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機械派”的“二月決議”

幾乎與《布爾什維克》雜誌遞交接力棒同時，1924年年底，《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發表了一篇批評斯捷潘諾夫的文章，指責其新著《歷史唯物主義與現代自然科學》（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изм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е: марксизм и ленинизм）一書 “將作為一種特殊的科學或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辯證唯物主義取消了。這種取消意味着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嚴重貶低。”【154】

緊接着，1925年2月，前面提到的那個“國立季米里亞澤夫科學研究所”召開了一個研討會，專門討論斯捷潘諾夫的新著。“國立季米里亞澤夫科學研究所”實際上只是一個簡稱，其全稱是“從事辯證唯物主義的自然科學基礎研究與宣傳的國立季米里亞澤夫科學研究所”。【155】僅看這個名稱即可知道，它是蘇維埃政權建立的紅色科研機構，而“季米里亞澤夫”（Климент Аркадьевич Тимирязев, 1843-1920）則是俄羅斯著名生物學家、農學家、達爾文進化論的堅決支持者。換句話說就是，這個研究所是當時蘇聯紅色科學家的聚集地，其中堅，就是“季米里亞澤夫”的兒子、物理學家阿卡迪·季米里亞澤夫，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個在1922年因為批判相對論而受到列寧表揚的那個人，他也是1925年這次研討會的主要發言人。

根據會後出版的會議錄【156】，在召開研討會之前，會議主持者曾特意向斯坦發出邀請，但他卻沒能到會。【157】實際上，整個“哲學幫”也只派出一人出席那次會議，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列文（Макс Людвигович Левин, 1885-1937），此人雖然後來被方舟子認證為“遺傳學家”【158】，但其真實身份卻是一個德裔俄國“革命家”、一個不折不扣的“萬金油”—— 喬拉夫斯基雖然知道他擁有解剖學博士學位，但卻自始至終沒有捨得送給他一個“生物學家”的頭銜，而是稱他為“德國難民哲學家”（refugee German philosopher）。【159】

簡言之，在那場研討會上，儘管列文擺出一副舌戰群儒的姿態大唱“馬克思主義包含一切科學，是我們整個世界觀的基礎，因而也是自然科學的方法論”的高調、繼續指責“斯捷潘諾夫同志在其報告中迴避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唯物主義中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最根本的東西，即我們偉大導師的唯物主義是辯證唯物主義”【160】，但會議的主流卻是會議錄編輯寫下的這句話：

“我們深信，機械自然科學本身就是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必要組成部分，也是馬克思主義思想最重要的先決條件之一”。【161】

在當時，所謂“機械自然科學”就是以物理學為代表的自然科學的全部；而上面這句話實際上來自老季米里亞澤夫的名言，“科學的本身就是哲學”。【162】它也是對“二斯辯論”的關鍵問題——自然科學到底是否需要哲學的指導？——的一個最響亮、最簡潔、也最有力的回答。果然，那次會議做出了一項決議：

“國立季米里亞澤夫研究所理事會的公開會議歡迎斯捷潘諾夫這本書出現。理事會認為，儘管這本書含有一些在自然科學中具體問題上容易糾正的錯誤，但它相當正確地闡明了機械自然科學的基礎，並正確地概述了它與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的聯繫。”【163】

這相當於“機械派”的正式形成。而這一派的主要觀點，被上面提到的那份托派刊物《動力》上面的一篇文章總結得非常清楚：

“理論的自然科學，不需要有一種總的理論與方法基礎的論斷。因此也不能先拿辯證的唯物論為研究自然科學的哲學基礎。‘科學的本身就是哲學，’這是他們共同的口號。他們說：‘我們研究自然界與社會中的具體事實與現象，應當研究到此種程度，就是使辯證過程從其物象本身中自己暴露出來。’不以唯物的辯證法為工具來研究自然科學，而是從每一個具體的自然事實中發現和取得辯證法，檢驗辯證法，估定辯證法，這是所謂機械論者的共同立場。”【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