年建立了一个“异常现象探索小组”，很可能就是何祚庥在1998年宣称要建立的那个“超自然现象、特异功能现象调查、测试、评估志愿者委员会”，它实际上就是美国科学警察的分支、派出机构。申振钰在九十年代发表的很多“论文”都是从自该组织成员（尤其是阿尔考克）的文章中抄袭来的。

外甥狗，外甥狗，来了就吃，吃了就走

尽管中国反伪帮在20世纪至少三次把美国魔术师兰迪当成祖宗一般恭恭敬敬地请到中国帮他们“打假”，但这个加拿大老头直到2017年还以为北京属于“中华民国”（The Republic of China）。更好笑的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当“科学研究员”（scientific investigator）的实力和水平，兰迪反复强调他早年就学的加拿大高中比纽约的高中教育水平高；所以，尽管他高中没毕业，但他辍学之时却已经有足够的资格上大学一年级了。实际上，和司马南知道何祚庥是个科学混子一样，兰迪虽然口头上尊崇科学、尊敬科学家，口口声声说什么“科学家是我们最重要的朋友”，但他实际上根本就看不起科学家，曾一再说“科学家是些最不具备识别骗子能力的人，他们最容易上当。”【121】（截图来源：Skeptical Inquirer 41(2):16-19.）

4、马前卒一马当先

问题是，司马南不是在一年前就让一百万元赏金吓得东躲西藏了吗？他哪儿来的胆子敢把赏金提高十倍？答曰：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形势”变了。原来，在屈居了二十年的下风之后，反伪帮终于凭借“7.20事件”后来居上，稳稳当当地把握了权柄。确实，因为“反邪”有功，反伪帮当时拥有呼风唤雨、甚至生杀予夺的特权——何祚庥后来就曾多次得瑟说，他在京西宾馆做“反邪”报告时，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得乖乖地亲自出面给他主持会议。也就是因为嚣张至极，所以反伪帮当时造起谣来可以说是肆无忌惮。看看反伪帮控制的黑媒体在炒作司马南的“千万悬赏”之际是怎么为那个“百万悬赏”洗地的：

“1998年5月，司马南曾郑重设奖金100万元人民币，悬赏有神功异能者，至今无人真正应战。”【122】

“去年五月，司马南出资百万人民币，美国魔术大师出资百万美元悬赏‘特异功能人’。时至今日，这‘双百万’重奖无人问津。”【123】

“去年五月，好几家报纸曾作过如下的报道：司马南和美国人詹姆斯·兰迪挑战具有特异功能的通灵人士：凡能按照严格的科学规范，证实任何特异功能者，将获100万人民币和100万美元的奖赏。一年多过去了，未见出现领奖者。”【124】

“自他去年提出百万人民币悬赏之后，接到大约1000 人次的求博。但没有一个获得成功。”【125】

而反伪帮之所以要编造这样的谎言，就是要以此证明，“大师”们害怕司马南的“科学检验”，因此自认“咱没那本事”；或者“不敢到科学的讲台上去变戏法”。你看反伪帮像不像一个诈骗团伙在搞有组织的诈骗活动？

显然是要利用“大好形势”，司马南特意在“联合声明”中做出一项“提议”：“博取两笔奖金，以下三位中国公民享有优先权：李洪志、柯云路、严新”。【80】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李洪志当时是中国政府通缉的头号要犯——《人民日报》就破天荒地在头版发表了公安部对他的通缉令。而司马南之所以要在悬赏千万之际把李洪志拉出来，与他一年前在悬赏百万之时把胡万林拉出来的目的完全一样，那就是玩儿一箭双雕一石仨鸟的把戏：第一，向党表忠心、献红心，证明自己确实是“反邪”的大功臣，而不是美国特务；第二，用李洪志来吓唬、阻挡那些不知深浅的挑战者；第三，利用李洪志来株连柯云路，暗示他俩是一路货——司马南当初追杀胡万林的目的就是要“拔出萝卜带出泥”。而司马南之所以要把严新拉出来，则纯粹是这个胡同串子的自作聪明，其目的就是要掩盖自己这一条款的险恶居心——结果凸显其处心积虑。

大好形势不仅给司马南壮了胆儿，还让他钓到了一条大鱼，那就是山东烟台荣昌制药有限公司，一个靠在央视上打广告卖中药贴剂“荣昌肛泰”起家的企业。而在该公司董事会公布的“决议”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董事会全体成员认为，为了打鬼，要借助司马南，更要帮助司马南。帮助司马南，就是匡扶正义，捍卫科学，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126】

“要借助司马南”这六个字，可以说是泄露了天机。他们“要借助司马南”什么？看看司马南那张长满“铁齿铜牙”的嘴是怎么忽悠的：

“老兄，这是多好的一个宣传炒作机会，1000万根本不用到帐，也绝对不会输。谁要是能公开证明特异功能，那不知道会有多少周折。而且即令真的输了，那是输给了好几个的诺贝尔奖。用1000万买这样一个历史性的科学荣誉也值了。”【127】

这实际上相当于说：你们“企业家”打广告不也得花钱吗？而只要你们肯出钱，我们这些“反伪斗士”就会以“科学”的名义给你打广告——你赚大了！上面这段话同时还说明，在司马南的内心，他知道特异功能是存在的，而他“悬赏”的胜券就是，他有能耐制造出无穷无尽的“周折”，让它们的存在永远都无法得到科学纳粹的认可和“证明”——换句话说就是“耍无赖”。

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反伪帮已经把枪口对准了中医：1995年，美国科学警察派出的第二次访华洋枪队就是要拿中医开刀；1999年，美国科学警察头子库尔茨的私人出版社出版了由林自新、于力、郭正谊、申振钰、张洪林、张彤玲署名的Qigong Chinese Medicine or Pseudoscience？（《气功、中医或是伪科学？》）一书。几年后，何祚庥就开始对中医公开叫骂。而在1999年，反伪帮对一个中药企业给他们反伪做财务担保，并没有任何心理障碍。这说明什么呢？只说明一个问题：他们只在乎钱。

司马南与世界骗

1999年年底，反伪帮猖狂至极，在“百万悬赏”骗局尚且不清不白之际，又推出“千万悬赏”，显然是要趁势大捞一把：既要捞政治资本，更要捞经济实惠。为了恐吓那些潜在的挑战者，同时陷害自己的头号死敌柯云路，司马南故意在其“联合声明”中“提议”，要让正在被中国政府全球通缉的李洪志与正在被反伪帮造谣说已被立案侦查的柯云路和早在十年前就已经离开中国的严新这三个人享有“搏取两笔奖金”的“优先权”。（截图来源：《科技潮》1999年12期19页、1999年7月30日《人民日报》、《科学与无神论》2000年3期17页。）

5、老江湖故伎重演

司马南在悬赏千万之时，一定以为有李洪志给他做挡箭牌、有洋人和“形势”在给他做后盾，那些“伪科学”们即使吃了熊心豹子胆也不敢再来找自己的麻烦了。但恰如他自己所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悬赏的消息一公布，打上门来的挑战者就络绎不绝。据《广州日报》报道，当时“已有四人致电司马南办公室表示了强烈的博取奖金的意向。”而司马南虽然嘴上应承“准备应招”，但同时“认为这些都是无稽之谈。”【128】显然，司马南说“准备应招”是假，以“无稽之谈”把对方打发走是真。一句话，想要“搏奖”？没门！

可惜的是，上一波挑战者还在门口堵着不走，下一波挑战者就又打上门来。据媒体报道，1999年11月30日，重庆市星光绝技艺术团团长陈剑秀当着《重庆晚报》记者的面通过传真把“应战书”发给了司马南的办公室，而该记者马上从司马南办公室得到确认，传真收到了。这是那份应战书的关键部分：

“妇女卵巢囊肿是一种常见病，去除病灶的方式多是手术，而 我对于囊肿可用功力将其化去，不用打针吃药，最终结果可用医院B超鉴定。

“囊肿无论大小均可化去，但为了在短时间内使应战有一结果，所以要求应战时所化囊肿在10厘米以内，患者可 由你们初选，我来确定，应战地点可进一步商榷。

“请司马南先生在十五日内明确答复，超出时限，我们将视作你拒绝应战。”【129】

对此，司马南的答复是：

“要来拿我的这个1000万奖金，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你的什么特异功能首先要得到科学的确证，就重庆的这个陈剑秀而言，她自称能用气功功力化掉肿瘤，那她首先就必须找权威的医生、权威的医学机构，用科学的方法进行鉴定。有了科学的确证后，她就可以直接到北京来找我拿钱，完全没有必要给我做什么表演。”【130】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成都商报》的报道中，司马南一伙说的话是“如果有人不服，可以前来博奖，让科学来证明、验证他的特异功能。”也就是说，擂台是他们设的，擂主就是他们本人，只要挑战者敢于“前来”，他们就负责证明挑战者的那一套“都是骗子们耍的小把戏，都能一一破解”——实在不行，还有“科学”帮忙。也就是说，兰迪和那个“联合声明”的实质是让挑战者肩负“表演”（举证）的义务，而他们本人则把验证（即证伪）的责任揽到了自己的怀里。但司马南上面这段话，则完全相反，它把举证和验证的责任一股脑地全都推给了对方——这不就是耍无赖吗？

其次，司马南之所以要左一个“权威”、右一个“科学”，其目的就是给自己留下了“一票否决”的权力，或者说是为自己耍无赖留下一条后路。所以，即使陈剑秀真的把重庆所有的医生都找了出来，并且他们全都给陈剑秀出具了证明，她也根本无法拿到司马南的悬赏，因为司马南有能耐找出更“权威”、更“科学”的“院士”来给自己站台，说那些“权威的医生、权威的医学机构”的方法“不科学”。果然，司马南接着“善意地提到”：

“对这种自称能用特异功能治这个病那个病的，我们似乎见惯不惊，所谓有效，都是心理暗示在短时间内起作用。要避免这种心理暗示，对其作出科学鉴定，就离不开双盲原则，即患者并不知有人在给他（她）发功，发功者也不知在给具体哪个人发功。”【130】

所谓“双盲原则”，是指在科学试验中，被试验的人和做试验的人都不知道哪个人接受了什么样的“处理”。而之所以要采用这种方法，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所谓的“安慰剂效应”（Placebo Effect），它指病人虽然服用的是没有任何药效的“假药”（安慰剂），但因为自以为服用的是“真药”，结果导致病情确实得到好转甚至痊愈。“安慰剂效应”的生理、病理机制至今是个不解之谜，但对它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信念”或者非物质的“意识”确实可以治病。不仅如此，它还证明，那个一直被反伪帮当作伪科学标志的“信则灵”信条并不是什么“伪科学”，而是千真万确存在的事实。

反伪帮之所以那么热衷于“双盲试验”，有几个原因。第一，因为病人之间存在个体差异，以及相同病人存在发病轻重、发病原因、发病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所以，患者对治疗的反应也存在差异，即同样的治疗并不一定产生完全相同的效果。而为了消灭这种差异对判断疗效的影响，双盲试验必须使用大量的病人当试验品，这就决定了双盲试验具有成本高、时间长这些缺点。其次，对于某些疾病的某些疗法，尤其是那些个体化程度强以及破坏性较大的疗法，如对绝症的治疗、如对关键部位的手术，双盲试验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三，由于“安慰剂效应”的存在，以及病人之间的个体差异，在很多情况下，一些特异的效果（即对某类人有效、对其他人无效或者效果不明显）几乎注定会被“双盲试验”所抹杀，即你明知道这种疗法有效，也无法通过双盲试验来证明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那个邪恶律师卓小勤在黑胡万林时会疯狂叫嚣“必须用‘双盲’法”，而方舟子在黑中医或黑自己死敌肖传国时，会把双盲试验尊崇为“金标准”的唯一原因。【131】

其实，“双盲”用于医学试验的最最邪恶之处就在于，它把病人当成了试验品合理合法化了，让其中的一部分病人注定成为“科学”的牺牲品。所以说，司马南一边用“心理暗示”来解释陈剑秀的“气功”，一边掏出“双盲原则”来刁难她，就是在耍无赖。让他没有料到的是，那个陈剑秀知难而上，马上给司马南发了一封公开信，其中说：

“我之所以接受挑战，并不是为了那1000万元，也不是定要让司马南先生服气，只是为了证明‘气功化囊肿’这一现代科学难以解释的特殊现象；请司马南先生在重庆指定代理人，并有授权书；这次应战实质上是对科学的一种求证与探索。如果心理暗示能使鹅蛋大的囊肿化去的话，这本身就值得研究。”【132】

对此，司马南除了重复“我倾向于认定，所谓‘气功化囊肿’实际上是一种心理暗示法”这个陈词老调之外，就是继续耍无赖：

“恳请那些心急如火准备来拿钱，或为教训司马南出一口气的挑战者稍安勿躁。表演证明不了特异功能，司马南也不是特异功能的权威鉴定人，你的特异功能必须经过科学确证。已故作家王小波有一句话我十分欣赏：在你的特异功能未得到科学确证之前，我把你叫做骗子，对阁下的尊严应该不是冒犯。”（同上。）

不过，最有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一个多月后。当时，重庆卫视的“龙门阵”节目邀请司马南去献艺，同时暗暗邀请了陈剑秀，要她与司马南当面较量。不幸的是，这个消息被重庆的一家报纸提前泄露，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个场面：

“早在昨日上午，记者便接到陈剑秀助手陈伟的电话，陈伟说：‘陈剑秀女士已接到《龙门阵》的邀请，原来他们想让陈剑秀女士坐在观众席上，但陈剑秀女士认为这不公平，她将拒绝。电视台后来答应让陈剑秀女士也作嘉宾，陈女士就同意出席，并已作好了准备。’

昨晚6时许，陈剑秀一行被早早地安排到了《龙门阵》办公室，记者刚与他们聊了几句，便被人悄悄告知司马南在外面。

“记者在过道上见到了司马南的助手董力。因是熟人，董力问：‘屋子里是不是陈剑秀他们?’记者将重庆某报的报道给他看后，就见司马南从巷道那头走过来，寒暄之后，司马南对本报记者说：‘走，你帮我找一个宾馆，咱们走。’记者诧异地问：‘节目不做了?’司马南一边往外走，一边生气地说：‘我诚心诚意抱病而来，他们却拿我开涮。’……

“司马南激动地说：‘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我有我的知情权啊！他们不了解司马的个性，不尊重我，我还怎么合作？明天一早，我就坐飞机走。让我与陈剑秀同坐在嘉宾席上，这对我是一种侮辱，决什么斗？刻意安排的这种遭遇，完全不利于对科学的张扬。’”【133】

那么，这场闹剧是怎么收场的呢？当然是“打假斗士”司马南大获全胜了：

“记者与司马南回电视台的路上，陈伟打电话来告诉记者，电视台的人给他们讲接上级指示要他们离开，连他们只做观众的要求也拒绝了。”（同上。）

你见过这样的无赖吗？

6、科邪教唱双簧

事实是，在当时，挑战司马南的并非只有陈剑秀一人——1999年12月10日，中新社发出的一篇报道就题为《司马南：千万巨款 引来成群挑战》；同一天，山西省孝义市人体科学学会发表“应战声明”，“邀请兰迪、司马南二位，在他们认为方便的时候，来我市人体科学学会，协商签约之事”。【134】毫无疑问，对于所有这些挑战或者“应战”，司马南的回应都是千篇一律的装聋作哑。

很可能是看不惯司马南的装死狗耍无赖，那个曾被司马南视为战友、也确实是反伪帮战友的“507所牛津大学博士后回国的专家何宏”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要求司马南“向兰迪学习”，第一要明确定义“特异功能”，第二要成立“仲裁委员会”，第三要资金到位，第四要发表“动态报告”。【135】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反伪帮的帮刊《科学与无神论》不仅转发了何宏的文章，它还在文章的末尾加上了一段按语，其中建议“设擂一方首先从程序上应严谨有致，章法条款俱全，这样操作起来才能叫各路英雄服气，让天下百姓喝彩。”【136】如果你以为反伪帮真的改邪归正了，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它原来是反伪帮与司马南上演的一出双簧戏。

原来，在二月底左右，司马南在自己的网站——中国男人网——公布了署名“司马南办公室”的《悬赏特异功能人具体操作程序》。紧接着，反伪帮的帮刊在其第三期上将之全文发表。而按照这个所谓的“程序”，不要说悬赏的对象是“特异功能”，即使是“正常功能”，也不会有任何人能够拿到那笔巨款——恰恰相反，挑战者还有被罚10-100万元的可能。简言之，为了保证没人能够博得赏金，司马南在其“程序”中安置了数不清的“保险条款”。看看“博奖者资格确认”中的这条：

“（1）个人推荐须有相关专业10名正教授或5名以上中科院（工程院）院士签名。”【137】

显然，司马南知道，在那个风声鹤唳、比白色恐怖还要白色还要恐怖的环境下，即使是那些脑袋被驴踢了的教授、院士，也没胆儿敢跟中国的科学纳粹对着干！

再看看接下来的两条：

“（2）团体推荐，须经中科院所级（含所级）以上单位或中国科协省级以上（含省级）盖章签字。

“（3）中国人体科学学会、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中国体育气功研究会、中国元极学会等组织不具有推荐资格。”

在当时，中国人体科学学会是国家科委1987年批准成立的学术团体，由龚育之担任顾问的“高技术与新文化文存第1号”就将之与于光远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并列在“中国科协所属自然科学专门学会、协会、研究会”之下。【138】而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更是名正言顺的“中国科协省级以上（含省级）”单位：它是国家体改委在1985年正式批准成立的，1987年被中国科协正式接纳为一级学会会员。【139】可是，一个胡同串子自己批准成立的“办公室”竟然有权把他们全部从中国科协开除出去——由此可知科学纳粹当时到底有多么嚣张和猖狂。

还是出于“让你知难而退”的目的，司马南还规定了十条“博奖者须承认”的“规则”，其中除了规定“倘其故意诈欺行为确定，则需接受每次10万元人民币至100万人民币的处罚”外，最重要的就是第七、第八两条：

7、参加判定性实验的专家，由本办公室依据其名望与资质从中外科学家中选出，届时名单将会公之于众。

8、博奖者推荐的科学家名单必须得到本办公室认可，否则不具有鉴定资格。

这相当于说，在“司马南办公室”这个法庭上，只有司马南亲手挑选的“科学家”才能充任大法官。

如果你以为在如此这般之后司马南就放心了的话，那你就“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了。这是司马南开列的达到“科学界公认”的四条标准：

1、中国科学院确认特异功能客观真实性，在权威学术刊物刊发其实验报告论文，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2、相关试验报告论文在国外有影响的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

3、反对者的质疑不能驳倒这些实验报告基本结论；

4、研究者因其科研上的伟大突破而获国际科研大奖，虽然国际获奖并不是科学界公认的必要条件。

这四条之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三条，它的含义就是，即使你满足了其余三条，你也无法获得那个悬赏，因为我有本事对你的成果发出连续不断的“质疑”。而谁都知道，一旦反伪帮对你提出“质疑“，你不仅永远都无法将之“驳倒”，你连做出能够让他们满意的回答都不可能——反伪帮在过去四十年中的反伪实践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而只有明白了这一点，你才能够看懂司马南的铁哥们李力研说的这两段话：

“这俩人真有意思。密谋了个‘联手行动’，山东一家企业赞助，这真是个诱人的馅饼，但也一定是个诱人的陷阱。

“最近，听说果有四人宣称自己真有神功，可以将瘤子发功‘变软’，于是拿赏的呼声再次响起。不知这些人是要吃到馅饼还是要掉进陷阱。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140】

也就是说，反伪帮从上到下心里全都明白——因为他们当初就是这么设计的——，“千万悬赏”既是一个“陷阱”，又是一个“馅饼”，陷阱是给那些想吃馅饼的“通灵人”预备的，因为司马南设这么大的局，就是要把馅饼吃进自己的肚子里。果然，在1998年还满世界哭穷说自己只能吃得起火锅的司马南，到了2001年，就变得“有钱”了。【141】

反伪斗士斗你玩儿

在炒作了一百多天“千万悬赏”之后，司马南终于公布了一个如何获奖的“具体程序”。且不说这个“程序”本身就证明司马南在那之前的所有托词——如让陈剑秀自己找人验证特异功能——是蓄意欺诈，仅说这个“程序”的内容，其条款大多都是“流氓条款”、“恶霸条款”（黄色背景标记），其目的就是让你一步一个坎、步步有陷阱、玩儿死你不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