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将挑战

1924年，联共（布）中央主办的杂志《布尔什维克》第11期发表了一篇书评，标题是《关于霍尔特和斯捷潘诺夫同志的错误》。【31】作者名叫斯坦（Ян Эрне́стович Стэн, 1899-1937），他批评的那本书名为《历史唯物主义》，作者是荷兰诗人、著名社会主义者霍尔特（Herman Gorter, 1864- 1927）。在当时，几乎没人知道这个斯坦是何许人也，只是到了后来，人们才知道，他出身于拉脱维亚一个工人家庭， 12岁前给人放羊，13岁开始给富农打工，15岁加入俄罗斯社会民主青年团，16岁第一次听说列宁，17岁被捕入狱，1921年成为新成立的红色教授学院（Институ́т кра́сной профессу́ры）哲学系的第一批学生，1924年刚刚毕业。【32】据斯大林后来说，斯坦是卡列夫的学生。【33-34】而卡列夫则是德波林最得意的门生之一，入学不到一年就被德波林评价为“才华横溢、头脑敏锐、学识渊博”。【35】可想而知，卡列夫对乃师德波林也是忠心耿耿，视为精神领袖。【36】1926年，在盘点双方阵营时，德波林列出了己方的11员大将，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斯坦，卡列夫排在第五位。【37】1930年，德波林帮遭到米丁等人的突袭，他于是又率领手下九大金刚奋力反击，斯坦在九大金刚之中名列第二，卡列夫名列第三。【38】所以，后来接替德波林领导苏联哲学界、思想界的米丁（Марк Бори́сович Ми́тин, 1901-1987）后来在流传极广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39】一书中独独将他们三人拎出来，当作“孟什维克式唯心主义”的典型。【40】显然与此有关，这两位大弟子都没能逃过大清洗，而德波林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在整个斯大林时代他都必须夹着尾巴“苟活着”。

霍尔特的《历史唯物主义》于1909年首次问世，原名为《历史唯物主义：讲给工人听》。【41】这本书当年就被译成德文，由考茨基作序出版。【42】在1924年以前，它先后被译成多种语言，包括中文——据说李达和毛泽东就是通过这本书来学习历史唯物论的。【43】该书的俄文版于1919年出版，译者是苏联老革命、新闻出版界要人斯捷潘诺夫（笔名И. Степанов，实名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Скворцо́в-Степа́нов, 1870-1928），他对当时苏联的同类“马普”书籍深感不满，认为它们都是写给知识分子看的；而霍尔特的书，恰如其书名所示，是说给工人阶级听的，于是特意将之译成俄文并且作序推荐。【44】到了1924年，《历史唯物主义》的俄文第二版出版，斯捷潘诺夫感到该书有所不足，于是将自己的新作，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Марксист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и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е），当作该书的附录随之出版。【45】斯捷潘诺夫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的文章不仅连累了霍尔特的书，而且还引发了苏联哲学界的第一场大战。

一场荷兰人挑起的苏联内战

1919年，荷兰人霍尔特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被译成俄文在苏联出版，它在1920年被译成日文、1921年被译成中文。1924年，苏联出版了该书的俄文第二版，译者斯捷潘诺夫将自己的新作《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当作该书的附录一并印出。而就是这篇附录，导致“辩证派”的发难，一场持续了五年之久的“机械—辩证”大论战就此爆发。上图从左至右分别为该书俄文1919年版、日文1920年版扉页、中文1921年版、俄文1924年版封面。

按照斯坦的说法，在马克思主义者中，有一个非常糟糕的习惯，即他们只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某个部分而不是全部；因此，霍尔特那本书的“根本罪过”（Основным грехом）就在于作者未能理解哲学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所以该书完全无视辩证唯物论的存在——“在整本书中，霍尔特连一个字都没有提到辩证法和辩证的方法”。【46】而尽管斯捷潘诺夫的那篇附录是要纠正霍尔特的这个缺点，但它却犯下了另一个错误，即宣扬机械唯物论：

“斯捷潘诺夫同志知道，不做唯物主义者就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鉴于他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其他形式的唯物主义的关系缺乏清晰的认识，他不得不走机械唯物主义的道路。斯捷潘诺夫同志和霍尔特一样，只知道一种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47】

按照惯例，不论是国际的，还是苏联的，书评的标题就是被评之书的书名。但斯坦却以“霍尔特和斯捷潘诺夫的错误”为标题，因此相当于把自己的文章当成了判决书。因为《布尔什维克》是布尔什维克中央的机关刊物，所以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对其每期的内容都要予以介绍，这相当于将斯坦的判决书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了二次传播。可想而知，老革命斯捷潘诺夫——1922年，列宁亲自为他的一本书作序，不仅称赞他“对最困难和最重要的问题进行了非常成功的阐述”而且还表扬他“决定不为知识分子写书，而是为劳动人民写书”【48】；六年后，斯捷潘诺夫去世，斯大林亲自撰文纪念，其中说他“在我们的队伍中战斗了几十年，经受了一个职业革命家的所有磨难。成千上万的同志知道他是年龄最大、声望最高的马克思主义者作家之一。他也以十月革命的最积极的参加者闻名于世。最后，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名为党的列宁式统一和钢铁般团结而斗争的最忠诚的战士”【49】——，会是多么的老羞成怒。果然，老革命撰写了一篇怒气冲冲的反驳文章，题为《关于斯坦同志“发现并且指正”的我的错误》【50】，其核心内容就是指责斯坦误读了恩格斯：恩格斯批判的是十七、十八世纪的机械论，而自己宣扬的则是十九世纪的机械论，但斯坦却“将自己还原到简单地重复恩格斯的相关论述，然后想象它们与现代机械论观点有什么关系”。【51】斯捷潘诺夫挥出的最致命的武器，就是刚刚出版的马、恩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中的这段话：

“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52】

在摘录这段话时，斯捷潘诺夫还插入了两段评论，其中尤以放在引文结尾处的评论最为有力：“这如果不是在否认与科学分离和孤立的‘哲学思考’，那又是什么？”【53】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哲学著作屈指可数，而《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是其中之一——它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标志”【54】、它“首次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与其他任何哲学不同的哲学”【55】。但这本书的命运却比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还要悲惨：该书写于1845-1846年，但其完整版本的问世，却是在八十六年后的1932年，比《自然辩证法》还晚七年。在那之前，该书的第一部分在1924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一卷中发表【56】，这就是斯捷潘诺夫的来源。还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该书命运多舛，但那些“辩证唯物主义者”们却没有将之当作伯恩斯坦的罪行之一，而他压下《自然辩证法》手稿却一直被那些人视为他的滔天罪行。实际上，在德波林那本厚厚的《哲学与政治》一书中，《德意志意识形态》只被引用了一次。【57, с.484】

出乎“老斯”意料的是，“小斯”不仅没有被自己的全力反击吓倒，恰恰相反，他马上就回敬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论斯捷潘诺夫同志是如何迷失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引文中的》【58】，其诀窍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像“老斯”力证自己的机械观与恩格斯批判的机械观不是一码事一样，“小斯”也长篇大论地证明，马克思所反对的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哲学，而马克思主义则是（无产阶级）唯物主义辩证哲学——因此可以高居自然科学之上。“小斯”的这个观点，在半个世纪后被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全盘继承——这是龚育之针对马、恩那段话的评论：

“（马克思）这里说的‘哲学’，是指唯心主义的思辨的哲学。”【59】

这句话的好笑之处就在于，它暗示“唯物主义哲学”不是“思辨的哲学”。

其实，在当时，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尚未出版，所以“小斯”最初只引用了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而“老斯”则不仅引用了刚刚问世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而且还大量引用《反杜林论》。换句话说就是，按照“老斯”的理解，恩格斯完全站在自己的一边，所以他才会在《历史唯物主义》一书附录中说这样的话：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直接地公开地承认，自己接受这种所谓的机械论的自然观，这种对自然的机械理解”。【60】

而在批驳小斯时，“老斯”还加上了这样一句话：

“一个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人不仅拒绝这些观点，他还试图在党的眼中抹黑这些观点，真是让人瞠目结舌。”【61】

这是“小斯”的回击：

“斯捷潘诺夫同志，……在您的整个后记中，您并没有提出辩证唯物主义与现代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而只是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对你来说，一方面是对自然的机械理解，你称之为‘机械唯物主义’，另一方面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方法论的形式被你抛弃了。你要么必须接受‘二元方法论’，即对自然现象的机械解释和对社会过程的辩证解释，要么必须始终如一地转向对社会生活的机械解释。选择一个机械序列或开始吃折衷主义的稀粥。没有第三种方法。祝贺斯捷潘诺夫同志过渡到一种新型食物！”【62】

简言之，那场“二斯论战”，就像是四十年后中国文革期间盛行的“语录战”一样，双方全都手捧“红宝书”，但对“红宝书”的理解和解释却截然不同。而这恰恰就是“辩证法”的妙处所在——胜利者永远都是嘴巴更大、喇叭更响的那一方，而“道理”在辩论中则一钱不值。所以，德国哲学家克朗纳（Richard Kroner, 1884-1974）说，黑格尔是一位非理性主义者，他将辩证法方法化，将非理性主义理性化，辩证思维是理性—非理性思维。【63】显然，面对着一个在“理性—非理性”二元世界中穿梭往返的“非理性主义者”，任何人都会产生“望尘莫及”、“望洋兴叹”、“徒呼奈何”的感觉。所以，一个人越是喜欢玩弄权术，他就会越是喜欢辩证法，因为它是一把开启权力大门、掌握绝对真理的金钥匙——杜娜叶夫斯卡娅说，“如果黑格尔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列宁必将发明出来一个黑格尔”【64】，就是这个意思。 同样，金雁也说：

“早期苏联的政策在摸索中前进，对马恩的文本还是比较重视的，尤其是在‘理想’还没有完全消退之前。但是他们发现面临着一个遵循和脱离的两难选择：凡是照老祖宗的话去办的时候就会危及到政权，凡是放弃它去紧抓政权的时候，又会背离马克思的‘初心’。久而久之，他们摸索出一套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背离马思想的策略。而且每一任新的领导人要创造另一套话语系统，以显示自己的高明，这样导致观念以及用词的转换，都缺乏必要的逻辑性和连贯性。处理这种‘尴尬’的关键就是大肆弘扬列宁的‘辩证法’。”【65】

平心而论，在“二斯论战”之间，牧羊童出身的“小斯”明显占据上风——仅从文章的长度而言，后者就是前者的两、三倍。苏联解体前，苏联一家杂志刊载了作家波列夫（Ю́рий Бори́сович Бо́рев, 1925-2019）编撰的斯大林轶事笑话集，其中一条说，斯坦曾被斯大林请去给自己讲授黑格尔哲学，而斯坦则因斯大林的理解能力太差而揪着他的衣领朝他吼叫。【66】不论这个传说是否属实，它都说明，这位“工农兵大学生”确实有两把刷子。而从他后来几乎置身事外——直到1929年4月宣布“辩证派”取得彻底胜利的“胜利大会”上才露面，并且是仅次于德波林的压轴发言人【67, с.173-180】——这一事实来判断，他当初挑起战端不大可能是灵机一动、心血来潮的孤立事件，而更像是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有目标的集体行动的一部分。