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將挑戰

1924年，聯共（布）中央主辦的雜誌《布爾什維克》第11期發表了一篇書評，標題是《關於霍爾特和斯捷潘諾夫同志的錯誤》。【31】作者名叫斯坦（Ян Эрне́стович Стэн, 1899-1937），他批評的那本書名為《歷史唯物主義》，作者是荷蘭詩人、著名社會主義者霍爾特（Herman Gorter, 1864- 1927）。在當時，幾乎沒人知道這個斯坦是何許人也，只是到了後來，人們才知道，他出身於拉脫維亞一個工人家庭， 12歲前給人放羊，13歲開始給富農打工，15歲加入俄羅斯社會民主青年團，16歲第一次聽說列寧，17歲被捕入獄，1921年成為新成立的紅色教授學院（Институ́т кра́сной профессу́ры）哲學系的第一批學生，1924年剛剛畢業。【32】據斯大林後來說，斯坦是卡列夫的學生。【33-34】而卡列夫則是德波林最得意的門生之一，入學不到一年就被德波林評價為“才華橫溢、頭腦敏銳、學識淵博”。【35】可想而知，卡列夫對乃師德波林也是忠心耿耿，視為精神領袖。【36】1926年，在盤點雙方陣營時，德波林列出了己方的11員大將，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斯坦，卡列夫排在第五位。【37】1930年，德波林幫遭到米丁等人的突襲，他於是又率領手下九大金剛奮力反擊，斯坦在九大金剛之中名列第二，卡列夫名列第三。【38】所以，後來接替德波林領導蘇聯哲學界、思想界的米丁（Марк Бори́сович Ми́тин, 1901-1987）後來在流傳極廣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39】一書中獨獨將他們三人拎出來，當作“孟什維克式唯心主義”的典型。【40】顯然與此有關，這兩位大弟子都沒能逃過大清洗，而德波林雖然保住了性命，但在整個斯大林時代他都必須夾着尾巴“苟活着”。

霍爾特的《歷史唯物主義》於1909年首次問世，原名為《歷史唯物主義：講給工人聽》。【41】這本書當年就被譯成德文，由考茨基作序出版。【42】在1924年以前，它先後被譯成多種語言，包括中文——據說李達和毛澤東就是通過這本書來學習歷史唯物論的。【43】該書的俄文版於1919年出版，譯者是蘇聯老革命、新聞出版界要人斯捷潘諾夫（筆名И. Степанов，實名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Скворцо́в-Степа́нов, 1870-1928），他對當時蘇聯的同類“馬普”書籍深感不滿，認為它們都是寫給知識分子看的；而霍爾特的書，恰如其書名所示，是說給工人階級聽的，於是特意將之譯成俄文並且作序推薦。【44】到了1924年，《歷史唯物主義》的俄文第二版出版，斯捷潘諾夫感到該書有所不足，於是將自己的新作，題為《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自然科學》（Марксист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и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е），當作該書的附錄隨之出版。【45】斯捷潘諾夫做夢都不會想到，自己的文章不僅連累了霍爾特的書，而且還引發了蘇聯哲學界的第一場大戰。

一場荷蘭人挑起的蘇聯內戰

1919年，荷蘭人霍爾特的《歷史唯物主義》一書被譯成俄文在蘇聯出版，它在1920年被譯成日文、1921年被譯成中文。1924年，蘇聯出版了該書的俄文第二版，譯者斯捷潘諾夫將自己的新作《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自然科學》當作該書的附錄一併印出。而就是這篇附錄，導致“辯證派”的發難，一場持續了五年之久的“機械—辯證”大論戰就此爆發。上圖從左至右分別為該書俄文1919年版、日文1920年版扉頁、中文1921年版、俄文1924年版封面。

按照斯坦的說法，在馬克思主義者中，有一個非常糟糕的習慣，即他們只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某個部分而不是全部；因此，霍爾特那本書的“根本罪過”（Основным грехом）就在於作者未能理解哲學唯物主義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所以該書完全無視辯證唯物論的存在——“在整本書中，霍爾特連一個字都沒有提到辯證法和辯證的方法”。【46】而儘管斯捷潘諾夫的那篇附錄是要糾正霍爾特的這個缺點，但它卻犯下了另一個錯誤，即宣揚機械唯物論：

“斯捷潘諾夫同志知道，不做唯物主義者就不能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但鑑於他對辯證唯物主義與其他形式的唯物主義的關係缺乏清晰的認識，他不得不走機械唯物主義的道路。斯捷潘諾夫同志和霍爾特一樣，只知道一種唯物主義——機械唯物主義。”【47】

按照慣例，不論是國際的，還是蘇聯的，書評的標題就是被評之書的書名。但斯坦卻以“霍爾特和斯捷潘諾夫的錯誤”為標題，因此相當於把自己的文章當成了判決書。因為《布爾什維克》是布爾什維克中央的機關刊物，所以布爾什維克中央機關報《真理報》對其每期的內容都要予以介紹，這相當於將斯坦的判決書在更大的範圍內進行了二次傳播。可想而知，老革命斯捷潘諾夫——1922年，列寧親自為他的一本書作序，不僅稱讚他“對最困難和最重要的問題進行了非常成功的闡述”而且還表揚他“決定不為知識分子寫書，而是為勞動人民寫書”【48】；六年後，斯捷潘諾夫去世，斯大林親自撰文紀念，其中說他“在我們的隊伍中戰鬥了幾十年，經受了一個職業革命家的所有磨難。成千上萬的同志知道他是年齡最大、聲望最高的馬克思主義者作家之一。他也以十月革命的最積極的參加者聞名於世。最後，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名為黨的列寧式統一和鋼鐵般團結而鬥爭的最忠誠的戰士”【49】——，會是多麼的老羞成怒。果然，老革命撰寫了一篇怒氣沖沖的反駁文章，題為《關於斯坦同志“發現並且指正”的我的錯誤》【50】，其核心內容就是指責斯坦誤讀了恩格斯：恩格斯批判的是十七、十八世紀的機械論，而自己宣揚的則是十九世紀的機械論，但斯坦卻“將自己還原到簡單地重複恩格斯的相關論述，然後想象它們與現代機械論觀點有什麼關係”。【51】斯捷潘諾夫揮出的最致命的武器，就是剛剛出版的馬、恩合著《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章中的這段話：

“思辨終止的地方，即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的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實證的科學開始的地方。關於意識的空話將銷聲匿跡，它們一定為真正的知識所代替。對現實的描述會使獨立的哲學失去生存環境，能夠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過是從對人類歷史發展的觀察中抽象出來的最一般的結果的綜合。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52】

在摘錄這段話時，斯捷潘諾夫還插入了兩段評論，其中尤以放在引文結尾處的評論最為有力：“這如果不是在否認與科學分離和孤立的‘哲學思考’，那又是什麼？”【53】

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的哲學著作屈指可數，而《德意志意識形態》就是其中之一——它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成的標誌”【54】、它“首次表明馬克思主義哲學是與其他任何哲學不同的哲學”【55】。但這本書的命運卻比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還要悲慘：該書寫於1845-1846年，但其完整版本的問世，卻是在八十六年後的1932年，比《自然辯證法》還晚七年。在那之前，該書的第一部分在1924年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一卷中發表【56】，這就是斯捷潘諾夫的來源。還需要指出的是，雖然該書命運多舛，但那些“辯證唯物主義者”們卻沒有將之當作伯恩斯坦的罪行之一，而他壓下《自然辯證法》手稿卻一直被那些人視為他的滔天罪行。實際上，在德波林那本厚厚的《哲學與政治》一書中，《德意志意識形態》只被引用了一次。【57, с.484】

出乎“老斯”意料的是，“小斯”不僅沒有被自己的全力反擊嚇倒，恰恰相反，他馬上就回敬了一篇文章，標題就是《論斯捷潘諾夫同志是如何迷失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引文中的》【58】，其訣竅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就像“老斯”力證自己的機械觀與恩格斯批判的機械觀不是一碼事一樣，“小斯”也長篇大論地證明，馬克思所反對的是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形而上學哲學，而馬克思主義則是（無產階級）唯物主義辯證哲學——因此可以高居自然科學之上。“小斯”的這個觀點，在半個世紀後被中國自然辯證法學派全盤繼承——這是龔育之針對馬、恩那段話的評論：

“（馬克思）這裡說的‘哲學’，是指唯心主義的思辨的哲學。”【59】

這句話的好笑之處就在於，它暗示“唯物主義哲學”不是“思辨的哲學”。

其實，在當時，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尚未出版，所以“小斯”最初只引用了恩格斯的《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而“老斯”則不僅引用了剛剛問世的《神聖家族》、《德意志意識形態》，而且還大量引用《反杜林論》。換句話說就是，按照“老斯”的理解，恩格斯完全站在自己的一邊，所以他才會在《歷史唯物主義》一書附錄中說這樣的話：

“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必須直接地公開地承認，自己接受這種所謂的機械論的自然觀，這種對自然的機械理解”。【60】

而在批駁小斯時，“老斯”還加上了這樣一句話：

“一個自詡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人不僅拒絕這些觀點，他還試圖在黨的眼中抹黑這些觀點，真是讓人瞠目結舌。”【61】

這是“小斯”的回擊：

“斯捷潘諾夫同志，……在您的整個後記中，您並沒有提出辯證唯物主義與現代自然科學的關係問題，而只是提出了歷史唯物主義與自然科學的關係問題。對你來說，一方面是對自然的機械理解，你稱之為‘機械唯物主義’，另一方面是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哲學以方法論的形式被你拋棄了。你要麼必須接受‘二元方法論’，即對自然現象的機械解釋和對社會過程的辯證解釋，要麼必須始終如一地轉向對社會生活的機械解釋。選擇一個機械序列或開始吃折衷主義的稀粥。沒有第三種方法。祝賀斯捷潘諾夫同志過渡到一種新型食物！”【62】

簡言之，那場“二斯論戰”，就像是四十年後中國文革期間盛行的“語錄戰”一樣，雙方全都手捧“紅寶書”，但對“紅寶書”的理解和解釋卻截然不同。而這恰恰就是“辯證法”的妙處所在——勝利者永遠都是嘴巴更大、喇叭更響的那一方，而“道理”在辯論中則一錢不值。所以，德國哲學家克朗納（Richard Kroner, 1884-1974）說，黑格爾是一位非理性主義者，他將辯證法方法化，將非理性主義理性化，辯證思維是理性—非理性思維。【63】顯然，面對着一個在“理性—非理性”二元世界中穿梭往返的“非理性主義者”，任何人都會產生“望塵莫及”、“望洋興嘆”、“徒呼奈何”的感覺。所以，一個人越是喜歡玩弄權術，他就會越是喜歡辯證法，因為它是一把開啟權力大門、掌握絕對真理的金鑰匙——杜娜葉夫斯卡婭說，“如果黑格爾從來就不曾存在過，列寧必將發明出來一個黑格爾”【64】，就是這個意思。 同樣，金雁也說：

“早期蘇聯的政策在摸索中前進，對馬恩的文本還是比較重視的，尤其是在‘理想’還沒有完全消退之前。但是他們發現面臨着一個遵循和脫離的兩難選擇：凡是照老祖宗的話去辦的時候就會危及到政權，凡是放棄它去緊抓政權的時候，又會背離馬克思的‘初心’。久而久之，他們摸索出一套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背離馬思想的策略。而且每一任新的領導人要創造另一套話語系統，以顯示自己的高明，這樣導致觀念以及用詞的轉換，都缺乏必要的邏輯性和連貫性。處理這種‘尷尬’的關鍵就是大肆弘揚列寧的‘辯證法’。”【65】

平心而論，在“二斯論戰”之間，牧羊童出身的“小斯”明顯占據上風——僅從文章的長度而言，後者就是前者的兩、三倍。蘇聯解體前，蘇聯一家雜誌刊載了作家波列夫（Ю́рий Бори́сович Бо́рев, 1925-2019）編撰的斯大林軼事笑話集，其中一條說，斯坦曾被斯大林請去給自己講授黑格爾哲學，而斯坦則因斯大林的理解能力太差而揪着他的衣領朝他吼叫。【66】不論這個傳說是否屬實，它都說明，這位“工農兵大學生”確實有兩把刷子。而從他後來幾乎置身事外——直到1929年4月宣布“辯證派”取得徹底勝利的“勝利大會”上才露面，並且是僅次於德波林的壓軸發言人【67, с.173-180】——這一事實來判斷，他當初挑起戰端不大可能是靈機一動、心血來潮的孤立事件，而更像是有組織、有預謀、有計劃、有目標的集體行動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