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有我福，无我寿”

这是《严嵩的末日》第七段话的下半部分：

“他知道，以后的政权会是徐阶的了。自己先前迎合皇帝陷害、得罪了许多人，得给子孙们留条后路了。他以前曾得意洋洋地说过：‘有我福，无我寿；有我寿，无我夫妇同白首；有我夫妇同白首，无我子孙七八九；有我子孙七八九，无我个个天街走。’现在这些个个天街走的子孙反而成了包袱，得依赖别人的扶持了。于是他办了酒席宴请徐阶，席间令子孙们团团拜倒在徐阶脚下，举杯对徐阶托孤道：‘嵩旦夕死矣，此曹唯公哺乳。’徐阶表面上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连连说道‘不敢当，不敢当’，内心却开始琢磨如何给严家以致命的一击。”

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明进士兼“颇负盛名的诗人”，是不大可能“得意洋洋地说”什么“有我福，无我寿”这样的话的。事实是，严嵩“成功”的关键就是“柔媚”二字——张显清说“严嵩处处表现得柔媚、谦卑、忠勤”【22, p.120】——，他怎么可能像四百多年后闽南云霄的伪状元一样，那么喜欢“得瑟”呢？果然，根据《严嵩传》，那段顺口溜出自明朝传奇剧本《鸣凤记》：

“《花楼春宴》一出描写了严氏害死夏言之后，严世蕃、赵文华、鄢懋卿共饮万花楼，同贺‘仇亡耻雪之乐’的狂喜忘形之态。严世蕃唱念道：‘家君近喜破奸仇，柱国威权独自收，机务与谁筹？朝命尽经吾手。斩蛇须斩蛟，猎兽须猎虎，除却万人雄，天下惟有我。严世蕃阴藉家君，位同卿相，阴险胜如蔡卞（蔡京之弟[）]，智谋远过王髣（王安石之子）。前日夏言老贼与我父亲争权，被我家直至典刑，妻孥尽皆流徙，我父子背始帖席矣。且喜君王宠眷，独掌朝纲，儿孙满堂，并食天禄。我父亲尝自题家庆曰：“有我福，无我寿，有我寿，无我夫妇同白首，有我夫妇同白首，无我子孙七八九，有我子孙七八九，无我个个天街走。”[笑介]我父之乐如此，我为子者可知。到此地位，富贵极矣。但前日摆布夏言多赖羽翼赵文华为通政，沉捺保救之章，鄢懋卿为御史，阻塞直言之路，二人之功尤大。今日父亲分付，着我置酒万花楼上，请二人同饮，并贺仇亡耻雪之乐。”【22, p.433】

方舟子再怎么愚昧无知，他也应该看出这是严嵩的仇家——据说是王世贞——在蓄意丑化严嵩。而他之所以要假装天真地以为那段顺口溜真的出自严嵩之口，就是出于他构陷他人的天性：他后来蓄意构陷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肖传国“造假”、“图财害命”、“草菅人命”【65】、上海青年作家韩寒“代笔”【66】、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教授杰佛瑞·比尔“收取保护费”【67】，其“证据”全都是这么搞来的；并且，他明明知道，他用来“打假”的那些“证据”都是假的、伪的、专门用来欺骗人、陷害人的。实际上，“寒战”期间，就有个叫“朽木之一”的网友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钓鱼”实验，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68】

11、“不敢当，不敢当”

那么，方舟子上面那段话中，严嵩与徐阶的对话是怎么来的呢？当然还是来自《严嵩传》：

“严嵩见皇帝将宠爱转移到徐阶身上，不免忧心忡忡，恐惧不安。为求徐阶谅解，特置酒席相敬。席间，严嵩令子孙跪拜于徐阶之前，然后举杯相托：‘嵩旦夕死矣，此曹唯公哺乳。’徐阶佯装惊讶，连说：‘不敢当’。③”【22, p.345】

张显清的注释③是：“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卷四《严嵩传》。”查该书，相关文字是：

“嵩故与阶㕁，惧而置酒，要阶入内，使子孙家人罗拜之。举觞属曰：嵩旦夕死矣，此曹唯公哺乳。阶谢不敢当。”【38, p.473】

《明史》对此几乎全部抄录：

“嵩惧，置酒要阶，使家人罗拜，举觞属曰：‘嵩旦夕且死，此曹惟公乳哺之。’阶谢不敢。”【34, p.7918】

也就是说，“佯装惊讶”、“连说”云云都是张显清的私货。好笑的是方舟子：他不仅照抄《严嵩传》，他还有所发挥，将张的“佯装惊讶”改成“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根据张的“连说”二字，他“连写”了两个“不敢当”。

事实是，在当时，严嵩与徐阶的官阶相同——张显清就说“徐阶不仅已经同严嵩一样官至‘少师’，而且皇帝的宠爱也超过了严嵩”【22, p.345】；方舟子本人也说“徐阶加官少师，与严嵩平起平坐了”——，严嵩向他赔小心，他“佯装惊讶”就已经是在明显做戏了，他如果再向前迈一步，做出“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那岂不是把戏演砸了？所以说，方舟子虽然自称“智商高超”【69】，但他实际上是“愚不可及”。事实是，林延清就根据《明史》这样写道：

“徐阶虽对严嵩恨之入骨，表面却不露声色，还亲切地抚慰一番。”【70, p.230】

而何宝善则根据《明实录》这样写道：

“徐阶虽然对严嵩恨之入骨，但不象夏言那样志骄气溢，而是将仇恨暂时埋在心底，不露于色，不但满口答应，还亲切地进行安慰。”【71, p.138】

你说谁更接近原始文献？

12、“诬罔大臣”

这是《严嵩的末日》的第八段话：

“要扳倒一位大臣，普通的办法是指使亲信联合上疏弹劾。这一招，徐阶在三、四年前就试过了，不灵。嘉靖三十七年，徐阶的门生刑科给事中吴时来和刑部主事张〔羽中〕，以及同乡刑部主事董传策三人同日上疏弹劾严嵩。皇帝一眼就看穿了这是徐阶想要抢班夺权：严嵩这么老了，你徐阶就不会再等一等，何必这么急？下旨把三人逮捕入狱，定成‘相为主使’‘诬罔大臣’之罪发往烟瘴卫所充军。徐阶为此被迫韬晦了几年。现在皇帝的恩宠逐渐转移到了他的身上，又可以再试一试了。那么有没有别的办法出奇制胜呢？”

张显清在《严嵩传》中花了很长的篇幅来讲述上面这个故事，但该书中与方舟子引文直接相关的文字却只有下面这二百多字：

“在首辅与次辅微妙的争斗中，皇帝还没有下定以徐阶换易严嵩的决心。他嫌徐阶操之过急，抢班夺位，自言自语地说：‘阶（徐阶）固贤，虽然嵩（严嵩）老矣。何不小需岁月，而忍若是?’①乃下旨逮捕三人入狱，‘追究主确之人。’圣旨云：吴时来‘原非真忠为主，本怀讥怨朕躬事玄怠政，故先言一二远臣（杨顺、路楷），次及首辅，此必有主使同计者。’②镇抚司诏狱对三人百方拷问，备极苦毒，三人咬定没有主使，完全是‘高庙（明太祖朱元璋）神灵教臣为此言尔！’幸亏锦衣卫都督陆炳与严嵩亦生芥蒂，心向徐阶，经其斡旋，最后以三人‘相为主使’，‘诬罔大臣’之罪结案，俱发烟瘴卫所充军。徐阶这才得以从危机中解救。”【22, p.338】

张显清给出的出处分别是：“①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卷四《严嵩传》”、“②《明世宗实录》卷四五七，嘉靖三十七年三月。”

查这两本书，前者不仅没有“诬罔大臣”，它连“相为主使”都没有【38, pp.470-471】；而在《明世宗实录》卷四五七，有如下文字：

“疏上，嵩乃大疑阶，密奏三臣同日构陷必有人使之。且时来已遣使琉球，疑其悔行欲藉口自脱。得旨边臣不忠。欺君祸国，已处治之。时来原非真忠为主，本怀讥怨朕躬事玄怠政，故先言一二远臣，次及辅首。此必有主使同计者。又日久奉使不行，輙以亡命自待，假此沽名，锦衣卫其逮送镇抚司严刑讯鞫，同翀与傅策各追究主确之人以闻。已而三臣逮对，诏狱百方，掠讯备极楚毒，竟不言主使者，曰此高庙神灵教臣为此言尔。镇抚司乃以翀傅策相为主使，并时来俱以诬罔成狱谳。上诏俱发烟瘴卫所充军。嵩寻亦乞罪，上优诏不允。”【30, pp.7741-7742】

也就是说，“诬罔大臣”是张显清杜撰的。那么，方舟子言之凿凿的“诬罔大臣”，又是从哪儿搞来的呢？

抄袭铁证之五：“诬罔大臣”

张显清在《严嵩传》中说，嘉靖三十七年三月，三位大臣同日上疏弹劾严嵩，嘉靖皇帝怀疑他们背后有人主使，命令有司严刑拷问，“最后以三人‘相为主使’，‘诬罔大臣’之罪结案。”方舟子所说与张显清基本相同，但他没有交代出处。张显清给出的出处是《明实录》和《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但这两部书中，均没有“诬罔大臣”这四个字。

13、“今日有奸臣奏事”

《严嵩的末日》第九段主要是讲徐阶利用道士蓝道行向嘉靖帝进谗言，扳倒严嵩之事：

“大臣听皇帝的，但皇帝又听神仙的，谁能代表神仙呢？道士。也许突破口就在这里了。计谋已定，徐阶便向皇帝推荐了一名来自山东的道士蓝道行，此人的特长是会降紫姑扶乩。道教山山有仙，处处有神，这位紫姑，就是主管厕所的女神，据说她的乩语最灵。在扶乩之前，皇帝把所问之事写在纸上密封好，让太监带到扶乩之所焚烧，再请神仙降临以乩语答复。如果乩语不准，皇帝不是怪道士不灵，而是责备太监污秽不洁，神仙不愿降临。这么给怪罪几次，太监们也学乖了，烧以前先偷看皇帝所问的内容，再转告蓝道行，这样降下的仙语自然是百发百中，句句说到了皇帝的心坎上，皇帝也就对蓝道行的道行深信不疑。宫外呢有徐阶在通风报信。严嵩将有密札呈奏皇帝，徐阶先派人通知蓝道行，扶乩的时候就预言说：‘今日有奸臣奏事。’皇帝正在纳闷谁是奸臣，严嵩的密札送到了，严嵩也就成了神仙口中的奸臣。神仙的话，皇帝能不信吗？”

毫无疑问，上面这段话又是抄自《严嵩传》：

“为了促使皇帝早日下定驱逐严嵩父子的决心，徐阶还利用皇帝信奉道教的特点，设法表明罢黜严氏乃是神仙玉帝的意志。道士蓝道行，山东胶州人，善降紫姑和扶乩术，③来到京师，出入公卿门下。经徐阶推荐，皇帝将他召入西苑，使之预告吉凶祸福，以为决断政务的依据。据说，他言之每每奇中，皇帝甚为信任。个中自有奥妙。原来，皇帝有所卜问，先将所疑之事写于纸上，加以密封，交太监至扶乩之所焚烧，然后由蓝道行扶乩，诡作仙笔，作出答复。如果‘神仙’未能降乩，或者回答的不如皇帝心愿，那么皇帝就要归咎于太监污秽不洁，不能请神降临。太监经此责罚，便与蓝道行合谋作弊，欺蒙皇帝。其办法是，在扶乩之前，先偷偷把密札启封，窥知所问内容之后，再行焚烧，扶乩，或者用偷梁换柱之术，将伪造的皇帝密札烧掉，而将真迹匿藏码来。这样，每次扶乩所得的‘仙语’都很符合皇帝的意愿。在这种特定环境下，至尊无尚的君主也要为道士和太监所耍弄。

“一日，严嵩有密札将要呈奏皇帝。徐阶将此事事先通知蓝道行。蓝道行伪装紫姑降临，向皇帝预告说，‘今日有奸臣奏事。’皇帝正在迟疑之间，严嵩密札送至。这样，严嵩就与‘仙语’中的‘奸臣’对上了号。”【22, pp.346-347】

关于方士蓝道行，不仅方舟子所说的三部“必读书”——，《明史》（卷三〇七）、《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卷五十四）、《国榷》（卷六十三），——都有记载，那些大牌“非必读书”，如《明实录》（卷五〇九）、《国朝献征录》（卷十六）、《明通鉴》（卷六十二）、《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卷四）、《万历野获编》（卷八）等书也都有记载。但不论是其中的哪本书，你都找不到“徐阶向皇帝推荐蓝道行”这个说法以及蓝道行“预言说：‘今日有奸臣奏事’”这个故事。也就是因为如此，张显清在上面这两段话中，没有给出任何出处——其注释③用于解释什么叫“紫姑”和“扶乩”，所以方舟子才会知道“这位紫姑，就是主管厕所的女神”这码事儿。

事实是，方舟子和张显清讲的这个故事不仅在古书中难觅踪影，即使在今人的作品中，如何宝善的《嘉靖皇帝朱厚熜》【71, p.138】、林延清的《嘉靖皇帝大传》【70, p.230】、卜键的《嘉靖皇帝传》【72, p.323】、韦庆远的《隆庆皇帝大传》【73, pp.63-64】，也都不曾提及。而沈敖大、沈依云在其《大明名相徐阶传》中，明说蓝道行在见到嘉靖皇帝之前，没见过徐阶。【74, pp.232-233】

那么，张显清和方舟子的故事到底是哪儿来的呢？原来，在明人于慎行的笔记《谷山笔麈》中，有这样一条笔记：

“胶州有蓝道行者，善降紫姑，走住长安，出入公卿门下。华亭欲逐分宜，念无以间其宠，有言道行者，因荐之。上召入禁中，使言祸福，奇中，上甚信其言，待以决事。一日，分宜有密札言事，华亭以报道行，道行即为紫姑语‘今日有奸臣奏事’。上方迟之，则分宜札上矣。上即疑焉。或以告邹御史应龙，邹以为奇货，恐有先之者，即遽上劾。不及尽得其事，惟取一二著者列之，使稍从容，当颇详耳。”【75, p.505】

张显清虽然没有在上面的引文中给出出处，但他在《严嵩传》中却曾引用《谷山笔麈》十余次。【22, p.136, 152, 274, 322, 325, 331, 334, 336, 359, 408】也就是说，他的故事来源肯定就是这本书。可惜的是，虽然有人说《明史》总共从《谷山笔麈》中引用了二十余条史料【76】，但那部正史却没有引用上面这一条。为什么呢？大概是“无征不信”、“孤证不立”这样的古训在起作用。其实，沈德符就说，“严氏败，亦由术士蓝道行扶乩传仙语，称嵩奸而阶忠，上元不诛而待上诛。时皆云徐华亭实使之。”【33, p.210】也就是说，关于徐阶利用方士构陷严嵩的故事，几乎全都是流言，难怪连蔡东藩在撰写《明史演义》时都没敢采用于慎行的这个故事。而《四库全书》之所以会收录于慎行的《谷城山馆集》但却不收他的《谷山笔麈》，想来必有原因。

至于语文状元方舟子，他哪里晓得这些内情。事实是，在新语丝网站，不要说“谷山笔麈”这四个字，即使是“于慎行”这仨字儿，都从来就不曾出现过——至今如此。所以，请方舟子回答：你的故事和引文到底是从哪里搞来的啊？

14、“贤不竟用，不肖不退耳”

《严嵩的末日》的第十段话如下：

“嘉靖四十一年五月的一天，御史邹应龙出门碰上了大雨，到一位内侍太监家避一避，顺便打听点宫内的动静。这位太监连连摇头：说不得啊说不得。这一来邹应龙好奇心大起，不停地追问，太监也就讲开了：最近皇帝密令蓝道行扶乩，问的是天下何以不治。神仙回答说是因为‘贤不竟用，不肖不退耳。’谁是贤，谁是不肖呢？神仙说是贤者如徐阶、杨博，不肖者如严嵩父子。皇上又问了：我也知道严嵩父子很贪婪，上帝怎么不处死他们呢？神仙回答说：我如果处死他们，就会加深了重用他们的人的罪责，所以留给你自己处置。皇上听了，沉吟了好一会，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上面这段话的部分内容虽然在《严嵩传》中也能找到，但方舟子在其中添的那些云霄油、加的那些闽南醋，如“这位太监连连摇头：说不得啊说不得”、“皇上听了，沉吟了好一会”，等等，却另有来源。

原来，在撰写《严嵩的末日》之前，方舟子曾写了一篇《张居正二三事》。如前所述，那篇文章完全照抄复旦大学教授樊树志的《万历传》。在当时，方舟子很可能还没有读过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但在“写作”《严嵩的末日》之时，他却肯定看过这本书。而就在这本书中，有这样的话：

“就在这年，御史邹应龙给严嵩一个严重的打击。初夏是多雨的时节，一个阴雨蒙蒙的日期，应龙在内监家里躲雨。淅淅的雨声在窗外打个不住，应龙和内监说：‘近来内里有些什么事咧？’内监当然知道的。但是说，‘啊，说不得，说不得！’这一来便引起邹应龙底追问。内监只得说道：事情是这样的。内里来了一个蓝道士，叫蓝道行，扶得一手好鸾。皇上相信的了不得。一天皇上问乩仙，‘天下为什么不治呢？’那时乩盘沙，沙地动，你看上面留着几个什么字？啊，说不得，说不得！九个大字，‘贤不竟用，不肖不退耳！’皇上吃了一惊，便问贤不肖是那几个。乩仙判着，‘贤如徐阶、杨博，不肖如嵩。’皇上又问‘那么乩仙为什么不除他呢？’沙，沙，沙！又是一阵，乩盘上还是六个字，‘留待皇帝自殛。’相公，你看怎样？当时皇上着实沉吟了一下，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77, p. 52-53】

在《张居正大传》的序言中，朱东润说，“中国所需要的传记文学，看来只是一种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烦琐、不事颂扬的作品”——显然是在以此自许或自励。但是，上面那段话，却既“没来历”，也“没证据”，即他没有给出任何出处。事实是，关于邹应龙弹劾严嵩的发端，《明史》只说“未几，帝入方士蓝道行言，有意去嵩。御史邹应龙避雨内侍家，知其事，抗疏极论嵩父子不法”【34, p.7918】，《国榷》也说“邹应龙避雨一内侍所，内侍言状，遂劾严氏”【35, p.3977】。而《明史纪事本末》则说，邹应龙梦中得知严嵩将倒，于是“遂上疏劾世蕃”。【37, p.829】传奇《鸣凤记》、小说《明史演义》采用了避雨桥段，小说《绿野仙踪》采用了做梦桥段，而朱东润则兼收并蓄，把两个桥段全都用上了。这是他接下来的文字：

“一场雨声，透漏了内里底消息。看看雨也小了，邹应龙谢过主人，在风雨料峭中回去。这一晚他对着烛光发愁。严嵩是奸臣，凡是御史、给事中，都得替皇上除害。但是想起沈炼、杨继盛、吴时来底前途，何尝不值得担心？一封奏章，要是倒不了奸臣，至少便得充军三千里。可是也许皇上已经动心，只要再动一下，还愁倒不了一个严嵩！应龙真有些踌躇。朦胧之间，他竟昏昏地睡去了。他做了一个梦。据说是在东风中，他带着随从出去打猎。远远地看见一座高山，他对准放了一箭，那箭飕飕地不知那里去了。加上一鞭，他骑着马迎着东风走去，当前又是一座山，可是小得多了。山旁一座楼，下面全是田。田里只看到一堆米，米上盖了草。他晓得北方没有稻田，就算有一点罢，也不会在春天把米苫在田里。奇怪得很。不管他，且发一箭。不发还好，一发以后，只听到哗喇一声，象天塌下一样，米堆倒了！楼倒了，小山倒了，连带大山也倒了。这一场大乱，吓得应龙浑身大汗，原来是做了一个梦。烛光在东风中摇恍，因为烛花长了，显见得黯淡了许多，满桌都是烛泪。应龙把烛花剪过，重新对着烛光沉思。据说当时他在桌上乱画着‘高山，高山’几个字。模糊中他看到‘山’字连到‘高’字，正是严嵩底‘嵩’！‘好啊！’应龙拍着案，得到了新的启示。事情是容易了。东面的楼是‘东楼’。他在桌上写一个‘田’字，上面是‘米’，‘米’上加‘艸’，明明是一个‘蕃’字。他明白了，这一枝箭，不让它飕飕地落空，一定对准了射去。在烛光摇恍底当中，他起草，他誊清，一分钟没有放过。这是御史邹应龙底奏章……”【77, pp.53-54】

显然是因为源于“自创”，朱东润没有给出这段话的“来历”和“证据”。而就是这段没来历、没证据的一家之言，被方舟子抄了过来，写成《严嵩的末日》的第十一个自然段：

“是啊，这是什么意思呢？雨停回家后，邹应龙反反覆覆仍然想着这一个问题。如果皇上真的已经动心，决定除去严嵩，抢先告发自然是奇功一件。但是如果皇上还没动心呢？重者杀头，轻者流放，从前的沈炼、杨继盛、吴时中等人就是前车之鉴。邹应龙想了一夜，仍然决定不了该怎么办，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正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见自己带了随从出去打猎，看见远处有一座高山，对准了放了一箭，箭却不知飞到了哪里。继续往东走去，前面又是一座山，不过要小多了，山边有一幢楼，下面全是田，田里有一堆米，米上盖着草。他又发了一箭，这下子，楼倒了，小山倒了，高山也跟着倒了下来，把他吓出了一身冷汗，惊醒过来。做了这么个奇怪的梦，是什么意思呢？高山，高山，合起来不就是一个‘嵩’”字吗？这么想下去，梦中的情景就一一可解了：东边的楼是‘东楼’，那是严世蕃的字，田上面有米，米上面再加草，合起来可不就是‘蕃’字吗？明白了，这个梦是要告诉他对准了严世蕃攻击，连带着打倒严嵩。他不再犹豫了，连夜修成《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控告严世蕃贪污误国……”

整整十年后，已经成为“打假斗士”的方舟子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凯库勒的梦中发现之谜》，其中心内容就是打德国化学家凯库勒的“假”，说他宣称自己在梦中发现苯环结构是“别有用心地捏造”，因为“我倾向于认为凯库勒是从劳伦那里抄来的想法。”【78】显然，张嘴“科学”、闭嘴“理性”的方舟子，是不相信——至少是要别人相信他不相信——梦境的，所以“痴人说梦”、“白日做梦”是他“打假”时的口头禅。可是，在冒充“明史专家”之时，他却把朱东润编造的“邹应龙做梦倒东楼”当成“史实”来讲述。更好笑的是，在2006年，方舟子还曾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指斥《史记》不可信，因为其中“充斥了神话、鬼话、传闻和小说家言。”【79】他当然不会告诉世人，他这个“打假斗士”就是靠讲神话、说鬼话、编瞎话起家的。总之一句话，在方舟子看来，他本人可以胡作非为、为所欲为，但任何其他人，不管他是中国的首席太史公，还是德国的大牌科学家，都是方斗士砧板上的鱼肉，任他宰割、任他烹制。

15、“凭借父势”

在从《张居正大传》中抄来六百多字之后，方舟子回过头来继续抄袭《严嵩传》：

“他不再犹豫了，连夜修成《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控告严世蕃贪污误国：‘工部侍郎严世蕃凭借父势，专利无厌，私擅爵赏，广致赂遗。……’最后是请斩严世蕃，休退严嵩。”

怎么知道这是抄袭《严嵩传》而不是《张居正大传》呢？因为后者说的是“工部侍郎严世蕃凭借父权”，并且在“广致赂遗”之后使用的是逗号；而《严嵩传》则与方舟子的引文一样，使用的是“父势”和句号。不仅如此，在《张居正大传》中，邹疏的结尾是：“嵩溺爱恶子，召赂市权，亦宜亟放归田，用清政本！”【77, p.54】而在《严嵩传》中，邹疏的结尾确有“休退”二字：

“臣请斩世蕃首悬之篙竿，以为人臣凶横不忠者之戒。其父嵩受国厚恩，不思图报，而溺爱恶子，播弄利权，植党蔽贤，黩货败法，亦宜亟令休退，以清政本。”【22, p.349】

你看方舟子是不是把《严嵩传》当成《圣经》了？可惜的是，他没有注意到张显清在下一页对自己如何摘录邹疏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①《明世宗实录》卷五〇九，嘉靖四十一年五月。邹应龙：《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二九。《实录》与《文编》所载各有详简，今据二者摘录。”【22, p.350】

事实是，《明经世文编》收录的邹应龙疏长达两千余字，《明实录》将之缩减到约六百余字，《明史》的缩写版则只有四百余字。朱东润照抄《明史》，而张显清则确实是融合了《明实录》与《明经世文编》，写成了一千二百多字的“张氏改编本”。可惜的是，这个改编本的第一句话，也就是方舟子抄录的那句话，就出现了失误：它显然来自《明实录》，因为邹疏《明经世文编》版原文第一次提到严东藩是这样一句话：

“切照工部左侍郎严世蕃，本以父官，得承简命，历升清要，位贰冬卿。”【80, p.3523】

而《明实录》的记载则是：

“壬寅，御史邹应龙劾奏大学士严嵩子工部侍郎严世蕃，凭席父势，专利无厌，私擅爵赏，广致贿遗……”。【30, p.8386】

大致说来，目前流行的《明实录》影印本共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梁鸿志在四十年代根据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抄本影印的“梁本”；一个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六十年代根据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抄本的缩微胶卷放大影印的“台本”。【81】而不论张显清看到是其中的哪一个版本，它都写着“凭席”二字，但张显清却把它抄成了“凭借”。而方舟子呢？他当然也是“凭借”。事实是，“凭席”并非抄写《明实录》之人造成的笔误，因为在于右任为《黄帝功德纪》撰写的序言中，就有“凭席威灵”之语。【82】天知道张显清为什么要擅改古书，但我们明确地知道方舟子擅改古书的原因：照抄张显清。

最好笑的是，2004年，方舟子将自己的“文史随笔”送交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即后来的《江山无限》一书。而就是在这本书中，虽然“凭借”二字没有改动，但“父势”二字却被改成了“父权”。【16, p.37】在当时，方舟子与该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打得不可开交，即使是为了一个标点符号的改动，方舟子都要与对方吵得青筋暴起、恨不得拔刀相向。【83】可是，对于这个以“权”代“势”的改动，方舟子却没敢吭一声。这是为什么呢？显然，该编辑以为方舟子是在抄《明史》，所以就根据《明史》对之做出了相应的修改。但方舟子对此却茫然无知，以为该编辑看出了他前文全都抄自《张居正大传》，因此根据《张居正大传》做出了那个修改。既然自己行窃的秘密被编辑看破，所以就不宜在这个问题上与之辩争——这点儿高超的“智商”，闽南云霄方衙内还是有的。

抄袭铁证之六：“凭借”

在其《严嵩传》中，张显清根据《明实录》和《明经世文编》整理出了一份邹应龙弹劾严嵩的奏疏，其第一句话来自《明实录》，但将其“凭席”抄成“凭借”。方舟子在其《严嵩的末日》中，只引用了邹应龙奏疏的一句话，它与张显清版邹应龙奏疏完全一样，即也是“凭借”。（七年后，福建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根据《明史》将“父势”改成“父权”，方舟子对此腆颜笑纳。）（注：上图上半部分为两个不同抄本《明实录》的相关页面，左为“梁本”，右为“台本”。）

16、“出位恣肆狂言”

紧接着“休退严嵩”，方舟子写道：

“类似的奏疏，十一年前锦衣卫经历沈炼、九年前兵部车驾司员外郎杨继盛都上过，结果一个以‘出位恣肆狂言，排陷大臣，计取直名’之罪流放，后以谋叛罪被斩，一个被抓住了奏疏中‘或问二王（裕王、景王），令其面陈嵩恶’一语，定成‘诈传亲王令旨’罪被杀。至于吴时中三人弹劾严嵩父子被流放，不过是四年前的事。”

显然，方舟子的这段话又是在抄袭《严嵩传》——这是方舟子前一句引文的来源：

“皇帝命大学士李本票拟圣旨。李本‘畏嵩之威’，差人询问严世蕃如何票写。严世蕃乃同严嵩义子赵文华‘拟票停当’，由赵文华‘袖入’，递与李本。李本‘抄票封进’。皇帝忠奸不辨，遂以‘出位恣肆狂言，排陷大臣，计取直名’之罪，将沈炼杖责数十，流放塞外保安（今河北涿鹿东北）为民。”【22, p.192】

虽然张显清没有给出引文的来源，但他的故事却明显来自杨继盛的奏疏；而其皇帝的圣旨则来自《明世宗实录》卷三六九：

“炼先以作县坏事被调，即今考察，自揣不免，乃敢出位恣肆，狂言排陷大臣，计取直名而去，锦衣卫捕系杖治之，寻发口外为民。”【30, p.6603】

也就是说，张显清把句首的“乃敢”二字删去了，方舟子也将之删去；张显清把句尾的“而去”二字删去了，方舟子也是如此。问题是，张显清既然删去了“而去”，他为何不连“出位”二字也一并删去呢？那岂不会使引文朗朗上口吗？无论如何，张显清他没有那么做。而方舟子呢？当然也是保留“出位”。

17、“或问二王”

那么，方舟子所说的“或问二王（裕王、景王），令其面陈嵩恶”是怎么来的呢？看看《严嵩传》中的这两段话：

“七十三岁的严嵩毕竟是久经战阵的官场老手。对于杨继盛所列事实他虽然无法反驳，但仍能巧妙地找到‘把柄’而置其于死地。他老谋深算，在杨继盛洋洋五千余言的奏本中，一下子就抓住了‘皇上或问二王，令其面陈嵩恶’这样一句话，作为密构其罪的法宝。而年轻气盛的杨继盛则‘愚憨而取重罪’，恰恰在这朝廷里最为敏感的问题上不会圆通规避。

“原来，嘉靖皇帝有八个儿子．其中五个儿子早夭，只剩次子朱载壑、三子朱载垕、四子朱载圳长成。嘉靖十八年，立次子朱载壑为皇太子，封三子为裕王、四子为景王。二十八年太子逝世，按正常次序，三子裕王当继立为皇太子。但是皇帝在二王之间犹豫不决，由此引起二王夺嫡的明争暗斗。同时道士陶仲文又提出‘二龙不能相见’之说，皇帝信之，遂令二王居于宫外，莫睹龙颜。这种父子隔绝的状况，也增加了皇帝的猜疑，生怕二王背着他有什么不轨行为。”【22, p.237】

看到方舟子括号内“裕王、景王”这四个字是怎么来的了吗？

事实是，“或问二王”只出现在杨继盛的原疏之中【80, p.3092】，《明实录》【30, p.6912】、《明史纪事本末》【37, p.821】、《国榷》【35, p.3809】都将之改成“或召问二王”；而《明史》则将之改成“或召问裕、景二王”【34, p.5541】。请问方舟子：你的引文，到底是从哪儿搞来的啊？方舟子当然可以说他是从杨继盛的原疏中搞来的。只不过是，杨疏长达万言，不要说方舟子压根就没有阅读那篇奏疏的能力，即使有，以他偷奸取巧的本性，他也不可能在阅读了那篇文章之后，仅从中引用几个字，并且还不作任何张扬。

18、“诈传亲王令旨”

那么，方舟子说杨继盛“被……定成‘诈传亲王令旨’罪被杀”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张显清接着上文的话：

“如果杨继盛上书与二王有关，那则为勾通亲王干预朝政，法当斩首，即使无关，严嵩同样可以为其编织罪名，那就是‘诈传亲王令旨’，而这在法律上也是死罪。因此只要把‘二王’点出，一定能给皇帝以强烈的刺激，勾引出极大的怀疑。”【22, p.237-238】

显然，这就是方舟子的根据。

根据《明实录》：

“问官以疏词引二王，当诈传亲王令旨，律绞。狱具，诏杖之百，系狱待决。居二岁，竟死西市。共冤之。”【30, pp.6912-6913】

根据《明史纪事本末》：

“狱具，杖百，送刑部。尚书何鳌受嵩意，欲坐以诈传亲王令旨。郎中史朝宾曰：‘疏中但云二王亦知嵩恶，原无亲王令旨，三尺法岂可诬也！’嵩怒，降朝宾为高邮判官。侍郎王学益助成其说，竟坐绞系狱。”【37, p.822】

根据《明史》：

“狱上，乃杖之百，令刑部定罪。侍郎王学益，嵩党也。受嵩属，欲坐诈传亲王令旨律绞，郎中史朝宾持之。嵩怒，谪之外。于是尚书何鳌不敢违，竟如嵩指成狱，然帝犹未欲杀之也。系三载，有为营救于嵩者。其党胡植、鄢懋卿怵之曰：‘公不睹养虎者耶，将自贻患。’嵩颔之。会都御史张经、李天宠坐大辟。嵩揣帝意必杀二人，比秋审，因附继盛名并奏，得报。……遂以三十四年十月朔弃西市，年四十。”【34, pp.5541-5542】

也就是说，杨继盛被判“诈传亲王令旨”罪不假，但他的“被杀”，却是在两年多之后，其直接原因是严嵩使用了阴招儿——至少按照《严嵩传》是如此。

19、“祗顺天时”

紧接上段话，方舟子写道：

“然而时势变了。现在皇帝读着这封奏疏，想到的是上帝要他处死严嵩父子的乩语。圣谕曰：‘嵩小心忠慎，祗（下有一点）顺天时，力赞玄修，寿君爱国，人所疾恶，既多年矣。却一念纵爱悖逆丑子，全不管教，言是听，计是从，不思朕优眷。其致仕去，仍令驰驿，有司岁给禄米一百石资用。……’”

这是《严嵩传》中的相应文字：

“皇帝得疏，思量着严氏父子贪赃枉法的罪恶，回忆起近来对严嵩的种种不快，体味着上帝嘱其诛杀严氏父子的乩语，遂下定决心对其加以惩处。下令逮捕严世蕃及有关人犯治罪。而对严嵩，顾念其‘力赞玄修’之功，不忍剧加其罪，只以‘纵爱逆子’，辜负圣眷之过令其致仕休退，罢相还乡。圣谕云：‘嵩小心忠慎，祗顺天时，力赞玄修，寿君爱国，人所嫉恶，既多年矣。却一念纵爱悖逆丑子，全不管教，言是听，计是行，不思朕优眷。其致仕去，仍令驰驿，有司岁给禄米一百石资用。疏内有名各犯，锦衣卫逮送镇抚司拷讯。应龙尽忠言事，当令特嘉，吏礼二部其拟官以闻。’②”【22, p.350】

注释②是：“《明世宗实录》卷五〇九，嘉靖四十一年五月。”

查“台本”《明世宗实录》卷五〇九，其原文是：

“疏入，上曰：嵩小心忠慎，祗顺天时，力赞玄脩，寿君爱国，人所嫉恶，既多年矣。却一念纵念悖逆丑子，全不管教，言是听，计是行，不思朕优眷。其致仕去，仍令驰驿，有司岁给禄米一百石资用。疏内有名各犯，锦衣卫逮送镇抚司拷讯。应龙尽忠言事，当有特嘉，吏礼二部其拟官以闻。”【30, pp.8388-8389】

查“梁本”《明世宗实录》卷五〇九，其原文是：

“疏入，上曰：嵩小心忠慎，衹顺天时，力赞玄修，寿君爱国，人所嫉恶，既多年矣。却一念纵爱悖逆丑子，全不管教，言是听，计是行，不思朕优眷。其致仕去，仍令驰驿，有司岁给禄米一百石资用。疏内有名各犯，锦衣卫逮送镇抚司拷讯。应龙尽忠言事，当有特嘉，吏礼二部其拟官以闻。”【84, p.8】

张显清引用《明实录》，从不注明版本。【85】但不论他根据的“台本”还是“梁本”，他的引文都存在一个笔误：根据“台本”，张显清将“一念纵念”误抄成“一念纵爱”；根据“梁本”，张显清将“衹顺天时”误抄成“祗顺天时”。怪异的是，“方舟子本”既不同于“台本”，也不同于“梁本”，但却与“张本”一模一样。你说他抄的是谁？张显清可以说自己是“径改”古书之误，但方舟子却不可以这么说，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判断古书之误的能力——所以他才会在“祗”后注明“下有一点”。在当时，他很可能以为那个字应该是“衹”，而张显清将之抄错，所以特意注明。

抄袭铁证之七：“祗顺天时”或“一念纵爱”

在《严嵩传》中，张显清从《明实录》中抄录了一条圣旨，但根据两种流行的《明实录》影印本，他或者把“衹顺天时”误抄成“祗顺天时”，或者把“一念纵念”误抄成“一念纵爱”。而在方舟子的《严嵩的末日》一文中，那条圣旨与《严嵩传》中的一模一样。（注：《严嵩的末日》原文在“祗”后有一括号，其中有“下有一点”四字。）

20、“以威服还主上”

这是《严嵩的末日（上）》的最后一段：

“皇帝毕竟还念着严嵩的种种好处，不忍加害，只以纵爱逆子之罪令其致仕还乡。严世蕃也未被处死，而是流放到雷州卫。然而二十年的老宰相终于倒了！首辅是徐阶的了，连严嵩原先的办公室西苑直庐也是他的了。他在直庐的墙上写了三句话，向大家宣布自己的执政方针：‘以威服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依然是一副与世无争、无为而治的模样，但是他是不会甘心让严嵩安度晚年的。”

这是《严嵩传》的相应文字：

“新任首辅徐阶深知除旧与布新必须兼顾。他抓住时机，对严嵩党羽加以清洗，并酝酿步骤准备对严氏父子再作一次毁灭性的打击。……皇帝把前任首辅的直庐赐给他，他书写了这样三句话悬挂在直庐的墙壁上，宣告了自己新的执政方针：‘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并且提出‘事同众则公，公则百美基，专己则私，私则百弊生’的与阁臣共事原则。①新宰相执政之初，给人留下开明、廉洁的良好印象，因此‘天下翕然想望风采’，以‘名相’誉之。”【22, pp.351-352】

“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这二十个字见诸明人王世贞的《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38, p.483】，见诸清人张廷玉《明史》【34, p.5635】和夏燮的《明通鉴》【86, p.526】，见诸今人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77, p.55】和樊树志的《万历传》【87, p.76】。天知道方舟子把“威福”改为“威服”是因为他以为天下的所有进士举人秀才专家教授都不如他这个“语文状元”的学问大，还是在刻意制造“细微差别”，以备东窗事发。好笑的是，他的这个失误，竟然混过了《江山无限》那位责任编辑的法眼，没有将之纠正。【16, p.38】或许那位编辑真的被这位“假打状元”打怕了。

更好笑的是，按照方状元的理解，徐阶悬挂“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这样的条幅，是在显示自己的“与世无争、无为而治”，而不是在显示他要拨乱反正、大展宏图。方状元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理解呢？原来，在讲完“徐阶操之过急，抢班夺位”惨遭败绩这个故事之后，张显清写道：

“徐阶为了迷惑皇帝和严嵩，把谦卑退让、与世无争之态表演得更加逼真。”【22, p.338】

所以我说方舟子把《严嵩传》当成了《圣经》。这也突出地说明，他在撰写《严嵩的末日》之前，对严嵩及其周围的人物几乎一无所知，所以他才会惟张显清的马首是瞻——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如他说严嵩是“二十年的老宰相”。在那之前，方舟子还曾说过严嵩在嘉靖四十年“居相位也已近二十年”这样的话。

事实是，早在四十年代，朱东润就已经指出，严嵩虽然从嘉靖二十三年就开始当首辅，但他只当了一年多，就因为老首辅夏言被重新启用而退居次位；只是在嘉靖二十七年夏言倒台之后，严嵩才重新坐上首辅的宝座，直到嘉靖四十一年。【77, pp.14-17】到了八十年代，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苏均炜（Kwan-wai So, 1919-2005）在给严嵩翻案时，更是驳斥《明史》所说的严嵩“窃政二十年”，强调“合算起来，他一共当了比十五年多一点的首辅。”【88】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是所有张居正传记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而苏均炜的《大学士严嵩新论》则可以说是引领了中国明史学界对严嵩重新认识与评价的风气和潮流。【89】但方舟子却只信张显清的《严嵩传》，因为其中就一再说严嵩当了二十年的宰相：

“这死者便是这部传记的传主、作过二十年宰相的严嵩。【22, 前言】

“严嵩正是凭靠这两件武器的威力先后挫败了首辅翟銮和夏言，而居相位二十年。”【22, p.105】

“严嵩于嘉靖二十一年入阁，不久位踞首辅，独柄朝政近二十年。”【22, p.106】

为什么张显清在明明知道“严嵩在首辅宝座上刚刚坐了一年，又被赶了下来，还得屈居夏言之下，充任次辅”【22, p.135】这个史实的情况下，非要一口咬定严嵩掌权二十年呢？当然是因为掌权时间越长，他就越应该为“给国家带来深重灾难”负责、“因此他的悲惨结局”也就越是“咎由自取”了。【22, p.365】换句话说就是，张显清和方舟子之所以非要让严嵩当“二十年宰相”，就是在为“严黑”不择手段地“黑严”制造“合理”的根据。而这一“瞪着眼睛给敌人加罪、让他们罪有应得”的招术，后来被方舟子频繁地运用到自己的“打假”实践中。

21、“路歧方浩浩”

《严嵩的末日（下）》以下面这段话开篇：

“嘉靖四十一年六月二日，严嵩满怀悲伤，出了北京广渠门，沿着运河南下，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跋涉，回到了阔别四十余年的故乡江西袁州府分宜县。这位曾经名震海内的诗人，四十年来把文才花在了替皇帝撰写青词上，现在是再也无青词可写了，突然焕发了诗的青春，一路南回一路吟唱：

“‘承诏赐休退，整驾念徂征。出昼心已结，辞天骨犹惊。伫立独踟蹰，泪落忽沾缨。上恋圣主恩，下怀知爱情。远树千重隔，沧江双橹鸣。路歧方浩浩，纷思何由平？’（《南还稿·六月二日出都作》）

“‘路歧方浩浩，纷思何由平？’几十年的宦海生涯使他预感到这不会是最后的结局。”

毫无疑问，上面这218字的核心内容，从时间、地点、路径，到诗作和诗作的出处，全都来自《严嵩传》。事实是，连“这位曾经名震海内的诗人……突然焕发了诗的青春”这句话，都脱胎于张显清的“他在执掌朝柄之前，曾是一位颇负盛誉的诗人，权力失落之后，似乎又恢复了诗人的气质”【22, pp.352-353】这句话。而我之所以要把这段话完整地抄录出来，并不是要证明它来自抄袭，而是要分析一下“方诗人”对诗歌的理解能力。

众所周知，方舟子不仅以“诗人”自诩【90】，他还到处宣称自己有“诗人气质”、“内心是诗”【91】，并且要“在千家注杜中再加入”一个“云霄方家”【92】。而从上面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诗歌的理解，哪里是什么肤浅，而是根本就不上道。

简言之，“路歧方浩浩，纷思何由平？”这十个字，不过表达了严嵩面对着遥远的返乡路途，感受着自己从天上跌落到地下的巨大落差，不由得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所以张显清说“下面几首诗真实地描述了他离京时波澜起伏的思绪。”实际上，除了方状元以外，没有哪个人能够从中看出严嵩当时“预感到这不会是最后的结局”，因为不要说严嵩不可能有那样的“预感”，即使是其他人，也很难想象以徐阶为代表的那帮“严黑”会使用那么阴险恶毒的手段来“黑严”。如果说诗中真的流露出什么“预感”的话，那实际上是严嵩对嘉靖皇帝的不切实际的幻想。【93】

事实是，《六月二日出都作》是一束组诗，题下共有八首，张显清抄录了其中的五首，而方舟子只从其中抄录了第一首，显然以为可以用它来给下文起兴。方舟子如果真的懂诗、并且真的读过严嵩的《南还稿》的话，他就会发现，严嵩在作到第二首时，就已经悟出“代谢归其根”、“此道古所存”的道理；而在写到第七、第八首时，他已经“见鸟羡高逝”、“日数归园程”了。这是《南还稿》最后一束组诗《新作溪上小舟》之一：

近溪因学置扁舟，玩水寻山得自由。好是中朝谢荣宠，归来真作五湖游。【94】

如果说严嵩此时已经处于“此间乐、不思蜀”的状态，那也并非夸张。而此时，距离严世蕃再次事发又近了一年。假如严嵩一出都门就有不详的“预感”的话，他此时的预感岂不应该更为强烈？

所以说，方舟子之所以要时刻高举“打假”、“反伪”的旗号，动不动就骂别人是“骗子”——在新语丝网站，含有“骗子”二字的网页共有三千五百多个，其中五分之一以上的作者是方舟子；在过去七年中，方舟子仅在推特上就吐出了七百多次“骗子”，平均每年一百个——，唯一原因就是他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假和伪。事实是，我早就看出他是一个“装出来的诗人”【95】，而他装诗人的目的当然只有一个，那就是行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