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结语

虽然本文主要考证《严嵩的末日》一文中引文的来历，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方舟子对《严嵩传》的抄袭，并不仅限于从中偷窃史料，而是根本的、全面的、全方位的——从文字到掌故，从史实到立论，无所不抄。本来，我曾打算像论证方舟子抄袭樊树志的《万历传》那样，将文章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证明其偷料，下篇证明其盗意。但终因那将使这篇本来已经过长的文章更为冗长而作罢。我放弃原计划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在炮制《严嵩的末日》时，方舟子几乎抄红了眼——这也是该文过长、以致不得不分为上、下两篇的主要原因——，因此抄袭痕迹触目皆是。如果谁不相信，那就看看该文的第一段话：

“嘉靖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晚上，皇帝居住的西苑永寿宫忽然起了大火。大明的宫殿经常莫名其妙地起火灾，但这次失火的原因却很清楚，是因为嘉靖皇帝酒后跟宫姬在貂帐里玩烟火，火势蔓延开去，把永寿宫烧个一干二净。”

这是《严嵩传》第二十一章《败落》第三节《失宠》的开头两段话：

“嘉靖四十年冬季，一场火灾进一步加深了皇帝与严嵩的裂痕。

“嘉靖二十一年，宫女杨金英等谋杀皇帝未遂，史称‘宫闱之变’。自此嘉靖皇帝对大内心怀恐惧，长期移居西苑永寿宫，建蘸迎仙。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夜晚，皇帝酒后与所宠宫姬尚美人在貂帐内玩弄烟火，延燃他物，大火顿起，永寿宫付之一炬。”【22, pp.343-344】

再看看方文的第二段话：

“皇帝暂时搬到了玉熙殿，见那里又狭窄又潮湿，很不满意，便宣召内阁首辅严嵩和次辅徐阶询问怎么办。”

这是《严嵩传》中接下来的话：

“火后，皇帝暂住玉熙殿，狭隘潮湿。……皇帝问严嵩的意见。……皇帝转而询问次相徐阶。”【22, p.344】

如上所述，《严嵩的末日》倒数第二句话抄自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

总之，在《严嵩的末日》的5418个字、172句话中，说它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抄来的，方舟子肯定会撒泼反咬；但是，说《严嵩的末日》的23个自然段里，每一段都藏有一件或几件赃物，却万无一失。换句话说就是，“语文状元”方舟子或许有“造句”的能力，但要他不偷不盗地写出一段完整的段落，不仅是强他所难，在很多时候还是mission impossible。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从2001年起他就被人视为文贼，但他却一直把文贼做到今天的真实原因。好笑的是，早在十年前，因为其文贼历史在中国平面媒体上曝光，他就大耍其“天下第一泼夫”伎俩——其核心技术就是“把自己的脸皮抓破，把自己的衣服扯烂，把自己的裤子脱下，然后当众嚎啕大喊：‘出人命了，要打出人命来了！’”【154】——，说笔者“要证明我的所有科普文章都是抄的”【155】、“正到处告我所有文章都是抄的”【156】、“多年来天天在网上指控我科普文章都是抄的”【157】。实际上，直到2019年，他还在这样做：

“著名‘方学家’亦明写过几千万字文章证明我的文章都是抄的”。【158】

显然，方舟子心里非常清楚，“我的文章绝大多数都是抄的”这个事实早晚要大白于天下，所以他就使出了这个恶人先告状的招术，其目的，就是要用“我的绝小少数文章不是抄的”这个事实来否定我的全部论证，从而得出“我的文章都【不】是抄的”这个结论。这与他在抄袭剽窃之际自作聪明地制造一些“细微差别”完全是同样的心理和思路，所谓的“欲盖弥彰”。

方舟子的中文写作主要靠抄袭，他的英文写作则连抄袭都不会。原来，早在上个世纪，方舟子就冒充“英语奇才”，对别人的英文写作或者翻译作品指手画脚评头品足。【159】进入新世纪之后，方舟子更是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位留美十三年的美国博士”，以此当作自己拥有超高英语水平的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证据”。【160】可是，即使是在“留美三十年”后的今天，“美国博士”方舟子仍旧写不出来一条完整的英文帖子——他在美国穷极无聊，不知羞耻地在推特上“给《纽约时报》做校对”【161】，全都是用中文发帖，也是专门做给中国人看的，其目的，一是要唬弄傻瓜方粉，让他们相信自己的教主确实英语了得；二是向大牌方粉摇尾乞怜，希望他们能把自己推荐给《纽约时报》，好让这家美国“大报”雇佣他这位“皇家读者”【162】，当一个拿薪在编的真“校对”。所以说，方舟子的生存之路实际上只有两条：一条是当“文抄公”，另一条是当“打假斗士”。可惜的是，他的这两条路都没有走通。

原来，早在十多年前，我就掌握了破获方舟子明史抄袭案的“绝招”，那就是专门从他的的引文入手。前面提到，方舟子在1994年初曾写过一篇《国子的监狱》，它是方舟子在《新语丝》月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明史文章，其中引起我的疑心的地方，就是该文末尾的这句话：

“本文所引史料参见《明史》‘选举志一’、‘礼志四’、‘宋讷传’、‘钱唐传’，《明会要》卷二十五、三十七，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三十二，以及吴晗《朱元璋传》（一九四九年版）第四章第三节等书，不一一注明。”【163】

我逐一查阅了这些文献，发现前七篇文献全都是他从第八篇文献——即“吴晗《朱元璋传》（一九四九年版）第四章第三节”，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第五章《恐怖政治》第一节《大屠杀》”——抄来的，并且，他在抄袭之际或者出现抄袭错误或产生理解错误。最终，我证明方舟子在那篇文章中犯下了四类共二十条与吴晗相同的“技术性错误”：

一、抄录、史实错误，与吴晗相同（5条）；

二、理解错误，与吴晗相同（6条）；

三、歪曲事实，与吴晗相同（4条）；

四、史料互讹或阙如，但方舟子却与吴晗相同（5条）。【164】

对于我的这篇文章，与对我的绝大多数文章一样，自称“我打击学术腐败，主要靠的是一种人格的力量”、扬言对“败坏我的声誉”的人“暴露一个我就揭露一个”【165】的“打假斗士”，连口大气都没敢喘、连个响屁都没敢放。也就是说，方舟子连“斗士”都是假的，遑论“打假斗士”！

在发现“方舟子抄袭张显清案”之前，已经证实的方舟子抄袭案已经达到122起。【166】而在那一百多起抄袭案中，他在1995年犯下的“袭师案”——即抄袭其就读学校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鲁特-伯恩斯坦（Robert Root-Bernstein, 1953-）的文章，写成他自己的第一篇“科学哲学”论文，《科学是什么》【167】——，影响最大：它不仅是名副其实的“臭名昭著”、“臭名远洋”，它还让方舟子付出了最为惨重的代价，那就是被《中国青年报》一脚踢出由他掌控了长达七年的“一言堂”【168】。本来，在发现“方舟子袭师案”之时，我就产生了“观止矣”之叹。但很快，我就发现，方舟子不仅“欺师”，他还“灭祖”，即对被他称为“老祖父”之人，他也照抄不误。【169】而“方舟子抄袭张显清案”的发现，让我第N次大开眼界：方舟子的抄袭剽窃，没有底线，没有止境，没有禁区，更没有任何顾虑，名副其实的“肆无忌惮”。事实是，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曾有哪个文贼将一对师生当作自己的行窃对象——张显清在《严嵩传》的前言和后记中都提到自己与吴晗的师生关系，所以方舟子在抄袭《严嵩传》时，不可能不知道自己是在“通剽师生”。从这个意思上说，方文贼不仅是“空前”的，并且极可能是“绝后”的，因为随着反抄袭力度的提高和增强，天下文贼终将绝种。

最好笑的是，方舟子明明是人类历史上最猖狂、最不要脸的头号文贼，但他却一直以打击别人的抄袭剽窃为己任，即使是在自己的文贼嘴脸世人皆知、举世皆知的今天，他仍在动辄以“打假斗士”的嘴脸宣判谁谁是“剽窃犯”、谁谁是“抄袭大王”。【170】事实是，早在本世纪初，方舟子就曾根据合肥工业大学杨敬安教授在五篇论文中抄袭了三百多个英文单词这个事实，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如果我们再仔细检查杨敬安的其他论文，还可以发现抄袭。这个人的学术成果、学术地位，都是抄出来的。”【171】

按照“打假斗士”方舟子的这个“打假”逻辑，我们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方舟子的一切都是抄出来的”，因为不论是从抄袭数量的庞大还是性质的恶劣，杨敬安与方舟子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小鬼见阎王”：

 “仅《“智商”的误区》一文，他就抄袭了三千多英文单词，这些英文被方舟子转换成了四千多汉字，并且被他贩卖了至少五次！”【172】

所以说，方舟子虽然走“文贼”、“斗士”这两条路都以失败告终，但他走“文贼加斗士”这条路还算是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因为那至少是让他在中国当了十多年网红，并且骗取了足以购买美国豪宅的“稿费”和“版税”——据他自己说，“我稿酬那么高，版税也不低”，因此“买了一栋400万人民币的房子……是很正常的”。【173】现在当然谁都知道，他的“稿费”和“版税”到底是怎么来的。

本来，依靠自己的后台，如那个“邪教办公室”和“中国科邪”，方舟子完全可以把自己的贼喊捉贼生意一直做下去、甚至做到死。但其邪恶本性，即宁可不利己也要立意、刻意、恶意损人、伤人、害人，直至把对方逼的走投无路，终于惹得天怒人怨。而他目前的处境，即如阴间厉鬼般地每天在网上发出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恶毒“咒诅”和詈骂，并妄图以此苟延残喘，远不是他的“最后的结局”。对此，宣称自己“敏感”得如同一只能够预知地震来临的“小老鼠”的方舟子【174】，肯定早已产生了相应的“预感”，就像四百年前“突然焕发了诗的青春，一路南回一路吟唱”的严嵩一样。实际上，他现在之所以要每日在荒野之中狼奔豕突，就是在下意识地躲避那不可避免的“结局”。

顺便提一下易中天。在论证“方舟子抄袭樊树志”时，我就注意到易中天的《中华史》存在抄袭现象，证据就是他把樊树志的一些技术性错误抄进了《严嵩与张居正》这本书。【7】现在看来，易中天抄袭的对象并不仅仅限于樊树志，而且还包括张显清甚至方舟子，因为在《严嵩与张居正》中，他也和张显清、方舟子一样，把严嵩的“不可以忍”写成“不可一忍”；把严嵩的建议说成是“移驾南城重华宫”；把徐阶所说的“余材”写成“余料”；把林润的话断成“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175】最好笑的是，他还煞有介事地给“永寿宫”这三个字加了这样一个注：

“永寿宫，也有史料写作万寿宫，但据《明史·徐阶传》，可知本名永寿宫，万寿宫系改名。”【175】

事实是，《明史·徐阶传》明明写着这样的话：

“帝所居永寿宫灾，徙居玉熙殿，隘甚，欲有所营建，以问嵩。嵩请还大内，帝不怿。问阶，阶请以三殿所余材，责尚书雷礼营之，可计月而就。帝悦，如阶议。命阶子尚宝丞璠兼工部主事，董其役，十旬而功成。帝即日徙居之，命曰万寿宫。”【34, p.5634】

也就是说，易中天在炮制其“中华史”时，连《明史》都不看——其脸皮之厚，直追方舟子。

实际上，易中天的抄袭对象很可能就是方舟子，而不是樊树志或张显清，因为他也和方舟子一样，把徐阶敷衍严嵩家人的故事说成是“徐阶立即避席，连连说：不敢当，不敢当！” 也和方舟子一样，在严嵩的“不可一忍”之后，加上了“正是铅汞中毒的症状。”这样的相同，出于巧合的几率不是趋近于零，而是等于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